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圣泰乌菲米亚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起初以为只是临时凑合两个星期，实际上却在那里度过了九个月的时间。上午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我们尽可能地睡觉，应该说，在罗马遭过的困苦和焦虑耗尽了我们的精力，所以到山区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有时睡到中午十二点甚至下午两点。我们很早就上床，半夜里醒来，然后迷迷糊糊又睡着，拂晓时，又醒过来，但睡意仍然很浓，天亮的时候，我们便面朝石墙，阳光穿过小窗户洒在我们背上，我们重又陷入沉睡之中，一直睡到中午。我从来没有如此贪睡，我们睡得很好，充分而有滋有味，就像品尝家里做的面包那样。不做梦，心里觉得踏实，就这样，我们逐渐恢复了在罗马和孔切塔家里所消耗的精力。睡眠充足确实使我们得益不少，一个星期之后，我们两人都发生了变化：黑眼圈消失了，双眼有神，脸变得丰满，皮肤有了光泽，头脑清醒。睡梦中我觉得我曾经出生在那里而后来又离开很久的土地，重又让我吮吸她的乳汁，并赋予我力量，这有点儿像连根拔了的植物，一旦重新栽入土地之后，很快就能生气勃勃、枝叶茂盛并且开花结果。唉，是的，我们就是植物，而不是人，或者说在更大程度上是植物而不是人，我们在我们的出生的土地获得我们的所有力量，一旦离开它，我们就既不是植物，也不是人，而只是片破布，随风飘荡。
我们睡了很久，以至心里产生一种良好的愿望，希望山区生活的艰难得到缓和，我们能心情愉快地对付得来；这有点儿像一头喂养得膘肥体壮、休息充分的骡子，一口气把车拉到山上。到了山顶，仍然精力充沛地继续往前跑了一段路，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但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山上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上午要打扫卫生，下床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要弄脏了双脚，为此，我在泥地上放了一些石头，防止下雨天地上像个沼泽弄得一脚泥巴，然后，到我们破房子对面的井里去打水。到秋天之前，这都没有什么难处，冬天一到，由于这个地方的海拔有一千米，井水都结了冰，每天早上，我用水桶吊水，两只手冻得发麻，提上来的水都是令人窒息的冰块。我是怕冷的人，所以我最多洗洗手和脸。但罗赛塔喜欢干净，不怕冷，她脱得光光的，站在房间中央，把水桶里的冰水从头上浇下去。我的罗赛塔是如此健壮，冰水在身上就像油一样顺着皮肤流下，在乳房、肩膀、腹部和臀部留下一些水滴。
梳洗完毕，我们开始忙着做饭，做饭最方便的季节也是到秋天为止。冬天的确就很困难，下雨天，我们必须到灌木丛去，用很锋利的砍刀砍一些树枝和灌木枝，然后拿回茅屋，玩命地点火。木柴潮湿，很难点着，树枝散发出浓烈的黑烟，我们必须趴在地上，面孔贴着地面吹火，直到点着了火为止。我们弄得浑身是泥巴，眼睛被熏得充满了泪水，精疲力竭，这一切不过是为了煮一锅豆子和一个鸡蛋。
我们用餐就像这里的农民一样，第一顿在十一点左右，吃得非常简单，第二顿在晚上七点左右，吃得好些。第一顿通常是玉米粥，用点香肠汁调味，或者吃一点儿洋葱、一块面包，或一把角豆。晚餐通常吃我前面介绍过的汤或一块肉，几乎总是羊肉，不过是分成三种罢了，母羊肉、公羊肉、小羔羊肉。吃过早饭以后，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便等着吃晚饭。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出去散步，四周都是山，我们沿着梯田走，终于走进了灌木丛，在那里我们找了一片漂亮的绿荫地，我们躺在树下的草地上，欣赏四周的风光，整个下午我们都待在那里。但如果天气不好——那个冬季坏天气持续了好几个月——我们就无所事事地待在小房间里。我坐在床上，罗赛塔坐在凳子上，而卢依莎通常坐在织布机前织布，发出我已经介绍过的震耳欲聋的噪声。我在小房间里度过的这样糟糕的时光，我是记得一清二楚的。雨一个劲地下，稠密的雨点打在屋顶瓦片上，好似喃喃细语，雨水顺着管道流到井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在小房间里，为了节省短缺的灯油，我们几乎坐在黑暗中，只有小窗户透进来那么一点儿被雨遮得迷迷蒙蒙的光亮，窗户小得活像个猫洞。
我们默不作声地坐着，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勇气再唠叨通常谈的两个话题：饥荒和英国人的到来。时间就这样打发过去。我甚至没有了时间的概念，不知道是什么月份和什么日子，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傻瓜，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不再考虑什么问题，就不用脑子了。有时候，我几乎觉得自己要疯了。如果不是有罗赛塔在身边，我必须像个母亲做出榜样来的话，我真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我很可能会冲到外面去大声喊叫，或者我要打卢依莎的耳光，不说她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她的脸上还总是流露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冷笑，似乎在对我们说：
