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许一小时之后，我醒了过来，火车停着，四周十分安静，车厢里炎热的空气几乎让人窒息。罗赛塔站起身来，站在小窗户跟前不知道在看些什么。其他人由于列车长时间不开，便也都朝窗户探出身子。我吃力地站起来，感到头昏脑涨，汗流浃背，我站到窗前朝外观看。外面阳光明媚，蓝天无云，田野翠绿，漫山遍野都是葡萄园，面对我们火车的一个山坡上有一所白色的房子正起火燃烧，赤红的火舌、滚滚的黑烟夺窗而出，它们是唯一活动着的事物，因为乡村的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
那的的确确是美好的一天。外面连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忽然，车厢里的人群叫嚷起来：
“看那里，在那里。”
我抬头朝天空望去，看见地平线的远角有一个黑色昆虫模样的东西，很快便看清楚那是一架飞机，它转眼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一会儿，我感到飞机在头顶上，在火车的上空飞行，发出一阵阵疯狂可怕的轰鸣，就像缝纫机不断捶打发出的声音一样。轰鸣声持续了一会儿，随后就减弱了，但我马上听见附近响起一阵非常强烈的爆炸声，所有的人卧倒在车厢的地上，只有我没有及时趴下，甚至根本就没有卧倒的念头。我看见燃烧的房屋被浓烈的黑烟吞没，黑烟很快弥漫整个山坡，并朝着火车滚滚而来。这时，周围的一切又沉浸在安静之中。人们从地上爬起来，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竟然还活着，然后一窝蜂地拥到小窗跟前，望着外面。空气中充满了令人咳嗽的尘土，浓烟在慢慢散开，此时，大家发现白色的房屋已经消失了。几分钟后，火车又启动了。
这是旅途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火车经过的不少小站都是空旷的农村，有时停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正常情况下只要走两个小时的火车几乎就要走六个小时了。罗赛塔在罗马遭到轰炸的时候害怕极了，现在看见白色的房子化为灰烬，火车重又启动，她说道：
“到了乡下，我倒不像在罗马那么害怕了，这里有太阳，有空旷的地方。在罗马，我非常害怕房子炸了，整个压在脑袋上。在这里，如果我死去，至少能看见太阳。”
这时，跟我们一起待在过道里的一个难民说道：
“我在那不勒斯看到过阳光下的死人。轰炸以后，人行道上排了整整两行的尸体，他们躺在那里，就像成堆的脏衣服一样。临死之前，他们也见到了太阳呀。”
另外一个人冷笑一声，插嘴说道：
“那不勒斯民歌中是怎么唱的？‘噢，我的太阳’是吗？”
的确，现在谁也没有聊天的兴致，更不愿意开玩笑了。这样，在整个旅途中，我们始终沉浸在沉默的气氛中。
我们应当在丰迪下车，在过了台拉契那站之后，我对罗赛塔说准备下车。我的父母住在山区，在瓦莱科尔萨过去的一个小镇上，他们有一幢小房子和一些土地。从丰迪乘汽车沿着公路走大约要一小时。可是，大概是上帝的意愿，当火车开到盘山小镇圣比阿乔山，从这里可以望见丰迪山谷，我看见所有人都下车了。德国人早在台拉契那站下了车，只留下了意大利人，现在大家都下车了，只有我们两人还留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顿时，我觉得心里好受些，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而且天气是那么美好，很快我们就可以到丰迪，然后去我父母亲那里。
火车停在原地不动，但我并没有产生怀疑，因为火车曾无数次地停车，我对罗赛塔说道：
“你会发现在乡下的日子过得很有意思，你会吃好睡好，一切都顺当。”
我继续向她讲我们将在乡下做的事情，可火车依旧没有动。已经是下午一两点钟了，天气十分炎热，我说道：
“我们吃饭吧。”
我把装食品的小箱子从行李架上拿下来打开，取了两份面包和香肠。我还有一瓶酒，我递给罗赛塔一杯，另一杯我自己喝。我们慢慢地吃，天气热极了，周围静悄悄的，从小窗户望出去，只能见到一排环绕车站广场的法国梧桐树，干燥的白色尘土，知了藏在叶簇中歌唱，完全仿佛是八月的天气。这是乡村，我正是在乡下出生的，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六岁，这是我家乡的乡村，带着被阳光灼热的尘土的气味，干粪的气味，晒枯的青草的气味。
“啊！太舒服了。”我把腿伸向我对面的座位上，不由得感叹道，“你没觉得这里静极了吗？我真为不用待在罗马而感到高兴。”
这时候，车厢的门打开了，有人探进身子来。
这是一名铁路职员，瘦高的个子，黝黑的面孔，头上戴着帽子，外衣扣子散开，留着胡子，他探进脑袋来，说了声：
“用餐愉快。”
