“照一张相吗？”
于是我回答说：
“我们穿的是便鞋，可我们不愿你拍下来，因为一旦回到你的家，你会说我们意大利人都穿这种鞋，连皮鞋都未见过。你们那里有印第安人，如果我们给他们照了相，然后说你们美国人头上都佩戴羽毛，就像许多呆头母鸡一样，你会怎么说呢？我是乔恰里亚人，我为此而骄傲，但在你面前，我又是一名意大利妇女，一名罗马女人，请别用你的照相机来让我讨厌。”
终于，他明白了他不应再一意孤行，于是收起了照相机。车子剧烈地晃动，忽而经过梯田山区，忽而穿过脏水湖，进入城里，来到中心广场。
在这里，到处是人群，到处是同样的集市，特别是人群都围着一幢好像是市政大厦的房子。大厦没有倒塌，算得上是个奇迹，但正面有几个窟窿和泥灰脱落的地方。红发士兵一直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也不看我们，只对我们做了个下车的手势。我们下了车。棕色头发士兵也下了车，对我们说稍等一会儿，随即消失在人群中。过了一会儿，他跟另一个穿制服的美国兵回来，那是个意大利血统的年轻人；棕色头发，灰白色眼睛，牙齿雪白而整齐。这人马上说道：
“我会说意大利语。”
他不断地说着自以为是的意大利语，其实，他说的是最粗俗的那不勒斯方言，是那不勒斯港口码头工人说的方言。不过，他还是让我们懂得了他所讲的意思。于是，我对他说道：
“我们两人是罗马人，我们想去罗马。请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才能去罗马。”
他笑了起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唯一的办法是你装扮成士兵模样，登上一辆军用卡车，去为收复罗马而战斗。”
我很失望，问道：
“可你们怎么还没有占领罗马呢？”
他说：
“没有，那里还有德国人。即使我们占领了罗马，在得到有关的命令之前，你也是不能去罗马的。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去。”
我情绪坏透了，又嚷了起来：
“这就是你们的解放吗？这不是像以前一样无家可归、忍饥挨饿，甚至比以前更糟糕吗？”
他耸了耸肩膀，说那是上面的意思，是战争的缘故。但他又补充说，至于忍饥挨饿，这都在预料之中，在他们占领的地方，不会有人饿死。为了证实他的说法，他现在要给我一些吃的东西。事实上，他总是笑容可掬，露出洁白闪光的牙齿，要我们跟他去，于是我们跟在他后面来到市政大厦，我们看到了世界末日式的骚动，人们在一间空旷的白色大房间尽头拥挤成一团，叫喊和抗议。房间里摆着一张长长的柜台，还有一些佩戴白袖章的丰迪人，柜台上摆着一堆堆美国罐头。
意大利血统军官带着我们来到柜台前面，在他的关照下，我们领了许多罐头。我记得，当时他给了我们六七个蔬菜肉罐头，两个鱼罐头，一个圆形的李子酱大罐头，至少有一千克重。我们把罐头放进箱子，挤出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外面，小汽车里的那两个士兵已不见踪影。军官向我们微笑着，行了个漂亮的军礼，走了。
我们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毫无目的地在人群当中转悠。现在箱子里有了那些罐头，我比较宽心了，因为吃是第一位的，这样，我可以很自在地观赏解放了的丰迪的场面。于是我得以目睹一些情况，使我明白现实并不像我们原先在圣泰乌菲米亚山上盼望盟军光临时想的那样。而人们经常谈论的那种丰衣足食生活，事实上并不存在。是的，美国人施舍烟卷和糖果，看来这些东西他们有足够的储藏，而别的东西，他们就显得很吝啬了。说实话，这些美国人的举止我是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们很热情，这倒是真的，因此，人们在各方面都喜欢他们，而不是毫无热情可言的德国人。然而，他们的热情是淡漠而漫不经心的。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让大人烦恼的小孩一样。糖果就是用来使小孩安静下来。有时候，他们也不是热情的。为了让大家有所了解，我要谈谈我经历的一件事情。
进入丰迪市区，必须持有通行证，或者至少是去参加意大利人和美国人正在进行的修复空袭地区的人员。罗赛塔和我在大路上偶然碰上了一个封锁关口，那里有两名士兵和一名下士把守。这时，过来两个意大利人，看得出来，他们是两位绅士，尽管他们也穿得破破烂烂，他们当中一位年岁大的白发老人对下士说道：
“我们是工程师，盟军司令部通知我们今天为那些工程来报到。”
下士是一个壮实汉子，一张面孔像一个握紧的拳头。他说道：
“通行证？”
那两人面面相觑，年岁大的那人说道：
“我们没有通行证……他们通知我们来的……”
这时，下士态度恶劣地吼叫起来：
“你们这个时候才来？你们应该今天早上七点钟跟所有的工人一起来报到。”
“他们是刚才通知我们的。”年轻一点儿的人回答，这是一个约莫四十来岁的人，身材瘦削，举止文雅，非常神经质，就像不时有人把他的脑袋拧向一边，让他得了强直性颈椎病一样。
“胡说，你们都撒谎。”
