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而根据农史研究者的意见，则以为农业气候的特点亦大抵如今日情况”①。
竺可桢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早有论及历史气候在“东汉时期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②。然而，台湾学者刘昭民认为：从西汉末至隋初(即汉成帝建始四年一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前29年一公元600年)“气候转寒旱，为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小冰河期”,反映在“在史书记载中只有大寒大雪及大旱之记录，而无‘冬无雪’、‘夏大燠',或‘冬暖无冰’等之记载，可见当时气候寒旱之甚。”③另有中国大陆学者提出：“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2世纪末(西汉中叶到东汉末时期)为温暖气候；3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魏晋南北朝)为一寒冷气候，随后转至隋至盛唐的温暖气候”的观点。此说与竺可桢先生及刘昭民的观点差距甚大④。但根据《汉书》及《后汉书》的记载，从汉“文景之治”后，恶劣气候变化之现象屡见于史籍。如《汉书》卷27《五行志》中之下记载：“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陨霜杀草木……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齐、楚地大雪，深五尺……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阳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陨霜杀桑；九月二日，陨霜杀稼，天下大饥”等等反常气候的出现和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即明证。又《后汉书》卷30《襄楷传》亦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其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又《后汉书》卷105《五行志•大寒》三记载：“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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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气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8页。
②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③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9-70页。
④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430—431页。
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时期的气候确实处于经常性的波动当中，并有渐趋寒冷的过程。
以上所述，主要是汉魏时期中原地区的气候变化，而具体到鲜卑主要活动区域的气候，肯定也会随中原地区气候恶化的趋势而有所变化。
鲜卑在秦末汉初被匈奴冒顿击溃，离开了气候相对温暖而湿润的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而远徙“大鲜卑山”、即今呼伦贝尔草原口东的大兴安岭北部以后，所处区域的气候和生存环境大大恶化。关于鲜卑故地，《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记载：“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而从目前已发现的鲜卑石室——“嘎仙洞”所处位置看，鲜卑故地的中心区域大抵在今北纬51°,东经125°附近。这里在地貌上以山地为主，大兴安岭北段主脊-—中山带的海拔高度在1000—2300米之间，且有南高而北低的特点；岭西三河一带属丘陵地貌，相对高度一般不超过200米，海拔800—900米，黑山头以西三河冲积平原海拔仅500多米。岭东地区，即鄂伦春族自治旗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为低山地带，海拔500—1000米。鄂伦春族自治旗东半部为宽广的低缓丘陵，海拔300—500米，相对高度仅为50—100米。整个山地、丘陵区的河谷大多比较宽浅，形成宽展的河谷冲积平原。同时，由于在地面1—2米以下存在着多年冻土层，以致河谷中地下水位很高，有大片沼泽湿地存在。以现代的气候条件看，这里大多数山区属于寒温型气候。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0℃6℃)。冬季严寒而漫长，1月平均气温在-24℃—31℃之间，极端最低气温都在-40℃以下。除岭东丘陵区外，大部山区每年有6—7个月平均气温在0℃以下，日最低气温低于-30℃的严寒日数年平均达50-100天，并且持续期达3—4个月。