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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凯：《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三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一18页。
②方如康：《中国医学地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③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
⑤龚胜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
⑥龚胜生：《中国宋代以前矿泉的地理分布及其开发利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⑦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地甲病的地理分布变迁》,《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
⑧龚胜生：《中国古代长寿点区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背景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⑨龚胜生：《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⑩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的研究成果；但无论是他个人，还是其他的相关学者，仍然没有从土壤微量元素入手来研究历史上"人地关系"的成果面世。同时，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黄标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资助项目——《江苏如皋市长寿人群产出的地球化学条件》于2005年年底结项，再次证实“长寿与土壤环境密切相关”①。在这种氛围和自然科学新成就的鼓舞下，拙著在许多的章节和问题研究中拟引入地理环境下土壤微量元素的变化与汉魏时期人口性比例问题的研究就有了一丝抛砖引玉的意味了!
至于拙著的章节安排，拟采取“前言”“秦汉魏晋南北朝形成性比例失调的原因、特点和大致状况”“从秦刑徒墓的发现看秦代的性比例问题及其影响”“从居延汉简看汉代的‘女户’问题”“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从尹湾汉简看汉末东海郡的性比例问题及其影响”“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匈奴的婚姻制度及其影响”“从吴简看孙吴时期的性比例和疾病人口问题”“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晋时期西域在佛教东渐中的作用”“从性比例失调再论北魏时期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问题”“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魏时期道教的兴盛”“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地位”来展开研究的。大致是以时间的先后为序。
拙著之所以撷取此11个问题来进行重点探讨，是认为其中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其一，要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性比例问题，要先了解各个时期大致的总人口数、大致的性比例状况和产生这些性比例问题的原因等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其二，拙著之所以用较多的篇幅去研究秦汉时期北方地区的“匈奴”和汉魏时期的“鲜卑”性比例问题，是因“匈奴”和“鲜卑”实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融合、民俗民风、人口迁徙以及疆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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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海平：《“长寿之乡”解密拜“土质”之恩》,《新民晚报》2005年9月27日第25版。
迁、朝代更替等许多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从地域上讲，匈奴起源于鄂尔多斯高原，夏商周三代时期一度进入黄土高原及关中地区而与商周百姓错居；春秋战国时期受到赵、秦、燕三国的挤压而退至阴山之北；鲜卑之前身“山戎”,原散居在山西北部、河北京滦等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受到齐、燕两国的挤压而退至燕山之北；此时匈奴与鲜卑虽所处地方不同，但所处东西纬度大致是平行的，只是匈奴所据地域更大一些；到了两汉之际，随着北匈奴的灭亡，鲜卑又尽据其地；所以，从匈奴与鲜卑的主要活动区域上看，两者具有很大的重合性。从“匈奴”“鲜卑”活动区域中土壤的成土母质看，无论是阴山以北地区，还是阴山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等，多是风成黄土的分布区，那么，自蒙古高原到黄淮海平原的广大区域内，土壤的成土母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不同的是南北存在纬度高低之别，距离海洋远近不同，所处存在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差别和降水量及蒸发量存在多少之别等而已，以致其土壤产生了诸如有机质含量、土壤酸碱度(pH值)等细微差别的问题。其三，从生活在其上的民族构成来看，其间亦有着一些内在的联系：先秦时期，匈奴与鲜卑的先祖一度与诸夏杂居，其间的通婚与融合当在情理之中；以后，匈奴势力强大，虽汉匈之间常年兵戎相见，但汉匈之间的“和亲”之举屡见于史籍；随着匈奴的分裂、南匈奴的内迁以及北匈奴的西迁，匈奴与鲜卑也逐渐内迁，两族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所以，魏晋隋唐以后，居住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华民族大多有着血缘上的关系，属于蒙古利亚种。正因为如此，拙著以为须加以重点的关注与研究。其四，人口性比例问题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佛教虽来自于印度，但自传入中国后，因西域地区的人口性比例问题而致小乘教独自盛行①；又因早在佛教产生前印度就有麻风病盛行，故佛教传入中国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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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凯：《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汉晋时期西域在佛教东渐中的作用》,《史林》2008年第6期。
将麻风病带入中国①,以致为防止此病传播，梁武帝进行宗教改革，禁止僧侶结婚与进行性生活，进而造成了因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人口性比例问题等。道教则源自于中国本土，在许多方面讲究的是今生的修炼，自然是十分重视对男女两性生活的追求与提炼，而这些内容不仅仅是道教“房中术”所强调的方面，更是道教中的高层分子自东汉以后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安定与国家发展的“兴国廣嗣之术”的思想根源。所以，人口性比例问题与汉魏时期佛教传播、道教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是拙著的关注重点。其五，20世纪初至今的100余年，是中国简牘大发现与简牍学大发展的时期，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世文献有着重大纠訛、补缺与互证价值的地下出土简牘的研究也是拙著研究的重要方面。为此，拙著中“从居延汉简看汉代的‘女户’问题”“从尹湾汉简看汉末东海郡的性比例问题及其影响”“从吴简看孙吴时期的性比例和疾病人口问题”等章节都有重点的分析与研究。最后，拙著中“从秦刑徒墓的发现看秦代的性比例问题及其影响”“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地位”等部分，或側重于利用考古材料对传世文献记载史实的辨析，或侧重于利用简牍的内容与传世文献记载史实相比较后的重新理解，或侧重于以汉魏时期妇女生活为对象的对比性研究。
总之，拙著虽题为《秦汉魏晋南北朝人口性比例研究》,但与前人及今人的中国人口史研究模式大有不同：一，拙著既没有用过多的内容去纠缠曆史上有多少人口、有多少男人、战争杀死多少男人、徭役占用了多少男人的婚育时间等具体的問题，也没有过多地纠缠各个时期有多少女人死于溺婴、难产以及有多少女人被各级统治者所占有以致丧失婚育机会等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而是把更多的精力与内容，放在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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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凯：《从麻风病的传播蠡测汉唐时期中印佛教应对措施的差别》(未刊稿)；《从汉唐时期佛教的传播路线蠡测中国麻风病的分布特点》(未刊稿)；《从西南夷道的开通蠡测印度麻风病传人中国西南地区的时间》(未刊稿)；《从麻风病的传播蠡测梁武帝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未刊稿)。
人口性比例问题与国家政策制度、军事制度、民族融合、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的方向上。二，拙著所研究的人口性比例问题，既不是受孕人口性比例①与婴幼儿的出生性比例，也不是老年男女的人口性比例，而是青壮男女(即育龄阶段)的人口性比例状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按照各个时期来自于正史与其他文献记载和前人所研究得出的总人口数据，按照不同年龄段人口所占的比例，大致推测出青壮男女的人口数和人口性比例值。其三，拙著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死搬硬套传统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而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灵活运用了考据学、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和计量史学等史学研究法；与此同时，在研究“匈奴”“鲜卑”人口性比例产生原因的方面以及疾病人口等问题时，还大量利用了考古学当中的人类学资料、现代医学、土壤微量元素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辅助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