“你看，你这是怎么说话，这位先生和我，我们是工程师……”比较年轻的那人不满地回答。他还想继续说下去，但下士用话打断了他：
“别说了，你，别说了，傻瓜，如果你不闭嘴，我就给你两记让你闭嘴的大耳光。”
那位较年轻的工程师，就像我说过的，是一个神经质的人，这一番话产生了就像他真的挨了两记大耳光的效果。他的脸变得像纸一样苍白，我当时想他可能会杀了那个下士。幸运的是，那位岁数大的工程师从中调解，好说歹说，他们终于通过了关口。像这样的事情，我那天见到了不少。我应该说明，惹是生非的总是那些意大利血统的美国士兵，而真正的英国血统的美国人，那些金头发的瘦高个，表现却是大不一样，虽然态度冷淡，但很有教养，尊重别人。可这些意大利血统的美国兵实在是不要脸的东西，跟他们简直没法打交道。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非常像意大利人，就想让自己显得跟意大利人不一样，或者表现得比意大利人优越，为了跟意大利人划清界限。他们虐待意大利人，也许是他们从意大利逃到美国去的时候就仇恨意大利，那时他们身无分文，像吉卜赛人一样，也许是他们在美国被人看得一钱不值，而在这里，他们想在一生中能有一次显出自己的价值。总而言之，他们确实是最粗暴最无礼的人。每次我要向美国人提出什么要求，我总是祈祷上帝让我遇上一个美国人，而不要遇上一个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此外，他们声称会说意大利语，其实说的都是意大利南方的某种方言，譬如卡拉布里亚方言、西西里方言或那不勒斯方言，谁听得懂就是好样的。当然，进一步了解他们之后就会发现，他们还是不错的人。可是，第一次跟他们打交道令人十分不愉快。
就这样，我们仍然在废墟之间，在意大利人和士兵中转悠。然后，我们沿着大路走，那里还有一些完好的房子，因为轰炸首先是针对城市的。山峦的棱角伸进平原的地方，大路围着山峦绕了一个弯，突然间我看到了一座小房子，房门敞开着。
我对罗赛塔说道：
“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能不能在这里住下。”
我们登了三级台阶，看见一间完全空着的屋子。也许墙壁曾经粉刷过，但如今已剥落得比牲口圈还要糟糕。在黑烟、剥落的石灰和窟窿之间，有许多用煤炭画的画，裸体女人，女人的脸以及其他一些我说不出口的东西，通常是士兵们在墙壁上画的下流的东西。角落里有一堆灰烬和许多熄灭了的黑木头，说明他们曾在这里生过火。两扇窗户没有玻璃，只有一扇百叶窗。我想，那些燃烧过的木头也许是别人留下来的。我对罗赛塔说，我们将要在这里过两三个晚上。我透过窗口，看见不远处的广场上有一捆稻草，我们可以抱一堆来，不管好坏，做个草窝。被子和床单我们都没有，但天气已经热了，我们可以穿着衣服睡。
说到做到。我们打扫了房间，清除了垃圾，然后，我们跑到广场，抱回足够铺一张床的稻草。我对罗赛塔说道：
“很奇怪，在我们之前竟没有人想到在这间屋子里安身。”
对于这一怪现象的解释，我们是几分钟后在靠近山区的路上闲逛时得到的。离这间屋子不远，有一片开阔地，有几棵树。我们发现，美国人在开阔地摆好了三门大炮，它们是那么庞大，如果不是战争的话，我是永远也长不了这个见识的。炮口指向天空，炮身粗大，就像靠近树根的树干，越往上越细，直到炮口，大炮被漆成深绿色，隐蔽在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叶间。三门大炮安装了履带轮，炮身架在装有小轮子、按钮和把手的底座上，使人感到操作起来也许是非常复杂的。周围停着我数不清的卡车和装甲车，也在围观的农民对我们说，卡车和装甲车装着大炮弹。四周都是炮兵，有的仰面躺在草地上，有的趴在炮身上，都是年轻人，穿着衬衫，漫不经心的样子，他们在那里好像是在乡下游玩，而不是打仗，有的抽着香烟，有的嚼着口香糖，有的在看小报。
有一位农民告诉我们，那些士兵警告说，所有住在大炮附近房子里的人都有生命危险，因为德国人可能轰炸和击中大炮，那些军火可能爆炸而杀伤百米之内的人。现在我明白了此地人烟稀少，我们的小屋子空空无人的缘故了。我说道：
“看，就像俗话所说，刚逃脱龙潭，又落入虎穴。待在这个地方，要冒跟这些年轻人同归于尽的危险。”
然而，明媚的阳光，草地上穿着衬衫的士兵们懒洋洋的态度，那一片翠绿，美好天气的清新空气，这一切的确使人感到死亡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我说道：
“好吧，我无所谓，至少直到现在我们没有死去，这次我们也不见得会死去，我们在小屋子里住定了。”
罗赛塔总是按我的意思行事，她说她也无所谓，圣母一直在保佑着我们，她会继续保佑我们的。这样，我们完全若无其事地继续闲逛。
这一天的的确确就像星期六一样，就像有集市，似乎大家都愿意在神圣的和平气氛中享受美好的节日。大街上到处是农民和士兵，抽着烟卷，嚼着美国糖果，享受着阳光和自由，阳光和自由好像融为一体了，没有自由的阳光，将失去光和热，而太阳躲藏在乌云后面的冬天，也不会有自由，总之，一切都是自然的，就像至今发生的一切是违背大自然的。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大自然终于占了上风。
