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当我离开我的家乡，来到罗马当新娘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你们当然听过这样一首歌谣：
乔恰里亚的女人当新娘，
有人送细绳，有人送鞋子。
我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了我的丈夫，细绳和鞋子，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他把我带到了罗马。我当时很高兴来到这里，却不知道我正是在罗马遭受了厄运。我长着一张圆脸，一双大大的、黑黑的、有点儿发呆的眼睛，我浓黑的刘海几乎长到了眼睛处，头发梳成两条粗绳子似的辫子。我的嘴唇像珊瑚那样鲜红，我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排整齐紧凑的洁白的牙齿。我当时身强体健，头顶戴上垫圈，能顶上五十千克的东西。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但是，他们给我准备了体面的嫁妆，就像给一个贵妇人准备的似的，都是三十件一套：三十条床单，三十个枕套，三十条头巾，三十件衬衫，三十条短裤，都用了质地细腻的毛料和妈妈用织机纺出来的布料。有些床单还是绣花的，上面有许多美丽的刺绣。我还有很贵重的红珊瑚项链、金耳环和红珊瑚耳环、镶着红珊瑚的金戒指，还有一枚镶红珊瑚的金别针。除了这些，我还有祖传的金首饰，以及一枚可以别在胸前的纪念章，上面有一颗非常美丽的浮雕宝石，宝石上雕了一个牧人赶着一群羊。
我的丈夫在台伯河畔大街五号小巷经营一家小食品店。他在店铺上面租了一小套房间，从卧室窗口伸出身子，我可以用手指触摸牛血般鲜艳的招牌，上面写着“面包和点心”。小套间有两扇窗户朝向院子，两扇窗户朝着大街，一共有四个小房间，狭小而且低矮，但我把它们布置得井井有条，有些家具是从鲜花广场买来的，有些是祖传的。整个卧室布置一新，仿木的镀铜大床绘着图案，床头装饰着花束和花环。大厅里有一张漂亮的细木沙发，铺有花卉图案的布套；两张同样质地、铺同样布套的小沙发；一张圆餐桌；一个餐具柜，柜子里放着用来装水果的、带鲜花图案的镶金边细瓷盘子。
我的丈夫每天一早就下楼去店铺，我留下整理房间。我清刷、擦洗、掸灰尘，打扫每个角落和每样东西。清扫完毕之后，家里亮堂得就像一面镜子，柔和、宁静的阳光从挂着雪白窗帘的窗户投射进来，我打量着屋子，看见它被整理得那么整齐、洁净，所有的东西井井有条，心中不禁升起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啊，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是多么美好！这个家跟任何人都无关，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我就靠打扫和整理它来安度一生。清扫完毕以后我就穿好衣服，仔细地梳头，提上篮子到市场去采购。市场离家只有几步路，我在货柜间转悠一个多小时，主要不是为了采购什么，因为货架上的大部分东西，我们的小店里都有，我只是什么都看看，水果、蔬菜、肉、鱼、蛋。我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喜欢计算价钱和赚头，估价质量，识别卖家的欺诈手法和伎俩。我还喜欢讨价还价；拿起东西掂掂分量，把它放回原处，然后又回来讨价还价，最后，我什么也不买。那些卖主中有人向我献殷勤，向我暗示他会送给我免费的东西，只要我顺从他，但我让他很快明白，我不是那一类女人。我一向傲慢，一点儿小事就会让我发火，气得热血直往脑门上冲，幸运的是，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兜里揣着刀子，否则，我也可能会杀人的。
卖家中有一个我最讨厌的人，死乞白赖地纠缠着我。有一天，他竟要硬行塞给我什么东西，我拿起一根大别针，在他后面紧追不舍，幸亏警察出来干预，否则我就把大别针戳到他的脊梁骨里去了。
我情绪饱满地回到家里，烧水做汤，放进香料、几块骨头和几片肉，随后下楼到店铺去。我在那里也很愉快，我们什么都卖：面条、面包、大米、干豆、罐头、酒和油。我站在柜台后面就像一位女王，手臂光裸到胳膊肘，胸前别着那枚带有浮雕宝石的纪念章。我拿东西过秤，用铅笔敏捷地算账，再用一张黄纸把东西包裹起来，递给顾客。他，我的丈夫，动作就比较缓慢。说起我的丈夫，我忘了说，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几乎是个老头，有人说我跟他结婚是因为有利可图，不错，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他，但是上帝可以做证，我一直是忠于他的，尽管他却谈不上忠于我。他是一个有主见的男人，可怜的家伙，他最大的主见就是，以为别的女人都喜欢他，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长得肥胖，但并不是那种健康的肥胖，眼睛里布满血丝，一张蜡黄的脸，就像涂抹了一层烟草屑。他脾气暴躁，内向，粗野无礼，谁跟他有不同意见就得倒霉。他时不时地离开店铺，我知道他去找某个女人了，但我敢发誓，如果他不给钱的话，女人们是不会顺从他的。要知道，有钱就有一切，金钱甚至能诱使一个新娘撩起裙子。当他心情愉快甚至热情、彬彬有礼时，我马上就明白，他的欲望得到了满足。相反，在他找不到女人的时候，他就变得情绪阴沉，对我没有好气，甚至打骂我。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如果需要，就去找妓女吧！可你别碰我，否则，我就离开你，回我的老家去。”