然而他的表情严肃，几乎要发火的样子，我想他也许是饿了，就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我向他指指黄纸裹的香肠片，说道：
“你愿意尝尝吗？”
但他火气越来越大了，说道：
“什么尝尝，你们该下车了。”
“我们到丰迪去。”我回答道。
我把车票递给他看，他连看也不看，说道：
“你们没看见所有人都在这里下车了吗？火车到这里就不走了。”
“不到丰迪去了吗？”
“什么丰迪，铁轨炸了。”停了一会儿，他态度和缓了些，说道：
“你们下车走半小时，就可以到丰迪，你们该下车了，因为火车一会儿就返回罗马。”
他关上车厢的门，走了。
我们待在那里面面相觑，手里拿着咬过的面包夹香肠。过了一会儿，我对罗赛塔说：
“出师不利。”
罗赛塔似乎猜着了我的想法，回答说：
“不，妈妈，我们下车吧，找一辆马车或小汽车。”
我不再听她说下去，拿起箱子，打开车厢门，走下火车。
车站的月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走过候车室，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走到广场，也一个人没有。从广场有一条笔直的、阳光照耀下的、布满灰白尘土的乡间大路通向远处，两旁是灰蒙蒙的篱笆，连为数不多的树木也都布满了尘土。广场的一角有一座小喷泉，炎热和焦急使我的嗓子干得冒烟，我走向小喷泉去喝水，没想到一滴水也没有。罗赛塔站在那里看箱子，神色惊慌地看着我，说道：
“妈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对这些地方很熟悉，我知道那条大路一直通向丰迪。
“女儿，你还考虑什么，赶路要紧。”
“那行李呢？”
“我们拎着走。”
她不作声了，沮丧地望着一堆行李，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拎着它们赶路。我打开了一只箱子，抽出两条桌布，做成两个头垫，一个给我自己，一个给她。打从当姑娘起，我就习惯了用脑袋顶东西，我可以用脑袋顶五十千克的东西，我一面做头垫，一面对她说：
“妈妈给你示范现在该怎么干。”
罗赛塔心情放松地笑了。
我把垫圈按在头顶上，压了压，一面让罗赛塔也这样做。然后，我脱下鞋子和袜子，让罗赛塔照样行事。我把最大的一只箱子放在我的头垫上，然后再放上中等大的箱子和装食品的包裹，我用手把垫圈调整好，最后让罗赛塔顶一只最小的箱子。我告诉她，走路的时候，头颈不能弯，再用一只手扶着头顶的箱子的一角。我看她已经明白，用手把箱子放到头顶上去，我暗自思忖道：
“她虽然出生在罗马，但也是乔恰里亚的女人，血统是不会骗人的。”
就这样，我们头顶行李，光着脚丫，走在长了一点儿青草的大路边上，朝着丰迪的方向走去。
我们走了一段路，大路上没有一个人，乡村里也看不见任何生灵。也许对一个不了解乡村的城里人来说，这里的一切是正常的，可我这个先当乡下人、后来才是城里人的人，一眼就能辨别出这是被遗弃的乡村。一片荒凉的景象，葡萄园里的一串串葡萄本来应该收获完毕，如今却仍然挂在金黄的枯叶子中间，有些已变得颜色发紫，流出腐烂的浓液，被黄蜂和蜥蜴啃了一半。玉米棒横七竖八地到处散落，杂草丛里，玉米粒都熟过头了，几乎变成红色。周围的地上还有许多棵无花果树，无花果由于含糖量太高，从树枝上脱落下来，被鸟群啄得不成样子。看不见一个农民，我想，他们大概都逃难去了。不管怎么说，这是晴朗、宁静和美好的一天，完全是田野的风光。我暗暗思忖，这就是战争，一切看来似乎都是正常的，其实，战争的魔爪已不知不觉地伸展开了，人们害怕了，逃难了，而土地对此仍然无动于衷，继续奉献出水果、麦子、青草和植物，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我们风尘仆仆地来到丰迪的城门跟前，尘土把双脚直至膝盖都染白了，嗓子眼干得冒火，我们累得简直什么话也不想说了。我对罗赛塔说道：
“现在我们找个酒店，去喝点、吃点什么，休息一会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找辆汽车或卡车什么的，把我们带到外祖父母那里去。”
嘿，什么酒店、汽车、小卡车，全没有啦！我们走进丰迪城里，很快发现城里空空的，连条狗也见不着。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几张破碎的招贴白纸散落一地，这说明主人已经逃难去了。房屋的通道和大门统统上了门闩，窗户和边门也都紧闭，连猫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进得屋去。我们好像置身一座居民因瘟疫都死光了的城市，而从前在这个季节，丰迪的街上都是人，妇女、男人、小孩，带着他们的猫、狗、驴子、马、鸡等来来往往，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或者坐在咖啡店里，又或者坐在房屋前面。一些小街道给人以生命犹在的感觉，因为强烈的阳光洒在路面和房屋正面，可是一旦仔细观察，便会发觉，那些窗户紧闭着而且黑漆漆的，那些门是上闩的，洒在石头上的阳光几乎让人感到害怕。我不时地停下来，挨个儿敲门，叫唤着，但没有一个人来开门，没有一个人出来回答我。我们终于来到公鸡旅店门口，可以见到木制招牌上画着一只公鸡，但已褪色和斑驳。大门紧紧关着，这是一扇古老的绿色大门，老式的锁孔很大，我透过锁孔往里看，只见暗处的大房间尽头有一扇朝着花园的窗户，亮堂堂的大藤架下面是绿色的葡萄园，悬挂着一串串黑色的葡萄，还可以看到阳光下一张闪闪发光的桌子，这就是能够看到的一切。这里也没有人出来答话，酒店老板跟其他人一起逃难去了。