我们跟许多人交谈，他们都说美国人发放了粮食，他们开始谈论重建丰迪，要把丰迪建成一个比过去更漂亮的城市，灾难已经过去，再也不存在什么可怕的事情了。但是，罗赛塔现在提起让我难受的米凯莱的失踪，因为虽然她现在心情愉快了，但米凯莱的命运仍然是她的心病。我向不少人打听米凯莱的消息，可谁也不知道，如今德国人逃跑了，谁也不愿再回想伤心的往事，就像离开圣泰乌菲米亚的时候，我害怕去向菲力波告别，他是所有人当中唯一高兴不起来的人。人们都在议论：“菲力波吗？他这时也许在准备干黑市买卖了。”
关于他的儿子的消息，谁也没法说什么，大家都称他大学生，但据我了解，他们都认为他是游手好闲和古怪的人。
那天，我们吃了一个美国蔬菜肉罐头和一个农民给我们的面包。天气十分炎热，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加上疲倦得要死，我们便走进小屋子，关上门，倒在草堆上睡着了。傍晚时分，突然，一声猛烈的爆炸声把我们惊醒，墙壁剧烈颤抖，完全不像砖墙，简直是纸糊的一样。起先，我对爆炸声来自什么地方还摸不着头脑，五分钟之后，响起了另一声爆炸声，并不比第一声弱，这时，我清楚了，是离我们五十步远的美国大炮发射的。尽管我们已经睡了几个小时，可仍然很疲倦，于是我们躲到墙角，坐在稻草堆上，搂在一起，我们被弄得昏头昏脑，甚至无法开口说话了。
整个下午，大炮不停地发射。经历了首次的意外惊吓之后，不一会儿，我又打起瞌睡来，尽管猛烈可怕的爆炸声不断，我只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听到大炮的轰鸣，那阵阵轰鸣声竟跟我的思绪奇怪地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我的思绪也有节奏地跟轰鸣声相呼应。总而言之，大炮的爆炸声是有节奏的，而我的思绪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节奏，再也不受轰炸声的干扰。起先，是一声猛烈的爆炸声，低沉而惊心动魄，就像天崩地裂一样，所有的墙壁都在颤抖，石灰粉末纷纷从天花板上落下，掉在我们身上。然后，重归静寂无声，过了片刻工夫，突然，又响起一声爆炸声，墙壁重又颤抖起来，震得天花板上的石灰粉末往下落。罗赛塔不吭一声，紧紧挨着我，但我暗暗寻思，我不能不东想西想，尽管昏昏欲睡，眼睛紧闭。说实话，那每一声爆炸声都使我充满喜悦，随着阵阵爆炸声，这种喜悦越来越强烈。我想，那些大炮是在轰击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我似乎觉得那不是炮弹的爆炸声，而是大自然威力的爆发，就像隆隆雷声一样。我想，那些炮声是那么有节奏，是那么单调而连绵不断，它们赶走了严冬和痛苦，危险和战争，灾荒和饥饿，以及其他所有邪恶的东西，而这些都是多年来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我心里默默说：“亲爱的大炮”“上帝的大炮”“宝贝的大炮”。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欢迎每一声使我震惊的爆炸，相反，寂静让人害怕，所以我担心大炮不再开火。我闭上眼睛，似乎看到一间大客厅，就像好几次我在报纸上所看到的，是一间有不少漂亮的柱子和许多绘画的大厅，大厅里满是穿黑衬衫的法西斯分子和穿黄衬衫的纳粹分子，他们个个凶神恶煞。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是墨索里尼，那张宽脸，那双不怀好意的眼睛，那两片肥厚的嘴唇，挺起的胸脯上挂满了勋章，头上插着一支白羽毛。紧挨着他的是另一个浑蛋，他的朋友希特勒，长着一张晦气的仿佛戴了绿帽子的面孔，那撇像把黑牙刷似的小胡子，那双贼眼睛，那个尖鼻子，耷拉在前额上的一绺专横的头发。我望着这个大厅，就像我在照片中经常看到的大厅一样。我能够看清每一个细节，就像我亲自在场一样：那两个家伙站在大桌子后面，桌子右边是法西斯分子，黑压压的一片，不要脸的东西，总是穿黑的，死人般的苍白脑袋上戴着黑鸭舌帽；左边是纳粹分子，就像我在罗马见过的那样，身穿黄衬衫，套着带黑色万字的红袖章，那黑色万字真像一只爬行的四足虫，他们肥胖的面孔笼罩在帽檐的阴影下，肚子塞在马裤里面。我反复打量那些卑鄙的、逍遥法外的面孔，那些婊子养的戴绿帽子的面孔。
然后，突然间，我在想象中走到小屋子附近的炮群中的一座大炮跟前，在法国梧桐树下，我看见一个美国士兵，他并没有直挺挺地站着，也不是凶神恶煞的样子，没有万字标记，头上也没有戴鸭舌帽，没有插在腰间的短剑，没有穿闪闪发亮的皮靴，也没有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佩戴的一切装饰物。他穿得非常随便，由于天气炎热，衬衫的袖子卷到胳膊肘上。