而我不愿要情人，尽管我已说过，有许多人追求我。我全部的兴趣都在家庭和店铺里，我生了女儿以后，全部心思就放在女儿身上。爱对于我来说已无关紧要，甚至，也许可以说，由于我的丈夫是那样的苍老和难看，爱已几乎让我讨厌了。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我什么也不缺。再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女人应该忠于丈夫，即便男人就像我的丈夫那样不忠于女人。
几年以后，我的丈夫再也找不到顺从他的女人，即便用钱也找不到了，于是他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也许是没有女人的缘故，他重又纠缠我，想强迫我，但不是像丈夫跟妻子那样，而是像妓女跟嫖客之间那样。即便是我头一次作为新娘来罗马的时候也不愿意这样做，当时我觉得自己这样幸福，以至我几乎以为我爱上了他。于是我对他说，我再也不愿意跟他做爱，不管是像新娘那样，还是像妓女那样。他第一次揍我，打得我鼻血直流。后来他见我态度坚决，就不再纠缠我，不过他开始恨我了，并且用各种方式折磨我。
这一切我都忍受了，但骨子里我也恨他，不愿意再看见他。我在忏悔时，把这一切都向神父坦白了，总有一天，事情会闹得不可开交的。这位神父倒确实是个真正的神父，他劝我任劳任怨，向圣母倾吐我的全部痛苦。我还雇了一个小女孩干家务，这个叫比采的姑娘才十五岁，是亲戚推荐给我的。她几乎还是一个小女孩，我的丈夫却开始盯上她了。当他看见我忙于应酬的时候，就离开店铺，疾步登上楼梯，溜进厨房，像一头狼似的向她扑过去。这一次我教训了他，要他别再打扰比采。可是，他屡教不改，继续纠缠比采，我把她辞退了。他因此变本加厉地恨我，他开始叫我乡巴佬：“乡巴佬回来了吗？乡巴佬在什么地方？”
总之，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折磨。当他得了重病的时候，说心里话，我几乎觉得浑身轻松自在。不过，我还是诚心诚意地照顾他，就像丈夫生病时妻子应当做的那样。谁都清楚，我不再照顾店铺了，整日守在他身边，甚至连觉都不睡了，末了，他死了。于是我重又体验到差不多是幸福的感觉。我有店铺，有一套房，有一个天使般的女儿，确实，我对生活再无所求了。
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当时正在打仗，没错，但我对战争一无所知，我的心里只有我女儿，因此对我来说什么都无关紧要。他们如果愿意，就相互残杀好了，用飞机，用坦克，用炸弹，对我来说，只要保住店铺和房子就够了，就像我当时那样。实际上，我不了解战争。我会算账，也会在明信片上签字，但说老实话，我认不了多少字；报纸我也看，但只关心黑幕新闻中的凶杀案件，而且还是让罗赛塔给我读报。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对我来说，就像俗话所说的，屠夫、杀手，都是一丘之貉。光顾店铺的军人们说，我们在那个地方要打胜仗，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我们将会如何，我们将干什么，我就告诉他们，对我来说，只要店里生意好，什么都行。
我的生意确实不错，哪怕当时实行讨厌的配给制，罗赛塔和我几乎整天手里拿着剪刀忙乎，好像我们是两个裁缝，而不是老板。我精明能干，店里生意不错，我在过秤的时候，总能多赚一点儿，另外，因为实行定量供应，我们也做一些黑市生意。罗赛塔和我不时地关上店门，到我的家乡或附近别的地方去。我们带上两个空的大纸箱，然后满载而归，什么都带一点儿：面粉、香肠、鸡蛋、土豆。我买通了警察，因为他们也饿着肚子，这样，我偷偷卖出的东西，要比公开卖出的多。
有一个警察打算讹诈我。他来到店里，对我说，如果我不跟他做爱，他就告发我。我不动声色地对他说：
“好吧……你稍晚一点儿到我家里来。”
他脸红了，好像被打了一下似的。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在约定的时间，他来了，我让他跟我去厨房，我打开一个小盒子，抽出一把刀子，突然指着他的脖子说：
“你要告发我，我就先把你宰了。”
他大惊失色，急忙说他只是开一个玩笑而已。他又补充说：
“你难道不是和其他女人一样吗？你不喜欢男人吗？”
我回答他说：
“这些事情你该去对别的女人说……我守寡，我开了这店铺，我心里只有店铺……对我来说，爱已经不存在了，你最好记住我的话。”
他没有马上相信我的话，又献了一段时间殷勤，不过态度倒是毕恭毕敬的。而我说的是大实话。罗赛塔出生之后，也许在此之前，我对爱情就不再感兴趣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从来不能忍受别人碰我。如果我的父母当年没有为我定亲，我相信今天我可能还是母亲造就我时的样子。