夏季温凉而短暂，7月平均气温除岭东丘陵达20℃外，其余地区在16℃—18℃之间。本区气候寒冷，只有岭东丘地区、岭西三河地区以及山区海拉尔河、甘河等河谷平原热量略高，大于10℃的积温可达1650℃—2000℃,无霜期90—100天，可以种植喜凉耐寒的麦类、马铃薯等作物。广大山区积温仅有1300℃-1600℃,平均无霜期40—80天。山区河谷除可种植甘蓝一类蔬菜外，其他农作物均难以成熟。年降水量都在400mm以下，多数地区6—8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65%-70%,高温期与降水期吻合，有利于林木生长①。所以，由此可以推测，活动在今呼伦贝尔草原以东的大兴安岭中部的鲜卑人，虽处在年均温度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的比较温暖的秦汉时期，但因其当地地处高寒地带，气候极度严寒，所以，鲜卑族应以狩猎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而且，也正因为此地生活十分艰苦，才有西汉后期在北半球气候转凉以后，鲜卑族逐步向西向南迁徙的过程。关于鲜卑第一次迁徙，魏收《魏书》卷1《序纪》记载：时鲜卑在推寅的带领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迁，未行而崩”。这里的大泽，即指呼伦湖，其时有大面积的沼泽存在，以至于将西迁的鲜卑阻挡下来。以后鲜卑人在此生活了一百年左右。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相继在呼伦湖北岸发现的札赉诺尔墓葬和完工墓葬，据学者研究，应是鲜卑人西迁过程中所留下来的遗迹②。自鲜卑部落首领推寅之后隔六代，到献帝邻和其子诘汾时，再次带领鲜卑南迁。据魏收《魏书•帝纪》一记载：“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此时正值东汉桓灵之际，也正是檀石槐建立如王沈《魏书》所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的军事大联盟的时期。所谓“匈奴之故地”,当指匈奴冒顿发迹的阴山一带。而且，鲜卑在迁移至“匈奴之故地”过程中，频繁与北匈奴残留在草原之上的部族接触、联姻，以致形成了以“鲜卑父匈奴母”为内涵的“拓跋”族族名。③
然而，鲜卑从大兴安岭向西向南迁徙到“匈奴故地”之时，正逢北半球的气候自西汉末年、经东汉至三国以来自北向南日趋寒冷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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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蒙古农业地理编辑委员会：《内蒙古农业地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285页。
②宿白：《内蒙古陈巴尔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③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7—248页。
据《晋书》卷29《五行志》下记载“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九年四月辛未，陨霜……咸宁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党、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间暴风寒冰，郡国五陨霜伤谷……太康元年三月，河东、高平霜雹，伤桑麦……二年二月辛西，圆霜于济南、琅琊，伤麦。三月甲午，河东陨霜，害桑……六年三月戊辰，齐郡、临淄、长广、不其等四县，乐安、梁邹等八县，琅琊、临沂等八县，河间易城等六县，高阳北阳新城等四县陨霜，伤桑麦……八年四月，齐国、天水二郡陨霜。四月，陇西陨霜。十年四月，郡国八陨霜……惠帝元康……六年三月，东海陨雪，伤桑麦……七月、秦、雍二州陨霜，杀稼也。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荥阳、颍川陨霜，伤禾……光熙元年国八月甲申朔，霰雪……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七年十月庚午，大雪”等等，所以，与鲜卑南迁以求生的愿望相同的是，北方原匈奴、羯、氐、羌等各北方少数民族也纷纷内迁。由于缺乏相关的论据，我不便揣测自三国至西晋及十六国时期具体的气候条件，但以《晋书》等典籍的记载看，足见当时恶劣天气之频繁程度和全国整体气候严寒与危害之烈。
二 汉魏时期鲜卑主要活动区域土壤微量元素的变化及其规律
汉魏时期鲜卑主要活动区域可分为“匈奴故地”和“黄土高原、关中平原及河洛地区”两大区域。
首先，我们涉及的是汉魏时期鲜卑迁入“匈奴故地”的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的变化及其规律。而要了解汉魏时期上述地区土壤微量元素的变化，现代土壤学研究和调查的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力的帮助。
