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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医学文摘》,《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2003年第1期。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靳征：《四川省2001年新发现麻风病225例分析》,《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3年第3期。
⑥李小玲：《涪城区麻风畸残调查》,《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3年第2期。
右目”“踵左足”“踵右足”“苦痈病”等疾病名称与麻风病主要症状之间的对应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其三，吴简中还有一些疾病，如“聋两耳”“苦风矢病”“碓病”“苦惪病”“苦惪狂病”“狂病”“苦狂病”等，应属于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生活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类型的恶性疾病。
许慎《说文解字》释“聋”,称其“无闻也，从耳从龙”；《释名》称“聋，笼也。如在蒙笼之内不察也。”《淮南子》以为“土地各以类生，水气多喑，风气多聋”；以此论之，“聋两耳”之义甚明；“风矢病”之“矢”,似通假“湿”；以长沙“卑湿”之地，难免有感染风寒、骨骼染病之嫌，故此“风矢病”或为今天的风湿病①。“苦惪病”中的“惪”字，《篇海》言之“称人切，音嗔，恚也”； 《说文》释“恚”称之“恨也，从心，圭声”；又《字汇补》称“惠”乃“古文慎字”；以此论之，“苦惪病”或为因怒而生的心脏病之类的疾病。“狂病”“苦狂病”,仅从字面上便可大致认定其为神经系统的疾病，或为精神失常的神经病，也可以是癫痫；如是癫痛，又有部分可归结为脑型血吸虫病影响的因素②。至于“碓病”为何，辞书无解。但以传世文献的记载看，从秦汉时期开始，“碓”多以“水碓”形式出现，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又《史记》卷29《河渠书》有“于蜀，蜀守(李)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的记载，其下引晋灼释“碓”曰：“古‘堆’字”；故以此推吴简中的“碓病”,应与今人所谓的“罗锅”相类。
其四，从现代碘缺乏病的分布区域和碘缺乏致病类型看，由于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境内正在碘缺乏区，所以，吴简中的“聋两耳”“盲目”“雀手”等恶性疾病还可能与碘缺乏病有关联。
现代医学调查的结果表明：我国缺碘的地区分布在除上海市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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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简整理小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7页。
② 唐嶂龙、唐健：《癫痫1184例临床分析及随访研究》,《实用全科医学》2003年第2期。该文调查有22例因血吸虫病引发癫痫者，约占1.86%的比重。
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区域内；按照1988年由卫生部葛继乾收集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周德芳、张桂兰编绘的全国碘缺乏病分布图所显示的内容看，湖南长沙及其附近属于碘缺乏病的分布区①；那么在1700多年的三国孙吴初期，完全有可能因为医学知识的贫乏，或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缘故，人们没有机会进食含碘丰富的食物，以致是成“聋耳”、“盲目”、“雀手”等严重的疾病问题。
其五，从现当代脊髓灰质炎的流行状况看，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成年及未成年中的“雀手”“雀两足”“雀右足”等恶性疾病的特征。还可能与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的流行有关联。
脊髓灰质炎是一种曾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的急性病毒性传染病，它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实验表明：该病毒属肠道病毒属微小RNA病毒科，其外在生存力强，对潮湿和寒冷耐受，低温(-70℃)可保存活力达8年之久；在水中、粪便和牛奶中可生存数月；该病毒怕高温，对干燥敏感，60℃时30分钟内可使之灭活，煮沸和紫外线照射亦可迅速将其杀死；但对乙醚、乙醇、淡石灰水有抵抗力。从脊髓灰质炎的发病机制和病理的情况看，病毒在通过患者的口咽部进入人体后，随即会在肠道中植入并复制，病人随即会出现病毒血病、发热症状；随着病毒侵入脊髓及脑干等部位的灰色细胞，会导致脊髓前角、脑髓质、中脑和小脑细胞的广泛变性、坏死，最后造成婴幼儿出现瘫痪现象。根据脊髓灰质炎的临床表现，该病可分为潜伏期、前驱期、瘫痪期、恢复期、后遗症期。而根据小儿瘫痪的部位，脊髓灰质炎所造成的婴幼儿痛痪又可分为脊髓型、球型、脑炎型；其中以脊髓型瘫痪最为常见，它具有非对称性和下肢弛缓性瘫痪特征；至于球型和脑炎型脊髓灰质炎往往病情发展迅速，患者后脑颅神经受损，患儿会出现吞咽困难，甚至会出现呼吸衰竭或微循环衰竭的严重后果；故脊髓灰质炎5%—10%的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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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笑生、符绍莲：《环境优生学》,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率，大多是呼吸障碍所造成的。①