尽管我个子矮了些，随着岁数的增长，还胖了些，但我脸上的皮肤细腻，没有皱纹，一双黑黑的眼睛，牙齿雪白，我是讨男人喜欢的。那段时间，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年头，数不清的男人向我求婚。但我知道，他们是被店铺和房子所吸引，连那些一本正经地爱我的人也不例外。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店铺和房子比我更有吸引力，他们自欺欺人。但我有自己的判断，我想：
“为了店铺和房子，我难道会委身于任何一个男人？为什么他们就与我不一样呢……我们都是用面喂大的人。”
他们不说是富人，但至少应当是小康人家。然而不是，他们是一些失意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是急切需要结婚的人。那不勒斯安全部门的一个家伙，比别人装得更像坠入情网的样子，竭力地诱惑我，对我无比殷勤，甚至以那不勒斯的方式叫我“切西拉太太”。我一针见血地对他说：
“看看，如果我没有店铺和房子，你会对我这么说话吗？”
那人至少还是明白的，他笑着回答：
“可房子和店铺你已经有了。”
的确是这样，不过，他直言不讳，因为我已经打破了他的任何希望。
战争继续进行，可我并不关心。电台在歌曲之后播送战情公报的时候，我对罗赛塔说：
“关上，关上那收音机……这伙瘟神，都是些杂种，他们想相互厮杀就厮杀吧，我可不愿意听这些事，他们打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不征求穷人的意见就那么干起来，穷人反倒要背井离乡，所以，我们这些穷人不关心这些事是天经地义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应该承认，战争对我是有利的。我越来越多地做高价的黑市生意，越来越少地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做门市生意。那不勒斯和其他城市开始挨炸的时候，不断有人来对我说：
“我们逃吧，他们会把这里所有的人都杀光。”
而我回答：
“他们不会来罗马的，因为罗马有教皇……再说，如果我走了，谁来照看店铺呢？”
我的父母亲也从乡下给我写信，要我上他们那里去，但我拒绝了。罗赛塔和我越来越频繁地带着箱子下乡，然后又带着我们弄到的东西返回罗马。乡下的物品丰富，可农民不愿意把东西卖给政府，因为政府压价很厉害，他们等我们这些跑黑市的人来，按市场价格收购这些东西。除了把箱子装得满满的，我们还把许多东西藏在身上。我记得，有一次回罗马，我把几千克的香肠缠在裙子里的腰带上，看起来像怀了孕似的。罗赛塔把鸡蛋藏在胸前，后来，把它们拿出来的时候，都是热乎乎的，就像母鸡刚刚下出来的一样。
然而，这样的长途跋涉是很危险的。有一次，在弗罗西诺内附近，一架飞机朝火车射击，火车在旷野停了下来。我让罗赛塔下车，躲在壕沟里，而我没有下车，因为我们的箱子里都装满了东西，车厢里有些家伙的面孔让人不放心，一只箱子很快就被人偷走了。于是，我躺在座位之间的地上，把座位的垫子放在身上和头上，罗赛塔和其他人下车，躲在壕沟里藏身。飞机射击了第一遍以后，在空中转了一圈，又折回来射击，它在停靠的火车上空低低地盘旋，飞机的引擎声震耳欲聋，机关枪的扫射声就像下雹子一样。然后，它飞远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所有人回到了车厢，火车又启动了。那一次，他们向我展示了那些像手指一样长的子弹。有人说是美国人，有人说是德国人。但我对罗赛塔说：
“你应该给自己准备嫁妆了，士兵们要从前线回来的，不是吗？而打仗的时候，他们整天开火，想方设法互相残杀……得了，我们也该结束这趟买卖回去了。”
罗赛塔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说我去什么地方她就跟我去。她的性格温柔，跟我大不一样。天晓得，如果世界上有天使的话，那便是她。
我总是对罗赛塔说：
“你对上帝祷告，让战争再延长两年……那样，你不仅可以准备好嫁妆，还会变成富人。”
但她不吭声，只是叹气，末了，我弄明白了，她爱上的一个人在前线，她时时刻刻担心小伙子被打死。他们互相通信，他现在正在南斯拉夫。我设法打听到，知道他是朋泰柯尔沃人，家里有一点儿土地，他学过会计，由于战争中断了学习，但他打算战争结束以后再继续学业。于是，我对罗赛塔说：
“重要的是他从前线回来……其余的事情由我来替你考虑。”
罗赛塔兴奋地搂住了我的脖子。那时，我确实有把握说：我来替你考虑。我有房子，我有店铺，我有私藏的钱，要知道，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一切会恢复正常的。罗赛塔还给我读了她未婚夫最近的一封信，我特别记得其中这样一句话：
“这里的生活很艰难，这些南斯拉夫人不愿意受我们欺压，我们时时刻刻处于戒备的状态。”
我对南斯拉夫一无所知，但我还是对罗赛塔说：
“我们去那个国家干什么呢？我们不能待在自己的家里吗？那些人不愿意受欺压是在理的。”
一九四三年，我做了一笔大生意。我把许多香肠——有十几千克——从赛尔莫内塔镇弄到了罗马。我跟一个运水泥到罗马的卡车司机达成了协议，他把香肠藏在水泥袋下面，就这样把香肠安安全全地运到了，我赚了不少，因为大伙儿都需要香肠。也许正是这笔香肠生意使我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赛尔莫内塔回来的时候，别人对我说，墨索里尼逃跑了，战争真的就要结束了。我回答说：