这个美国年轻人，心平气和地嚼着口香糖，不慌不忙地把大炮弹抱起来，把它塞进炮筒，然后操纵底座上的操纵杆，突然间，大炮开火，一切都在震颤，人也被震得像往后跳跃似的，这时，真的一声炮响闯进了梦中，梦不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我继续想象那颗炮弹呼啸着划破天空，我看见它突然落在大厅里，炸死了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炸得他们的头颅，他们的羽毛，他们的万字，他们的短剑和他们的靴子，飞向四面八方。这爆炸使我高兴极了，我知道情绪不对头，因为这是出于恨的兴奋，但我无法克制，看得出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憎恨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现在炮弹击中了他们，我很高兴。就这样，一声接一声的爆炸，我在想象中从大厅走到大炮阵地，又从大炮走到大厅，每次我都重新看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面孔，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面孔，然后是美国炮手的面孔，每次我都体验到这种高兴的心情，而且没个够。
后来，我经常听到关于解放的讨论，我明白解放确实是事实，因为那个下午我已经有所体验，就像感到肉体的解放，就像人在被捆绑之后松了绑一样舒服，就像被锁在一间屋子里，突然间给你打开了门，迎来了自由一样。那门朝着纳粹开火的大炮，虽然也许和纳粹分子用来朝美国人开火的大炮一样，但对于我来说，它意味着解放。解放又是一种比邪恶的力量更强大的善良的力量，就是在法西斯让大家担惊受怕之后，能使得法西斯害怕的某种东西；就是在法西斯杀害了许多人、摧毁了许多城市之后，能够消灭法西斯的某种东西。那门朝着纳粹和法西斯分子开火的大炮，它所发射的每一炮，都是对他们多年建立起来的谎言和恐惧的牢狱的打击。这牢狱像天空一样宽大，如今在那门大炮的轰击下已分崩离析，如今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呼吸，甚至连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也不例外，他们很快将不再被迫成为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复原为普通人，就像所有的人一样。
是的，那天晚上，我以这种方式感觉到了解放，尽管这种解放意味着许多不十分美好的事情，甚至是非常丑恶的事情，可我将永远记住那个广场，那天下午，那门大炮，记住我是如何感到自己真正被解放了的，记住我是如何感到解放是一种幸福。它竟使我欣赏大炮带来的死亡，使我第一次也是在我生活中唯一的一次产生憎恨的感觉，使我不由自主地对他人的毁灭感到兴奋不已，就像人们在春天来临，鲜花盛开时感到兴奋不已一样。
就这样，我在睡眠状态中，或者确切地说，在半睡半醒状态中，度过了那个下午，倾听震耳欲聋的炮火声，它们就像我还是小女孩时母亲为了让我安睡而唱的催眠曲那样悦耳。屋子在阵阵爆炸声中颤抖，泥灰一块块落在我的头上和身上，稻草秸秆戳得浑身难受，稻草下面的地硬邦邦的，然而，那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如今我可以完全清醒地这么说。每当我闭上眼睛，望着没有玻璃的窗户，我便会看见在五月美好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法国梧桐的葱绿枝叶，光线渐渐地暗下去，枝叶越来越暗，不那么明亮了，大炮不停地开火，我紧紧地挨着罗赛塔，我感到幸福。由于劳累和头昏脑涨，尽管炮声隆隆，我至少睡着了一个小时，睡得很死，然后醒了过来，重新听到大炮开火的声音，我知道在那一小时内，大炮一直没有间断过开火，我重又感到欣慰。终于，傍晚时分，当屋子里几乎一片黑暗时，大炮突然不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似乎由于不断开火而麻木了的寂静，我注意到，这寂静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正常噪声：某个教堂的钟声，马路上行人的声音，狗的吠叫声，羊的咩咩叫声。我们相互搂在一起，处于半睡眠状态约莫半个小时，然后我们起身，走到外面。已经是夜晚了，天空布满星星，柔和的空气中飘来阵阵强烈的青草气味，没有一丝风。从不远的阿庇亚大道不断传来发动机的巨响，部队继续向前挺进。
我们又吃了一个小罐头和一点儿面包，倒在草堆上，很快就睡着了。我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这一次没有炮轰声。我不知道我们睡了多长时间，也许有四五个小时，也许更久。我只知道我突然惊恐地坐了起来，屋子里到处是绿色的光，强烈、震颤，一切都变成了绿色：墙壁、天花板、草堆、罗赛塔的面孔、房门、地板。这光似乎每隔一阵更厉害一样，好像不可能再强烈了，因为已经强烈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了。突然间，绿光熄灭，黑暗中，我听到那令人诅咒的警报声，这鬼声音除了在罗马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我明白，飞机要轰炸了。我马上向罗赛塔喊道：
