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十字路口，右边有一座跨越溪流的桥，过了桥有一座白色的房子，我知道，托马西诺就住在那里。我站在桥上，探身望去，看见一位妇女，跪在小溪边的石头上洗衣服，我向她喊道：
“托马西诺住在这里吗？”
她拧完一件洗好的衣服，回答说：
“是的，他住在这里。可他现在不在家，今天一清早到丰迪去了。”
“他还回来吗？”
“是的，他要回来的。”
我们只能留下等待，于是我们在桥头的一个石头上坐了下来。我们在阳光下默不作声地坐着，太阳逐渐变得火辣辣的，更加明亮了，罗赛塔终于开口问道：
“你说，要是我们回到罗马，阿尼娜会让我看到很健壮的帕利诺吗？”
当时我正陷于胡思乱想，一时竟没有明白过来她的话。稍后我才回想起，阿尼娜是我们隔壁房子的看门人，帕利诺是罗赛塔非常喜爱的那只虎斑猫，逃难之前，罗赛塔把它托付给阿尼娜了。我安慰罗赛塔说，帕利诺会长得更漂亮更健壮，这是肯定的，因为阿尼娜的兄弟是屠夫，即使是灾荒的年头，他们也永远不会缺肉吃。她好像从我的话中得到了安慰，重新平静下来，在阳光下半闭上眼睛。我觉得，罗赛塔在这样危险的时刻，竟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原因大概在于，尽管她已经十八岁多了，但就性格来说，她还是个小女孩，她的这一特点在类似的担心中也表现了出来，因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晚上我们将在什么地方睡觉和能不能吃上饭。
在大路的拐角，出现了一个男人，他一边慢慢走，一边吃着一个橘子。我马上认出他就是托马西诺，他长得很像地道的犹太人，长长的脸，一个星期不刮的大胡子，鹰钩鼻子，一双凸出的眼睛，迈着八字步走路。他也认出我来了，因为我曾经是他的顾客，在那两个星期里，我在他那里买了不少东西。但是，他露出一副不信任的神气，不搭理我的问候，一面吃着橘子，一面眼睛朝脚底下看，走了过来。待他走到跟前的时候，我马上对他说道：
“托马西诺，我们是从孔切塔的家里来的，现在你应当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该上哪里去好。”
他倚靠在桥栏杆上，一只脚蹬在矮墙上，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个橘子，咬了一口，把橘子皮冲着我的脸吐出来，然后说道：
“好说，现在人人都在为自己，只有上帝为大家，你要我怎么帮你呢？”
“你可认识什么山里的农民，留我们住到英国人来？”
“我什么人也不认识，据我所知，所有的房子都住满了，如果你到山里去的话，你会找到什么，一间茅屋，一间草房。”
“不，我一个人不去，你在山里有兄弟，你还认识一些农民，你应当给我介绍一下。”
他冲着我的脸吐出另一块橘子皮，说道：
“我如果是你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
“怎么做呢？”
“回罗马去。这就是我要做的。”
我知道他故意装聋作哑，因为他以为我们是两个可怜的女人。我知道，他这个人除了钱以外，别的什么都不认，没有钱，他是不会为任何人干事的。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带了一大笔钱出来。但现在，我明白，该是让他知道的时候了。对他我还是信得过的，因为他的情况跟我差不多。他曾像我一样，是丰迪一家食品店的老板，现在跑黑市买卖，完全像我当初干的那样。总而言之，就像俗话所说，狗不会咬狗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
“罗马我是不回去了，因为那里有轰炸和饥荒，火车也断了。我的女儿罗赛塔至今还对轰炸记忆犹新。我决定到山里去，找个落脚的地方。我会付钱的，我还想储备些吃的东西，像酒、扁豆、橘子、奶酪和面粉。总之，各样东西都储备一点儿。一切都照付现钱，因为我有钱，我差不多有十万里拉。你不想帮助我们，好吧，我会去请别人帮忙的，在丰迪这块地方，不仅有你一个人，还有艾斯波西托，有斯卡利塞，有许多人。罗赛塔，我们走吧。”
我说得干脆利落，我把行李放在头顶垫圈上，罗赛塔也照此行事，我们朝着圣比阿乔山的方向走去。
听到我说有十万里拉，托马西诺睁大双眼，发呆了一会儿，牙齿咬着橘子，随后，他突然吐掉橘子，紧跟在后面追了过来。我因为头顶垫圈上放着箱子，不能转过身子瞧他，只听到他用呼吸急促的沙哑的声音乞求道：
“等一等，你别走，活见鬼啦，你怎么啦，你停一停，我们好好谈谈。”
我停住脚步。他做了一番解释，我这才同意回去，跟他一起走进一座小房子。他让我们走进底层一间白色的、空荡荡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带床垫的床，床单乱糟糟的。我们三人在床上坐了下来，他带着几乎是客气的语调说：