彼埃特罗·巴多里奥，意大利将军。一九四三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摇摇欲坠，他被意大利国王任命为总理，代表意大利与盟国签订和约。——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墨索里尼也好，巴多里奥 也好，或者其他什么人，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只要店铺生意好就行。”
再说墨索里尼，他跟我没有丝毫关系，我讨厌他那双贼兮兮的眼睛和那张蛮不讲理的、从不安静的嘴巴。我一直在想，从他跟佩塔契这个女人勾搭的那一天开始，事情就越来越糟了，因为人们知道，爱情能使上了年纪的男人失去理智，墨索里尼认识那个姑娘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够当祖父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鉴于局势不可逆转的恶化，国王下谕逮捕墨索里尼。 七月二十五日 那个晚上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他们把加里波第大街上的一家后勤商店翻得底朝天。我跟其他人也跑到那里去了，我在头上顶回来一大块帕尔马奶酪。上帝赐予人们一切恩惠，人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席卷一空了。我的一个邻居，把市政厅办公室里的一只陶土火炉装在小车上运回了家。
那个夏天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人们出于恐惧，便在家里囤积物品，而且总不满足，他们在地窖和储藏室里放的东西比在商店里的东西还多。我记得，有一天，我带了些香肠去威内托大街的一位夫人那里，她住在一幢漂亮的公寓里，一位穿制服的仆人给我开了门，我把香肠放在通常带的硬纸箱中，夫人满身散发着香气，身上佩戴了许多首饰，就像圣母下凡似的。她在客厅里迎候我，身后是她的丈夫，一个矮个儿的肥胖男人，夫人几乎是以感激的心情拥抱了我，说道：
“亲爱的……噢，亲爱的……上这边来，请坐……请过来，请过来。”
我跟着她走到一条过道，夫人打开了储藏室的门，于是我看见了上帝的全部恩赐。储藏室里的东西比一家香肠奶酪店的还多。那是一间排放了许多食品架的没有窗户的大房间，食品架上放着一排约一千克重的油浸沙丁鱼盒子，还有一排美国、英国产的罐头，一包包面条、面粉、豆子、糖果，几十千克的火腿和香肠。我对夫人说：
“您这里的东西足够吃十年。”
但她回答说：
“难说。”
我把香肠放在一边，她丈夫从钱包里掏出钱，一五一十地付给我。此刻他的双手由于兴奋而颤抖不已，只是一个劲地说：
“你一有什么好东西，就想着我们……我们可以付比别人高出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的价钱。”
总之，所有人都在囤积食物，不惜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而我没有考虑储备食品，我习惯于把金钱看成最宝贵的东西，而钱是不能吃的。因此当饥荒降临的时候，我就一无所有了。店里的货架空空的，只留了几卷面条和几罐廉价沙丁鱼罐头。钱，是的，我手里有的是，我不再把钱存在银行里，而是小心地藏在家里，因为据说政府要关闭银行，没收穷人的积蓄，而现在，再也没有人愿意要钱了。让我感到难受的是，我在黑市上用高价卖出得来的钱，如今又在黑市上用高得吓人的价格花掉了。
这时，德国人和法西斯卷土重来了。一天早上，我路过圆柱广场，看见法西斯分子的黑旗悬挂在墨索里尼大厦的阳台上，整个广场上都是武装到牙齿的身穿黑衬衫的男人。七月二十五日晚上制造骚乱的那些人，如今贴着墙根逃之夭夭了，就好像老鼠见到了猫一样。我对罗赛塔说：
“但愿战争很快结束，大家就又有吃的了。”
五月的一天早上，有人来对我说，维特街那里在分发鸡蛋。我去了，那里确有两辆装满鸡蛋的卡车。可并没有分发什么东西，只见一个穿着短裤和衬衣的德国人，斜背着自动步枪，监督着别人卸鸡蛋。路人三五成群地围观，默不作声地望着卸下的鸡蛋。他们死死地盯着，完全是一副挨饥受饿的样子。看得出来，德国人害怕人们哄抢和袭击，因为他的手按住步枪，不断环顾四周，不时地向旁边跳跃几下，仿佛沼泽边的一只青蛙。他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年轻人，整个人被晒得红红的，大腿和胳膊上晒得更厉害，就像在海边过了一天似的。围观的人眼看着鸡蛋不分给他们，开始小声嘀咕，然后声音越来越大。德国人看见周围起了骚动，不禁害怕起来，他举起枪，朝着人群瞄准，喝道：
“走开，走开，走开！”
我昏了头，也是因为那天早上我什么都没有吃，我饥肠辘辘地朝着他大喊：
“你给我们鸡蛋，我们就走。”
他把枪瞄准我，重复说：
“走开，走开。”
我做了一个挨饿了的手势，把手捂在嘴巴上。然而他不理解，突然把枪口对准我的肚子，推搡我，我感到一阵疼痛，于是怒气冲冲，大声嚷道：
“你们不该把墨索里尼赶下台……他比你们要好……自打你们来了之后，我们就再没有吃的了。”
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一番话竟使得人们笑了起来，许多人就像我的丈夫一样，冲着我喊道：
“乡巴佬。”
人群中有人对我说：
“唉，斯顾尔戈拉来的女人，报纸你没有读过吗？”
我大发雷霆，说：
“我是瓦莱科尔萨人，不是斯顾尔戈拉人……再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跟你说话。”
