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学术界对《集簿》中男女性比例问题的研究概况大致有：
谢桂华《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一文，当属对《集簿》中人口问题进行最早研究者。该文对尹湾汉墓《集簿》部分进行了逐句考述，其中关于《集簿》当中户口统计资料的考述十分详细，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户籍管理和上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①。
高敏《〈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二》一文中谈及“女子多前七千九百廿六”问题，他认为：此数是说上计之年比前一年的女子增加了7926人；可见，“汉代各郡向中央报告人口数字时，是区分为男女分别上报的。这中间也许包含有官府注意了男女的性别比例问题。可疑的是：这里的男女人口数相加，较前所述总人口1397343人少几千，不知何故? ”②。
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一文，谈及对户籍材料中女子“多前”问题的研究。他认为：“《集簿》作者如此写的用意，是不难理解的。就是说，虽然东海郡男多女少，不平衡，但此状不会长期影响本郡人口增殖，因为女性人口会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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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桂华：《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②高敏：《(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二》,《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
多。……《汉书•循吏传》中的6位循吏，就有3位有‘户口岁增’、‘户口增倍’之类的评语。东海郡太守不能不注意本郡男女人口的比例问题。"①
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一文中，关于《集簿》中男女口数问题，他注意到“东海郡的男子比女子多17932人，女子比上一年度增长7926人，但男子与女子人数的和为1394196人，”比“东海郡人口总数1397343人少3147人，未知何故?”②
高海燕、乔健《从尹湾简牍《集簿〉谈西汉东海郡的人口、土地、赋税》一文认为：“汉代各郡向朝廷报告人口数字时，是分别以男女性别上报的”；以“东海郡户口数量除去获流人口之外，实际上比前一年减少了，其原因就在于农民脱离叛籍而流离失所者多；”另外，作者认为：《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东海郡的人口数是“元延之际的统计”与尹湾汉墓简牍《集簿》记载的人口“统计数字有出入，口数相差不大，但户数相差较大。”可见“《集簿》统计数字并不是想象之作，基本数字是可信的”。③
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一文，既是较早地全面研究《集簿》中户口资料的论文，又是就如何看待考古资料的真实性和对汉代人口问题研究方面产生影响最大的文章。该文从户口统计数据入手，对"户口及户与口之比、流民、男女性别比、老年及老少比、高年受王杖制度”等由统计资料所暴露出来的深层社会问题做了一一讨论。其中关于〈集簿〉中所反映的男女性比例问题，他认为《集簿》中男女数“是中国最早的一组按郡统计的人口分性别统计数字……对研究汉代乃至古代人口性别构成是极为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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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
②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载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5页。
③高海燕、乔健：《从尹湾简牍〈集簿〉谈西汉东海郡的人口、土地、赋税》,载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页。