“好吧，现在我们来开个你所需要的食品的单子。但我不说大话，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农民们狡猾得很。至于说价钱，你应该相信我，这没什么好讨价还价的，我们不是处在和平时期的罗马，而是战争年代的丰迪。关于山上的住房，我还没有把握。在轰炸之前，房子就都租出去了。今天上午我必须到我兄弟那里去，就是说，你们两人可以跟我上山去，有些事情会顺利解决的，特别是做好了立即付钱的准备。关于储备食品，你得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你在山上找到了住处，我的兄弟或其他什么逃难者可以借给你，或卖给你一些东西。”
他用实事求是的、通情达理的语调说完这番话，随后，从兜里掏出一个沾满油污、已经撕得所剩无几的记事本子，翻到一页没有写过的白纸，拿出一支不容易抹去字迹的铅笔，把笔头放在嘴里润湿以后，说道：
“那么，我们来看看，你要多少面粉？”
于是，我细致地向他口述一份单子，需要多少面粉，多少玉米面，多少食用油，多少扁豆，多少羊奶酪，多少猪油，多少香肠，多少橘子，等等。他一项项地记了下来，然后把小本子塞进口袋，走出了房间，不一会儿，他拿来了一个圆面包和半段香肠，说道：
“看看，食品供应开始了……现在你们吃饭，就在这里等着我……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上山去……不过，你最好现在就把这块面包和这根香肠的钱付给我，这样，我们就不会搞乱。”
我掏出一张一千里拉的票子递给他，他背着光检查了一下，找给我许多张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破烂不堪的小票子。这都是些在缺钱的农村来回倒手的票子，始终没有机会更新，因为农民不肯把钱存到银行去，而宁愿把它藏在家里。我把几张钞票退给他，因为它们实在太破了，他换了给我，说道：
“这里有一车这样的钞票，我马上就可以换掉。”
托马西诺把我们留下，临走时说，他很快就回来。我们坐在床上嚼着面包和香肠，谁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们知道，很快我们就会有落脚的地方，就会有食物了。过了一会儿，不知道什么缘故，其实也只是追随我的思路而已，我说道：
“罗赛塔，你看，钱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
她回答说：
“妈妈，圣母在帮助我们，我知道的，她会永远帮助我们。”
我不敢驳斥她，因为我知道她是非常相信宗教的，她每天早上起身以后和晚上入睡前都在祈祷，这是我按照家乡的规矩给予她这种教育的。但是我又不由得想到，如果事情果然如此，那么，圣母的帮助就有点儿奇怪了，因为是金钱迫使托马西诺答应帮助我们的，但这钱是我利用战争和饥荒，做黑市生意赚来的，也许圣母是喜欢战争和饥荒的，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惩罚我们的罪过吗？
吃过了面包和香肠，我们躺在托马西诺肮脏不堪的床单上，睡了也许半个小时，由于是大白天，睡意早就没有了，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好比空肚子喝了酒一样。当我们还在睡的时候，托马西诺回来了，走过来用手拍拍我的面孔，兴高采烈地说：
“醒醒，醒醒吧，上路了。”
他非常兴奋，看得出来，他预先尝到了占我们便宜的乐趣了。我们从床上起来，跟随他走出屋外，在桥前的空地上，有一头非常瘦小的灰色的驴子，就是人们所称的撒丁种驴子。这可怜的牲口，脊背上已经载上了托马西诺捆好的我们的行李。我们就这样上路了。托马西诺勒紧拴驴子的缰绳，手握柳条鞭子，一身城里人的打扮，黑色的帽子，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笔挺的，但没有打领带，脚上穿着一双士兵靴子，黄牛皮的，但都沾上了泥巴，我们跟在后面。
前面是群山，我们从一座山峦的山脚转上了一条离开大路的崎岖小径，小径盘旋而上，坑坑洼洼的，布满石子和尘土，两边是两排像篱笆一样密的黑莓。我们开始上山，很快来到了两座山峦之间的一条狭小的山谷，它像个漏斗，越走越狭小，我们抬头望去，只见它的尽头在山顶的天空下，夹在两座石峰之间，仅有一步之宽。你们相信吗？当我的脚踩在崎岖山路的石子、牲口的干屎和土坑的时候，我体验到了一种兴奋的感觉。我原是山区的农民，像这样的崎岖小路我已经走过不知多少次了，一直走到十六岁。如今我的脚又踩上这崎岖的山路，我终于又重新找到了我所熟悉的某种东西，就好比我的父母亲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我至少重新找到了他们抚养我长大的地方。我默默想到，在此之前，我们生活在平原，那里的人虚伪、龌龊、卑鄙、不守信义，可现在，走在这条满是石子和驴屎的、尘土飞扬的、陡峭的崎岖山路上，我又重新找到了我的山和我的人。我没有把这些想法告诉托马西诺，首先因为他无法理解我，其次因为他是平原上的人，长着一副犹太人的嘴脸，一个地地道道的见了钱就会发狂的家伙。我们走过一片长着许多紫红色仙客来花的漂亮的篱笆墙的时候，我悄悄地对罗赛塔说：
“你摘些仙客来花，做个花环，把它戴在头上，会很好看的。”