“这就是我们这些乡下人过的生活……现在，你们也得这么过，罗马的太太们……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喜欢吗？”
另一件几乎要让我发疯的事情，就是我们待的这个地方太狭小了，特别是跟丰迪广阔的天地相比。从圣泰乌菲米亚望去，我们能够一清二楚地看见丰迪的整个山谷：暗色的橘林，点点的白色房屋，在右侧斯佩尔隆加那个方向是一片大海，那里有一个彭查海岛，有时碰上好天气，可以看见这个岛，我们早就知道彭查岛上驻扎着英国人，也就是说那里有自由。尽管周围的天地很宽广，但是我们却始终在这狭小的范围里生活、活动和等待，梯田是这样狭小，如果我们朝前多走几步，就有摔下去的危险。总而言之，我们待在这里就像发大水的时候栖歇在树枝上的鸟群，等待着朝没有被水淹没的地方飞去的有利时机，然而，这种时机总也不来。
我们到达这里的当天，菲斯塔一家邀请我们吃过午饭以后，还请过我们几次，但后来就越来越冷淡，终于不再来邀请了，因为正像菲力波说的那样，他有家，吃的东西必须首先留给家里。幸运的是，不几天，托马西诺从山下来了，手里牵着一头满载包裹和行李的驴子，这是他走遍丰迪地区，根据我们开的单子弄来的食品。那些没有置身这样的环境，没有感受过身为外乡人带着分文不值的金钱在山区生活，没有尝过战争年代饥荒的滋味的人，是无法理解我们看见托马西诺时的喜悦心情的。这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事情。一般来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因为城里到处是货物琳琅满目的商店，从来不用储备很多食品。因为他们知道，一旦需要，周围就有能买到所有东西的商店。于是人们以为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店也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就好比一年四季和下雨、日出、黑夜、白天的更替那样理所当然。这真是怪事，食品突然一下子全消失了，就像那一年发生的那样，于是，世界上所有的钱都不够买几片面包，而没有面包是要饿死人的。
托马西诺气喘吁吁地牵着驴子，那牲口几乎再也拉不动了。他对我说：
“大婶，这里有你们至少够吃六个月的东西。”
他把单子交给我，根据我开给他的黄色纸单子逐一查对食品。我现在还记得那张清单，我在这里罗列出来是为了让人们对一九四三年秋天的生活状况有一个印象。我和罗赛塔，我们的生活就寄希望于：一袋五十千克的面粉，用来做面包和面食，还有一小袋玉米面，用来做玉米粥的；一口袋二十千克左右的劣质豆子，如几千克鹰嘴豆、草香豌豆、兵豆；五十千克左右的橘子，一个两千克左右的猪油罐，两千克的香肠。此外，托马西诺还带来一口袋干果，诸如无花果、核桃和杏仁，还有相当数量的角豆，通常是喂马的，但正如我说过的，如今对我们来说这也是相当不错的食物了。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搬到了小房间，大部分堆放在床底，然后我跟托马西诺结账。我发现仅仅隔了一个星期，物价就上涨了百分之三十。有人会想，也许是托马西诺财迷心窍，把价格抬上去了。我却马上相信了，根据经验，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情况。如果时局仍然没有变化，英国人仍然待在加里利亚诺按兵不动，德国人把东西一扫而光，并且恐吓人们，不让人们工作，物价还要上涨，甚至要涨上天去。这种情况在饥荒年代不足为奇。每一天都有一些商品在变得稀罕，每一天市场上掏钱买东西的富人都在减少，最后还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不再有人卖东西，也不再有人买东西。所有的人，不管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统统都得饿死。我相信托马西诺对我说的物价上涨的情况，所以我二话不说就付给了他钱。这还因为我考虑到像他这样的男人，一个相当贪婪的人，为了赚钱，敢于向战争的危险挑战，在那战争的年代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应该珍惜。
我一面付钱，一面让他看我藏在裙子下面口袋里的钱包，里面装着许多一千里拉的钞票。他一看到钱，眼睛就死死盯住不放，就像向一只鸡俯冲的老鹰一样。他马上说，让我们一言为定，只要我开口，他就为我去弄吃的东西，价格随行就市，不会少要一个钱，也不会多要一个钱。
那一回，我再一次发现，有钱就能获得尊重，具体地说，有钱就有食物。最近那几天，看到我们吃的东西没有来，我们吃饭只能依赖帕利德，而帕利德也是很不情愿地同意我们跟他一家人一起吃饭了，当然我们是付钱的，菲斯塔一家就避免与我们接触，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有点儿难为情地去悄悄地吃。然而，托马西诺牵着他的小毛驴刚一出现，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满脸堆笑，问长问短，态度亲切，主动过来交谈，邀请我们吃饭，虽然明明知道我们已经不需要了。他们甚至跑来打量我们的食品，菲力波对我说，他确实高兴，因为他是真心对我，这倒不在乎他给了我们吃的东西，而是为我们有了吃的食品而高兴，他说：
“切西拉，你和我是这山区为数不多的能够沉着地对付未来的人，因为我们是为数不多的有钱人。”