但这些人还是笑嘻嘻的，连德国人也笑了起来。这时，他们把鸡蛋放在打开的纸箱里，所有的鸡蛋都是白色的，很好看，他们把鸡蛋搬到了商店里。
我又忍不住叫了起来：
“喂，浑小子，我们要鸡蛋，你懂吗……我们要鸡蛋。”
从人群中走出一个警察，命令我说：
“您走开吧，这样对您会好些。”
我回答他道：
“你吃过了吗？……我可没有。”
他打了我一个耳光，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把我赶回到人群中。说实话，我真想宰了他，我跟他吵起来，把我想说的所有的话统统甩给他听，可周围的人推我，搡我，让我离开。最后，我走了，慌乱中，我还丢了一条头巾。
我回到家里，对罗赛塔说：
“如果我们不马上离开这里，我们会饿死的。”
她哭起来了，说道：
“妈妈，我害怕极了。”
我感到很不好受，因为在此之前，罗赛塔从没有说过什么，也从来不埋怨什么，相反，她的镇静不止一次给了我勇气。我对她说：
“傻瓜，怕什么？”
她回答说：
“人家说，他们会派飞机来，把我们统统炸死……还说他们有一个计划，首先炸毁铁路和火车，然后把罗马孤立起来，什么吃的也没有了，谁也不能逃到农村去了，他们就会把所有的人炸死……啊，妈妈，我害怕极了……季诺一个多月没给我来信了，他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竭力安慰她，对她重复说一些连我也知道已经不是事实的事情：什么罗马有教皇啦，什么德国人很快就会赢得战争啦，没什么可害怕的啦。但她剧烈地抽泣，我不得不抱住她，摇晃她，就像她两岁时那样。我抚摩她的时候，她仍然不停地抽泣，反反复复地说道：
“妈妈，我害怕极了。”
我想，她确实不像我，我什么东西都不怕，也不怕任何人，就长相来说，罗赛塔也不像我，她有一张小羊羔似的面孔，大大的眼睛，温柔而几乎多愁善感的表情，小巧的鼻子，挺直在嘴巴稍上的地方，漂亮而富有肉感的嘴巴从下巴上面伸出来，正像绵羊的嘴巴一样。她的头发使人想到绵羊的毛，金褐色的，非常稠密而卷曲，她的皮肤白皙、细腻。而我的头发是黑色的，肤色发暗，像是被太阳晒的。终于，为了安慰她，我对她说道：
“大家说英国人来是迟早的事情，只要他们来了，就不会再有饥荒了……再说，你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到乡下去，投靠外祖父母，我们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他们有吃的东西，他们有豆子、鸡蛋，还养了猪崽，再说在乡下总是可以找到东西的。”
于是她问道：
“那房子怎么办呢？”
我回答说：
“我的女儿，我也想过……我们租给乔万尼，先说定了，但……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原封不动地归还……至于店铺，把它关了，店里也全空了，眼下没有什么能卖的了。”
应该说明，这个乔万尼是个经营煤炭、木材的商人，是我丈夫的朋友。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秃头，脸色红润，有着粗硬的小胡子，眼神柔和，我的丈夫在世的时候，他们是好朋友。晚上，他们和街区内其他店的老板一起在酒馆聚会。他经常穿着宽松的衣服，小胡子下的牙齿叼着半截熄灭了的烟卷，我总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一个劲地算账和记事。他的态度跟他的眼神一样，温柔、多情、和蔼。罗赛塔小时候，他看见我时总是问道：
“小宝贝怎么样？……小宝贝在干什么？”
我再来谈一件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发生之后，容易怀疑它是否确实发生了，特别是当事人在偶然干了这件事之后，再也不提起它，而且若无其事，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丈夫还活着的时候，乔万尼有一天上我家里来。我正在做饭，我记不得他用什么借口走进厨房，坐了下来，我站在炉灶后面，他开始说这说那，末了把话题转到我的丈夫。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朋友，所以当他突然说出下面这番话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吃惊。
“切西拉，你说说，你是怎么嫁给那个无赖的？”
他确确实实用了“无赖”这个词，我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我转身打量他：他坐着，温柔、平静，嘴角叼着熄灭的烟卷。他又说：
“总而言之，他活不长，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的……他拼命跟妓女鬼混，总有一天把脏病传给你。”
我说道：
“谁会理睬我的丈夫？他晚上回家，钻进被窝，我便把身子转向另一侧，道声晚安。”
于是他说道，或者我觉得是他说道：
“可你还年轻，你想当修女吗？你年纪轻轻，你需要一个爱你的男人。”
我问他：
“这关你什么事，我不要男人，即使我有这种需要，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站了起来，我好像记得他走到我的跟前，用手抬起我的下巴，说道：