脊髓灰质炎患者的早期症状有体温升高、多汗、烦躁、嗜睡、感觉过敏、腹痛、恶心、腹泻、或有咳嗽、流涕等症状，故易与上呼吸道感染、胃肠炎、流感、风湿等病状相混，从而影响正常、及时的治疗。患儿瘫痪期一般会在持续1—2周后进入恢复期，但约有1%—2%的病例很难恢复而进入后遗症期，主要特征是遗留下肢肌肉萎缩、关节畸形等症状。该病多发于夏秋两季，以4个月—5岁小儿发病率最高，故称小儿麻痹。大量的病例显示，该病所造成的瘫痪如在18个月内仍不能恢复，则进入后遗症期，肌肉长期废用而萎缩，肢体发生畸形，足内翻或外翻，甚至不能行走。②从其传染特征看，该病遍及全球，且多见于南北半球的温带地区，呈散发式流行；人类作为脊髓灰质炎病毒唯一的自然宿主，占99%以上的隐性感染和轻症瘫痪患者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具体的传播方式以粪—口感染为主，4个月—5岁是高发年龄段；小于4个月的婴儿有来自母体的抗体，故很少发病。③脊髓灰质炎在发达国家现已绝迹，但在美国患过此病且至今存活者，仍有160万人，这些患者在罹病30—40年以后，约有22%再度出现症状，导致有些患者难以继续工作，甚至生活不能自理。这种症状被称为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后期综合征④；此病最常见的症状是软弱、乏力、关节和肌肉疼痛，且全球范围内尚无根本的有效疗法，也无任何药物可终止其发展⑤。
1988年世界卫生大会(WHA)提出2000年全球消灭小儿麻痹症的目标，根据1996年4月15日为止WHA所提供的信息：1995年总共有150个国家报告小儿麻痹症病例为0,有30个国家报告大于10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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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陶静华；《脊髓灰质炎》,《实用乡村医生杂志》2002年第1期。
②吴世英：《脊髓灰质炎》,《山东医药》1999年第11期。
③徐京文：《脊髓灰质炎》,《中国实用乡村医生杂志》2004年第11期。
④Halstead LS,Polio syndrome：clinical experience with 132 consecutive out-patients, Birth Defects,1987,p.13.
⑤褚大由、李方都：《小儿麻痹症后期综合征》,《中华骨科杂志》1996年第16期。
个国家报告为1—10例，有7个国家未报；中国仅云南省报告了1例，是由缅甸传入的。同时，根据报告可知，全球小儿麻痹症病例在1988年有31251例，到1994年下降到8635例，到1995年又下降到6197例，1995年与1988年相比，下降了80%；以1995年病症分布区域看，洲地区1512例，东地中海地区738例，东南亚地区3398例，西太平洋地区344例；美洲地区(包括全部西半球)自1993年之后，是第一个消灭小儿麻痹症的地区①。由WHA的报告看，1995年地理区域最接适中国的东南亚地区国家，是当年脊髓灰质炎发生病例最多的地区。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又报告，全球仍有20个国家报告有脊髓灰质炎病例，主要流行于中部非洲地区，尼日利亚、刚果和安哥拉是全球量大的脊髓灰质炎野病毒贮存地。此外，亚洲地区的巴基斯坦(173例)阿富汗(27例)和东南亚(272例)也是主要流行区。虽然2000年时未达到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的总目标，但从世界范围看，该病已成局部地区流行的地方性疾病②。
如前所述，吴简中“雀手”“雀两足”“雀足”等恶性疾病类型中“雀”字，许慎《说文》释“雀”,称其乃“依人小鸟也，从小从住”；《说文》又释“住”为“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以《说文》之义看吴简中的“雀两足”“雀右足”“雀手”等，实际上是指手、足的短小症状。这与因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患儿因神经系统受损而造成永久性瘫痪后所形成的肌肉萎缩、关节畸形后遗症症状十分相类。
脊髓灰质炎也曾在我国流行，20世纪60年代初期，每年报告的病例有2000—4300例之多，造成了大量的儿童死亡或残疾。1960年我国成功研制成口服型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并逐渐在全国推广这种疫苗；20世纪70年代该病的发病率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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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先友、王国庆：《2000年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进展》,《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2年第18期。
②陈锡骐：《1995年全球小儿麻痹症发病数下降情况》,《广东卫生防疫》1996年第3期。
37%；经过卫生防疫部门和医务工作者三十多年的共同努力，中国终于在1994年10月宣布成功地消灭了本土性脊髓灰质炎①。而以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的自然和生活条件看，当时气候温暖潮湿，拥有适合多种病毒生存的环境；患者带毒粪便也会因河汊湖泊纵横而有利于病毒的存活和传播；加之当时人们医疗卫生知识十分有限，所以，一旦有患儿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以当时的条件来看人们肯定不可能有效防止其病毒的流行。