他的儿子米凯莱听到这话，脸色变得比往常更阴沉，咬着牙说道：
“你敢这么肯定吗？”
父亲大笑起来，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道：
“肯定？这是唯一能肯定的事情……你不知道，金钱是一个人能够拥有的最友好、最忠实和最持之以恒的朋友。”
我站在一旁听他们谈话，没有吭声。我暗自琢磨，这话未必完全是真的：有一天，那些如此值得信赖的朋友会跟我开个玩笑，将自己的价值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今天，一百里拉只够买一点儿面包，而战前却足够半个月的生活。我可以说，在战争时代是不存在可以相互信赖的朋友的，无论是人，还是钱，都是一样。战争把一切都搞乱了，除了看得见的东西，战争还破坏了许多看不见但又存在的东西。
从食品运到的那一天起，我们开始了在圣泰乌菲米亚的正常生活。睡觉、穿衣、捡树枝和柴火，在茅屋点火做饭，然后散散步，跟难民们聊聊天，然后，吃饭，又散步，第二次做饭和吃饭，最后，为了节省灯油，鸡群进窝的时候，我们就上床睡觉。天气晴朗、平静而美好，万里无云，也没有一点儿风，正是一个美好的秋天，周围是森林，涂抹上红黄两色的山峦。所有的人都说，这是盟军迅速而坚决地向前推进的理想季节，至少可以直逼罗马，但谁也搞不清楚盟军不这样做而滞留在那不勒斯附近或稍北一点儿的地方的原因。这是人们在圣泰乌菲米亚谈论的共同的也是唯一的话题。人们总是谈论着盟军的消息，譬如他们什么时候能打来，为什么还不来，会采用什么方式，等等。难民们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想尽快回到丰迪恢复正常的生活。相反，当地的农民很少谈论这些事情，因为战争对他们来说是做生意的好机会，他们可以把房子租出去，从难民身上赚些钱用，这也是因为和平年代他们总是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盟军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不太可能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生什么变化。
我也常常谈论盟军，在上上下下的梯田，在室外，一面眺望丰迪的风光，遥远的蔚蓝色的大海，或者晚上在帕利德的茅屋里，几乎坐在黑暗中，烟雾呛得人直流眼泪，面前是将要熄灭的炉火，或者是夜里睡觉之前，躺在床上，我搂着罗赛塔，我都要谈论盟军。由于我经常讲到盟军，这些盟军慢慢地好像变成了当地的圣人，他们能够广施恩惠，带来雨水和美好的天气，人们时而请求他们，时而咒骂他们，但人们总是期待从他们身上得到些什么。大家都期待从盟军身上得到某种特殊的东西，就像期待圣人一样。所有人都确信，他们来到之后，生活不仅仅会变得正常起来，而且会比正常的情况更好。不妨首先听听菲力波的看法。我想，他把盟军想象成一支望不到尽头的自动化队伍，满载上帝的施舍，士兵们站在卡车上，向我们意大利人免费赠送各式各样的东西。应该承认，菲力波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属于精明狡猾一类的店老板，根据他的看法，盟军是一帮为我们意大利人做好事的傻瓜，而我们对他们发动了战争，我们杀了他们的儿女，迫使他们耗费了可观的钱财。
关于受人尊敬的盟军到来的确切消息，我们知道得非常少，甚至一无所知。现在托马西诺从山下来到圣泰乌菲米亚，可他只对跑黑市买卖和钱感兴趣，因此，除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消息，从他嘴里很难套出别的信息。有时，一些农民上山来，因为是农民，他们讲的事情也很靠不住。有几次，彭泰科尔沃的一些年轻人背着大包，上山来卖盐和烟，这两样东西是山上最短缺的。他们卖的烟叶潮湿而苦涩，难民们把烟叶切碎，用报纸卷成纸烟；盐的质量也很差，跟喂牲口的盐不相上下。这些年轻人也带来一些消息，但都是些古怪离奇的消息，起初还有人相信，后来发现经不起检验，就像他们卖的盐，由于他们掺了水，重量就多了一倍。他们带来的消息也是这样，掺了一些离奇的东西，分量加重了，听起来似乎是真的，但在阳光下一检验，离奇的东西蒸发了，剩下的真实的东西就不多了。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什么正在进行一次大的战斗，有的说在那不勒斯的北面，在卡塞尔塔那个方向，有的说在卡西诺地区，有的甚至说就在附近，在伊特利。其实都是谣言。这些年轻人最关心的是做盐和烟草生意，因此竭力编造出一些消息来讨那些询问他们的人的欢心。
唯一提醒我们现在是战争时期的事，发生在一个清晨。我们忽然听到从大海方向传来一阵奇怪的爆炸声，斯佩尔隆加就在那边。爆炸声听得很清楚，后来有一名妇女运橘子上山，告诉我们说，德国人在炸沼泽地区的堤坝和土壤改良地区的运河，以阻挡英国人的进攻。这样不用多长时间就要发大水了，许多人一生辛辛苦苦耕作的土地将被毁掉，洪水也将毁掉农作物，需要好多年才能使洪水退净，使土地能够重新耕作。这阵阵爆炸声就像某个地方过节的鞭炮声，它给我留下了一种奇怪的印象，因为它确实有点儿像过节的热闹样子，而实际情形正相反，我知道，这对于生活在山下土壤改良地区的人们来说，意味着痛苦和绝望。
那是一个天气十分美好的日子，晴朗、平和，万里无云，郁郁葱葱的丰迪平原，一直延伸到雾气腾腾的大海，环顾这景色，一片蔚蓝，十分优美。我再一次一面倾听海浪的拍打声，一面眺望如画的风景，不由得想到，人们往往和大自然背道而驰，当大自然爆发雷雨闪电、倾盆大雨的时候，人们在自己的家里常常感到欣慰；相反，当大自然微笑，似乎要赋予人们永恒幸福的时候，却会发生让人感到绝望、想要去死的事情。
