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受现代人口学的影响，关于中国古代人口史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迅速发展期。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缺乏，笔者只能就目力所及的材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之后的关于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做一回顾，或可推动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1991—1995年关于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
葛剑雄在其《中国人口发展史》第十三章 "性别构成"一节中，用两页的篇幅，阐述了他对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初步认识：他认为：《周礼•职方》所载男女数不可信，有关性别的统计数只见于明代以后的地方志；中国古代就人口总数的性比例而言，是男多于女。同时，在第十三章“婚姻状况”一节中，又用两页篇幅说明了影响男子平均初婚年龄的因素之一是人口中性比例的不平衡和造成严重的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因素是多妻制的观点；并且认为“性比率的不平衡程度肯定会因时间、地点、民族、阶层等差异而有不同”①。
冻国栋在其《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六章 的第三节及第四节当中，对敦煌及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唐代前期西州、沙州两地区的户口簿籍材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从吐鲁番文书看唐太宗、高宗期西州地区，“男多女少的现象十分突出”；到武后、中宗、睿宗时期，西州地区人口则出现了“女性明显多于男性”的现象，特别是中宗神龙年间《点籍样》中的女性人口比男性多出近一倍；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虽然四件户籍册中总的“男女性别比约略相等”,但户籍亦反映出
————————
①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丁男多数无妻”和“丁寡居多”现象；其原因大致与逃避赋役和户籍作伪有关。同时，他认为：从敦煌文书看唐沙州地区人口在武后至玄宗开元年代的男女性别比大体均衡；到天宝年间，亦出现女明显多于男子的现象；到代宗大历年间，沙州人口中男口在全部口数中有所上升，约占六成左右；至于天宝年间敦煌文书中所见女口的激增，应与军机调发的严重、男丁死而不返和伪籍密不可分①。
宋镇豪在其《夏商社会生活史》第二章 第三节“夏商王邑人口分析”当中，利用殷墟商代后期王邑“中小平民墓的几批人骨年龄、性别鉴定报告”的材料进行了定量分析与研究。他认为：殷墟王邑的人口性别构成以青壮男性为多，女性以青年为多，壮、中、老三级别女性呈急剧减少趋势，男女性别比为183：100,男性人数大大高于女性。同时，他认为：男多女少现象早在史前社会就已十分突出。为此，他统计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大汶口早中晚期文化等遗址中人骨年龄与性别鉴定的情况，从而得出史前社会的“性别比约为190.4,男子几乎多出女子一倍”的结论。至于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他认为有三：从受精开始，女就少于男；史前女性早婚早育，加之卫生条件差，故“常导致女性过早夭亡”；商代有重男轻女的社会痼俗，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受折磨和摧残尤甚，以致寿命短促，从而加剧了男女性比例失调②。
姜涛在其《中国近代人口史》第十二章 “性别与年龄结构”一节中，作者对人口性比例问题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对美籍学者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以及陈长蘅《清末民政部户口调查之新研究》、江桥《清朝前期宗室人口状况的初步统计与分析》等文的研究和评价。他认为：何氏所着力搜集的1748—1845年能够反映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的32条统计资料，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因为同期一些人口性
————————
①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别比过高的资料竟一条也未在此出现。”至于江桥文中所论宗室人口“系小范围的特殊人群，不足以说明清代整个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更不能否定清代普遍存在的溺女婴和女性少报、漏报的根本事实。”同时，他认为：清代中叶(太平天国革命前),中国人口性别比约在113—119之间。而民国时期各种人口调查数据中关于性别方面的材料、可信性较差①。
李中清、郭松义主编之《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一书中，收录了13篇研究清代皇族人口相关问题的论文，其中刘素芬《清代皇族婚姻与宗法制度》一文涉及皇族人口中的性比例问题。她利用记录近三百年清代皇族宗谱——《玉牒》中约8万人的相关资料，对皇族婚姻进行了量化分析，进而认为：“18世纪中叶之后皇族男性可能有晚婚的趋势”,19世纪以后重男轻女匿报女婴或以性别选择进行人为生育控制的现象日益严重，造成了男女性比例失调，进而导致了皇族内部生育率的下降②。
袁祖亮在其《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的“中国古代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部分，利用他人在《李绿园生平及家世》一文中所整理的清康熙年间《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家族人口材料，研究并认定：“中国与世界上男女性别比例关系相仿，一般是男性略高于女性。”这亦反映了每个家族在性别比上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固定数额。故此他断言“一个家族的性别比例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性别比例基本上是一个常数。”另外，在“中国古代的制土分民思想”部分，他引用《周礼•职方》所载男女性比例失调数据，并认为：对此数据"不要轻易持否定态度，也许是古代人口增长率低，人口繁衍是由女性的多少来主宰，所以女性多于男性”③。
————————
①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②[美]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10页。
③袁祖亮：《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高凯的《从性比例失调看南越国的建立和巩固》一文，是国内学界将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与政治史、民族融合史结合起来的