我突然回忆起，我做小姑娘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我摘下我们乔恰里亚姑娘称作“斯科恰皮尼亚特”的仙客来的花，编织成小花环，把它们戴在耳朵上、头发之间，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漂亮无比。罗赛塔听从了我的建议，在我们停了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她摘了一束花，又给了我一束，我们把花戴在头上。我看着惊奇地望着我们的托马西诺，笑嘻嘻地对他说：
“我们是为了要搬进新屋才打扮得漂亮点的。”
然而，他一点儿也不笑，一双眼盯着鬼知道什么地方，一门心思盘算着他想要卖出和买进的货物，盘算着赢利和亏损。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做黑市买卖的人，而且是平原上的黑市商人。
山路先是打山谷入口处的一排房屋前面穿过，然后，折向左边，顺着山腰的丛林走去。小路曲曲弯弯地缓慢上升，不时碰到需要攀登的山口，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吃力，因为我出生之后便练就了一双能够翻山越岭的脚板，这两条腿马上习惯了缓慢而有节奏地爬山，我既不会大喘气，也不会心跳加速。相反，罗赛塔是罗马人，托马西诺是生活在平原的人，他们不时要停下来喘喘气。随着山路的升高，渐渐显露出山谷或者说裂口，它还称不上是山谷，因为它太狭窄了。眼前呈现出一道巨大的阶梯，最低的阶梯最宽，山顶的阶梯最窄。这些阶梯就是梯田，我们乔恰里亚人把它叫作干垒地，这里有一道道细长的肥沃土地，每一块地用石头垒成的矮墙支撑住。在这些细长的梯田上可以种植任何东西：麦子、土豆、玉米、蔬菜、亚麻。另外在农作物之间，还见缝插针地栽种了果树。我对梯田是很熟悉的，我当姑娘的时候，就像一头牲口那样，头顶一筐又一筐石头，去修筑梯田的矮墙，在连接各块梯田的陡峭石级上跑上跑下，我也早已习以为常。造这些梯田需要付出巨大的辛劳，因为农民必须开垦山坡，砍掉树木，用双手把石头一块块地运上去，在土地上一道道垒成石墙。一旦梯田筑好了，生活对你来说就有了保障，它们赐给你一切必需的东西，换句话说，你就什么东西也用不着购买了。
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不知有多长的时间，像流浪汉那样，先沿着山谷左边攀登了好长一会儿，然后过了山谷，从右边继续登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山谷，盘旋而上直到天空，梯田的大台阶终止的地方，黑乎乎一片的丛林带开始了，丛林带随后逐渐变得稀疏，许多树木散布在光秃秃的山腰上。
最后，树木也没有了，除了通向蓝天的白色碎石堆，什么也见不到，就在山腰下面，有一簇绿色草木伸展出来，草木中隐约可见一些红色的峭壁。托马西诺告诉我们说，在这些峭壁当中，有一个很深的山洞，许多年前，山洞里藏着一个丰迪有名的牧人，他放火活活烧死了住在茅屋里的他的未婚妻，后来逃到大山的另一边结了婚，膝下有了一群子孙，末了，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头了，一个当上了父亲、岳父和祖父，受到大家尊重的白胡子老头。托马西诺还说，在山的那一边是乔恰里亚的群山，其中就有一座仙女山。我回忆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常常梦见这座山，并且常常问我的母亲，山上可当真住着仙女，她总是回答我说，仙女是不存在的，人们这样称呼这座山，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但我始终不相信她的这番话。如今，我已是成年人，并且有一个长大的女儿，我真恨不得问问托马西诺，为什么要给这座山取这样的名字，是不是从前仙女们确实在这里待过。
在崎岖山路的转弯处，也就是在一块梯田上，终于见到了一头套着犁铧的白公牛，一名庄稼汉赶着牛在细长的梯田上犁地。托马西诺马上用手放在嘴边做成喇叭形，大声喊道：
“喂！帕利德！”
庄稼汉推着犁往前又走了一会儿，然后停了下来，不慌不忙地朝我们走过来。
这是一个个头不大但身材匀称的男人，长得很像乔恰里亚的人，圆圆的脑袋，低低的额头，小小的、弯曲的鹰钩鼻子，厚厚的颌骨，嘴巴的形状就像把刀子，好像从来不会张嘴笑似的。托马西诺指着我们，对他说：
“噢，帕利德，这是两位罗马女士，她们要在山区找个住的地方……住到英国人来，当然，这也住不了多少日子。”
帕利德摘下黑帽子，毫无表情地望着我们，就像老眼昏花而呆头呆脑的老农，他们长年累月地孤身一人，只跟牛、犁头、垄沟打交道。然后，他无精打采、慢条斯理地说，眼下没有什么房子了，那些为数不多的房子都租出去了。总之，他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落脚的，罗赛塔马上流露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但我很平静，因为我口袋里有钱，我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事实上，这时，托马西诺用几乎是强硬的语气对他说道：