这就是乡村，简直比罗马还糟糕。我意识到，我曾想在乡下得到罗马所没有的东西不过是梦想而已，于是我朝罗赛塔转过身去，说道：
“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吗？现在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回到车站，坐火车回罗马。”
我是这么说的，但我发现罗赛塔的恐惧不安的面孔，肯定她想起了轰炸的情景，我急忙加了一句：
“这样吧！在放弃努力之前，我想做最后一次尝试。这就是丰迪。我们来乡下就是碰运气的。也许我们能找到一个农民，在他家里住一夜，然后我们再看看情况。”
我们坐在一段矮墙上休息了一会儿，默不作声，因为在荒野里我们的声音几乎让我们自己害怕，然后我们重新把行李放到头上的垫圈上，朝着原路出城去。烈日当头，我们在大路上走了约莫半个小时，穿过飞扬的灰白尘土，当我们走到十字路口的柑橘园时，我选择了柑橘树丛中的第一条小道，一面寻思着：小路会通向我们要去的地方，因为乡村的小路总是通向某个地方的，柑橘树十分茂密，叶子干干净净，没有尘土，灌木丛翠绿成荫。顶着烈日走了那么一段尘土飞扬的大道之后，我们重又鼓起了勇气。正当我们沿着那条小路在柑橘林中穿行时，罗赛塔忽然问道：
“妈妈，他们什么时候采柑橘？”
“十一月就该采摘了。你会尝到它们的味道是多么甜美。”我不假思索地说。
话刚说完，我就后悔失言了，现在才刚刚九月底，我过去总是说我们待在罗马之外的地方不会超过十天，尽管当时我心里明白，我说的不是真心话，现在都露了马脚。幸好她没有在意，于是，我们沿着小路继续朝前走去。
在小路的尽头有一块空地，空地的中间有一座小房子。它原来刷成玫瑰色，如今因为陈旧和潮湿，整个房子的外层已经脱落，变成黑乎乎的颜色。露天的楼梯通向二楼，那儿有一座半弧形的阳台，上面吊着一串串的大椒、西红柿、大蒜头。屋子前面的打谷场上，全是晒干的无花果。这是一座农民住的房子。果然，我们还来不及叫唤，一个农民就走出门来了。我知道，他肯定是躲在某个地方观察来往的过客。这是一个瘦得让人害怕的老头，长着一个没有肉的小脑袋，长长的鹰钩鼻子，一双深深凹陷的眼睛，低矮的前额，秃头，活脱脱是个秃鹰的样子。他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他手里握着一把镰刀，好像是为了防备意外似的。可我没有惊慌失措，首先是因为我跟罗赛塔在一起，没有动武的念头，我们跟前的人比我们更弱不禁风，好像反倒需要我们保护似的。我回答他，我们不想干什么，我们是莱诺拉人。这是实话，我就出生在离莱诺拉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我告诉他，我们走了许多路，再也走不动了，如果他给我们一间房住一晚的话，我们会像住旅馆那样付房费的。他站在打谷场上，叉开腿听着，他的裤子破烂不堪，上衣满是补丁，他拿着一把镰刀，那副样子的确就像个衣衫褴褛的稻草人。我以为他只是想乘机敲我的竹杠，要我出高价而已。但后来我发现，他是个半傻不傻的人，除了赚钱，什么也不懂。其实他对赚钱也一窍不通，因为他说什么也弄不明白我对他说的话，只知道反反复复地说：
“我们没有房间，你说你付房钱，可你用什么来付？”
我不愿意把我放在裙子口袋里的钱拿出来给他看，不知怎么的，在战争年代，所有人都可能变成小偷或杀人犯。这样我费了不少口舌一再对他说，请他放心，我会付钱给他的。可他就是不明白，罗赛塔拉着我的袖子，小声对我说，我们最好还是走吧。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刻，他的老婆来了，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看上去比他要年轻得多，气喘吁吁，脸上冒着热气，眼睛闪闪发光，跟她的丈夫大不一样，她马上就理解了，而且，几乎要朝我们扑了过来，搂着脖子，反复地说：
“明白，明白，一间房间，怎么会没有？我们睡到凉台上或者茅草屋里去，把我们的房间给你们，还有吃的，跟我们一起吃，要知道反正是几样简单的、乡下的东西，跟我们一起吃吧。”
她的丈夫退缩到一边，神色阴郁地望着我们，就像一只生病的公鸡，圆睁着眼睛，无精打采地不想啄食。她挽着我的胳膊，反反复复地说：