“对你们女人，总是需要把话说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你需要我，不是吗？你从没有想到我吗？”
从那以后过去了许多年，关于这件事，我的记忆混乱了。但我几乎能够肯定，他要求我跟他做爱，我还可以肯定，当时我回答他说：
“你不害臊吗？维钦佐是你的朋友。”
他回答说：
“什么朋友，我不是任何人的朋友。”
我可以发誓，他对我说，如果我把他带到卧室，向他叉开双腿，他会给我钱的。他打开钱包，把钞票一张一张地抽出来，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一双眼睛盯着我，重复道：
“还要放吗？还是够数了？”
我不动声色，直到我觉得我的愤怒劲头已经过去了，我才大声叫他滚开。他收起钞票，走了。
所有这一切的确发生过，我是不会捏造事实的，可是，自那以后，他不再提起这事，在我丈夫去世以后也只字不提。他的举止恢复到过去的样子，朴实、热情、温柔。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梦，他在我梦中称我的丈夫为无赖，要我跟他上床，把钱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时间一年年地过去，这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感觉有增无减，有时我甚至想到，我确实是做梦了。然而，不知道什么缘故，在整个这段时期里，我明白，乔万尼是唯一真正爱我的男人，他爱我这个人，而不是爱我的东西，在困难的时刻，他是我唯一可以依赖的人。
于是，我上乔万尼那里去。我在堆满柴垛和煤袋的昏暗的半地下室里找到了他，那个夏天，煤炭是唯一可以在罗马找到的商品。我对他谈了我的想法，他静静地听着，眼睛在半熄灭的烟卷上方眯着。他说道：
“你放心……在你外出的时间里，我给你照看店铺和房子……这很棘手，特别是在这种时候……我确实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也许是为了一个善良的灵魂才这样做的……”
听到这几句话，我感到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耳边又响起他的声音：“你是怎么嫁给那个无赖的？”
我几乎又一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突然，我不由自主地说：
“我希望你这样做也是为了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也许我深信他爱我，在那个困难的时刻，他会为我做些好事，因为他自己说过愿意为我效劳。他注视了我一会儿，取下嘴角的烟卷，把它放在桌子边上。他朝半地下室的门口走去，登上台阶，把门关上，用横杠把门闩好，我们一下子就陷入一片漆黑。我这才明白过来，我不敢出声，心脏剧烈地跳动，我不能说这件事让我难堪，只是觉得慌乱不堪。我想，也许是因为环境：混乱的罗马，饥荒、恐惧，抛弃店铺和房子引起的失望，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一个男人能给我像其他同样境遇中的女人一样的感觉，给予了我帮助，赋予了我勇气。在我的生活中，眼前的事情是第一次发生。而他在黑暗中向我贴来，我觉得我的身体就像散架了似的柔弱、温顺。当他在黑暗里挨着我，拥抱我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冲动的反应就是紧紧贴着他，用我呼吸急促的嘴唇寻求他的嘴唇。他温柔地把我放在煤袋上面，我委身于他，此刻，我第一次感到我确确实实委身于一个男人，尽管那些煤袋子坚硬，尽管他身体沉重，我都尝到了柔情和快感。
完事之后，他走到一边去了。我迷惘而又幸福地躺在煤袋子上，仿佛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回到了当年随我丈夫来到罗马的年代，当时，我曾梦想得到这样的感觉，却没有得到过，还产生了对男人和爱情的反感。他在黑暗中问我是否想谈谈我们的事情，我站起身来，回答是的。于是，他点亮了一盏昏黄的小灯，坐在桌子旁边，像以前一样，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烟卷叼在小胡子下面，温顺的眼睛半眯缝着。我走到他的身边，说道：
“你对我发誓，永远不向人谈起今天发生的事情……你发誓。”
他笑着回答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你还说什么呢？我不明白……你不是为了房子和店铺的事而来的吗？不是吗？”
我重又体会到我前面说过的那种梦幻的感觉。如果不是我的衣服仍有点儿凌乱，由于在煤袋子上滚动而在衣服上留下了煤炭的痕迹的话，我确实会相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困惑不安，喃喃地说道：
“我明白你的话，你说得对，我是为了房子和店铺的事而来的。”
于是，他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一项声明，内容是，我愿意把房子和店铺租给他，期限一年。最后，他让我签了字。他把纸放进一个小盒子，走去开门，说道：
“一言为定……今天我来接收，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们两人，送你们去车站。”