“快，逃出屋子去。”
这时，我已听见落在附近的炸弹的强烈爆炸声，伴随着机群的怒吼声和高射炮弹的炸裂声。
我拉着罗赛塔的手冲出屋外。虽然是深夜，但就像白天一样，因为红色的光把屋子、树木和天空照得通亮。我们听到一声可怕的轰隆声，一枚炸弹落在屋子的后面，我感到一股气浪灌进我的裙子，好像有一张大嘴在双腿间朝我们猛烈吹风，我觉得我已经被击中，也许我已经死了。实际上，我一手牵着罗赛塔在拼命奔跑，穿过一片麦田。然后，我感到绊了一跤，跌进齐膝盖深的水里。这是一个很深的水沟，水的凉爽使我平静了一点儿，我站在齐肚子深的水里，一动不动，把罗赛塔紧紧搂在胸前。我们周围是不断跳跃的红光，光亮中可以看见丰迪坍塌的房屋，房屋的颜色和轮廓都看得清楚，就像大白天一样。农田四周，远远近近的爆炸声不断。出于高射炮开火的缘故，我们头顶的整个天空弥漫着一片白色的烟雾。在所有的喧闹声中，低飞的机群不断发出低沉的怒吼，并向下扔炸弹。终于，最后一声爆炸声，比方才所有的爆炸声都猛烈，天空就像一间屋子，有人在离开之前狠命敲打房门。随后，除了地平线上的一角或许发生了一场火灾以外，红色的亮光几乎都熄灭了，机群的轰鸣声也减弱了，消失在远处，高射炮还发射了几炮，之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夜晚刚刚恢复黑暗和平静，星星刚刚在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中重新出现，我就对罗赛塔说道：
“我们不能回到小屋去……可能那些浑蛋又会扔炸弹，那我们必定被炸死。我们就待在这里，至少屋子不会在头顶上倒坍。”
于是我们走出水沟，躲在靠近水沟的麦田里。然而我们没有合眼，或者说，我们重新处于半睡半醒状态，但心情不像大炮轰鸣、我们待在小屋子里时那么高兴。夜晚充满了各种噪声：可以听见远处的喊叫声、发动机声、脚步声和我弄不清楚的其他怪声。夜晚是不安宁的，我想也许到处是被德国人的炸弹炸死和炸伤的人，现在美国人正来回奔忙收尸，收容受伤的人。
我们终于睡着了，后来，我们突然在天色蒙蒙亮中醒过来，发现我们躺在麦地里。紧贴我面孔的是高高的金黄色麦秆，麦秆之间盛开一些鲜花，可爱的罂粟花。我头顶的天空呈现冷冰冰的白色。一些金色的星星还在眨眼，我望着紧挨我躺着的罗赛塔，她睡得很死。我发现她的脸沾满干了的黑泥，双腿和裙子直到腹部几乎都是黑泥。我的双腿和裙子也是这样。但我感到身体已经恢复过来了，因为除了发生的这件事或那件事，从前一天下午直到现在我就是睡觉。我对罗赛塔说道：
“你看我们该走了吧？”
可她嘀咕了什么我没有听明白。她转过身子，把面孔埋在我的腰部，双手搂着我的腰，于是我也躺了下来，尽管我不再有睡意，我就顺势躺下，我们周围都是麦子。我闭上眼，等待着罗赛塔醒过来。
天大亮的时候，她终于醒了过来。但当我们吃力地从麦田里爬起来，顺着小屋子的方向望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小屋子不见了。末了，仔细观察之后我们瞧见了一堆废土，正好在广场边上，我记得很清楚小屋子原来在那里。我对罗赛塔说道：
“你看，如果我们还待在屋子里的话，早就没命了。”
她一点儿也不激动，用平静的口气回答说：
“妈妈，也许那样更好。”
我看了她一眼，看见她的面孔一副恐慌绝望的表情，就马上坚决地对她说：
“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就离开这里。”
“你说什么？”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尽快离开这里。”
我们走过去看看小屋子，看见炸弹就落在屋子旁边，屋子倒坍在路上，瓦砾堆把整个马路堵塞了。炸弹在地上炸了个大窟窿，褐色的深层泥土和连根拔起的青草混杂在一起，洞底已成了个黄水井。就这样，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情况更坏的是，我们的箱子连同我们仅有的一点儿行李也给埋在瓦砾堆下面了。我突然感到绝望，我坐在瓦砾堆上，望着前面，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大路上的情景就像前一天一样，士兵们和难民们来来往往，但所有的人都只管走路，既不看我们一眼，也不看废墟一眼，废墟已成了正常的东西，没有必要感到意外。后来一个农民停下脚步，向我们打招呼。他是丰迪人，是我从前从圣泰乌菲米亚下来购买食品时认识的，他告诉我们，这是德国人夜里发动的轰炸，还说炸死了五十多人，其中三十个左右是士兵，二十个左右是意大利人。他还告诉我们一个难民家庭的遭遇，这一家人在山上几乎住了一年，像我们一样，在盟军到来的时候下的山，安身在一个离我们屋子不远的小房子里，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小房子上，炸死了全家人：妻子、丈夫和四个孩子。我默不作声地听着，罗赛塔也是这样，要是在别的时候，我会惊呼起来：“什么？为什么呀？可怜的人们，你看多么不幸。”然而，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实际情况是，我们自身的灾难已经使我们对别人的灾难麻木不仁了。我想，这肯定是战争带来一种恶果，让人无动于衷，失去了怜悯心。