“过来，我让你看看房间，你就睡我的床，我和我丈夫去凉台上睡。”
她领着我登上通向二层楼的露天楼梯。
于是我们开始在孔切塔家里住了下来，孔切塔是这个女人的名字。男人叫维钦佐，比女人要大二十多岁。他是个长工，替一个名叫菲斯塔的商人打工，这个商人像许多人一样，从城里逃难来了，现在住在环绕山谷的一个山头的小房子里。他们有两个儿子，名叫罗萨里奥和朱塞佩，两人长得黑黑的，面孔既粗糙又难看，小小的眼睛，低低的额头，他们从不说话，也很少见到他们。他们藏了起来，因为停战的时候他们正在服兵役，后来当了逃兵，从此就再也不露面了。如今，他们害怕被到处转悠的法西斯巡逻兵逮住，押到德国去当苦力。他们躲在橘树林里，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出现，而且往往是三口两口地匆忙吃完饭，几乎什么话也不说，然后就不知道他们躲到什么地方去，又不见了踪影。
他们对待我们很客气，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存有戒心，我常常自问我是不是错了。终于，在一个好天气的日子里，我发现，我的本能没有错，的的确确，就像我一开始怀疑的那样，那是两个不务正业的人，在离住处不远的地方，在橘林丛中，有一间漆成绿色的简陋的木屋子。屋顶是块金属板。孔切塔对我说，他们把收获的橘子一点儿一点儿地放到那屋子里。也许真是这样，但是眼下他们没有摘橘子，橘子仍然一只只挂在橘树上。尽管这样，我早就发现他们的两个儿子，他们自己常去那屋子里干什么。我并不感到意外，我跟我的女儿住在一个我不熟悉的、说实话也不信任的人家家里。一种好奇心不由得占据了我的心。
一天下午，这一家人都到那屋子里去了，不一会儿，我也跟踪他们前去，躲在橘林中，那屋子坐落在另一块比较小的空地中间，看起来的确破旧不堪，整间屋子都已经褪了颜色，屋顶歪斜，一块块木板奇迹般地搭在一起。空地中间停着维钦佐那辆由骡子拉的车子，我发现车上堆着数不清的东西，床架、床垫、椅子、小柜子，大包大包的东西。房屋的两扇大门敞开，孔切塔的两个儿子正在解开捆绑东西的绳子。维钦佐待在一旁，像往常一样，傻乎乎的，坐在一个木桩上，抽着烟斗。但孔切塔待在屋子里，虽然不见其人，却听得到她的声音。
“快点，加油干，已经不早了。”
她那两个儿子，平时他们的样子总是担惊受怕，默不作声，懒洋洋的，现在突然变得利索勤快，精神抖擞起来了，我不由得想到，人们只有在干有兴趣的事情时才会显露出本相。譬如说，农民在田野里劳动，工人们在工厂里做工，商人们在店里做生意，小偷偷东西的时候，才显露出本相。因为那些网状物，那些椅子，那些小柜子，那些床垫，那些包裹，都是些偷来的东西。我很快就产生了疑问。当天晚上，我突然鼓起勇气问孔切塔，白天他们卸在小屋子里的家具是谁的。她的话证实了我的怀疑。像往常一样，她的两个儿子不在场，他们已经走了。孔切塔当时也许有点儿狼狈，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兴高采烈地说：
“啊！你看见我们了，你躲着不露面是不对的，你可以帮帮我们，我们绝没有什么要遮遮掩掩的，绝对没有。那些东西是丰迪的一个人家的，可怜的人儿，他逃难到乡下去了，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回来。要知道，与其让那些留在家里的东西将来被炸掉，还不如让我们这些人拿来，至少还能派上用场。要知道，我们处在战争的年头，必须动动脑筋，不能让任何留下的东西损失，我的太太。至少说，战争结束之后，政府肯定会偿还那位主人的财产的，而且他会得到比先前还要好得多的财产。”
说实在的，我感到很不自在，甚至感到害怕，我相信我的脸色变得苍白了。罗赛塔抬起一双眼睛望着我，问道：
“妈妈，你怎么啦？”
我当时害怕了，因为我是个做生意的人，我的所有权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对于我来说，这始终是不可动摇的，我一直这样认为，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你的东西就是你的，不可能搅在一起，否则，一切就乱套了；恰恰相反，如今我落进了一个小偷的窝里，最糟糕的是，这些小偷毫无顾忌，因为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法律，也没有宪兵，他们非但毫无顾忌，反而以偷盗为荣。然而，我什么也没有说，孔切塔应该觉察出了我所想的事情，因此，她补充说：
“要知道，我们拿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已经不属于任何人了。可我们还是正派人。切西拉，我马上就证明给你看，你敲敲这里。”
她站起身来，去敲打炉子左边的墙壁，我也去敲了敲，我听到了敲打的回声，好像墙壁后面有一个空间似的，我问道：
“墙壁后面有什么东西？”
孔切塔兴高采烈地说：