又过了好几天，关于打仗的消息总不是很确切，那些从山下来到圣泰乌菲米亚的人，总是对我们说，一支庞大的英国军队占据了通往罗马的大道。然而，应该说，即使这支英国军队爬着乌龟似的步子徒步前进，而且要不时停下来喘喘气，也该早已到达这里，可相反，眼下连个人影也见不到。我不想再谈论英国人，不想谈论他们什么时候来，也不想谈论他们可能会带来好年头；我只是尽可能地找些事情干，譬如说织毛衣之类的活。我从帕利德那里买了一些毛线，用铁针织起了毛衣，因为我已经开始担心，我们必须无止境地待在这里，我想寒冷的季节快来到了，我们两人什么御寒的衣服也没有。毛线很粗，颜色发暗，透出一股牲口栏中的臭味，这是帕利德拥有的很少几头羊身上的毛。每年他们都剃羊毛，然后用纺锤和梭子按照古老的方法纺线，再用线织成袜子和毛衣。山里人都是按这种办法纺织，就像贝尔塔时代那样。帕利德家的东西应有尽有，不仅仅可以维持吃饭，还能满足穿衣服的需要，譬如麻、毛线、皮革，他们都能派上用场。他们完全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钞票，如果不是以上面说的这种方式自给自足的话，他们就很可能赤裸着身子出门了。他们种植亚麻，饲养羊群，宰牛的时候，用牛皮做成便鞋和短上衣。他们用羊毛和亚麻按照我说过的那种方法纺过之后，就用那台放在我们小房间里的织布机织成布，卢依莎和帕利德的姐姐或者弟媳妇轮流织布。但我坦率地说，这三个人都不是很在行，尽管她们会使用织布机上的纺锤和梭子，却不会做衣服。她们用这种办法织出布来，然后用很差劲的染料把布染成深蓝色，最后做成裤子和短上衣。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粗制滥造的衣服。穿在身上一个星期不到，膝盖和胳膊肘的地方就坏了，她们就在有窟窿的地方打打补丁。就这样，刚穿上新衣服才十五天左右，家里人的衣服已经是破烂得跟叫花子差不多了。是的，他们什么东西都自己动手做，什么东西都不花钱买，但每一样东西都做得很次，脏兮兮的。我对菲力波的儿子米凯莱谈起我的看法，他摇摇头，神情严肃地回答说：
“在机器的时代，谁还用手工生产呢？只有像这些穷人，只有像意大利这样一个落后贫穷国家的农民才这样做。”
不过，别以为米凯莱这么说是轻视农民，恰恰相反，他只是习惯用这种非常尖刻、生硬和断然的方式说话；可同时，他的话又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话的声调缓和、平静，似乎他是在谈论什么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事情，他已经好久没有为这种事跟别人争得脸红耳赤了，他只是局限于随便谈谈而已，就像一个人说天气晴朗和下雨一样。
米凯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像对待儿子那样喜欢他。我想重新介绍一下他，以便我在记忆中重温他的形象。他的个子不是很高，甚至可以说是矮个子，但肩膀很宽，有点儿驼背，大脑袋，高额头。他戴着一副眼镜，走路昂首挺胸，神情高傲，摆出一副谁也不在话下和不放在眼里的样子。他非常好学，我后来从他父亲那里知道，那年他刚大学毕业或者他已经毕了业，这我记不太清了。他约莫二十五岁，由于他架着副眼镜，加上他的举止严肃，所以看起来至少有三十岁。尤其是他的性格不同一般，跟那些难民的性格不一样，也跟那些我至今认识的人的性格不一样。正像我介绍过的，他说话的口气流露出绝对的自信，似乎要让人相信，他是唯一了解和说出真理的人。据我看，他的这种自信派生出我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他要说的是尖锐、激烈的事情，但他绝对不会发火。相反，他使用平和、理智的声调，几乎像是谈一件偶然发生的、无关紧要的事情，谈一件所有的人早就同意的事情。而事情并不是如此，至少对于我来说不是如此。譬如我听他讲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分子的时候，总是产生一种惊奇的感觉。实际上，二十年来，也就是从我开始明白事情的时候起，我向来只听过人讲政府的好话，尽管我常常努力把话题扯到我的店铺上来，这也是因为我从来不关心政治。我是这么考虑的，如果报纸一直称赞政府，总有站得住脚的道理，而用不着由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无知的人来评论我们不懂和不了解的事情。可你看，米凯莱却否定一切，报纸说白的，他就说黑的；他断言，二十年来没有什么好的事情，二十年来意大利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米凯莱认定，墨索里尼本人，他的部长、所有的大人物、所有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统统是强盗，是的，他正是这么说的，他们是强盗。我听到他以如此自信、毫不在意和平静的语气说出这些论断，便惊讶得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我过去总是听说墨索里尼至少是个天才，他的部长们至少也是些了不起的人，那些地区书记虽然都竭力表现得很谦虚，但也都是聪明和不错的人，而其他那些身份不高的人物，也都是些闭起眼睛可以信赖的人。可米凯莱，像俗话所说的，在我眼皮底下把一锅蛋汤连锅端，统统泼掉了。他毫无例外地把他们称为强盗。