第一篇文章。此文就人口性比例失调和南越国时期的政治与民族融合关系的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他认为：秦王朝针对岭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使得数十万戍守岭南的将士中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而岭南由于地处温暖潮湿、多瘴疠、猛兽毒虫横行的蛮荒之地，有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等原因，出现了“丈夫早夭”的女多男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这就为秦末赵佗在岭南越人原居地实行“和辑越人”政策创造了前提，进而亦为南越国的建立与巩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①。
李晓玲在《人口动态平衡的历史分析》一文中，将现代生态学中逻辑斯缔方程运用到历史人口学研究中，对人口性比例问题做出了一些估测性分析。她认为：“性比的变化既有生理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引起性比失调的原因很多”：既有生活贫困、卫生条件差和战争频繁的原因，又有多妻制和宗教信仰的因素②。
高凯在其《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一文中，综合探讨了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两大特点和产生原因。他认为：形成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八个方面：分别因“自然环境恶劣”“战争”“徭役”“统治者多妻”“杀婴行为”“人牲人殉及守丧习俗”“婚姻制度或婚姻习俗”“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等造成了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出现。在这些原因中，既有自然原因，又有社会原因，且经常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原因。同时，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还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即绝对化与相对化的区别。如由于战争、徭役、杀婴、杀殉等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从而形成永久性、绝对化的性比例失调问题；由于战争、徭役等在一定时间内占用大量劳动
——————
① 高凯：《从性比例失调看南越国的建立和巩固》,载丘权政《佗城开基客安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②李晓玲：《人口动态平衡的历史分析》,《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
力或因守丧习俗、婚姻制度、婚姻习俗延缓婚嫁时间，而形成暂时性、相对化的性比例失调问题。而且，这两种性比例失调问题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对历史上人口的繁衍起了巨大的作用①。
姜涛在其《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一书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传统人口的性别与年龄结构"一章中、在大量引用、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述了他对传统人口性比例问题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传统人口的性别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这种变动，又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可以认识的；中国传统人口的性别结构在总体上并非男女持平，而是明显呈男多女少的高性别比。这种性别比结构，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礼教，尤其是溺弃女婴习俗长期作用的结果；此外，育龄妇女卫生条件差以及女性人口的漏报也是造成传统人口高性别比的重要原因②。
高大伦在其《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一文中，针对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集簿》所提供的东海郡102：100的男女性比例材料做了研讨。他认为：汉武帝时代战争频繁，男性死亡率大增，人口性别比中男性比重降低。但汉武帝末年到西汉末年有近百年，既无大的战争，社会又相对安定，性别比应恢复至正常水平。故此他断言尹湾汉简“《集簿》的人口性别统计数字不确”。同时，《集簿》所提供的性别比中女性比上一年多出7000余人的原因，“应与当时男女对国家承担的赋税义务种类有别相关，”由此他认定“当时隐瞒丁口的情况是颇为严重的”。③
高凯在其《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兼评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一文中，从分析三国时期蜀汉国家人口性比例失调状况
—————————
①高凯：《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实际上高凯其文于1996年8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的“中国秦汉史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以“从性比例失调看中国古代人口繁衍的稳定性与曲折性”为题公开发表，后经修改，于《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发表。
②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③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入手，就蜀汉人口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统治者采取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的军政策略，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性比例失调问题，使得人口繁衍长期出现停滞局面；而且还带来兵源补充困难、劳动力资源匮乏和物力、财力严重削弱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摆脱危机，蜀汉不得不加强对南中地区人力、物力的依赖和盘剥，并由此激化了民族矛盾，进而大大加快了蜀汉国家灭亡的步伐①。