“是菲斯塔的东西，简直是个宝库，有女儿的嫁妆，家里所有的财产：床单、被褥、麻织品、银器、餐具和各种有价值的东西。”
我惊奇万分，因为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孔切塔总是激动万分，怀着奇特的热情，对她的所作所为毫不掩饰。她向我解释道：维钦佐和菲力波·菲斯塔由圣乔万尼牵线，走到了一起，或者说，菲斯塔为维钦佐的儿子洗礼，维钦佐又为菲斯塔的女儿洗礼，他们两人成了亲戚，菲斯塔是圣乔万尼的信徒，逃难去山里之前，他把他的全部东西都藏在维钦佐的厨房里，并让维钦佐发誓，战争结束后把他所有东西一样不少地归还给他，维钦佐发了誓。
“对于我们来说，菲斯塔的这些东西是神圣的，”孔切塔讲到神圣这个字眼时，加重了语气，“我宁愿被人家打死，也不会去动那些东西的。它们放在那里一个多月了，只要战争没有结束，那些东西就会搁在那里。”
我对此持怀疑的态度。我也根本不相信，本来一声不响的维钦佐叼着嘴上的烟斗，瓮声瓮气地说的一番话：
“是这样，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要动这些东西，得先过我这一关。”
孔切塔听到丈夫这么说，用高兴得发光的眼神看着我，似乎在说：
“你看到了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难道我们不是正直的人吗？”
我浑身像冰冻了一样，我回想起我看见她两个儿子忙忙碌碌地从车上卸东西的情景，暗自想到：
“说来说去，一旦当了小偷，就永远是小偷。”
偷盗这件事是促使我开始考虑离开孔切塔家去其他地方的主要原因。我的钱藏在裙子下面的口袋里，那些钱的数目不小，我们只是两个单身女人，没有任何人保护我们，既没有法律，也没有宪兵，不用花什么力气就可以把我们这样的两个可怜的女人制服，并把所有的东西席卷一空。我的确没有让孔切塔看过我的口袋，但我不时要付些伙食费和房租，我还许诺我会支付别的开销。他们肯定猜到我把钱藏在了什么地方。他们今天盗窃别人留下的东西，明天他们就可能偷我的钱，甚至会杀人，这完全是说不准的事情。两个儿子长着强盗般的模样，丈夫是个痴呆，孔切塔则是个狂热分子，我们的确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间屋子离丰迪不远，掩蔽在一片偏僻的橘树林里，即便杀死了一个基督徒也不会有任何人发现的。这确实是个绝妙的藏身之地。在这等藏身处完全可能发生比在光天化日之下更坏的事情。那天晚上，我在屋里躺下之后，对罗赛塔说：
“这是个犯罪窝，他们可以不对我们使坏，但也可能把我们给杀了，像肥料一样不动声色地埋在橘林下面。”
我倾吐了心中不安的情绪，但这下坏了，因为罗赛塔还没有摆脱罗马的轰炸造成的恐惧心理，她马上哭泣起来，搂着我呜咽地说：
“妈妈，我害怕极了，为什么我们不尽快离开这里呢？”
于是我赶紧说：“这都是我的胡思乱想，全都是战争的缘故，总而言之，维钦佐和孔切塔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肯定都是好人。”她好像不太相信似的，末了，她说道：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而且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太难受了。”
我答应她尽快离开这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在这里待得难受极了。
既然待得很难受，我现在便得重新考虑，可以说，在战争爆发以后，我们离开家园的整个时期，从没有像在孔切塔家里过得这么不舒服。她把自己的卧室让给我们住，这是一间她跟丈夫结婚时就住的房间。但我必须说，尽管她是一个农民，但在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这么邋遢的女人，尽管窗户总是敞开的，房间里的空气却很污浊，令人感到窒息。房间里散发的是什么气味呢？这是一股发霉、污浊、腐臭的尿酸味。由于气味很浓，我便寻找臭气的来源，我打开了两个小柜子，里面有两只细长细长的尿盆，没有把手，就像一条管子，白瓷红花，这两个尿盆从来没有刷洗过，尿盆里各种颜色都有，那股难闻的气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我把它搁到门外去了。孔切塔朝着我骂骂咧咧地说，这些尿盆是她母亲传给她的，是家里的东西，她不理解为什么我不愿意把它们放在屋子里。
第一夜，我们躺在那张大床上，床垫满是窟窿、疙瘩和弹孔，嘎吱作声，和针刺一般扎人。床单薄极了，好像我们一翻身就会撕裂一样，我总觉得身上发痒，罗赛塔也是这样不得安宁，老是翻来翻去地改变睡的姿势，但仍然难以入睡。最后。我点上了蜡烛，用手举起烛台照着床铺，仗着烛光我看见一堆臭虫，正朝四面八方逃去，它们呈暗红色，因吮吸我们的鲜血而个头肥大。床上由于满是臭虫而呈黑色，说实在的，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臭虫，在罗马的时候，我只发现过一两只臭虫。我很快拆洗了床垫，这样就再也见不到了。然而，这张床上的臭虫有成千上万只，看得出来，它们不仅仅躲藏在床垫里，也藏在床架子里，总而言之，整个房间里都是。