就这样，我们整整一上午坐在瓦砾堆上发呆，脑子里空白一片。我们是这样呆头呆脑，模样痛苦，不知所措，以至许多路过的士兵和农民向我们询问时，我们竟连答话的勇气也没有了。我回忆起，一个美国士兵看到罗赛塔像个石头人似的坐在那里，呆呆地一动不动，就停下来问她，她一声不吭，只是望着他，他起先说英语，然后说意大利语，最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香烟，插入她嘴里就走了。罗赛塔还是那么呆呆的，一张沾满干了的黑泥的面孔，香烟在嘴唇之间颤抖，如果不是表情哀伤的话，简直有点儿像表演喜剧了。到了下午，我鼓起勇气，决定我们该干什么事了，至少为了吃饭，因为我们该吃饭了。我对罗赛塔说，我们要返回丰迪，找那个说那不勒斯方言的美国军官，他看样子对我们挺友好。我们垂头丧气地慢慢走着，回到了城里。在这里，在废墟、水沟、卡车和装甲车之间，通常有集市，美国兵站在十字路口，为神情发呆的流浪的人群指引方向。我们来到广场，我朝市政大厦走去，这里像前一天那样，人群吵吵嚷嚷，像往常一样在分发食品。但这一次比较有秩序，警察让人群排成三行，每一行前头的是一个美国人，他站在堆放罐头的长桌后面，美国人身边是个意大利人，他是市政府的，带着白袖章，帮助分发食品。我在一张长桌后面见到我要找的美国军官，我对罗赛塔说，我们排到以他打头的那一队去。这样我们就能跟他说话。我们跟那些可怜的人一起排了好一阵子，才轮到了我们。军官认出了我们，露出他那一口洁白发光的牙齿，朝我们微笑，说道：
“怎么样？你们还没有动身回罗马去？”
我指着我和罗赛塔的衣服，对他说道：
“你看看我们有多脏。”
他打量了一下我们，马上明白了：
“昨天晚上的轰炸吗？”
“是的，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了，炸弹炸毁了我们暂住的屋子，我们的箱子被埋在废墟下面，你给我们的罐头也一起埋在里面了。”
这时他不再微笑。尤其是罗赛塔，她那张甜甜的脸蛋上沾满了干了的泥巴，让人没有心思微笑。军官说道：
“吃的东西我可以给你们，就像昨天一样，还可以给几件衣服，但遗憾的是，别的事情我就无能为力了。”
我说：
“请帮助我们回罗马去，在那里我们有家，有东西，一切都有。”
可他像前一天那样回答说：
“我们都还没有去罗马，你怎么能去呢？”
我不再说什么。他从罐头堆上拿了一些罐头给我们，然后对一个带白袖章的意大利人说话，让他带我们到一个分发衣服的地方去。在跟随意大利人要离开他的一瞬间，说不出为什么，我说道：
“我的父母住在靠近瓦莱科尔萨的一个小镇上，或者不如说是他们曾经住在那里，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至少请帮助我们回到我的老家去。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即使我的父母亲不在，我也有办法安置好自己的。”
他望着我，彬彬有礼但又坚定地回答说：
“这是不可能的，要送你们去，就要动用军用车，这是不允许的。只有为美国军队工作的意大利人才能够用我们的车辆，一切为部队服务。很遗憾，我不能为你们做什么了。”
说完，他朝两个站在我们身后的妇女转过身去，我明白，他不可能再跟我们说什么，就跟随戴袖章的意大利人走到外面。
走上大路后，那个听到我们谈话的意大利人对我们说：
“就在昨天，一对难民夫妇被用军车送回他们的家乡。因为他们能够证明他们在冬天接待了一名英军俘虏，为了报答他们，破例用军车把他们送回了老家。如果你们两个做了同样的事情，我认为你们到瓦莱科尔萨就不成问题了。”
一直不开口的罗赛塔突然叫了起来：
“妈妈，你记得那两个英国人吗？我们可以说我们接待过那两个人。”
幸运的是，那两个英国人在离开之前，给了我一张用英语写的字条，并且都签了名，我把字条跟钱一起放在口袋里。如今，钱我们不多了，但字条应该还保存着。我几乎忘了这件事，罗赛塔这么一说，我赶紧在兜里搜索，找到了字条。两名英国人让我在他们的部队来了以后，把字条交给军官，我高兴地说道：
“我们这就有救了。”
我向意大利人讲述了两名英国人的遭遇，我们是圣诞节那天唯一接待他们的人，因为所有的难民都害怕帮助他们，他们第二天才离开的，而第二天早上德国人就来追捕他们了。意大利人说道：
“现在你们跟我去取几件衣服，然后我们上司令部，看吧，你们会得到所期望的一切。”
我们走进了一间分发衣服的屋子，那里发给了我们每人一双男士胶底鞋和绿色的短袜，一条同样颜色的裙子和一件短上衣。那是他们部队女兵穿的衣服。我们高兴地穿上，因为我们可以脱下身上破破烂烂、沾满干泥巴的脏衣服了。我们还得到了一块肥皂，我们用来洗了洗脸和手，我梳了梳头，罗赛塔也这样做了。这样，我们差不多可以见人了。那个意大利人对我们说道：
“好极了，现在你们像两位有教养的人了。刚才就像两个野人。你们跟我上司令部去。”