通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权威部门对内蒙古地区土壤微量元素的调查情况看①：在原“匈奴故地”上的阴山南北、阿拉善高原和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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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蒙古自治区土壤普查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内蒙古土壤》,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444页。
多斯地区分布的灰褐土、黑钙土、栗钙土、栗褐土、棕钙土、灰钙土、灰漠土、灰棕漠土、新积土、龟裂土、风沙土、石质土、草甸土、林灌草甸土、潮土等土壤大类及亚类的诸多情况看，有几个显著的特点是值得关注的：(一)许多的土壤大类呈带状分布，如黑钙土、栗褐土、棕钙土、潮土等，在内蒙古自治区内都有连续分布的特点；(二)同一土壤大类因纬度、经度、局部水文条件、成土母质等差异，造成同一土壤大类在南北或东西方面产生了诸如土壤有机质含量、pH值高低和微量元素锌、锰含量的差异；(三)与大兴安岭南北及赤峰市、通辽市的大部分土壤类别相比较，阴山南北、阿拉善高原及鄂尔多斯高原的土壤pH值较高，多在7.0—9.5之间，盐渍化程度较高；(四)与大兴安岭地区的棕色针叶林土和暗灰色森林土有效锌含量超过1.0mg/kg标准值相比较，阴山南北、阿拉善高原及鄂尔多斯高原的15种土壤大类及亚类，无一达到标准值者；且只有栗褐土、草甸土、林灌草甸土三类土壤有效锌值超过0.6mg/kg,黑钙土、新积土和潮土在有效锌0.5mg/kg临界极缺值以上，其余9种土壤均在极缺之列；(五)内蒙古自治区中的栗钙土、棕钙土、灰棕漠土等三大类土壤及其亚类，是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相连续分布的，但以三大类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含量看，均在0.5mg/kg的临界值下，其中灰棕漠土的有效锌值甚至只有0.16mg/kg,可见，蒙古国与内蒙古连界地区的土壤是极为贫瘠的。据《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侯应言秦汉之际，今内蒙古阴山南北“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但是，在西汉武帝发动对匈战争，“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由此看秦汉时期“幕北”地区亦如现代一样，是“少草木，多大沙”的贫瘠之地，但阴山之南及鄂尔多斯高原气候、植被条件却要远较现代温暖、湿润。同时，通过检阅两汉时期的传世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沙漠皆在“幕北”,即阴山以北地区；而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则因土地肥饶，多水草，成为秦汉王朝与匈奴往来争夺的地带；不仅秦、西汉两朝曾多次向上述地区及黄土高原丘陵山原地区移民，大兴屯垦，而且甸奴骑兵也不时南下骚乱，往来驰驱，从未见到有沙漠存在的记载；所以朱士光认为：直至唐代后期，黄土高原北部边缘与鄂尔多斯高原才开始出现强烈的风沙侵蚀，并形成流动沙丘，北宋时形成较大面积的涵漠①。同时，按照竺可桢先生所认为的西汉武帝中期以前中原地区气氧年均温度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的变化规律看②,阴山南北及鄂尔多斯高原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较今要高：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如杭爱旗东南的桃红拉巴、准格尔旗南瓦尔吐沟等地发掘的匈奴草葬证明当时当地有相当面积的森林分布着③,所以、汉魏时期相应地区的植被条件比今天要好，土壤有机质较多，pH值较今为低，而土壤有效锌、锰值也会相应提高。但就其土壤的成土母质多为冲积物、洪积物和风积物的特点看，秦汉时期这里的土壤有效锌、锰值应在标准值1mg/kg至临界值0.5mg/kg之间波动。从秦始皇收复今乌加河以南的“河南地”到汉武帝时期再次从匈奴手中“斥夺此地”后，阴山之南及鄂尔多斯高原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但直到十六国时期大夏国在今毛鸟素沙地南缘建都统万城(公元413年)时，这里具有如《元和郡县志》卷四夏州朔方县条所记载的“临广泽而带清流”的优美生存环境④；相关学者对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城墙中所保存的原木和城墙筑土中的所含孢粉样品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亦表明：“统万城营建之时，其周围地区的植被组成丰富，以草本和灌木为主……同时还有松、桦、恺、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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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0页。