第二天早上，罗赛塔和我起来后，赶忙跑到穿衣镜前观察，我们整个身上都是红疱，臭虫把我们咬了个够，我们好像突然生了皮肤病。我把孔切塔叫了过来，让她看看坐在床上光着身子在哭泣的罗赛塔，我问她，难道让我们跟臭虫睡在一起不会让她感到难为情吗？孔切塔像往常一样，激动地说：
“你说得有理，是挺难为情的，是件不光彩的事情。我知道臭虫让人讨厌，但我们是乡下的穷人，你是城里的太太，我们这些人只配喂臭虫，你可是睡真丝床单的命。”
她激动万分地给我解释原因，带着一种奇怪的神情，好像是在嘲弄我。实际上，她在诉说完理由之后，又以一种迫不及待的神态总结说，臭虫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小动物，既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就象征着某种益处。不管怎么样，我说从现在起，我们睡到他们给骡子贮备干草的茅草屋去，干草扎人，也许其中也有小虫子，但那是些干净的虫子，它们虽然会爬到身上来，使人发痒，但不至于吸血。但我明白，这样是过不了多久的。
孔切塔家里的一切都令人生厌，除了睡觉的问题，还有吃的问题。孔切塔是个急性子的邋里邋遢的女人，做事一向粗心大意。她的厨房是个黑乎乎的地方，煎锅和盆子长年累月地堆放在一起，没有水，从不洗刷，做饭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孔切塔每天都是做一样的饭菜，乔恰里亚人称之为菜汤，许多片薄薄的家庭面包塞在满满一罐豆角汤里。这道菜是冷着吃的，豆角汤把面包浸湿后，整个就变成了糊状汤，这汤一点儿也不对我胃口，由于孔切塔邋里邋遢，菜里总是有苍蝇或者小虫子，加上她根本就不会做简单的汤和主菜，弄得我直反胃。他们吃饭按照农民的方式，不用碗盛，大家都用勺在汤或菜里打捞，然后把勺子送进嘴里，再把它重新浸到黏黏糊糊的菜里。你们会相信吗？一天，我发现夹在面包和豆角中的好几只苍蝇，就提醒她注意这件事，她却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吃吧，吃吧，不过是只苍蝇，那又怎么了呢？这是猪肉，一点儿也不比小牛肉差。”
我发现罗赛塔一点儿也吃不下那些脏东西，我便常常跟孔切塔一起到园子外面的大路上去。那个地方有个集市，但在城市里已经没有了，在飞机、警报声和法西斯分子的扫荡下，再也没有什么牢靠的东西了。在大路上可以遇上卖新鲜鸡蛋、肉和鱼的农妇。当有人讨价还价的时候，她们就生气地回答说：
“好吧，你们就吃你们的钞票，我们就吃我们的鸡蛋。”
她们很清楚，发生了饥荒，在饥荒的年代，钱毫无用处可言。她们卡我的脖子，但我还是常常买些东西，也给孔切塔家里一些吃的东西，钱像流水般地花去，这也是我非常不安的一个原因。
我们想离开这里，但到哪里去呢？一天，我对孔切塔说，由于英国人没有来，我们最好乘小卡车或步行到我父母亲居住的乡下去，在那里待到战争结束，她立即热情地同意我的想法，说道：
“怎么了，过得不舒服吗？人们只有待在自己家里才感到舒心，谁能替代母亲的位置呢？你行行好吧！这里你什么都不喜欢，有臭虫，菜汤也是糟糕的，可是，你在父母亲的家里，同样的臭虫和同样的菜汤也会使你觉得是天堂。为什么不可以呢？明天，罗萨里奥用车子拉你们，你们可以美美地散一次步。”
第二天，我们高高兴兴，满怀希望地等着罗萨里奥从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回来。他回来了，非但没有骡拉车，反而带给我们一大堆坏消息：德国人到处抓壮丁，法西斯分子逮捕冒失上街的人，英国人大扔炸弹，美国伞兵降落，到处是饥饿、灾荒和革命，英国人和德国人很快就要在我父母亲住的地方打起仗来了。这些消息是从德国司令部传出来的。那地方已经疏散一空，所有的居民都被赶到弗罗西诺内的一个集中营去了。他还说，由于有飞机轰炸，很多大路都变得不安全，飞机都飞得很低，向人们扫射，不停地向人群扫射，直到人们被打死为止。山路也不安全，因为到处是无缘无故杀人的逃兵和强盗。总之，对我们来说还是留在丰迪等待英国人比较好，这只是几天的问题，因为盟军在前进，不到一个星期将会来到这里。最后他说了一大堆真真假假的事情，不过真假难分，真实的消息使假的消息好像也成真了。轰炸和扫射确有其事，但打仗的地方正是在我父母亲住的地方不都是真事，还有那地方已经疏散一空了，别的消息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没有想到，他向我们讲的这些坏消息都不是真的。不过，我们被吓坏了，他带来的消息就是想把我们留在他们家里，继续赚我们的钱。另一方面，天气确实很糟糕，而我有一个女儿，我不能不对在路上可能遇到的他对我们所说的危险负责，尽管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就这样，我决定推迟回我老家的时间，留在丰迪等待盟军的到来。