综上所述，吴简中虽有疾病名称十余种，但以其主体看，除了我们今天常见的疾病类型外，更多的是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差、疾病认识水平有限和当地又有适合寄生虫及恶性传染病传播的条件下所流行的血吸虫病、麻风病、脊髓灰质炎等所带来的疾病类型。同时，在现代医疗条件下，从血吸虫病、麻风病、脊髓灰质炎等也都难以彻底阻断、消灭的情况来看，一千多年前的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吏民的生存环境之恶劣是不难想象的。
三 孙吴初期长沙郡人口性比例问题与疾病人口问题的关系及其影响
通过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的统计，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仅有218人，但是由此所透视出来的信息是不容忽视的。有鉴于斯，我以为至少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统计资料看，15岁以上成年男性的疾病率、死亡率远远高于15岁以上成年女性，从而完全可能以简牍材料的真实性印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的江南地区存在的“丈夫早夭”现象和在成年男女中存在的女多男少的性比例问题。
在吴简中，15—100岁成年男性中的疾病人数为112例；而吴简中总的疾病数是218例，15—100岁成年女性的疾病数是39例；以此论之，成年男性占总疾病数的51.4%,成年女性则只占总疾病数的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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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大斌：《脊髓灰质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4年第8期。
从疾病类型看，成年男性中患“肿两足”病者占吴简中全部“肿两足”病例的37%,占“踵两足”病中的44.4%,占“腹心病”(吴简中总计45例)的62%,占“风病”的100%,占“雀两足”病的50%,古“盲两目”病的59%,占“聋耳”病的38%,占“狂病”的60%,古“肿病”的50%；与之相比较，成年女性的“肿两足”病占全部惠着(总计46例)的39%,占“踵两足”病(总计44例)的27.2%,吉“盲目”病(总计34例)的8.8%,占“雀两足”病(吴简中总计10例)的30%,占“苦惪病”(总计3例)的33%,占“肿病”(总计4例)的50%；以此论之，不仅成年男性的疾病率远远高出成年女性，而且诸如“腹心病”“狂病”“苦风病”等一些严重的疾病，在成年女性中一例也没有；此外，吴简中有数例反映成年男性“被病物故”的事例，如简5697、简6754所记；而成年女性则少见。吴简中明显有3例身患两种疾病者，除简5136为子男外，余下两例(简8433、简9506)全为成年男性。
虽然，其中缘由不排除简牍本身存在遗漏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也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成年男性疾病率、死亡率远远高出成年女性的这个结论。同时，如前所述，吴简中的“腹心病”“肿两足”“雀两足”等许多疾病与感染血吸虫病、脊椎灰质炎等传染性疾病有密切关系，那么，从现代医学调查的结果看：在像孙吴初期长沙郡这样的血吸虫病湖沼型流行区，半数以上的急性感染都发生在仅占总人口10%至15%的儿童和20岁以下的青壮年中。同时，以今湖南湘中地区的气候条件看，4-6月为多雨季节，是该地区全年中被河水淹没的可能性最大的时期，如有血吸虫宿主钉螺滋生的话，这一时期也是污染区最大的时期；面7-9月份，湘中地区紧接着进入高温、燥热、少雨季节，人们为了避暑，出入河塘、湖汊的概率也是最高的①。在湖南湘中地区这种特殊的疾病感染环境、气候环境和水环境下，受“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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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地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122页。
的影响，青壮年男性及儿童多从事放牛、捕鱼、割草和农业生产等户外和野外生产，所以，男性血吸虫病感染率和脊髓灰质炎感染率会明显高于女性①。
其次，从各年龄段疾病数的统计资料看，0-15岁未成年男性的健康状况堪忧，且有许多数字可以证明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儿童高死亡率现象的出现提供帮助。
在吴简218例疾病人口中，有0-15岁未成年男性疾病数30例，占到总疾病人数的13.7%,这一比率仅次于15-75岁成年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如吴简中反映有“腹心病”的男性45例，而0—15岁未成年男性就有10例，占整个男性“腹心病”患者总数的22%；又如吴简中反映患有“踵两足”疾病者44例，而0-15岁未成年男性就有6例(未成年女性仅1例),约占总数的13.7%；吴简中“聋耳”者8例，未成年男性占50%等。但同样根据统计资料看，0—15岁未成年女性患病数仅2例，只占到总疾病人数的0.91%。这一比率与未成年男性疾病率相较，显得悬殊!而且，与未成年女性仅患“踵两足”1例、患“狂病”1例相比，诸如“苦腹心病”“雀两足”“肿两足”“盲两目”“苦痈病”等重大疾病，均与未成年女性无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仅成年男性的高疾病率是从未成年男性年龄段开始的，而且，我们可以断定中国古代社会儿童自然的高死亡率现象实际上是以男性儿童的高死亡率为主体的。