高凯在其《从性比例失调看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一文中，从人口学角度中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入手去研究北魏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途径，并做了尝试性的理论推导研究。他认为：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都会受到人类自身再生产规律的制约。即一个要发展的民族，其先决条件是必须保证种的繁衍。正如拓跋鲜卑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为解决种的繁衍，而打破阶级与上下区别，长期与北方汉族保持婚姻关系一样。为了证明其观点，文章分析了北魏文成帝、孝文帝关于禁止“与非类婚偶”的三条诏令及诏令中所涉及的“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和“百工、伎巧、卑姓”的民族构成与阶级构成，分析了北魏中期以前皇后出身的卑贱化和族属情况，分析了北魏多次放免宫女和掠夺他族妻女班赉将士的史实，从理论上证明了北魏拓跋鲜卑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存在着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同时，通过研究北部鲜卑到拓跋鲜卑的变化，再到迁都洛阳、改汉姓、说汉话、与汉族高门联姻的过程，进而认为北魏的民族融合主要完成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而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进行的汉化改革中的政治婚姻制度是历史的倒退现象②。
综观1991—2000年的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情况，学术界不难注意到：首先，从葛剑雄、袁祖亮等人对性比例失调问题的推
————————
①高凯：《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兼评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②高凯：《从性比例失调看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
断，到姜涛对前人为数不多的成果的评价，再到冻国栋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前期西州与沙州人口性比例状况的研究、宋镇豪利用殷墟商代王邑人骨性别鉴定材料与史前遗址人骨性别材料对史前社会和商代人口性比例失调状况的研究以及李中清、郭松义、刘素芬等人利用清代皇族《玉牒》材料对性比例失调问题及其对生育率的影响所做的研究等，均反映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思考和十分可贵的探索。其次，高凯对产生性比例失调的诸多因素、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特点与类型的研究，姜涛对前人自史前社会到清朝末年人口性比例状况研究的概括与总结，高大伦利用尹湾汉简材料对汉代人口性比例状况及户籍真实性的研究，都要比90年代初期的研究深入一些；再次，李晓玲对生态学与人类性比例关系的研究，高凯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性比例失调与政治史、民族融合史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反映了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而在此十年之中，学者们的各种思考和探索，无疑为2000年以后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二2000年以来关于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研究的综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出现多部中国人口通史或某一地区的人口史专著，如路遇和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①、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②等；另一方面对利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进行人口史研究的学者在增多，如高凯、于振波对走马楼吴简人口研究等。具体情况如下：
路遇和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和袁祖亮主编的《中国人口通史•东汉卷》③作为2000年以后出版的三部人口史专著，没有关注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问题，这是十分遗憾的事。
2002年出版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
————————
①路遇、膝泽之：《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薛平栓：《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③袁祖亮：《中国人口通史•东汉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由葛剑雄所著。其中第七章 “两汉时期的人口数量”的“人口结构”一节中对人口性比例问题有所议论：首先，葛著对学界某些学者认为《周礼•职方》中所记载的“九州”男女性比例是我国最早的性别结构记录的观点持批评态度，但同时认为：《周礼》记载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多少反映了作者对当时各地男女结构比例的直觉印象，证明当时存在着性别比不平衡，并且很多地方是女性多于男性”①。葛著在“人口结构”一节中谈到“影响婚姻的另一因素是性别比”,至于论述影响性别比的原因时，葛著强调了杀婴、多妻制和妇女再嫁、改嫁的问题②。但
实际上，葛著在第二章 第三节“婚姻和生育状况”小节中所议论的影响中国古代人口再生产的因素，其实质是在议论人口性比例问题。为此，葛著列举出“妇女的初婚年龄是人口再生产的一项决定性因素”“生育间隔的影响”“妇女本身的死亡率”“徭役制度的影响”“孝道的影响”“一夫多妻制的影响”“一妻多夫等特殊婚俗的影响”；在“婴儿死亡率”小节的内容中谈到了“中国古代曾有惊人的婴儿死亡率”“广泛存在的杀婴现象”,其中杀婴现象包括杀男婴和女婴两个方面；此外，葛著还谈到“战争死亡率”“疾病死亡率”“灾害死亡率”“刑罚导致的死亡率”和“其他死亡率”等几方面也是影响古代人口再生产的因素。
谭平在其《性比例失调与国家的治乱兴衰》一文中，着重从两大方面来论述他的观点：首先，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的性比例失调问题的产生原因，他认为一夫多妻制、重男轻女的传统、专制政权蔑视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基本要求和封建社会倡导“节烈”观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性比例失调；其次，关于性比例失调的危害，他认为性比例失调造成了中国历代发达的娼妓行业，为反政府的帮会、邪教、土匪等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光棍”成员，拐卖人口成为历史悠久的罪恶行