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必须尽快离开孔切塔家，再待在这孤零零的橘林，就像过去我说的那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孔切塔的儿子们越来越让我感到害怕。我说过他们是沉默寡言的人，可是他们一旦讲话，就透露出一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的神情。他们是能说会道的人，比如，他们开玩笑地说：
“有一次，在阿尔巴尼亚，他们朝我们打冷枪，我们伤了两个人。你知道，为了报复，我们干了些什么？由于男人们都逃走了，我们逮住了女人，那些比较讨人喜欢的……有些女人是真的乐意，她们想借此给自己的丈夫戴绿帽子。有些女人不情不愿……有些女人在这之后都站不起来了，就像死人一样。”
我听了这一番话，像石头一样动弹不得，孔切塔随即打着哈哈笑着说：
“哎，他们是年轻人，要知道年轻人是喜欢女人的，年轻人青春似火。”
情绪比我更糟的是罗赛塔，我看见她脸色苍白，几乎全身打战，终于有一天我对他们说：
“你们住口吧，我的女儿在这里，你们别在一个小姑娘面前这么说话。”
我情愿他们批驳我，甚至辱骂我，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他们那煤炭一样的闪闪发亮的眼睛，从下至上地打量着罗赛塔，让人感到害怕，而他们的母亲反复说：
“要知道，他们是年轻人，青春似火的年轻人。但你不必为你的女儿担忧。我的儿子们不会碰你女儿的，即便给一百万里拉，也不会去碰你女儿的。你们是客人，客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的女儿待在这里，就像待在教堂里一样安全。”
对于我来说，实际情形正好相反，面对她儿子们的沉默和她过头的话，我的担忧更加强烈了。这时我设法从一个农民那里弄到一把折叠小刀，我把它跟钱一起放在口袋里。如果他们企图搞什么名堂，必须先对付我，而我自然也会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的。
然而，在我们来到这里两个星期之后，终于发生了让我们下决心离开这里的一件事。一天早上，罗赛塔和我坐在打谷场上，打算剥玉米穗，干些什么活的时候，从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两个男人，我马上意识到他们是谁，他们斜背着枪，敞开的上衣露出穿在里面的黑衬衫，还有孔切塔的儿子罗萨里奥的反应，都使我明白了他们是谁；当时罗萨里奥正在那里嚼着面包和葱头，一看见他们出现，立刻就一溜烟跑掉，消失在橘树林中。我平静地对罗赛塔说：
“他们是法西斯分子，你什么也不要说，让我来对付。”
那些七月二十五日以后在罗马四处活动的新法西斯分子，我能很容易认出他们来。他们都是些乌合之众，二流子，为了自己的私利，穿上黑衬衫，而如今正派的人们不愿意再穿了。他们身体魁梧，就像台伯河畔和大桥上那些游手好闲的男人一样。这两个家伙却相反，我很快就看出他们是两个废物，丑陋无耻的东西，他们有用来吓唬人的枪，一个家伙是瘸子，秃脑袋，一张面孔麻木僵硬，就像一颗干栗子，瘦削得让人可怜的肩膀，凹陷得很厉害的眼睛，扁平的鼻子，乱糟糟的胡子；另一个几乎是个侏儒，长着一颗教授般的大脑袋，戴着眼镜，神情严肃，身材肥胖。从下面匆匆赶来的孔切塔用绰号跟第一个家伙打招呼，这个绰号是此人活生生的写照。
“瘦猴子，你在这里找什么东西！”
瘦猴子，便是那个秃脑袋猴子般的人，他晃动双腿，用手敲打着枪托，傲慢地回答说：
“孔切塔大婶，孔切塔大婶，我们彼此都清楚，你知道我们在找什么，您是一清二楚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要酒吗？要面包吗？面包我们很少，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一瓶酒，给你一些无花果干，要知道，都是些乡下的东西。”
“孔切塔大婶，您真狡猾，可这一回，您碰上了比您更狡猾的人。”
“瘦猴子，你说些什么？我狡猾吗？”
“一点儿不错，你狡猾，你的丈夫狡猾，你两个儿子更是狡猾透顶。”
“我的两个儿子？谁见到过我那两个儿子？我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们了，他们在阿尔巴尼亚为了国王和墨索里尼而战斗，让上帝保佑他们两人身体健康。”
“什么国王，什么国王，我们现在是共和国，孔切塔。”
“那么共和国万岁！”
“你的儿子不在阿尔巴尼亚，他们就在这里。”
“他们就在这里？但愿真是这样。”
