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先秦、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代中国北方地区地位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据传世文献的记载看，“匈奴”族名首见于东周慎靓王三年，即公元前318年；此年亦是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这应是“匈奴”最早与中原发生关系的记载。然据《史记•匈奴传》记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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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武沐、王希隆：《对乌孙收继婚制度的再认识》,《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鬻，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母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匈奴与中原发生关系，实早在商周时期。其祖“淳维”在殷商时期即已“避居北野”；且“山戎、猃狁、荤鬻”与之一脉相承，均“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此条下注引《汉书音义》称淳维实“匈奴始祖名”；《史记索隐》引张晏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引乐彦《括地谱》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引应劭《风俗通》之说，称“殷时曰獯鬻，改曰匈奴。”引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引韦昭言：认为“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文献通考•四裔考十七》亦云：“匈奴之先，夏氏之后，殷代奔北夷，至七国时，国渐强盛，以为邻敌。及秦始皇平天下，北邵匈奴，筑长城，渡河，以阴山为塞。”由此，司马迁《史记》所记“匈奴”的渊源，得到了从汉魏到隋唐的历代《史记》注家的支持，皆认可“淳维”是匈奴始祖，且与“獯鬻”是同一人；其后的戎狄、猃狁、荤鬻，是匈奴在不同时期的别称。
关于匈奴渊源及其分布的地理区域，现代学者也不乏详加考证者。如王国维先生认为：匈奴在古代的居住地“西自浙、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不仅如此，“鬼方、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中国之称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猛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猃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戎与狄，皆中国语，外族之本名……中含贱恶之意……犬戎之名，始见于《左传》、《国语》、《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皆春秋战国以后呼昆夷之称，而獯鬻、猃狁亦被此名……胡与匈奴之名始见于哉国之际，与数百年前之獯鬻、猃狁先后相应，其为同种，当司马氏作《匈奴传》时盖已知之矣。”①吕思勉先生则认为：就秦汉时期之前的匈奴渊源和分布区域看，应分成两类：一是“其地在腹里者，其君多有封爵、时写于会盟征伐”,如西周末年犬戎居于泾、渭之间，春秋时期的泉皋、伊洛之戎、蛮氏之戎、骊戎，皆在今河南、陕西境内，“跨今河南、由东及河北境者，时曰山戎，亦曰北戎”等；二是自陇西以外“其地较偏僻，其文明程度亦当较低，故尤沿部落时代之习”；正如《史记•匐奴传》所记“自陇以西有绵诸、绲(在今甘肃天水附近)、翟源之戎(夸陕西南郑)。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今甘肃宁县，庆阳)、大荔(今陕西大荔)、乌氏(今甘肃泾用)、朐衍之戎(今宁夏灵武)。面晋北有林胡(今山西朔县)、楼烦之戎(今山西岚县),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所以，到战国时期，才会有《史记•匈奴传》所记载的“燕、赵、秦、魏并起而攘斥之。魏有河西、上郡，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秦有西、北地，以与胡界边。而燕秦开亦袭破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和“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的局面出现。②然亦有学者反对此说：如黄文弼先生于1943年曾摆《论匈奴族之起源》一文认为：“匈奴与殷、周时荤粥、猃狁非一族”；但是，“战国时期匈奴族在内地者为林胡、楼烦、义渠”；同时，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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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308页。
②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5页。
为“匈奴初起漠南……匈奴种型参入汉人血液”,则“匈奴族实为东方人种型”①。
秦灭六国以后，秦始皇命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匈奴，攻取了今乌加河以南的河套地区，并“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自此，终秦一代，阴山之北的匈奴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言：“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秦王朝灭亡后，《史记•匈奴传》记载：当时“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直至武帝元朔二年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才得以恢复秦时旧土。然近有学者据《张家山汉墓竹简•秩律》考证发现，西汉末年《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五原郡属县竟大多在汉朝手中，甚至包括其最西部的西安阳县。由此，他认为汉武帝所收河南地，只相当于《汉志》朔方郡而已。②