————————
①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②同上书，第352—355页。
业，使佛道等宗教团体中混入许多的淫徒等①。
高凯在其《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一文中，利用新出土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田家莂〉》②中所提供的以女子为户主的“女户”姓名，对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间题应当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因丈夫死亡而形成的已婚妇女过剩而形成的人口性比例问题，一是因未婚女子过剩而形成的人口性比例问题：与之相关，已婚妇女过剩是由于大量青壮男性死于战火，而未婚女子过剩是高温高湿的自然生存条件所决定的③。
于振波在其《走马楼户籍性别与年龄分析》一文，利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④的户籍材料分别从“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和"残疾人员构成情况”两方面进行了研究。首先，在研究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之后，自称“笔者不懂医学，不敢妄做判断”,随即他认为“现代医学研究和人口统计资料表明，男性在生存率、抗病率、事故率及长寿率等方面均略低于女性，但吴简残疾患者4：1性别比例，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或统计结果所能解释清楚的。吴简中大量残疾患者的存在，既有自然方面的原因，更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尽管单纯从统计数字上看，多数残疾似乎都是由自然因素造成的，而事实上，社会因素除了其本身所造成的众多残疾者而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加重了自然因素的致残作用。男性是战争的参加者，也是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与此相应，他们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受导致残疾的自然因素的影响，男性之所以在残疾人中占绝对多数，恐怕主要还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其次，在“残疾人员构成情况”一节中，他认为：《史记》中所说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于史无据。《淮南子》所说的“暑气多夭，寒气多寿”与
————————
①谭平：《性比例失调与国家的治乱兴衰》,《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②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③高凯：《从走马楼吴筒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④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吴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山气多男，泽气多女”,基本上是阴阳五行思想与自然现象的比附，不可轻信。走马楼户籍简中老年人的性别结构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较高比例，为《史记》《淮南子》上述诸说提供了反证。走马楼户籍简中14岁以下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恐怕主要是百姓不堪忍受沉重的赋税徭役而弃婴的结果——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弃婴的主要受害者当然是女婴，于是男性在未成年人口中便占据了绝对优势，使性别结构呈现出畸形①。
高凯在其《从吴简蠢测长沙郡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一文中，利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所提供的户籍中疾病人口的数据，对孙吴时期长沙郡临湘侯国的疾病类型与现代疾病分类的关系以及这些疾病类型对当时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两大方面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通过对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疾病人口所做的一些统计与分析，可在具体史实上印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江南地区存在‘丈夫早夭’现象的真实性；同时，也从对吴简中男女各年龄段疾病数的统计资料分析结果中，证明了在中国古代社会完全可能出现儿童高死亡率的现象”②
高凯在其《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文中，除详细回顾自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50年间前人及今人研究状况外，还从十个方面论述了秦末汉初产生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原因；并从七大方面入手，分析了西汉初年采取“与民休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及其对汉初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所在③。
高凯在其《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魏时期道教的兴盛》文中，除回顾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汉魏时期道教研究的成果外，还以汉魏时期各个时段内阶级与社会矛盾的发展为线索，重点阐述了道教中“兴国广嗣之术”与汉魏时期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关系，同时，通过
——————
①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41页。
②高凯：《从吴简懿测长沙郡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③高凯：《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
统治者对道教所采取的政策，也揭示了汉魏时期道教从民间信仰上升到国家宗教的变化历程①。
高凯在其《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的繁衍——从秦刑徒墓的发现来看》文中，除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和史学界学界对秦始皇刑徒墓研究的成果外，还利用秦始皇刑徒墓志所提供的信息，详细探讨了秦王朝时期人口比例、赋役制度、秦代人口数与人口下降的问题②。