“一点儿不错，他们就在这里，昨天有人还看到他们在科库鲁佐大街做黑市交易。”
“瘦猴子，你在说些什么呀！我的儿子就在这里，我跟你说过，但愿这是真的，我会拥抱他们，知道他们脱离了危险；我每天痛苦得以泪洗面，我的痛苦比经受七种痛苦的圣母还多。”
“够了，对我们说真话，他们在什么地方，否则要了你的命。”
“我怎么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给你酒，我可以给你无花果干，还可以给你一点儿面粉，尽管我们只有一点儿。但是我的儿子不在这里，我怎么给你们呢？”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这酒。”
于是，他们在打谷场上的两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孔切塔像往常那样，兴奋地拿来酒和两个玻璃杯，还提了一篮子无花果干。瘦猴子骑在椅子上，一面喝着酒，一面吃。
“你的儿子是逃兵，你知道军法对逃兵是怎么规定的吗？如果我们抓到他们，应该枪毙他们，这就是法律。”
她笑着说：
“你们说得有理，逃兵应该枪毙……他们是流氓无赖……统统应该枪毙，但是我的儿子，他们不是逃兵，瘦猴子。”
“如果不是，那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士兵，为了墨索里尼而战斗，上帝会保佑他们活一百岁的。”
“对，同时干黑市勾当，是吗？”
总之，当她无法回答时就给他们斟酒。看来这两个人就是为了酒而来的，他们接受她的敬酒，举杯痛饮起来。
我们坐在台阶上，待在一边。瘦猴子一面喝酒，一面盯着罗赛塔，他并不是以警察那种想查明某人的证件是否齐备的眼神，而是死死盯着她的大腿和胸脯，正像一个男人盯着他所喜欢的、能勾起他欲火的女人一样，终于，他开口向孔切塔问道：
“那两个女人是谁？”
我赶紧抢着代替孔切塔回答，因为我不愿意让法西斯分子知道我们是从罗马来的。
“我们打瓦莱科尔萨来，是孔切塔的两个表姐妹。”
孔切塔热情地急忙强调说：
“正是这样，她们是我的两个表姐妹，切西拉是我一个叔叔的女儿，她们跟我是近亲，她们来跟我们一起过。唉，要知道，血浓于水。”
然而，瘦猴子好像并不相信，看得出来，他比他不起眼的外表要聪明。
“我不知道你在瓦莱科尔萨还有亲戚。你总是对我说，你是明土尔诺人。这位漂亮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
“叫罗赛塔。”我回答道。
他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起身向我们走过来，说道：
“罗赛塔，你挺讨我喜欢。我们现在正好需要一个女用人。你给我们做做饭，整理整理床铺。罗赛塔，你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吗？”
他一面说着，一面伸出手去摸罗赛塔的下巴。我在他手上打了一下，说道：
“把手缩回去。”
他睁大双眼盯着我，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
“哎呀！你怎么啦？”
“她是我的女儿，请你不要碰她。”
他把枪从肩上卸下来，对着我傲慢地说：
“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讲话，举起手来。”
这时，我显得很镇静，他对准我的枪口反倒在抖动。我躲开枪口，轻蔑地说：
“什么举起手来，你以为用你的枪就可以吓住我吗？你知道枪对你有什么用吗？用来诈骗酒和无花果干，这就是枪对你的用处。连一个瞎子都会看得出来，你不过是个饿死鬼，仅此而已。”
奇怪的是，他忽然平静下来，笑着对同伴说：
“至少应该把她枪毙了，你认为怎么样？”
另一个人晃了晃肩膀，结结巴巴地说：
“她们是女人，你不要犯糊涂。”
于是瘦猴子把枪放了下来，加重语气说：
“这一回便宜了你，但你要明白，你差一点儿把命搭上，谁敢动军人一根毫毛，谁就要吃子弹。”
这句口号写在罗马的墙上，丰迪的墙上也有。那个卑鄙无耻的东西，他是从墙上学来这句口号的。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
“还要说定的是，你得把女儿送到我们驻扎的地方科库鲁佐当用人。”
我回答说：
“你可以做梦，但我是什么也不会给你送去的。”
他转过身来，朝着孔切塔说：
“孔切塔，我们来交换一下，我们不再寻找你藏在这里的两个儿子。你知道，如果我们认真寻找，是可以将他们逮起来的。作为交换，你把你的表外甥女给我们送来，我们一言为定，好吗？”
孔切塔，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对他们这个明知我不会答应的、包藏祸心的要求居然表现出万分的热情，提高嗓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