“喂，帕利德，我们把话说明白，她们是付钱的……她们不想占任何人的便宜，她们付现钱。”
帕利德搔搔脑袋，低下头来，他说挨着他的房子有一间他用来放织布机的屋子，如果我们确实住的日子不多，可以在那里安身。托马西诺马上接嘴说：
“你看，屋子就有现成的……别再小里小气了……好吧，帕利德，你回去干你的活……由我负责把她们介绍给你的妻子。”
帕利德关照了几句，回去犁他的地了。我们继续登山。
终于没有多少路了。又走了一刻钟左右，我们看见在一块梯田的平面上有三座呈半圆形的小屋子。它们都是只有两间房的小屋子，背靠斜坡；农民们造这些屋子，通常不请任何建筑工帮忙，他们在这些小屋子里只是睡觉，在田野劳动，或者在下雨和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待在比这些小屋子还简易的茅屋里。他们只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可以造一座茅屋，砌上石头矮墙，屋顶铺上茅草就大功告成了。事实上，这些小屋周围，还有许多茅屋，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村庄了。有些屋子冒着青烟，说明主人正在做饭，另外一些屋子似乎是晚间关牲口的地方。人们在梯田狭窄的空地上，在小屋子和茅屋之间来回走动。
我们来到了小屋子和茅屋之间的空地，看到一群人在露天，几乎是在梯田边缘的一棵无花果树的树荫下面，忙乎着安排餐桌。他们在桌布上摆好了盘子和酒杯，现在又忙着搬来当凳子坐的大木头树桩。他们中的一个人一看见我们，马上过来向托马西诺打招呼说：
“你来得正是时候，上桌吧。”
他是托马西诺的兄弟菲力波，我从未见到过差别这样悬殊的两个人。托马西诺小心谨慎，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甚至有点儿忧郁，总是低着脑袋咬指甲，盘算着挣钱；而菲力波则开朗豪爽，热情奔放，他和托马西诺一样是店老板，只是托马西诺开了个食品店，他却经营一爿大百货店，什么都卖。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脖子很短，脑袋就固定在没有脖子的非常宽阔的肩膀上面，活像一口倒扣的锅，顶端狭窄，底部宽阔，鼻子长得像鸟儿的嘴巴，两条腿短短的，上身鼓鼓的，胸脯突出，肚子有点儿隆起，以至裤子的皮带束在肚子下面，使人觉得他每动一下裤子就要掉下来似的。菲力波听说我们是逃难来的，将跟他们住在一起，我们有钱，原先是开铺子的（这一切都是托马西诺自言自语般悄悄地告诉他的），差一点儿就要扑过来搂着我们的脖子，他说道：
“你们跟我们一起上桌……我们做了面条和扁豆，你们没有东西吃，就跟我们一起吃，先吃我们的，何况以后英国人来了，他们会带来一切的，那时候东西就会很丰盛了。要什么有什么，现在最要紧的是吃饱饭和快快活活地活着。”
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围着桌子向我们介绍他的女儿，一个棕褐色皮肤的姑娘，甜美中又带着点儿忧伤。他的儿子是一个矮个子的年轻人，但双肩宽阔，背有点儿驼，使人几乎认为他是驼背，其实并不是，他的皮肤黝黑，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曾经当过医生，至少他父亲是这么说的。
“我来向你们介绍我的儿子米凯莱，他是医生。”
然后，他又向我们介绍他的妻子，一个面孔苍白得可怕、两只眼睛发青的女人，胸脯臃肿肥大，患有哮喘病。依我看，她还患有惊恐症，像个病人。正像方才我说过的，菲力波知道我在罗马开过店铺，马上变得热情非凡，亲切得很，在询问我是否有钱，并且知道了我确实有钱之后，便向我透露，他裤兜里也有一大笔数目的钱，即使是英国人晚来一年，这笔钱也够他花了。他用信任的口吻对我说话，就像老板对老板那样平等相待，我重又感到安下心来了。但我还不知道，正如他也不会知道一样，在战争的年代里，那一大笔钱会逐渐贬值，最后这些原先够维持一年家庭生活的钱，竟然只能维持一个月的生计。菲力波还说：
“我们在这里生活到英国人到来，现在我们有吃有喝，什么也不用操心……英国人来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就会回来，我们这些生意人马上可以经营商店，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提出不同的看法，或者说，为了随便讲点什么话，我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英国人来不了，而德国人却打赢了战争，他忙说道：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德国人和英国人是一回事，要紧的是要有一方确实得胜……对我们来说只有店铺才是至关重要的。”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口气十分肯定，放大了嗓门，他的儿子独自坐在梯田边上，一面望着丰迪的景色，一面像条水蛇似的扭转过身子，说道：