尚新丽《西汉人口问题研究》是在其2003年5月《西汉人口研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其中虽有西汉“性别构成”一节，文中除引《周官•职方氏》和江苏连云港尹湾汉简《集簿》中的材料并进行简要分析外，没有对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简史》(1991年版)、《中国人口史》(2002年版)和高凯《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等论著内容进行任何引注和进一步分析，从而使西汉时期人口性别构成这一重要内容过于单薄③。
高凯在其《从尹湾汉简看西汉末年东海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文中，就1993年连云港尹湾汉墓竹简《集簿》材料出土之后的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做了详细的分析与研究，并在高大伦、葛剑雄二人之说的基础上，就西汉末年东海郡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产生与发展的原因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不仅尹湾汉墓简牍《集簿》所反映的男女性别问题完全属实，秦汉时期的女子也是赋役对象；而且当时的人口性比例与东海郡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密切相关，有其存在的必然性④。
高凯在其《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汉晋时期西域在佛教东渐中的作用》文中，除回顾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对汉魏时期佛教、佛教传播、佛教医学等方面研究的成果外，还就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地理环
————————
①高凯：《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魏时期道教的兴盛》,《史林》2007年第4期。
②高凯：《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的繁衍——从秦刑徒墓的发现来看》,《文史哲》2007年第5期。
③尚新丽：《西汉人口问题研究》,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83—84页。
④高凯：《从尹湾汉简看西汉末年东海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9期。
境、气候、土壤及土壤微量元素与当时当地疾病、人口性比例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进而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他认为：汉晋时期西域佛教兴盛地区地理环境恶劣，造成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等生命元素的缺乏，进而造成了西域佛教兴盛区比较严重的男多女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和许多恶性疾病的肆虐流行，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形势下，佛教传播者为了更好地传播佛教思想，有意识使佛教义理走向俗化。而同时此过程也正是佛教逐步向中原传播的过程，故此，反映在汉晋时期中原佛教义理的翻译过程中，许多经典佛经中有关医疗、养生方面的内容被一次又一次翻译，不仅吸引了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封建达官贵人的注意，逐步吸引了广大百姓的眼光，而且，也引发了魏晋以后汉地僧侣屡次西天取经的活动，从而为最终开启佛教在中土迅速传播的大门奠定了基础①。
郭林生在其《南北朝和隋朝人口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虽有“性别构成”一节，文中除引用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和山本达郎《敦煌发现计帐式文书残简》等研究西魏时期的户口残卷的研究状况、并进行简要分析外，并未对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简史》(1991年版)、《中国人口史》(2002年版)、朱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和高凯《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等论著的内容进行任何引注和进一步分析，从而使其博士论文所反映的南北朝时期人口性别构成这一重要内容显得过于单薄②。
综观2001—2010年以来中国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既有创新之作，又有比较严重的学术品德的问题存在。
首先，统观2002年新出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③,其内容应是集大成之作，但遗憾的是与《中国人口发展史》中下编将“性别构成”
————————
①高凯：《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汉晋时期西域在佛教东渐中的作用》,《史林》2008年第6期。
②郭林生：《南北朝和隋朝人口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6年，第4页。
③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为一个专节来讨论相比①,新出《中国人口史》却根本没有“性别构成”的专节，这着实让人费解；同时让人遗憾的是，虽然新出《中国人口史》没有“性别构成”的专节，但在第七章 “人口结构”小节中和第二章第三节“婚姻和生育状况”小节中，实际议论的都是与人口性比例问题相关的内容；而且，从议论的内容看，其中在“战争死亡率”“徭役制度的影响”“孝道的影响”“一妻多夫等特殊婚俗的影响”等条下，明显借助了别人的研究成果，而未提供任何相应的标注。②与之相关的是谭平《性比例失调与国家的治乱兴衰》、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袁延胜《中国人口通史•东汉卷》、尚新丽《西汉人口问题研究》、郭林生《南北朝和隋代人口研究》(博士论文),或在文首部分缺乏相应的学术回顾，或明显存在借助别人的研究成果而未提供任何相应标注的问题。
其次，新世纪开始的十年里，关于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步：一，谭平《性比例失调与国家的治乱兴衰》一文，针对性比例失调与国家治乱兴衰之间关系的全面论述，推进了相关的研究；二，高凯利用吴简《吏民田家莂》所提供的“女户”资料，对孙吴时期性比例失调问题产生原因和类型的论述以及高凯对秦始皇刑徒墓志、尹湾汉墓竹简、人口性比例与佛教及道教的密切关系等方面的考察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三，于振波利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中的户籍材料所进行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和“残疾人员构成情况”的研究以及高凯利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中的户籍材料所进行的疾病人口的研究，在利用地下出土资料进行新的历史研究上，无疑推进了一步。尤其是于振波，虽有部分抄袭之嫌，但他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内所有户籍材料的排比、统计与分析之功还是令人钦佩的。