②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③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④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地之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该文认为：统万城营建之时的自然环境是植物繁盛，水草肥美。
桃、椴树、榆等乔木；”同时，“对城墙土中22个种子植物科属的花粉进行共存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统万城年均温7.8℃—9.3℃……年降水量403.4—550mm……这些气候特征与现在统万城地区……相比，表明当时统万城年均温比今天高出0.2℃—0.7℃,年降水量比今天高出50—100mm,气候较为温暖温润”①,从而说明虽有秦汉以来几百年的开垦种植、放牧、砍伐和战争破坏，又有西汉至东汉三国两晋时期气候转凉、转干的变化大环境，但同样是沙地草原的鄂尔多斯高原地区②,其自然条件仍远较今天优越，故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锰值存在较今为高的必需外部环境。
其次，关于汉魏时期在今天黄土高原、关中平原及河洛地区所属的土壤微量元素状况及其变化规律，现代土壤学研究和调查的成果也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力的帮助。
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高原紧紧相连的是今陕西省和山西省黄土高原地区。如前所述，这些地区是东汉乃至魏晋以后匈奴、鲜卑等胡族大量迁入和集中居住的地区，所以，汉魏时期位于今陕西、山西北部的黄土高原的土壤微量元素状况及其变化规律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从以上含陕西、山西两省各类土壤微量元素有效值含量的情况，不难发现：首先，陕西省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的含量变化幅度在0.2mg/Kk—0.89mg/kg之间，含量最低的是分布在陕北明长城内外地区的风沙土0.207mg/kg、灰钙土0.305mg/kg和栗钙土0.306mg/kg；全省土壤有效锌含量分布规律是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递增，依次是风沙土、栗钙土、黑垆土、黄绵土、黄褐土、黄棕壤、棕壤、水稻土、暗棕壤。全省土壤有效锌平均含量为0.61mg/kg,按全国土壤微量元素分级标准统计，有效锌小于1mg/kg的土壤占总面积的87.6%；小于极缺临界值0.5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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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同兴、侯甬坚等：《统万城历史自然景观重建及毛乌素沙漠迁移速率的探讨》,载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256页。
②侯甬坚：《统万城遗址：环境变迁实例研究》,载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222页。
的土壤占总面积的61%；各地市土壤有效锌含量状况是汉中地区最高，平均为1.256mg/kg,其次是安康地区的0.84mg/kg,西安市0.639mg/kg,渭南地区的0.615mg/kg,榆林地区的0.36mg/kg；在分级面积中小于0.5mg/kg的土壤，榆林地区占86.6%,延安地区占79%,咸阳地区占74.1%,比例最小的是汉中地区占14.1%①。其次，山西高原土壤有效锌、锰分布规律也有由北向南递增的特点。与此相关，山西高原土壤中有效锌值由少到多的土壤次序分别是石灰性褐土、盐化潮土、粗骨土、潮土、褐土性土、棕壤、淋溶褐土②。
据研究；土壤中的锌以不同形态存在，根据组成结构，大致可分为矿物态锌、吸附态锌、水溶性锌和有机螯合性锌。土壤中能为作物吸收和利用的锌称有效锌，它只占全锌量的极少部分。有效锌一般指水溶性锌以及部分有机鳌合态和部分吸附态锌。土壤中锌的有效性受环境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③(一)土壤有效锌含量与成土母质密切相关：如陨西省基性岩发育的土壤比酸性岩含锌量高，基性岩的玄武岩、辉长岩的全锌含量在70—130mg/kg之间，而酸性岩的花岗岩、流纹岩全锌含量为50—60mg/kg,石灰岩为3—15mg/kg；又如山西省成土母质为花岗岩的淋溶褐土有效锌值高达3.01mg/kg,而成土母质为黄土状石灰性褐土有效锌值仅0.143mg/kg,两者相差20倍；(二)有机质含量影响有效锌含量：资料表明土壤有效锌60%—80%来自有机物的分解；同时，土壤中60%的可溶性锌被有机质络合和吸附，所以，土壤有效锌随王壤有机质含量增高而增多；(三)气候和水热条件影响有效锌含量：低温影响有机质分解和矿化，有机质含量下降，引起土壤缺锌；多雨可造成土壤有效锌淋失；淹水条件下，土壤处于还原状态，增加了锌的固定；旱地在适当水量和热度的配合下，可促进有机质和矿物质分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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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兆元：《陕西土壤》,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477页。