“对你来说也许不重要……但对我来说，如果德国人来了，我就自杀。”
他一本正经地说着，我惊奇地问道：
“德国人对你怎么啦？”
他斜着眼睛望着我说道：
“对于我个人，没有怎么着……可是如果有人对你说，喂，你把这条毒蛇拿回家里亲密地对待它，你会怎么说呢？”
我愣了一会儿，回答说：
“嘿，把一条毒蛇拿到家里去，我可不干。”
“为什么？那条蛇至今还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害，不是吗？”
“是的，但要知道，毒蛇迟早会咬人的。”
“对，道理是一样的，尽管德国人没有把我个人怎么样，可我知道，德国人，或者说法西斯分子，总有一天会像毒蛇那样咬人的。”
这时，一直不耐烦地听我们谈话的菲力波开始嚷嚷起来。
“上桌，上桌……让德国人、英国人都见鬼去……上桌吧，有汤菜。”
他的儿子也许认为我是个乡下女人，不愿意跟我多费口舌，他也像其他人那样朝桌子走来。
这是什么样的午餐啊？只要我活在世上，我便会一直记着它，多少是因为那地方的古怪，也多少因为午餐的丰盛。吃饭的地方很怪，一张长而窄的桌子，架在长而窄的梯田上，我们的脚下是一层一层的梯田，一直延伸到丰迪山谷，我们的四周青山环绕；我们的头上是九月阳光普照的蓝色天空，阳光柔和而温暖。桌子上是丰盛的菜肴，盘子里摆满了香肠和火腿，山里的奶酪，自家烤的面包，新鲜的泡菜，熟鸡蛋，黄油，大盘里盛得满满的面汤和扁豆。菲力波的女儿、母亲和妻子把菜从烧饭的茅屋里一道道端上桌子，还有装在用草包着的长颈大肚酒瓶里面的酒，甚至还有一瓶香槟。总而言之，见到眼前这个场面，谁也不会想到山区还有饥荒，一个鸡蛋值八个里拉，在罗马有人死于饥饿。菲力波搓着手围着桌子转悠，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情，他重复说道：
“大家吃吧，喝吧，英国人就要来了，富裕日子就要回来了。”
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产生这种英国人会带来富裕日子的想法。然而，山里所有的人都这么相信，并且一个个都这么说，我想他们的这种信念是来自广播，因为有人对我说过，有一个会说意大利语的英国人，意大利语说得像意大利人一样地道，他每天在广播里反反复复地宣传，一旦英国人来了，我们所有人都会富得流油。
行了，把汤盛在碗里后，我们入席了。我们一共多少人呢？有菲力波、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有帕利德和他的妻子卢依莎，一个长着一头金色鬈发的小个子女人，天蓝色的眼睛，一副笑里藏刀的表情，他们的小儿子多那托；还有托马西诺和他的妻子、女儿，他妻子是个细高个儿，脸上长着点胡子，她是一个表情粗鲁的女人，女儿的面孔像母亲，但表情温柔，长着一双棕黑色的眼睛；另外还有四五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留着长胡子，我知道他们是丰迪人，他们是逃难来到山上的，他们总是围着菲力波转，好像把他当成他们的头头。所有人都是被菲力波邀请来庆贺他的结婚纪念日的；不过，这是我后来才得知的。我逐渐有了这样的印象，菲力波好像有多得享用不尽的食品，他每天都邀请当地的居民来做客。
我们至少吃了三个小时，这一点儿也不夸张。我们先喝面片青豆汤，面片很清淡，都是鸡蛋做的，黄黄的像金子一般，豆子的品质上乘，白颜色，很嫩，个头也大，像黄油一样放到嘴里就化了。每人都喝了两三盘满满的面片青豆汤，因为味道十分鲜美。冷盘有山里人做的带咸味的开胃火腿、家庭香肠、熟鸡蛋和泡菜。用完冷盘，妇女们急忙去几步路外的茅屋，出来时每人端来了一盘切得整整齐齐的、雪白鲜嫩的、质量一流的小牛肉。前一天，附近有人宰了头小牛，菲力波买了好几千克。小牛肉之后，是切成小块的羊肉，鲜嫩美味，浇了酸甜的白色调味汁。然后我们品尝了羊奶酪，硬得像石头一样，带点辣味，专门下酒吃的。然后是水果，有橘子、无花果、葡萄、干果。还有甜食，是的，还有甜食，是用菊花、糖、面粉和在一起放在炉子上烤的。最后，我们边喝香槟酒，边吃一些饼干，菲力波的女儿从小屋子里拿来整整一盒饼干。
罗马的豪华住宅区。 我们喝了多少酒呢？我想每个人至少喝了一公升，当然，有人喝了一公升多，有人喝了还不到四分之一公升，譬如罗赛塔，她是从来不喝酒的。餐桌上的欢乐气氛是难以形容的，所有的人吃着、喝着，谈论的也全离不开吃和喝，也就是说，谈论正在吃的喝的东西，或者过去吃过的和喝过的东西，吃喝对这些丰迪人，也像对我的家乡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是如此重要，就如罗马人购买汽车和帕里奥利 的房产一样，他们当中谁吃得少、喝得不多，便是穷人。于是，谁要是想被人当作绅士，就超量地吃和喝，他们知道，这是能受到别人赞赏的唯一方式。
我坐在菲力波妻子的旁边，这是个脸色非常苍白的女人，胸脯宽阔，我曾说过她像个有病的人。这可怜的女人并不快活，因为看得出来，她的身体不好，但她还是向我夸耀她家里储藏的吃的东西。