他倚着门，我从他面前经过，就在我走过的时候，他在我屁股上拧了一把，一面笑着，似乎在说：“我们之间的这件事，也一言为定。”
我暗自思忖，从今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权利反抗了，因为我已不再是一个纯洁的女人。我想，这也是战争和饥荒的结果；我想，一个正派的女人，在眼看屁股被拧了一把的时候，却不能反抗，这正是因为她不再是一个纯洁的女人了。
我回到家里，马上做动身的准备工作。这二十年来，除了跑出去做黑市交易，我从未离开过这个家，现在要扔下它，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和痛苦。我确信，英国人确实快要来了，我准备了不足一个月但也足够一两个星期的食品。但与此同时，我又有一种预感，我们不仅要长期离开这里，还会遇上某种痛苦的事情。
我从不关心政治，对于法西斯、英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我统统一无所知。可是我一再听到周围的人谈论这些，我不敢说我也许明白了些什么，因为说实在话，我什么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好像要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好比我在乡村，看到天空密布暴风雨前的滚滚乌云，看到树上的叶子都朝一个方向转过去，看到一只只羊羔紧紧地挤在一起，尽管是夏天，却突然从不知道什么地方贴着地皮刮来一股寒风。我感到害怕，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想到要扔下我的家和我的店铺，我的心就收紧了，仿佛我已肯定，我再也看不到这个家了。
但我还是对罗赛塔说：
“注意，别带许多东西，我们在外面最多不过待两个多星期，天气还是热的。”
确实，当时都九月了，天气还相当热，比往年都要热。
就这样，我装满了两只小人造革箱，大多是带些单衣，还有两件一旦天冷就准备穿的毛衣。动身之前，为了自我安慰，我一个劲地对罗赛塔描述乡下我的父母将会怎样欢迎我们的情况：
“你看吧，他们会让我们吃得饱饱的，撑破肚皮……我们会长得胖胖的，玩得好好的……所有那些使罗马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的东西，在乡下一概没有……我们会过得称心，睡得安稳，特别是吃得满意……你看吧，他们那里有猪肉，有面粉，有水果，有酒，我们会过得像教皇那样舒服。”
然而，对罗赛塔来说，这样美好的前景并不足以让她高兴起来，她思念着远在南斯拉夫的未婚夫，已经有一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我知道她每天清早一起床，就跑去教堂为他祷告，祈祷他不要被他们杀害了，祈祷他重返家园，祈祷他们能圆满成婚。为了让罗赛塔知道我是理解她的，于是我搂住她，亲吻她，对她说：
“宝贝女儿，你放心吧，圣母玛利亚看到了你，并且听到了你的祷告，她不会让任何不幸降临到你头上的。”
这同时，我继续为逃难做各种准备工作，当焦急不安的心情一旦过去时，我又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动身了。当然也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空袭警报、食品短缺，逃难的念头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使我的日子过得不像日子，甚至让我懒得再去收拾家里。以往，我总是跪在地上，把地板擦得亮亮的，像镜子一样。总而言之，生活好像已经散了架似的，乱糟糟的，就好比一只从卡车上掉下来砸坏了的箱子，箱子里的所有东西散落一地。如果我想起跟乔万尼干的那件事情，想到他在我屁股上拧的那一下，我也会觉得自己就像散了架的生活一样，乱糟糟的。现在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哪怕是去偷，哪怕是去杀人，我也不在乎了，因为我已经丧失了自尊心，我再也不是过去的我了。当我想到罗赛塔时，我感到安慰，因为她至少还有她的母亲在保护她。她至少还是原来的她，然而我再也不是过去的我了。唉，的的确确，生活就意味着常规，贞洁也是一种常规。一旦打破常规，生活就变得像地狱一般，我们以及其他许多魔鬼就像挣脱了枷锁一样，再也不会尊重我们自己和别人了。
罗赛塔还为她的猫咪担心，这是一只漂亮的虎斑猫，她在马路上捡到它时它还很小，她用面包屑一口一口地把它喂大。晚上，猫咪跟她睡在一起；白天，它像个小狗似的追随着她，从一间房跑到另一间房。我对她说，把猫咪托付给邻近可靠的门房，她回答说，她会这么做的。眼下，罗赛塔坐在自己房间里的床沿上，床上放着已经关好的箱子，她把猫咪放在膝盖上，轻轻地用手抚摩它，可怜的猫咪，根本不知道女主人就要抛弃它了，竟闭上眼睛打起呼噜来了。一阵怜悯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因为我知道她的心中很不好受，于是我对她说道：
“善良的女儿……让这难过的时光过去吧，然后，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战争会结束的，生活会重新富裕起来的，你就可以出嫁，跟你的丈夫幸福地在一起。”