我同时暗自思量，他怎么会以这种方式来考虑问题；为什么他跟许多意大利人不一样，不是从战争情况糟糕的时候才开始考虑这些问题的；不妨说，他以这种方式去想那些事情是很自然的，就像孩子们通常给植物、给动物、给人起名字一样，很简单，他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都怀有根深蒂固的、毫不动摇的不信任感。而尤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不过才二十五岁，因此可以说，除了法西斯主义，别的东西他一概不知道，他是在法西斯主义熏陶下成长的，是法西斯分子教育了他。按一般逻辑来说，如果这种教育多少还起作用的话，他也应该是个法西斯分子，至少是像如今的许多人那样，也批评法西斯主义，但犹豫不决，并不坚定。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完全接受法西斯教育的米凯莱，恰恰是毫不顾忌的反法西斯者。我只能这样去想，在那种教育中肯定有某些行不通的东西，否则米凯莱是不会以这种方式来说话的。
有人或许会想，米凯莱这么说是因为他有过谁也不知道的众多经历，要知道，如果一个人有过辛酸的经历——这在好人当政的时候也可能发生——那么，他从此看问题就会绝对化，把一切都看成阴暗的、丑恶的和错误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跟米凯莱交谈多了，我慢慢地知道，他所经历的事情非常少，他为数不多的经历都是微不足道的，跟与他的条件、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大同小异。他在丰迪的家庭里长大，在丰迪上了学，像其他同年龄的孩子一样，逐渐成为法西斯少年先锋队队员，然后进入罗马大学学习，住在一个当法官的叔叔家里。就这样，他在罗马学习和生活了几年。这就是他的全部经历。他从来没有去过国外，除了丰迪和罗马，他仅仅了解意大利的一些主要城市。总而言之，对他来说，从来没有发生过特别的事情，如果发生了，也经常是他脑袋里发生的，而不是在生活当中。譬如，拿女人来说，在我看来，他从来没有谈情说爱过，而对许多人来说，谈情说爱能帮助他们认识什么是生活。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他从来没有恋爱过，从来没有订过婚，也从来没有追求过什么女人，不过，根据我的理解，他至多是曾经亲近过一些不正经的女人，就像所有像他那样既没有钱也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一样。
于是我得出结论，他的这些看法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几乎是连他自己也觉察不出来，也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反叛精神。二十年来，法西斯分子宣传墨索里尼是天才，他的部长们都是伟大的人物，而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就很自然地像一株植物，总是朝太阳发芽生枝，他所想的也恰好跟法西斯分子的宣传背道而驰。我知道，这是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而我是一个可怜的无知的女人，是难以明白和解释清楚这些事情的，但我经常注意到，孩子们干的事情跟父母干的和父母教他们去干的截然相反，倒不是由于他们确实知道父母做得不好，唯一且充分的理由在于他们是孩子，父母是父母，他们愿意有自己的生活，得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而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于是我想，米凯莱或许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法西斯的教育下长成，他们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法西斯分子，然而，正因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他成了反法西斯主义者。
开头的那些日子，米凯莱几乎整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他吸引住了，因为我们只是两个平常的女人，其实跟他的母亲和姐妹没有什么不同；再说，正像我后面要提到的，也并不是因为罗赛塔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他喜欢我们，而不是他的家里人和其他难民，可能因为我们是罗马人，我们不说方言，也不像其他人那样谈论丰迪的事情，他不止一次说过，他对那些事毫无兴趣，相反，他感到厌烦。总之，一大早的时候，我们刚刚起床，他就来了，不到吃饭的时候他不走，就这样跟我们待在一起一整天。如今我仿佛又见到了他，眼前又浮现出他走进我的房间来的样子，我们无所事事，我坐在床上，罗赛塔坐在凳子上，米凯莱用兴奋的声调说道：
“我们去散散步怎么样？”