②卫春智：《太原市土壤中微量元素状况》,《土壤》1994年第4期。
③孙桂芳：《土壤一植物系统中锌的研究进展》,《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而提高土壤有效锌含量。①(四)土壤酸碱度高低水平会影响有效锌发挥效用：实验表明，植物缺锌症状，多在pH值大于6.5的土壤中出现。②其影响机理为降低pH值会减弱土壤对锌的吸附能力，使吸附态锌的解吸量增加，从而增加有效锌的含量。在农业生产中，作物缺锌多发生在pH大于6.5的中性和石灰性土壤中；尤其是pH值较高的石灰性土壤因含有较多的碳酸钙，与锌易生成不溶解的沉淀化合物，同时碳酸钙有强烈的吸附和固定作用，从而大大降低了锌的有效性。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的主要农业土壤中的黄绵土、黑堰土和壤土，都发育于黄土母质，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在3.6-10g/kg之间，pH值在7.8—8.2之间，都严重影响到有效锌发挥作用。④
文献记载和后世专家的考证，证明在先秦及汉魏时期，今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上有着大量森林的分布：如《后汉书•杨震传》记载董卓言秦汉以来“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且陇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史念海先生认为战国时期的生活在山西高原北部的“林胡”,应解释为“林中的胡人”,其生活环境中应有森林分布着；而与之同时代的、活动在今山西西北各处的“楼烦”,其附近的吕梁山现今仍有森林分布；⑤又邹逸麟先生证黄土高原上陇东及吕梁山等地存在森林资源，虽然在魏晋南北朝营建长安、洛阳及郢都时多取材于此，但到北宋一代，陇东地区仍如南宋僧玉莹《玉壶野史》所记“产巨林，森郁绵亘，不知其极”⑥。这一地区东汉末年以来，农田废弃，随之而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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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兆元：《陕西土壤》,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9—481页。
②刘铮等；《土壤的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土壤化学》,载《中国科学院微量元素学术交流会汇刊》,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5页。
③孙桂芳：《土壤一植物系统中锌的研究进展》,《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④李文祥：《几种黄土母质土壤磷吸附特性及缓冲性能的初步研究》,《土壤肥料》2002年第1期。
⑤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⑥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畜牧业经济占据相对优势。据《魏书•道武帝纪》记载：代国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及黄土高原北部是畜牧业发达地区，曾出现“自河以南，诸部悉平。簿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400余万头”的盛况。而畜牧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自秦汉时期在上述地区大行星荒和东汉以来北半球气候转凉转干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与之相关的是汉魏时期今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地区，由于先秦时期以前气候适宜、农业活动较少，有着大量森林植被的分布；秦汉以后，大批农业人口进入阴山以南的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大规模、持续性的农业开发破坏了鄂尔多斯和黄土高原以森林草原为景观的脆弱的生态环境，加之北半球气候转干转凉的大环境，以致黄土高原局部环境发生改变，气温与降水下降，森林减少，水土流失现象加重；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黄土高原因大批游牧民族的迁入而使得畜牧业经济的成分有所恢复，因大量农业开发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应得到遏制，但由于北半球气候转向干冷在4世纪时达到极限，所以，黄土高原的环境应与秦汉时期差别不大；即令如此，汉魏时期黄土草原的植被环境仍要较今优越些：有机质含量较高，pH值较低，而有效锌、锰值也应较今为高。