——————————
①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300页。
②高凯：《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曹树基：《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通过对自1990—2010年以来的20年关于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问题研究成果的综述看，相关的研究确实都取得了新的进展，这就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同时，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重要的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社会许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制度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萌芽、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我个人曾对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特点、形成原因等做过一些研究，但拙意以为要更好地认识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和其与这段历史的关系所在，就十分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产生原因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
三 研究缘起、研究方法及章节安排
我个人从儿时开始即喜欢中国历史。大约自大学期间起，便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1988年曾公开发表《关于实行超生人口税的建议》一文，文中以康熙五十年实行“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为据，提出中国古代人口由数千万人不等到清代康熙之后迅猛禁登至上亿至四亿规模，实由康熙五十年取消人头税而起；同时，鉴于国家控制人口的政策，我建议国家对超生人口实行超生人口税①。1996年曾发表关于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产生原因的专文，当时主要是从八大社会因素去探讨的；但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之上，人类周围的地理环境肯定会影响到人类的自身繁衍和社会的变迁，那么，地理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类生育过程的？影响的程度又如何？地理环境到底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2000年的时候，我即有想利用微量元素与历史气候相结合的办法去研究中国历史人口的思路，无奈当时既无空暇时间，更无资料与精力去专心探究。2003年9月，有幸进入复旦大学，跟随邹逸麟先
————————
①高凯：《关于实行超生人口税的建议》,《学术百家》1988年第3期。此文论点为《文摘报》摘要，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生攻读(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这终于使我可以静下心来关注此问题。经过大量阅读土壤学、矿物学、化学、医学、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宏量文献后，窃以为找到了地理环境下的气候、水文、土壤及土壤微量元素与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问题、疾病人口等问题之间的一此联系，并且了解到地理环境下的气候、水文、土壤及土壤微量元素等因素通过与中国人口繁衍的关系，进而可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变迁问题。故此我认为：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应是"人地关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应是土壤环境、水环境和气候环境通过人类的饮食、起居而对人体的生理产生影响；其次才是疾病、健康等生理影响扩大到对人的心理、精神和社会风俗等社会学层面上的影响；这些影响累加起来，进而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前进与发展。有鉴于此，本课题的研究，并非只有单纯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而是在许多章节和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加入了自然科学的因素与成果，并与历史科学的具体研究结合了起来。如以地理环境的变化为切人点，研究地理环境下的土壤微量元素与汉魏时期匈奴、鲜卑"收继婚"问题的关系、尹湾汉简所反映人口性比例的合理性问题、居延汉简所反映的"女户"问题、汉晋时期西域环境对中印佛教传播产生的影响问题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至于我个人为什么坚持这样不讨巧地去研究汉魏时期的人口性比例问题呢？这实源自于对国内外疾病状况与人类历史的关系的关注。古人常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实际上谈的就是水、土壤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密切关系；而从现代医学的成果看，水、土壤影响人类，是通过水及土壤中的微量元素来发挥作用的，于此就引起了我对国内外土壤微量元素学、微量元素与医学科学所取得的迅猛发展和国内相关学科所获成果的关注。事实上，国外对土壤微量元素的研究早在19世纪60年代便已开始。国内的相关研究虽然晚了一个世纪，但从20世纪50年代也已开始；至于世界各国医学界对人体微量元素作用的研究已经非常之深入，而这些成果居然多年来未受到国内外史学界应有的关注，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由此，拙著以为简要回顾微量元素分析学的发展史显得十分有必要。因为，从全球范围看，微量元素分析学这一学科分支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土壤微量元素的分析研究；二是对人体微量元素的分析研究。