“不少于四十个鸡蛋和六份火腿，同样数量的香肠和奶酪……至少十二份猪头肉、猪油，我们吃得很多，有一天，我打了一个嗝，一块猪油从胃里一个劲地往上翻，便从嘴里冒出来，就好像我有了第二条舌头似的，不过这舌头是白颜色的。”
我重复一遍这些话，是因为她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完全是为了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总而言之，他们这些乡下人，还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绅士，那些城里的绅士吃得不多，相反，吃得少极了，特别是女士。他们的富有体现在购置家产上，体现在欢乐的生活和讲究的衣着上。而这里的情形正相反，他们一个个穿得像叫花子，然而，他们为自己享用鸡蛋、猪油而骄傲，就像罗马的太太们为她们的晚礼服而感到骄傲一样。
菲力波喝得比大家都多，其原因正如他向我们宣布的那样，今天是他的结婚纪念日，还因为他有这种嗜好，后来我不止一次发现他整天眼睛闪闪发光，鼻子发红，哪怕是上午九点钟也是这样。会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也许是因为醉了，他吐露了真心话：
“我对你们实说吧，战争对于傻瓜蛋来说才是不好的，但对其他人来说不是如此，你们可知道我想在我的店铺的收款柜台上写什么吗？‘这里没有傻瓜’。在那不勒斯，人家就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些人也这么说，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我不是傻瓜，我永远也不是傻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傻瓜和狡猾的人，谁都不愿意属于第一种人。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所谓傻瓜，是那些相信报纸上所写的东西，上缴税款，当兵打仗，或许因此送命的人。而狡猾的人呢，唉，狡猾的人正好相反，就是这么回事。现在这个年头，谁是傻瓜谁就完蛋，谁狡猾谁就得救，谁是傻瓜就只能越来越傻，谁狡猾就越来越狡猾。你们知道这样的俗话吗？宁愿当活驴子，也不当死大夫。还有一句，宁愿今天吃鸡蛋，也不愿明天吃母鸡；还有一句，胆小鬼才许诺和信守诺言。我再进一步说，从今以后，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傻瓜的位置，谁也不会甘心当傻瓜，哪怕一天也不会，从今以后，人人都争当滑头，成为非常狡猾的人，成为狡猾透顶的人。因为这年头充满危险。你只要伸出一根指头，人家就会揪住你的一只胳膊，不妨看一看可怜的墨索里尼的遭遇，他自以为派兵到法国去打仗，只是伸出一根指头的小事，谁知道却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丢了一只胳膊，如今更是输得精光，不管他乐意不乐意，他只能当傻瓜，而他是一心想干狡猾勾当的。你们注意听着，政府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他们用旁人的性命当赌注去打仗，然后又搞和平，然后再干他们想干的勾当，而唯一有价值和永远不变的东西就是店铺。德国人来也好，英国人来也好，俄国人来也好，对我们这些开店铺的人来说，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店铺，如果店铺顺利，一切都顺利。”
他说这一番话是特别费劲的，因为讲到最后，他的额头和两边太阳穴已经是大汗淋漓，他一口气把杯子里的酒饮干，用手巾擦干脸上的汗水。正像我说过的，那些逃难的人都把他奉为头头，他的一番话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热情的称赞，因为他们靠他吃饭，他们这些饿得要死的骗子和谄媚奉承的小人想以此来感谢他。
“万岁，菲力波，万岁，店铺！”一个人喊道。
另外一个人冷笑了一声，说道：
“你还可以说，店铺是永远不会变的，不管发生多少多少事，但是店铺会照样开下去，你总是生意兴隆，菲力波。”
第三个人有点儿犹豫不定，但自以为懂得很多，说道：
“德国人来也好，英国人来也好，都好说，但不要说让俄国人来吧！菲力波。”
“为什么呢？”他问道，由于喝得太多了，看得出来，他已经不太清醒了。
“因为俄国人不让你开店做买卖，菲力波，你不知道这些吗？俄国人，他们首先就跟开店的人作对。”
“这群王八蛋。”菲力波平静地慢悠悠地说着，一面从瓶子里斟酒，怀着深情望着杯子里逐渐升起的酒。
这时，第四个人喊了起来：
“菲力波，你真了不起，你说得有道理，谁也不是傻瓜，这是肯定的，你一言道出了真理。”
正当所有的人都为这句大实话大笑的时候，突然，菲力波的儿子站了起来，板起面孔，说道：
“这里谁都不是傻瓜，除了我。我是傻瓜。”