综上所述，汉魏时期鲜卑主要活动区域的土壤微量元素水平，因所处经纬度的不同、气温与降水的不同、成土母质和植被类型的不同、海拔高低和离海远近的不同、河湖密度和地下水深浅的不同、人口密度和生产方式的不同等众多因素而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差异。由于鲜卑所活动的主要区域大多集中在欧亚大陆纬度较高、离海较远、成土母质多第四纪风成黄土、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气温和降水条件相对于同纬度的沿海地区为低、河湖密度低等因素，以致汉魏时期上述区域的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锰值水平应较今为高，但其绝大部分地区的土壤仍处于有效锌缺乏状态。
三 地理环境下土壤微量元素与鲜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
如上所述，虽然地理环境下土壤微量元素与人体微量元素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但由于土壤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土壤微量元素水平必定要影响到生长、生活于此的人类本身和其周围赖以生存的动植物体内的微量元素水平。同时，如前所述，我们已大致了解了先秦时期鲜卑的祖先以及汉魏时期鲜卑族本身主要活动区域大都处在高纬度、远离大海的内陆非季风区，在气温低、干旱、少雨、多风、高蒸发量的气候条件下和植被稀少、成土母质多为风积物、河湖密度低、盐碱度高的土壤环境下，土壤微量元素水平有效锌、锰水平绝大多数都处在缺乏或极缺的临界值下；加之这些区域的土壤中大都是微量元素有效铜含量丰富，而有效铜丰富会拮抗有效锌的吸收；所以，这必然会影响到动植物和人类自身体内微量元素有效锌、锰的水平。而从当代所发现的先秦及汉魏时期大量墓葬中人骨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汉魏时期鲜卑族应存在人体微量元素有效锌严重缺乏的问题；而正是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得鲜卑族育龄妇女大量死亡，以致在育龄人口中造成严重的女少男多的性比较失调问题。而为了说明汉魏时期鲜卑所出现的因大量育龄妇女死亡所造成的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本文拟从先秦及汉魏时期鲜卑墓葬所反映的性比例问题、微量元素与鲜卑人口性比例失调的关系等两个方面来具体阐述之。
其一，先秦及汉魏时期鲜卑墓葬所反映的性比例问题
与国内匈奴墓葬凋零现象相对照的是鲜卑墓葬的大量发现。从时间先后的次序上看，目前国内既有鲜卑先祖墓葬的发现，又有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过程中所留下来的种种遗迹的大量发现。
首先，可以确定与鲜卑先祖有密切关系的墓葬遗存很多，而较具代表性的有：(一)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大甸子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1974年至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发掘了大甸子遗址804座墓葬。其中经观察鉴定过的墓葬有652座：当中的643座为单人葬，有9座系多人葬。另外，在大甸子遗址中至少发现有三例女性青壮年与临产或初生婴儿同穴埋葬的墓葬，墓主人显系难产而死；同时，分析有婴幼儿随葬的女性死者的年龄，发现因难产而死亡女性的年龄最小者为20岁，最大的年龄为40—45岁，尤其以25—35岁这一年龄阶段的女性最多①。以现代妇女绝经期至45岁左右的标准计。当时死亡女性多在育龄期范围内；加之三例合葬中有临产儿和初生婴儿，从而亦说明女性墓主人的死亡应与难产或产后染疾有密切的关系从下表(见表2-13)人骨性别统计的情况看，大甸子遗址男女性比例为100：96,虽这符合正常水平，但从具体死亡年龄看，15—23岁育圈女性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同年龄段的男性，从而说明当时该年龄段女性死亡的原因很可能与生育行为有关。②
表2-13 大句子夏家店文化遗址人骨性别统计表
年龄 男 女 性别不详者 合计
未成年(0—14岁) 52 39 72 163
青年(15—23岁) 59 67 2 128
青年(24—35岁) 74 65 139
壮年(36—55岁) 85 74 4 163
老年(56岁以上) 21 35 56
成年(15岁以上) 6 6 12
合计 297 286 78 661
注：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大甸子》附录一中表一的内容；