再次，如前所述，吴简中的许多疾病与血吸虫病、麻风病和脊髓灰质炎的传播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血吸虫病的传播，必然造成男女中青壮劳动力的高疾病率和儿童的高死亡率，其结果肯定会给当地的人口繁衍、劳动力的使用和经济发展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从吴简中详细记载吏民疾病状况的角度看，吏民身体状况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财政收入和徭役征发的重要准绳。关于这一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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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述龙、林建银：《血吸虫学(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仅在传世文献中有所反映，而且在地下出土的简牍材料中亦有反映。如秦汉时期的服役制度对服役对象的身体状况有着明确的规定，百姓注册户簿时，身体羸弱或残疾者被统称为“罢癃”。不仅编户齐民服役的身高标准须在六尺五寸以上，甚至在《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也有“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春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的规定。从汉承秦制的角度看，一汉尺约合今23厘米，故“六尺五寸“约相当今之150厘米；以此看秦之“隶臣”“城旦”高不及150厘米者，“隶妾”“舂”高不及约143厘米者，均可免除劳役。又如汉律中著名的“王杖十简”中即有“孤、独、盲、珠孺不属律人，吏母得擅征召，狱讼毋得系……”的规定，其中“盲”“珠孺”显系民众可以免除徭役负担的疾病类型①。故此以吴简中的许多实例看，地方政府有时不得不根据吏民的身体状况来采取是否减免负担的措施，如简2896：“妻大女訾年廿三、算一、肿两足、复”；简2938：“妻大女思年卅三算一、肿两足、复”；简2957：“富贵里户人公乘胡礼年五十四、算一、肿两足、复”等所记。然以现代医学对血吸虫病的调查结果看，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吏民的疾病状况不容乐观：因为，仅以感染血吸虫病后，患者出现症状的比率只有40%看，孙吴初期长沙郡的疾病人口中的血吸虫病者就要翻一番。而且，以1995年的调查情况看，我国淮河以南的沿江、沿湖地区血吸虫病的感染率高达20%以上，有的村庄可高达70%以上。其中第一线居民(距湖边500米以内)约为25%；线居民(500—1000米)为10%,三线居民(1000米以上)约5%。耕牛和牲畜等家畜的感染率亦很高。虽然感染率不同，但各年龄段人群都可能感染该病。一般说来，5岁以下幼儿与疫水接触的机会少，感染率较低。5岁以上的儿童渐喜在河边戏水、游泳，感染率则迅速增加。成人后积极投入生产，经常会与疫水接触，故感染曲线高峰值往往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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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壮年时期①。以孙吴初期长沙郡湖泊、河网密布的生存环境看，儿童及青壮年的感染率也必定很高，而且与有症状反映的所占40%的比例和古人防治疾病的意识差、医疗卫生条件差相关联，无论是血吸虫病的传播，还是麻风病和脊髓灰质炎的传播，都只能是反复走入恶性循环当中。另外，1995年国家对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云南血吸虫病流行区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未控制流行地区晚期血吸虫病各型病例的构成比分别是巨脾型64.54%,腹水型33.42%,结肠增厚型1.02%,侏儒型1.02%②。
然而，这其中的侏儒型晚期血吸虫病的比率仍不具备代表性。因为，在新中国建立前，在我国重流行区血吸虫病侏儒症的发病率高达4%,此症除了引发全身发育不良外，还严重影响内分泌腺和生殖器官的发育。同时，从晚期血吸虫病的症状学看，患者大多有长期腹痛、腹泻和下痢史，随着病情进一步恶化，脾脏出现巨大肿胀，由于脾大而继发的脾功能亢进，或反复呕血便血，病人常有贫血、劳动后呼吸困难和下肢浮肿的症状。继而出现的是腹水症状。高度腹水时，腹大如鼓，行走困难，下肢浮肿更加明显。有少数病人出现面黄肌瘦、大肉尽脱、腹如抱瓮、行动蹒跚的症状。故此，晚期患者中部分丧失劳动力在45%左右，完全丧失劳动力者在35%左右；而结合《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记载“魏遣曹真、夏侯尚、张合等攻江陵……时(朱)然城中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③；《诸葛恪传》载诸葛恪围攻新城时，“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太半，死伤涂地”的情况看④,足见血吸虫病在孙吴时期为害之剧⑤。以此论之，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的青壮劳动力资源可能并不充裕，最终可能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开发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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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述龙、林建银：《血吸虫学(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卫生部全国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卫生部血吸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血吸虫病流行状况——1995年全国抽样调查》,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