我们同意了，尽管这样的散步几乎总是千篇一律的，要么沿着梯田和山峦缓缓地行走，可以一直走到附近一个跟圣泰乌菲米亚大致相近的山谷；要么沿着石子路和橡树林上山；要么随意地朝山下走去。我们总是选择平坦的道路，免得过分劳累，沿着梯田往前走，一直走到山峦左侧的山峰为止。那里有一棵大角豆树和一片绿色的灌木丛，阳光充足，地上有一块柔软的可当作坐垫的苔藓地。我们几乎是坐在山峰的最高处，从旁边的青蓝色悬崖上，可以眺望山下丰迪的全景。我们往往会在那里待上几个小时。我们干些什么呢？现在想起来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罗赛塔有时候跟米凯莱一起沿着梯田转悠，采集紫红色的仙客来花，在那个季节里，这一簇簇的花开得又大又美丽，玫瑰色的花冠耸立在暗绿色的叶子当中，凡是有点儿苔藓的地方，都盛开这种花。她采了一大把给我，我把花束插在玻璃杯里，放在小房间的桌子上。或者我们干坐着，什么也不干，眺望天空、大海、河谷和山峦。说实在的，除了米凯莱的谈话，关于这些散步我也记不清了，因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可米凯莱的谈话我还记得，正像我没有忘记米凯莱一样，因为他的谈话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加上他是一个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特别的人物。
我们是两个没有文化的女人。他是一个读了不少书的男人，知道很多事情。但我有生活经验，他却没有。我认为，尽管他读过很多的书，知道不少事情，但归根结底他还是一个对生活不了解的幼稚的人，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是错误的。譬如说，我记得最初的时候，有一天，他对我说道：
“你（他用‘你’来称我们两人，我们也称他为‘你’），切西拉，事情是这样，你是店老板，你只考虑你的店铺，可你没有因为做生意而变坏，幸运的是，你还和你当初是小女孩时一样。”
我忙问道：
“你说什么？”
他说：
“你仍然是个农民。”
我说道：
“你不必对我说恭维话……农民对土地之外的事情是一窍不通的，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像牲口一样地活着。”
他不禁笑了起来，回答说：
“在此以前我是不会讲恭维话的……但今天我要讲……如今那些能读会写、生活在城市的先生，是的的确确没有知识的人，的的确确没有教养的人，的的确确不文明的人……跟他们没有什么好打交道的……相反，有了你们这些农民，事情就可以从头开始。”
我不明白他想说的意思，坚持问道：
“从头开始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他们变成新人。”
我吃了一惊，失声叫了起来：
“看得出来，你对农民不了解，我亲爱的……能指望农民做些什么呢？……你知道农民是怎么样的吗？他们是最古板的人，跟新人完全是两码事。在城市居民诞生之前，他们就是农民了。他们是农民，并且将永远是农民。”
他有礼貌地摇摇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的想法是，他眼睛里的农民现在没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有。他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看待农民，似乎现实中的农民就应当是这个样。
他只讲农民和工人的好话，但据我看来，他既不了解农民，也不了解工人。有一天，我对他说道：
“米凯莱，你谈论工人，可你并不了解他们。”
他反问道：
“那你了解他们吗？”
我回答说：
“那当然，我了解他们，常常有许多工人光顾我的店……他们就住在附近。”
“是什么样的工人？”
“嘿，手工业工人，焊工、泥瓦工、电工、木匠，都是干累活的人。”
“那么，按照你的看法，工人是怎么样的呢？”
他带着一种讥讽的口气问道，似乎在等着听荒唐可笑的事情。
我回答他说：
“我亲爱的，我不了解他们是怎么样的……对于我来说，这些差别是不存在的……他们是跟所有男人一样的人……他们当中有好的和坏的……有人游手好闲，有人劳动……有人爱自己的妻子，相反也有人嫖娼……有人嗜酒，有人贪玩……总而言之，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人，就像绅士、农民、职员和所有其他人一样。”
于是他说：
“也许你是对的……你把他们看成跟其他人一样，你这么看是有道理的……如果所有人都像你那么看待他们，看成是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也这样地对待他们，有些事情就不至于发生，我们也许就不会待在圣泰乌菲米亚。”
“那其他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我问道。
“不把他们看成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只是把他们当作工人。”
“那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我也把他们看成工人。”
“那么，我们待在这个地方，你也有责任，当然，我这是重复你说的话，尽管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把他们看成工人，而不是跟其他人一样的人。”
“很清楚，我也把他们看成是工人……但应该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把他们当成工人，而不把他们当成人，是为了更方便地剥削他们……至于我，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他们。”
我停顿了一会儿，说道：
“那么，你是个颠覆分子。”
他显得困惑不解，问道：
“怎么扯得上？”
“我是从一个常来店铺的宪兵队长那里听来的……他说，这些颠覆分子在工人当中煽动。”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就算我是个颠覆分子吧。”