资料”；他计算出东海郡当时的人口性别比大约是102；并认为“在古代，老年人口不多，由于普遍早婚，生活负担沉重，劳动强度大，医疗水平低，保健条件差，社会上重男轻女等原因，造成女性死亡率远远高于男性，从而导致男多女少的性比例严重失调。……汉代的人口性别比正常值似乎应介于先秦和近现代之间。所以说，有充分理由怀疑《集薄》的性别统计数字不确。”；“统计数字中，一方面是男性数字无变化，另一方面是女性比上一年多出7千多人。性别比中女性偏高，多出来的又恰恰全是女性。女性人口的不实(偏多),应与当时男女对国家承担的赋税义务种类有别相关。……汉民一生，在适龄期内要服兵役、劳役。如不愿前往，也可交钱相抵，故名更赋。服各种兵役、劳役的都是成年男性，它实际上是按男丁摊派税役性质的赋。只要存在按丁口交赋税的规定，管理上又有空子可钻的话，百姓总可能向官府，下级定会向上级隐瞒丁口数目，以逃避服役或贪污税赋款。以男充女也应是常用办法之一。……综上所论，不但《汉志》中的人口数有较多的水分，未能反映出西汉末全国人口的准确状况，连作为考古出土第一手资料《集薄》中的户口统计，从年龄段分布、获流数、性别比，到高年受杖人数都与当时实际情形有较大出入，尤其是少儿和高龄人口数，根本就令人无法相信。在使用这些统计数据时，应该慎之又慎。①”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第七章 “两汉时期的人口数量”中对尹湾汉墓简牍中《集簿》所提供的户口数字给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集簿》所载户数与口数与《汉志》所载元始二年的户口数完全可以对应，某些数字稍有异常的现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对于《集簿》中的男女性比例问题，他先对高大伦文中约102的性别比做了更正，认为应该是102.6；其次，他认为《集簿》中男女数相加之和1394196,比《集簿》中的人口总数少了3147。“如果这正是漏掉的男子增加数，……性别比就提高到103.1……当然也存在着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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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一种可能性，即高大伦所认为的，由于赋役主要是由男子承担的，所以男子的数量已隐匿少报，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正因为男子是赋役征集的重点，所以也是上级考核的主要指标，而对于女子数往往不太重视。假如贪官要隐瞒少报男子数，为什么不连女子数也一起少报，留下这样的漏洞呢？”①
以上学者的研究都对《集簿》中所涉及的男女性比例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谢桂华先生两篇详细的考述文章，无论内容的差别有多少，无疑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帮助。高敏先生就《集簿》所涉及的男女性别问题，做出了“汉代各郡向中央报告人口数字时，是区分为男女分别上报的。这中间也许包含有官府注意了男女的性别比例问题”的判断，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对于《集簿》中男女口数相加，较总人口少几千人的问题，仅提出了疑问，而没有做出解答。高恒先生对《集簿》中女子“多前”问题，提出了新看法：即“《集簿》作者如此写的用意，是不难理解的。就是说，虽然东海郡男多女少，不平衡，但此状不会长期影响本郡人口增殖，因为女性人口会逐渐增多。”然而，此说仍不足说明女子“多前”问题。高海燕、乔健的文章，就《集簿》中总人口减去获流人口后、实际比前一年减少的问题，提出了“其原因就在于农民脱离叛籍而流离失所者多”的观点，但错误地认为《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东海郡的人口数是“元延之际的统计”；关于女子“多前”问题，高、乔二人未提出新见解。高大伦的论文对“户口及户与口之比、流民、男女性别比、老年及老少比、高年受王杖制度”等由统计资料所暴露出来的深层社会问题做了大胆的讨论。他指出当时东海郡的性别比为102,并认为：“汉代的人口性别比正常值似乎应介于先秦和近现代之间。……有充分理由怀疑《集薄》的性别统计数字不确。”这种数字不准确，表现在“女性人口的不实(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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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两汉时期的人口数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27页。
应与当时男女对国家承担的赋税义务种类有别相关”；而且汉代“服各种兵役、劳役的都是成年男性，它实际上是按男丁摊派税役性质的赋。”通过一系列的论证，他认定：“不但《汉志》中的人口数有较多的水分，未能反映出西汉末全国人口的准确状况，连作为考古出土第一手资料《集薄》中的户口统计，从年龄段分布、获流数、性别比，到高年受杖人数都与当时实际情形有较大出入，尤其是少儿和高龄人口数，根本就令人无法相信。”而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第七章 “两汉时期的人口数量”对尹湾汉慕简牍的议论，主要是就高大伦文中的观点提出了反驳的意见。葛剑雄认为；高大伦文中约102的性别比“应该是102.6”；其次，他认为《集簿》中男女数相加之和1394196,比《集簿》中的人口总数少了3147。“如果这正是漏掉的男子增加数，……性别比就提高103.1”；而且，正因为男子是赋役的对象，是政府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所以，东海郡就没有必要隐瞒少报男子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