司令部在另外一幢房子里。我们沿着台阶往上走，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卫兵询问人们上哪里去，维持着秩序。从一段台阶到另一段台阶，穿过来来往往的士兵，我们终于到了最上面一层楼。意大利人上前跟守在一扇门口的一名士兵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走到我们跟前，说道：
“他们不仅仅对这件事情感到兴趣，而且马上要接见你们，请你们坐在这长沙发上等一下。”
我们等了一会儿。士兵进去了五分钟，就出来喊我们，把我们带进屋里。
这间屋子空荡荡的，只摆了一张写字桌，坐着一个金发男人，五十岁左右，留着刷子样的红色八字胡，天蓝色的眼睛，脸上有雀斑，身体肥胖，性格开朗。他穿着制服，但我不懂军衔，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位少校；书桌前摆着两张凳子。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客客气气地站起身，请我们坐下，我们落座后，他才坐下。
“你们抽烟吗？”他用流利的意大利语问我们，递过来一包香烟。我婉拒了。他马上转入正题：
“我听说你们有一张字条给我。”
“在这里。”我回答。
我把字条递给了他。他接过去读了两三遍，态度非常认真，表情严肃地望着我们，说道：
“这张字条非常重要，你们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我们很长时间得不到这两位军人的消息，非常感谢你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现在请告诉我，那两人当时是什么样子？”
我尽可能地向他描述了一番：
“一个是金色头发，小个子，留小胡子。一个是瘦高个儿，棕色头发，蓝眼睛。”
“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
“好像是黑油布的风衣，穿着长裤。”
“他们戴帽子吗？”
“是的，他们戴着一种军帽。”
“他们有武器吗？”
“是的，他们有手枪，他们拿给我看的。”
“离开你们的时候，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想翻山越岭走到前线，再越过前线到那不勒斯。整个冬天他们住在仙女山下的一个农民那里，他们希望穿越前线。但据我所知，他们不会成功。因为大家都说，前线是不可能越过的，因为那里有德国巡逻兵，机关枪和大炮。”
他说：
“他们确实没有穿过前线，因为他们没有到达那不勒斯。他们是哪一天跟你们在一起的？”
我告诉他日子，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
“你们接待他们多长时间？”
“只有一天一夜，因为他们急匆匆地要离去，再有他们害怕有人告密。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他们刚走，德国人就来了。他们跟我们一起过了圣诞节，我们一起吃了一只母鸡，喝了一点儿酒。”
他微笑着说道：
“你们跟他们平分的酒和母鸡，只是我们欠你们的一小部分情。现在请告诉我，我们能够为你们做些什么？”
我告诉他，我们没有吃的东西，在丰迪我们待不下去了，因为我们没有住的地方，昨天夜里的空袭把房子炸毁了。我们想去靠近瓦莱科尔萨的我的老家，那边有我的父母亲，在那里，如果没有别的情况，我们可以在我家里安身。他认真地听我讲话，然后说道：
“你向我提出的这个要求确实是不允许的。可在德国人的眼皮下接待英国俘虏也是不允许的，不是吗？”
他笑了起来，我也笑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这样吧，我就说你们跟我们的一位军官乘车去山区打听我们这两位失踪的军人的消息。我们将想尽一切办法去打听，尽管不是在您的家乡，他们不可能经过您的家乡，也就是说军官先送你们到瓦莱科尔萨，然后再去寻找。”
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他回答说：
“是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请你们留下姓名。”
我告诉他我们怎样称呼，他仔细地记了下来，然后他站起身来，向我们道别，并且客气地陪我们走到门口，把我们交给卫兵，他用英语向卫兵交代了一些事。那位士兵马上也变得非常客气，请我们跟他走。
我们跟着士兵走到一个光裸裸的白色走廊尽头，他把我们引进一间没有什么东西但很整洁的房间，里面有两张行军床。他对我们说，晚上我们就睡在这里，第二天，根据少校的吩咐，我们上别处去。他关上门走了，我们坐在行军床上，满意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我们才感到，一切都跟这以前的感觉大不相同。我们穿上了干净的衣服，梳洗了一番，我们有吃的罐头，两张睡觉的行军床，一间有屋顶的可以安身的屋子，而比这一切更有价值的，是我们充满对美好日子的希望。