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面面相觑。
过了一会儿，菲力波的儿子继续说道：
“既然傻瓜跟狡猾的人在一起很不自在，所以请你们原谅，我想离开这里去散散步。”
有人朝他大喊道：
“哎呀，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谁也没有认为你是个傻瓜。”
他移开凳子，沿着梯田慢慢地朝远处走去。
所有的人都转过身来，望着他朝远处走去，菲力波醉得太厉害了，他朝儿子离去的方向举起酒杯说道：
“为你的健康干杯……一个家里至少要有一个傻瓜，这不是坏事。”
大家望着自以为狡猾的父亲为自称是傻瓜的儿子的健康干杯，大笑起来，更好笑的是菲力波提高嗓门，喊道：
“你尽可以当傻瓜，因为家里有我当狡猾的人。”
有人插嘴说：
“一点儿也不错，菲力波干活挣钱，儿子却把时间用在读书上，两耳不闻窗外事。”
但是菲力波终究还是为这个儿子跟他如此不一样，如此有教养而感到骄傲。稍停一会儿后，他把鼻子尖离开酒杯，说道：
“但话又说回来，我的儿子的确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可在这个年头，一个理想主义者算什么？一个傻瓜，也许这不是他的过错，是迫不得已的，可终究是一个傻瓜。”
下午时分，太阳已经躲到山背后去了，客人们终于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男人们到菲力波的小房子里打牌，农民们回去干活，我们这些妇女开始收拾桌子。我们在井边一个大盆子里洗餐具，洗了一堆盘子，我就把它们拿进菲力波的屋子里，他的家住在小房子群的中间，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小房子，外面有一座通向二层楼的楼梯。我走进屋子的时候，吃了一惊，只见菲力波和他的朋友们坐在屋子中间的地上，头上戴着帽子，手里拿着纸牌，正在玩纸牌游戏，所有的人围坐成一团。屋子里没有家具，只有卷起来靠在角落里的床垫，还有许多个麻袋，这些麻袋究竟有多少个我也说不清楚，我必须承认，有好几个里面装的是食品。菲力波确实在实现他的主张，他的所作所为，像个狡猾人，绝不是傻瓜。有的袋子装着鲜花，都沾满了白面粉，还有的装了黄色的玉米面粉，还有小一点儿的袋子，好像装的是芸豆、鹰嘴豆、兵豆、豌豆，还堆放着不少大盆子，西红柿罐头，窗口挂着一对火腿，麻袋上面放着一些硬乳酪。我看见还有许多纸遮盖着的瓶子，里面装满了猪油、豆油，一对装酒的坛子，一些自家腌的香肠盘成花环的样子吊在天花板上。总而言之，屋子里面简直是一个食品基地，只要有面粉、油、西红柿，再坏也能做出一盘面条。正如我前面说的，菲力波和他那一伙在屋子中间玩着纸牌，半裸着身子，背靠背地盘腿坐在床垫上面。正在玩牌的菲力波，看见我走进房间，眼皮也不抬一下，说道：
“切西拉，你看，我们在这里过得多舒服……你让帕利德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你会发现，你们在这里会待得像教皇一样。”
我二话没说，把盘子放在地上，走出去找帕利德落实房间的事情。
我找到帕利德，他在茅屋附近劈木柴。我马上告诉他，我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他带我看看他答应租给我的房间。他的一只穿着便鞋的脚踩在木桩上，手里握着斧头，从黑帽子下面探出脑袋，听完我的话，说道：
“这样吧，托马西诺发过话了，但在这里真正发号施令的是我……我最初答应过你，但现在我得重新考虑，我担心的是那间小房间，我不能给你……卢依莎整天都在织布机上干活，她干活的时候，你们怎么办呢？……你们总不能待在地里吧！”
我心里清楚，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对我还不够相信，于是我从兜里抽出一张五百里拉的钞票，递给他说：
“你怕我们不付钱给你吗？……这是五百里拉，我先给你存起来，我离开的时候，我们再结账。”
他默不作声地接过了钞票，不过他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接过钞票的，我想形容一下这种方式，因为这对于我们了解山区农民的思维方式很有好处。不管怎么说，他收下了钱。他用两只手把钞票高高举起，察看了半天，带着一种仔细又不好意思的欣赏表情，好像钞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看。总之，我看着他手里拿着钱的这些动作，我明白了，他们很少见到钞票，因为所有那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都是在家里做的，包括衣服；他们手头的那一点点钱都用来做木柴生意，他们冬天把木柴运到山谷地区和城里出售。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钞票是一种稀有而宝贵的东西，几乎是一种比钱更厉害的东西，也就是上帝了。实际上，这些山区的农民，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他们确实不是笃信宗教的人，也不是迷信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钞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缺少钞票，很少见到钞票；另一方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有钞票就有好的东西，他们至少是这样想的，我作为商店老板自然不能说他们错了。