就在这个时候，好像给我的话一个回答似的，警报响了，那种令人心烦意乱的噪声，让我有一种不祥之感，不时觉得心往下沉。于是，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股怒气，我打开朝向院子的窗户，朝天空挥起拳头，嚷着：
“你这该死的东西，谁派你来的，谁让你上这里来干这种事的？”
罗赛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说道：
“妈妈，你干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自己说过，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于是，出于对那小天使的怜爱，我努力平静下来，回答说：
“是的，但我们必须扔下自己的家去逃难，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天，我痛苦得好像在接受地狱的刑罚，我似乎觉得我不再是我自己了。我忽而想起跟乔万尼所发生的事情，我真想狠狠地咬我的手。我忽而环顾起我的屋子，住在这里二十年了，如今，我必须扔下这个家，这让我无比绝望。厨房里的火已经熄灭。卧室里那张我和罗赛塔睡的大床上，掀起的床单揉成一团，我已经没有心思和力量去整理床铺，我知道，很快我就不会在这张床上睡觉，也不会生炉子了。从明天起，炉子就不再是我的炉子，我也不会再在炉子上做饭了。我们在没有铺桌布的桌边吃着面包和沙丁鱼，我不时地望着罗赛塔，她是那么悲伤，于是我感到吃的东西卡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因为我心里很不好受，我为罗赛塔担心，我想她真是生不逢时，竟生活在这样的年头。
将近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倒在床上，躺在皱巴巴的被子上睡了一会儿。罗赛塔蜷缩着身子，背对着我，睡得挺安稳。而我却睁着眼睛，一直想着乔万尼，想着那些煤堆，想着他在我屁股上拧的那一下，想到这个家和将要被扔下的店铺。终于，门铃响了，我轻轻地搬开熟睡的罗赛塔的身子，走向房门。正是乔万尼，他嘴上叼着烟卷，微笑着。我没有等他开口，怒气冲冲地对着他嚷道：
“你听着，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我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了，我认了，你尽可把我当成一个荡妇……可是，如果你再像今天早上那样拧我屁股，那么，就像上帝是货真价实的一样，我肯定会杀了你……然后我去坐牢，这年头，也许坐牢更舒服，我倒心甘情愿去。”
乔万尼吃了一惊，渐渐地蹙起眉头，但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一面走进前厅，一面嗫嚅地说：
“那么，现在我们就交接吧。”
我走进卧室，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是我让罗赛塔登记的家里和店铺里的东西，就连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也让写上了，并不是因为我不相信乔万尼，而是因为最好什么人也别相信。就这样，在开始清点之前，我严肃地对乔万尼说道：
“你看看，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和我的丈夫用二十年的血汗挣来的……你小心照看着，将来原封不动地全部还给我，你记住，在这些东西里，一颗钉子就是一颗钉子，在我回来的时候，哪样东西都不能少。”
他微笑着说道：
“尽管放心，一颗钉子也不会少的。”
我们从卧室开始清点。我做了两份清单，一份由乔万尼保存，一份让罗赛塔拿着。我一一将东西点给他看。一张雕花双人木床，非常美观漂亮，它的木头纹理让人误认为是核桃木做的床。我掀开被子，让他看两张床垫，一张是马鬃床垫，另一张是单毛床垫。我打开衣柜，当着他的面把被子、床单和所有内衣一一点数。我打开小柜子，指给他看带红蓝花卉图案的尿盆。然后，我把家具列成一张表：一只白色大理石的大柜子，一面镶金边的椭圆形镜子，四把椅子，一张床，两只床头柜，一个双门穿衣镜柜。我清点了所有的小玩意和小摆设：一只玻璃钟，钟座下装饰着一束跟真花一样的蜡制鲜花，这是教母送给我的结婚礼物。一只装点心的瓷器盒子，两个牧男牧女半身雕像，一枚蓝丝绒胸针，一只苏莲托产的八音盒，盒盖上镶嵌着维苏威火山风景，一打开就会奏起一曲小咏叹调。两套带有杯子的玻璃饮水器皿，一只印花瓷花瓶，形状恰似一朵郁金香，瓶中插有三根非常漂亮的孔雀羽毛和一束鲜花，两幅复制的油画，一幅画着圣母和小耶稣，另一幅是舞台演出的场景，一个摩尔人和一名金发女郎，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一部名叫《奥赛罗》的歌剧，画面上的那个摩尔人正是奥赛罗。我把乔万尼从卧室带到餐厅。餐厅对我来说也是客厅，我把缝纫机也摆在这里。在客厅里，我让他用手摸摸核桃木的褐色圆桌，上面铺着一块刺绣桌布，一只花瓶跟卧室那只是配对的，四把铺了绿色绒垫的椅子。然后，我把餐具柜打开，逐个给他清点画有鲜花和花环的瓷器，都是些非常精美的器皿，一共是六个，我一生中大概也只用过两回。此时，我提醒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