与之相关的是这一学科分支的发展也可划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60年代—20世纪60年代，在这一时期，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查明微量元素对动植物营养的必要性、生理功能以及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分布情况上；其中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是高峰期，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研究获得迅猛发展，学术影响最大的著作莫过于美国J.J.Connor等撰写的《美国大陆某些岩石、土壤、植物及蔬菜的地球化学背景值》一书①。由于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对动植物和人类的作用日益为科学家所重视，所以，日欧、澳大利亚和苏联等国土壤学家纷纷加入到对自己国家中土壤微量元素分布的研究中。由苏联专家A.P.VinogradoV编著的The Ceochemistry of Rareand Diemical Ele-ments in Soils一书的俄文版于1957年刊行，记录了土壤学家对微量元素在不同土壤和土壤剖面中的分布情况，也是有名的经典之作。第二阶段：是西方各国专家逐步发现土壤微量元素对促进农作物生长的作用，并进而推动农业化学和以人体微量元素作用为研究内容之一的人类生命科学以及地方病防治学等相关学科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关于土壤微量元素的丰缺与地方病的关系的研究，首推A.Ⅱ.维诺格等人在1949年和1960年相继发表的《生物地区化学省》和《论生物地化学省成因》的著作。中国的土壤微量元素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时，相关工作断断续续，最著名的土壤学家是刘铮，其主要研究成果收录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土壤微量元素》一书中②。至1982年中国部分省份开始针对锌、铜、铁、钼、锰和硼等土壤微量元素进行检测工作；到“七五”期间，国家更是把土壤微量元素值研究
————————
①史崇文等：《山西土壤元素背景值及其特征》,《华北地质矿产杂志》1994年第2期。
②邢光熹、朱建国：《土壤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化学》,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课题，涉及除台湾省之外的全国各省区。而且，各省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都出版了进行全国性土壤两次大普查的汇编性成果，以供研究者参考。至于人体微量元素的研究成果，国内外发展的速度也各不相同。如1985年日本野见山一生报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每年有关人体微量元素的研究报告有八千余篇之多，发表的相关论文几乎占医学论文的40%左右；在论文的内容上，则涉及微量元素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环境医学、营养学等许多方面。这以后，微量元素与癌症的关系，在全球医学界也引起广泛的关注。从美国1981—1990年底的10年间文献统计情况看，涉及恶性肿瘤的文献有284097篇，其中以30种微量元素与恶性肿瘤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有7062篇，占论文总数的9.4%；而其中涉及锌与恶性肿瘤的论文就有371篇之多，占到论文总量的5%。①与之同时，中国学者对微量元素与健康方面的研究则刚刚起步，继1979年化学家裘家奎教授编纂《元素与人》之后，1982年孔祥瑞编纂《必需微量元素的营养、生理、及临床意义》一书，成为中国关于微量元素与人类健康关系研究的主要著作之一；1991年化学家王夔《生命科学中的微量元素》和1994年周济桂主编的《临床微量元素学》相继出版，更进一步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②。近年医学界对人体微量元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断有新的科研成果面世，例如有宫尾益英著、周形海译《微量元素与疾病》③；徐经采《食品、微量元素与健康》④；秦俊法《微量元素与脑功能》⑤；于占洋、侯哲主编《微量元素与疾病诊断及治疗》⑥；于占洋、侯哲主编《微量元素与优生优育》⑦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医学论文可资参考，限于篇
——————
①顾公望：《微量元素与恶性肿瘤》,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②苗健等：《微量元素与相关疾病•绪论》,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日]宫尾益英：《微量元素与疾病》,周形海译，人民军医出版社1987年版。
④徐经采：《食品、微量元素与健康》,贵州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
⑤秦俊法：《微量元素与脑功能》,原子能出版社1994年版。
⑥于占洋、侯哲：《微量元素与疾病诊断及治疗》,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年版。
⑦于占洋、侯哲：《微量元素与优生优育》,人民军医出版社1999年版。
幅，这里也不一一列举了①。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地理学界有学者提出了要建立历史医学地理学的建议，如华东师范大学的方如康教授撰写的《中国医学地理学》一书，提出了要进行医学地理调查、医学地理制图、医学地理评价、医学地理区划和医学地理模拟等新的研究方法②。之后又有龚胜生发表《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一文，并认为“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地球系统科学与现代地理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地理学和医学地理学发展的需要。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特点，属于历史地理学分支，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方面③,龚胜生教授因此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资助，而他个人的研究成果如《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④《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⑤《中国宋代以前矿泉的地理分布及其开发利用》《2000年来中国地甲病的地理分布变迁》⑦《中国古代长寿点区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背景的初步研究》⑧《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④《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⑩等，在瘟疫史、地甲病、长寿分布等方面取得丰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