从汉高祖元年到汉文帝六年，匈奴一直是由冒顿单于统治着。冒顿(公元前209年一公元前174年)实即位于秦二世元年，他成为匈奴单于后，不仅迅速征服了东胡，向西赶走月氏，平定了楼兰、乌孙、鸟揭，稍后向北收服了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向南吞并楼烦和白羊河南王，并悉数收复了秦将蒙恬“所夺匈奴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以致形成“东接秽貉、朝鲜”,西至西域，南与汉朝对峙的匈奴帝国。而西汉王朝在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与匈奴经历了白登山之役后，确定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直至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军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塞，击匈奴于长城各关市下，开始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为止。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军夺回“河南地”,并建朔方和五原二郡。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其时“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以加强边关的防务，自此，今河套南北尽人汉朝。接着汉军在武帝元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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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141页。
②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年(前124年)、元朔六年(前123年)、元狩二年(前121年)、元四年(前119年)均大举进攻和大败匈奴，从此，不仅自河西走廊到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再无匈奴的踪迹，而且匈奴伊稚斜单于不得不放弃漠南而远徙漠北地区。关于这一点，正如《史记•匈奴传》所记“是后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更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武帝中期至其后的昭、宣两帝之时，汉朝与匈奴之战多发生在西域地区，尤其是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联合乌孙，大败匈奴，使匈奴走上衰亡的道路。宣帝五风四年(前54年),匈奴第一次分裂：郅支单于为“北匈奴”,古据漠北；呼韩邪为“南匈奴”单于，至漠南求助于汉朝：前51年向汉朝请求居于河套以北的光禄塞下。同年，北匈奴西迁坚昆地，并征服乌孙、呼揭、丁零诸部；前36年被汉军击败，北匈奴瓦解。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呼韩邪单于北迁原单于王庭后，汉和平相处四十余年。王莽新朝，汉匈战火又起，边关形势大乱，正如《汉书•匈奴传》下所记“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翻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进入东汉后，匈奴于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再次分裂成南北匈奴：其中漠北的蒲奴单于为北匈奴，漠南的呼韩邪单于为南匈奴。《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时南匈奴“款五原塞，愿永为汉藩蔽，捍御北部。光武用五官中郎将联国之议，乃许之。”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汉光武帝更将从今陇东经陕西、内蒙古、山西到河北的沿长城内外的五原、云中、定襄、朔方、雁门、上谷、代、北地等沿边八郡划入南匈奴单于统治的区域，以利于南匈奴安置军民，并有效地防御北匈奴。同时，为彻底解决北匈奴问题，东汉王朝在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等年间，利用北匈奴的饥荒和内乱之机，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至和帝永元年(公元91年),汉军出居延塞再攻北匈奴。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北匈奴至此彻底灭亡，并宣告“在中国大漠南北活跃了300多年的匈奴政权退出了历史舞台”①。
随着北匈奴的灭亡，原北匈奴的部众纷纷南迁，北地、朔方、五原等边地八郡布满了南匈奴人和北匈奴的新附之民。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南匈奴内部发生叛乱，正如《后汉书•南匈奴传》所记：“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叛，率三千余骑寇西河，因复招诱右贤王，合七八千骑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这不仅造成之后的东汉西河、上郡、朔方等治所的变化，而且也使得原来分布在西河、上郡、朔方、五原等地的匈奴人大批迁入并州中部的汾水流域。到曹魏时期，曹操为了控制匈奴部众，分呼厨泉所辖匈奴为五部，集中在今山西居住。西晋初年，塞外匈奴仍不断归附，并大量迁居关中。西晋“八王之乱”后，内迁五胡中的贵族人物纷纷起兵。其中由原南匈奴贵族建立的割据政权有三个：一是在今山西、陕西一带的前赵政权(公元304—329年)；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北凉政权(公元397—439年)和在今陕北一带的夏政权(公元407—431年)②。以后，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政权的相继灭亡和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发展，不仅“匈奴”一词逐渐在传世文献中失去踪迹，而且匈奴一族也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