关于鲜卑大迁徙问题，近年亦有不少鲜卑墓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不见于正史记载的材料，如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等。(二)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1992年内蒙古呼盟文物站发掘了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24座：其中单人葬15座，双人葬1座，小孩墓6座，母子或父子合葬墓2座；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特征，有关专家认为：“拉布达林墓群无论从埋葬制度和出土遗物的文化面貌上，都与札赉诺尔古墓群有很大的一致性，应属于相同的文化遗存”；殉动物种类牛多羊少，说明鲜卑“原始畜牧业中养羊的数量较少，只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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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其风：《大甸子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考古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229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361页。
多地依赖野生动物”,故此，李逸友认为拉布达林墓地应略早于札赉诺尔墓地；而且，由此推断“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北部迁出之后，可能首先是沿根河向西，来到根河下游，然后沿额尔古纳河继续向西南，到达呼伦河畔和呼伦贝尔草原腹地”的。同时，从对墓葬人骨性别进行的鉴别材料看(见表2-14),反映出墓地中男女人骨的性比例为100：70,显示女性人骨明显少于男性人骨，
表2-14 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幕群人骨性别统计表
年员 男 女 性别不详者 合计
未成年 2 7 9
青年 1 1 2
成年 4 3 7
老年 3 3 2 8
合计 10 7 9 26
实际意味着当时女性人口也应远少于男性人口；同时，人骨材料亦反映出当时儿童死亡率高达34.6%①；可见，当时鲜卑妇女和儿童人群健康状况堪忧。
(三)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札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1959年发现31座鲜卑墓葬的地区，再次发掘到属于东汉初期鲜卑墓15座。这些墓葬皆为土坑竖穴墓，有葬具，保存不善，仅存残木，可供鉴定的人骨共计有16例(见表2-15),有3例性别及年龄均不详；在16例已鉴定的人骨中，有15—40岁男性9例，有17—35岁女性3例，17—18岁1例。由此看当时男女性比例高达100：33；说明当时妇女多死在能够生育的青壮年时期②。另从1959年内蒙古呼盟札赉诺尔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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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市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载李逸友、魏坚《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396页。
②内蒙古文物考古所：《札责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载李逸友、魏坚《内蒙古文物考古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383页。
葬群第一次发掘的31座鲜卑墓葬看，有单人墓26座，双人墓2座，小孩墓2座，母子合葬墓1座；当时对出土的人骨材料只进行了简单的鉴别，从鉴定的情况看，大致有成年女性6例，成年男性23例，儿童3例；成年男女的性比例为100：26。可见当时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向题十分严重。①
表2-15 内蒙古札赉诺尔1986年发掘墓葬人骨性别统计表
年龄 男 女 性别不详者 合计
未成年(0—14岁) 1 3 4
青年(15—35岁) 8 3 11
壮年(36—45岁) 1 2
老年(46岁以上)
合计 10 3 3 16
(四)内蒙古中南部察右后旗三道湾鲜卑墓葬：1983—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的察右后旗发掘了三道湾鲜卑墓葬50座。三道湾墓地位于阴山山脉以北的一小支脉中，周围均为开阔的草原；而山中林木丛生，多野兽出没；据当地人介绍，建国初期，此地仍灌木丛生。《汉书•匈奴传》记载“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也是汉代匈奴设立漠南王庭的处所；到东汉后期，这里还是檀石槐建立军事部落大同盟的根据地。所以，考古学界认为三道湾墓地就是属于今察右后旗境内的拓跋鲜卑墓地，而且也是拓跋鲜卑迁居“匈奴故地”后最早的鲜卑墓地②。从对下表三道湾墓葬人骨性别的统计看(见表2-16),50座墓葬中人骨的男女性比例为100：46,男多女少现象明显；墓地反映当时人群寿命较短，尤其是在具体的墓葬人骨统计资料中反映：9例女性人骨中竟有7例死于17—25岁间，说明当时育龄妇女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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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札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