③《三国志》卷56《朱然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306页。
④《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1438页。
⑤钱意、刘约翰：《实用血吸虫病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78页。
动力资源的利用，并引发人口增殖长期停滞的危机。
从次，前此，通过《吏民田家莂》的户主资料，我们了解了孙吴时期存在着成年女子或因丈夫死亡或因成年女子过剩而形成了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而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户籍简中疾病人口的统计与分析的结果亦表明，在疾病人口中女性疾病人口仅占总疾病人口的17.9%,成年男性病人却占总病例的51.4%,未成年男性也占总病例的13.7%；而成年和未成年男性古总病例的65%以上。疾病人口中男女患病率的高低，不仅充分反映疾病人口中所存在的性别差别；而且，女性的低疾病率，充分说明疾病因素是孙吴时期产生成年男女中人口性比例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医学研究的成果和现代人口的统计资料表明，男性一生中，其生存率、抗病率、忍病率、事故率及长寿率等都要比女子低数个百分点，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缺乏医疗条件和基本生命保障体系的孙吴时期，青壮男性出现高死亡率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吴简仅反映大量“女户”存在的现象和产生孙吴初期长沙郡成年男女中女多男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相关联。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自然环境条件的高热高湿以及高温高湿、湖汊纵横有利于血吸虫病、脊髓灰质炎等传染性疾病传播与高发等，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我们对吴简中86户“大女”中各个姓氏出现的次数和56户“大女”姓名皆全者的姓氏出现次数分别进行统计，便不难发现处于前列的黄姓、蒸姓、李姓、谢姓、刘姓以及出现次数较少的左姓、潘姓、番姓、邓姓、梅姓、区姓、吴姓等，其姓氏起源与汉魏时期的聚居地均分布在从淮河到长江流域的“楚越之地”①。而“楚越之地”存在的女多男少现象，历史典籍中早有记载。如淮水至岭南，古称扬州，而长沙地处荆州，《周礼•职方》和《汉书•地理志》②均记载西周初年，扬州与荆州的人口性比例分别为“二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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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标点本，第3968页。
②《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539页。
女”和“一男二女”；而与之相邻的淮南寿春地区，在东汉时期仍然有“多女而少男”的现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亦记载，秦汉时期“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且有“丈夫早夭”的现象①。此外，刘安《淮南子•隆形篇》亦反映当时文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总结：即“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不仅有“泽气多女”现象，而且男子亦是“早壮而夭”。②关于《史记•货殖列传》所言“丈夫早夭”的事例，仅西汉时期相继就封长沙王的吴氏和刘氏的记载就足以说明。据《汉书•吴芮传》记载：“吴芮，秦时番阳令也。……(汉初)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传四世，至孝文后七年，因“无子，国除。”另外，在“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又如西汉孝景帝之子刘发“孝景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被封为长沙王。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长沙定王发，母唐姬，故程姬侍者。……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又据《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应劭言，到孝景帝后元二年(前162年),景帝又把武陵、零陵、桂阳三地纳入其子长沙王刘发的管辖之下。武帝元朔二年实行“推恩令”,即允许诸侯王推“私恩”,将各王国土地分给其他子弟为列侯。长沙王刘发的15个王子在元光六年后相继建立各自的侯国。据《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年表》《汉书•王子侯表》和《水经注》等史籍的相关记载，除4个王子分封于长沙王所辖地域之外，在长沙国、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中，相继有安成、宜春、容陵、攸舆、茶陵、建成、夫夷、舂陵、都梁、洮阳、泉陵等11个王子建立了侯国。其中，茶陵节侯刘欣、洮阳靖侯刘拘均因传两代而无嗣、遭遇到了“国除”的命运。由《汉书》所载长沙王吴芮和刘发后代因无嗣而“国除”的事例看，即使是生活优裕的王公贵族，也无法逃避江南“泽气多女”与“丈夫早夭”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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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标点本，第3968页。