我坚持追问下去：
“那你在工人当中煽动过吗？”
他耸耸肩膀，最后不情愿地表示他没有干过。
“你看到了吧，你还是不了解工人。”
这一回，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尽管他的话经常让我们很难听懂，但罗赛塔和我还是经常愿意让他而不是其他山里人陪伴我们。总之，他是很文明的人，而且，他是唯一不考虑私利和钱财的人，这使他显得没有别人那样讨厌。因为，私利和钱财固然重要，但整天去谈论这些，最终会让人憋得透不过气来的，菲力波和其他难民就是只知道谈论私利的人，谈论什么东西应该卖出或者应该买进，谈论买卖的价钱、利润，打仗以前的行情和战争以后可能的行市。他们不谈生意经的时候，就玩纸牌。他们聚在菲力波的小房间里，盘腿坐在地上，肩膀靠着装面粉和豆子的麻袋，头上戴着帽子，嘴里叼着烟卷，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和烟雾。他们就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一面摔纸牌，一面狂喊大叫，相互敲竹杠。玩牌的人周围还有至少四五个围观者，就像乡下小酒店里一样。我从来忍受不了这么个玩法，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整整一天泡在牌局里，玩那沾满油渍、脏兮兮的、破烂得连图像都看不清楚的纸牌。更糟糕的是，一旦不谈利润和不玩纸牌，菲力波一伙人就东扯西拉起来。我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女人，我只知道店铺和土地，但是那些长胡子的男人，成年人和年轻人，一旦停止谈论生意经，就尽说些荒唐可笑的事情，这些东西我听得多了，就会把他们和米凯莱相比较，他不像他们那么无知，他说的话尽管我经常弄不大懂，但我觉得是正确的。那些男人谈起话来像傻瓜一样，或者更糟糕一些，就像是些牲畜，如果牲畜能懂道理的话。他们不说那些蠢话的时候，就说些粗暴和难听的脏话，让人生气。譬如，我记得安东尼奥这家伙，是个烤面包的，个头瘦小，皮肤黝黑，两只眼睛，其中一只是瞎眼，看起来比较小，另一只小眼皮不停地眨巴，好像里面有沙子似的。一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四五个逃难的人，其中有安东尼奥，坐在梯田的石头上谈论着战争和战争中发生的事情。罗赛塔和我待在那里听着。这个安东尼奥曾去利比亚打过仗，当时他才二十岁，他喜欢聊这段经历，因为那场战争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就在那个地方，他葬送了一只眼睛。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罗赛塔和我只听得他这么说：
“他们杀死了我们三个人……打死了还不算……又挖去了他们的眼睛，割去了舌头，拔去了指甲……于是我们决定采取报复行动……清早我们来到一个村庄，我们烧掉所有的茅屋，杀死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小孩……”
这时，有人咳嗽了几声，暗示我们两个在场，安东尼奥也许没有察觉，因为我们站在一棵大树的后面。我听到安东尼奥一面道歉，一面说：
“唉，战争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罗赛塔已经离去，我忙着追去。她低着头往前走，终于停了下来，我看见她的眼睛满含泪水，脸色苍白，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道：
“你听到安东尼奥在胡扯些什么吗？”
我找不到更好的话回答她，便重复说：
“我的女儿，不幸的是，战争中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
她静默了一会儿，就像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倒宁愿当那些被杀害的人当中的一个，而不愿跟杀人凶手为伍。”
打那天起，我们越来越疏远那些逃难的人，因为罗赛塔说什么也不肯跟安东尼奥在一起，跟他讲话。
罗赛塔跟米凯莱也是只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而在宗教教义方面，他们的看法则完全不同。米凯莱认为，有两种黑色牲畜：法西斯主义者，这我已经说过；还有就是神父。我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更憎恨那些法西斯分子，还是那些神父。他经常开玩笑地说，法西斯分子和神父是一路货色，唯一的区别是法西斯分子把神父的长袍裁剪成黑色的衬衫，而神父则穿着拖到脚背的长袍。我认为他对宗教和神父的反感是不冷不热的。我总是这么想，每个人对这些事情都有原则和想法，是的，我是个教徒，但我还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别人的意思，后来我发现，米凯莱尽管很尖刻，但是归根结底，他不怀恶意。有时几乎让我这么想，他把神父说得很坏，倒不是因为他们是神父而憎恨他们，而是因为他深感遗憾，他们确实不像神父，从来没有表现得像个神父的样子。总之，也许他也是教徒，但是属于一种希望落空的宗教，常常有些像米凯莱这样的人，可能是比别人更虔诚的教徒，后来出于失望，便怀着极其不满的情绪，反对起神父来。然而，罗赛塔跟我不一样，她信仰宗教，愿意其他人也信仰宗教，她不能忍受别人对宗教说三道四，譬如像米凯莱这种情况，尽管他是出于好心，没有坏意。于是，从一开始，当他说神父坏话的时候，她就明确而又严厉地警告他说：