总之，我们的一切都改变了，这种变化多亏那位少校和他的亲切关照。我好多次这么想到，对待每一个人都应当把他像人来对待，而不能像个牲畜那样对待。把人像人那样对待，就是说让他穿得干干净净，住在清清爽爽的房子里，友好真诚地相待，特别是要使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如果不是这样，人就可能会不费力气地变成牲畜，像牲畜那样行事，而从他成为牲畜那一刻起，再要求他像个人那样行事，那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紧紧搂着罗赛塔，吻她，对她说道：
“看，这一回可真是一切都理顺了。我们先在老家住几天，吃好，休息休息，然后去罗马，一切会恢复得跟以前一样。”
可怜的罗赛塔说道：
“是的，妈妈。”
她像一头被牵往屠宰场的羔羊，但她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还温顺地舔那只把她带到刀口下的手，遗憾的是，这只手就是我的手，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像下面我要叙述的，正是我把她带到了屠宰场。
那天，我们吃了一个小罐头后，整个下午都躺在行军床上，迷迷糊糊地睡觉。我们没有兴趣在丰迪的街上溜达，看到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难民和士兵来来往往，那些废墟，每走一步都让我们想到战争，使人伤心异常。再说我们仍然非常疲倦，饱受惊吓之后，我们又在露天过了一夜，累得连骨头都散了架。就这样，我们睡着了，不时惊醒过来，然后又继续入睡。我的行军床摆在一扇没有百叶窗的窗户前面，天空一片蔚蓝，每次醒过来，我都注意到阳光改变了方向和强度，太阳正在西下，落到地平线上。
那一天，我心里很高兴，就像前一天听到大炮的吼声一样。可是这一次，我看到经历了许多苦难和危险的罗赛塔，紧挨着我睡在行军床上，如此健康和平安，我不由得满心喜欢。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在经历了暴风雨般的战争之后，我终于挺过来了，我使自己和罗赛塔得救了。罗赛塔如今一切都好，我也很好，确实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很快我们将要回到罗马，在我们的家里安顿下来，我将让店铺重新开张，一切都会恢复得跟过去一样，甚至未来将比过去更好，因为罗赛塔的未婚夫肯定也会生还的，他会从南斯拉夫回来，他将要跟罗赛塔完婚。
在半睡半醒的迷糊状态中，我怀着极大的兴致，梦见罗赛塔举行婚礼，我看见她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从教堂的大门里走出来，身穿洁白的婚礼服，头上戴着桂花做的花冠，挽着新郎的胳膊，在她身后是我，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大家都幸福地笑着。我不满足于在教堂门口见到他们，我走进教堂，我想看看他们跪在祭坛前面，神父对他们的圣婚发表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训话的场面。但我还不满足，我又进了一步，这一次我见到罗赛塔抱着她的第一个孩子，我们三人，我、她和她的丈夫坐在桌子边，突然，婴儿在邻近的屋子里哭了起来。罗赛塔起身去抱他，然后重又坐了下来，她解开紧身上衣，把乳房递给婴儿，婴儿用两只小手触摸着，用小嘴吸吮着，她向婴儿俯下身去，手里拿着一只小汤勺。于是，我们不再是三个人，而是四个人，坐在桌上吃饭：罗赛塔的丈夫、罗赛塔、婴儿和我。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想象着这种场面，我想我成了外婆，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我已经不再渴望爱情，我愿意成为一位老外婆，像外婆那样生活下去，像老太婆那样陪伴着罗赛塔和她的孩子们。当我做着这梦的时候，我又时不时地看见罗赛塔躺在行军床上，看到她在我身边，我感到一阵欣慰，这说明，在发生这一切之后，这些梦不再仅仅是梦，而且很快将成为现实，一旦回到罗马，我们将重新恢复我们过去的生活。
天黑了，我翻身起床，几乎在黑暗中环视着四周。罗赛塔还在熟睡，她脱去了裙子和紧身上衣，在暗淡的光线中，我隐隐约约看见一位年轻而健康的少女的肩膀，赤裸的手臂，白皙而丰满，双腿弯曲，裙子掀开，膝盖几乎抬到嘴一般高，大腿也像肩膀和胳膊一样，白皙而丰满。我问她想不想吃饭。她呢，停了一会儿，没有翻身，摇了摇头，好像在说不愿意。于是，我又问她想不想起来，到丰迪街上去。她又同样地摇了摇头，表示不愿意。于是我又倒下去，这次我真的睡着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精疲力竭，这一觉睡得那么死，好像给一只停了很长时间的表上弦，上着上着，不停地上着，因为表的发条早已走完而停了，没有力量往前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