②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5页。
最后，形成孙吴时期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就是频繁战争、繁重徭役等社会因素，造成成年男性的大量死亡、逃亡或其他的人身伤害等。
从东汉后期开始，到孙吴建立初期的时间里，长沙郡及其附近地区就多次发生惨烈的战争：据《三国志•吴书》记载，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时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乃(孙)坚为长沙太守。到郡亲率将士……旬月之间，克破(区)星等”之后①,此后相继又有中平五年“长沙、零桂等三郡贼周朝、苏马等”人起义所带来的社会动荡②以及其后在长沙郡附近发生的“赤壁之战”和孙刘对峙等大型战役。因此，在“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的背景下③,长沙郡出现大量青壮男性死于战火的现象是必然的结果。
同时，从《吴书》的相关记载看，孙吴中后期的战事与兵乱，仍然是多有发生，而由此带来的兵役、劳役负担也肯定会日趋加重。尤其是在孙权统治中后期，徭役及兵役负担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嘉禾四年到神凤年间的17年里，相继有“鄱阳贼彭旦为乱”、诸葛恪平灭山越叛乱、赤乌二年廖式兵乱、赤乌四年全琮攻淮南、诸葛恪攻六安等重大战事以及赤乌八年“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故城，通会市，作邸阁”和赤乌十年“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等重大工程不断发生。虽然，孙权也多次意识到“顷年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的严重性④,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和土木工程仍接连不断。重大战事的频繁发生，必然造成大量青壮男性的死亡或逃亡，从而形成了孙吴国家成年男女中的女多男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此外，频繁的战争又带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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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46《孙坚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095页。
②《三国志》卷56《朱治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303页。
③《三国志》卷47《吴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132页。
④ 同上书，第1144页。
民沉重的徭役负担，而其结果又必然是占用青壮男性婚育的时间，减少他们婚育的机会。《吴书》记载：当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疠”,以致“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和民间“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之事不绝于耳①,并由此形成新的性比例失调问题，最终抑制了人口的有效增殖。关于这一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中的“郡吏黄士，年十二”户籍记载，不仅说明孙吴的负役者年龄很小，而且也说明孙权统治中后期确实对长沙郡男性劳动力资源采取了破坏性利用的措施。这种破坏性利用劳动力资源的做法，不仅必然造成由于直接死于战争、瘟疫等的男性增多，而且也由于婚育机会减少和人为杀婴的盛行，社会上劳动力资源出现严重短缺局面，进而带来国力衰退和物资财力严重匮乏等一系列问题，其结果使得女多男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更加严重，最终大大制约了人口的繁衍。无怪乎孙吴灭亡时，全国在编的民户人口只有“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与当时东吴领县三百一十二的情况极不相称!
总之，研究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和疾病人口问题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有着独特的作用，不仅有助于促进我们对当时普通民众的生存环境的进一步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所带来的危害性。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将来吴简整理成果的不断面世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将推动对这一时期人口史、医疗卫生史、地方病和社会经济史等相关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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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57《骆统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335-1336页。
第二编
从人口、性别政策看汉魏时期国家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