“如果你还想继续跟我们见面的话，就别再讲这些了。”
我等着他的反驳和发怒，就像有几次当人们跟他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那样。相反，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没有反驳，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停了一会儿，说道：
“几年前，我曾经跟你一样……甚至我还严肃地考虑过要去当神父……但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
面对这意想不到的坦白，她呆若木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我问道：
“你果真想过要去当神父吗？”
“果真这样，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我的父亲。”
“那你为什么又放弃了这种想法呢？”
“是的，我当时是个小伙子，我明白我没有这种志向，或者说得更清楚些，”他笑着说，“我知道我是个有志向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应该让自己去当神父。”
这一回，罗赛塔没有再说什么，谈话就此暂告结束。
与此同时，事情在慢慢地变化，但不是朝好的方面。在流传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说法之后，终于有了确实的消息：德军的一个师在丰迪平原上安营扎寨了，战争已推进到加里利亚诺河对岸。这就意味着英国人不再前进，德国人准备跟我们一起过冬。那些从谷地来的人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是德国人，他们的坦克和用绿、蓝、黄色斑点伪装的帐篷，都隐藏在橘树林里，但这终归是传闻，没有任何人见过德国人，我指的是上山的人，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德国人登上圣泰乌菲米亚山。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迫使我们跟德国人打交道，让我们明白他们是什么货色。我说这话是因为那时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战争第一次来到了山上，而且再也不走了。
在跟菲力波玩牌的逃难者当中，有一个名叫塞维里诺的裁缝，他比所有的人都年轻，是一个瘦小的男人，面孔发黄，两撇小黑胡子，一只眼睛似乎总在眨巴，这是干裁缝活落下的毛病。他蜷缩在店铺的凳子上，总是一只眼睛半闭，另一只半睁。塞维里诺像其他人一样，是在丰迪开始遭到轰炸时逃难上山来的，他落脚在距我们不远的一个小房子里，跟他的女儿和妻子住在一起，他的妻子像他一样瘦小、不起眼。塞维里诺是山里人当中最焦急不安的人，因为战争爆发后，他把所有钱都用来购买数量可观的英国和意大利布匹，并把它们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由于弄不清楚这些财产的命运，他整日坐立不安。不过，一旦不再考虑眼前的现实，他的忧虑就化为希望，法西斯分子、德国人、战争和希望，促使他去考虑未来。塞维里诺逢人便介绍他的计划。根据他的看法，战争一停止，他将变成有钱人。他的算计是，从战争结束到恢复正常的一年或半年的时间里，由于交通运输、流通和贸易的困难，东西将会奇缺，意大利将被军人占据，商店的营业即便不说是不可能的，也将是很艰难的。于是，他将在这半年或一年的时间，把他的布匹用卡车运到罗马或山区，用兵荒马乱年代的高价，把这些批发来的布匹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出去，他将摇身一变成为富翁。正如人们以后看到的，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打算，表明塞维里诺也许是山里人当中唯一算计得很精明的人，他懂得价格的运作，随着东西奇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盟军滥发钞票，物价将节节上升。我重复说一遍，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打算，遗憾的是，如意算盘常常是落空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
一天清晨，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从山下跑来，在塞维里诺逃到山上来之前，他曾经跟着塞维里诺干活，他向站在梯田边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塞维里诺大声说道：
“塞维里诺，他们偷走了你所有的东西……他们发现了藏东西的地方，偷走了你的布匹。”
我正站在塞维里诺的旁边，我看见他听到这话就像有个背叛他的人给了他当头一棒，使他摇摇晃晃起来，这时，小伙子已经来到了梯田，塞维里诺焦急不安地一把攥住他，眼睛瞪得大大的，结结巴巴地说：
“这不可能……你说什么呀，布匹吗？我的布匹吗？被偷走了？这不可能……谁偷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