帕利德把我的钞票察看了好长一阵子之后，说道：
“好吧，如果你对织布机的噪声无所谓的话，你可以在小房间里住下来。”
我跟随他来到他的小房子，它坐落在那个小村子的左侧，像所有其他的小房子一样，紧挨着梯田的支撑墙。这是一座二层楼的小房子，紧挨着它的是以山岩为支撑墙的一间小屋，屋顶盖着小瓦片，有一扇小门和一扇没有玻璃的窗户。
进屋之后，我发现正像他预先告诉我的那样，织布机占据了房间的一半，这是一台陈旧的老式木料织布机。房间的另一半摆着一张农村常用的床，我是想说，这是带着木板的两个铁架子，床上放着一个装满干玉米叶的大袋子。人待在这个歪斜天花板下的小房间里很不自在，房间的尽头是光秃秃的粗糙的岩石墙，墙上布满了蜘蛛网和潮湿的霉斑，我低头打量，地上既没有铺砖，也没有铺石子，而是泥地，就像置身在牲口棚里一样。帕利德搔搔头皮，说道：
“这就是房间……你们合计一下，能不能安下身来。”
在我身后的罗赛塔用略带恐惧的声音说道：
“妈妈，我们必须睡在这里吗？”
我马上反驳她：
“在饥荒的年头，野豌豆也可以当面包吃。”
我朝帕利德转过身去，说道：
“我们没有带床单，能借给我们吗？”
他开始讲起价钱，他不肯借床单，说什么这是他老婆的陪嫁。最后，我们说妥了我付给他这些床上用品的租金。但他没有毯子，便答应把他的黑色大披风当作毯子借给我们，当然也是要付租金的，所有其他的东西也是这样，打水洗脸的铜盆、陶瓷餐具、毛巾，哪怕是一张可以轮流坐的板凳。这一切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跟他谈妥的，也都是在我保证对每一样东西付一笔租金之后才得到的。最后，我问他在什么地方可以做饭，他回答说，我们可以在茅屋里做，他们也在那里做饭。于是我说道：
“那么我们去看看这个茅屋，这样我好有个印象。”
我随他来到了茅屋，我马上就产生这样的印象，茅屋坐落在梯田下面的低洼处，这是一间以石头为地基、盖在梯田矮墙上的茅屋，像一条底朝天的船，屋顶上铺着茅草，我很熟悉这样的茅屋，在我的老家，人们把它当作安置农具和牲口的地方，卖力气干的话，一天时间就可以盖起来。首先砌墙，把粗粗敲打整齐的大石块垒起来，互相咬住，不用石灰，在椭圆形墙壁的两端捆绑起两根叉形大梁，上面再架上一根长檩条，最后层层铺上厚厚的扎成葡萄藤形的麦秸，窗户是没有的，门是用两块直立的石头垒成边框，再横摆上一块石头当作下楣，门很矮，所以人进屋的时候，不得不低头弯腰。帕利德的茅屋跟我家乡的那些茅屋很像，门旁边用钉子挂着一只木桶，桶里盛满了水，放了一把长勺。进屋之前，帕利德拿起长勺喝水，然后递给我，我也喝了。我们走进了茅屋，我眼前突然一片昏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正像我介绍过的，屋里没有窗户，帕利德把身后的小门关上了，他点上了油灯，我这才慢慢地开始看得见屋里的情况，脚下是踩实的泥地，当中搁着一个快要熄灭的炉子，炉子的铁三角架子上放了一个乌黑的深底圆锅。我举目环视，慢慢看见黑暗中吊着的编成花环状的小香肠，准备熏烤的猪血香肠，还有无数垂悬的煤烟子，黑漆漆的，飘飘荡荡，让人联想起圣诞树的装饰，不过这圣诞树倒更像是有人去世时表示哀悼的装饰树。炉子周围堆了许许多多木柴，我在一片木柴上坐下，惊奇地发现一个老太婆，她的的确确非常苍老，一张老脸像是下沉的月亮，隐隐约约可见鼻子……老太婆孤孤单单地坐在暗处用梭子纺线。这是帕利德的母亲，向我表示欢迎：
“好样的，你坐下，他们告诉我，你是一位罗马的夫人……唉，这地方不是罗马的客厅，而是茅草屋……不过，你应该高兴……你过来，请坐下。”
说实在的，我一点儿也不想坐在这么一片狭窄的木柴上，我几乎想脱口而出，问她什么地方有凳子，但是我忍住了，后来我才发现，茅屋里是从来没有凳子的，他们把凳子放在家里，当成不轻易使用的奢侈品，每当过节、结婚纪念日或者办丧事的时候，才拿出来使用；为了避免损坏，他们把凳子倒翻过来，像火腿一样悬挂在天花板上。正巧有一天我去帕利德家里，刚走进屋，额头便撞上了一张凳子，我暗自想道，我真是跟一群土里土气的乡下人为伍了。
得了，现在茅屋里的一切在油灯下都看得见了，我只能说，这里确实是牲口待的地方。冰冷而阴暗，泥巴地，石头矮墙，布满煤烟的乌黑的茅草屋顶。满屋子都是从那个快要灭火的炉子里散发出来的烟雾，也许是因为木柴潮湿，也许是没有窗户的缘故，这些烟雾滞留在屋子里，非常吃力地、缓慢地从屋顶渗透出去，不一会儿工夫，熏得罗赛塔和我开始咳嗽和流起眼泪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