②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6页。
亡现象是十分严重的①。
表2-16 内蒙古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鲜卑墓葬人骨性别统计表
年龄 男 女 性别不详者 合计
未成年(0—14岁) 2 2 4
青年(15—35岁) 6 9 15
壮年(36—45岁) 6 2 8
老年(46岁以上) 1 1 2
成年(15岁以上)
合计 15 12 2 29
注：采自魏坚主编《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一书中第48—54页的内容；
(五)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东大井村鲜卑墓葬：商都县地处阴山北麓，西接察右后旗，北与锡林郭勒市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接壤。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商都县东大井村西约一公里处，发掘、清理了属于鲜卑迁居匈奴故地后的18座墓葬，其中有12座盗扰严重，有7座墓葬保存完好；经人骨鉴定的墓葬有16座(见表2-17),其中男性墓2座，女性墓6座，双人合葬墓4座，儿童墓1座，性别不详者墓3座。出土遗物中有大量的铁制兵器，在全部18座墓葬中，有11座出土有刀、剑、镞、弓弭等兵器以及护身用的铁甲胄等；其中在只有女性的6座墓葬中，也有5座墓中出土有兵器，从而反映出该墓地的出土物具有浓厚的武备特征。从下表人骨资料所反映的男女性比例54：100情况看，虽然是女多男少的问题，但仍可看出育龄期妇女的死亡绝对值仍超过男性②。
表2-17 内蒙古商都县东大井墓地人骨性别统计表
年龄 男 女 性别不详者 合 计
未成年(0—14岁) 1 1
青年(15—35岁) 5 7 12
壮年(36—45岁)
老年(46岁以上) 1 1
成年(15岁以上) 1 6 1 8
合 计 7 13 2 22
注：采自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书第101—102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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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4页。
②同上书，第55—102页。
(六)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七郎山鲜卑墓葬：七郎山墓地位于阴山之北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1995年内蒙古文保部门在此发掘拓跋鲜卑墓葬20座。距七郎山墓地北约22.5公里处有断断续续、呈东西走向的北魏长城；墓地东去40公里的察右后旗克里孟村隔近，有一座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城址——克里孟城；有鉴于此，考古学界认为七郎山墓地应属于代一北魏时期以盛乐、平城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拓跋鲜卑时期的墓葬，即其时代约相当于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从下表墓葬人骨性别统计的资料看(见表2-18),人骨材料反映的男女性比例是男100：女200,说明当时女性人口应多于男性人口。结合北魏建国的历史来看，从公元312年代国建立到公元386年北魏正式建立，其间正是拓跋鲜卑在军事上极度扩张时期。所以，虽然这一时期的墓葬中人骨材料可能反映当地女性多于男性，但实际上鲜卑人口中的男女性比例并非像墓葬中所反映的女多男少的性比例失调。同时，从墓舞中男女两性主要死亡的年龄看，可以确定当时在有明确骨龄的女性中，无一例活到36岁以上者，从而说明：虽然商都县东大井鲜卑墓地男女人骨材料反映当时有女多男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但仍然改变不了当时妇女多死亡于青壮年时期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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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77页
表2-18 内蒙古察右中旗七郎山拓跋鲜卑墓葬人骨性别统计表
年龄 男 女 性别不详者 合 计
未成年(0—14岁) 1 1
青年(15—35岁) 3 5 8
壮年(36—45岁) 1 1
老年(46岁以上) 1 1 2
成年(15岁以上) 1 3 6 10
合 计 5 10 7 22
注：采自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书第178—183页的内容。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先秦时期，还是在汉魏时期；也无论是鲜卑的先祖，或是鲜卑族自身，几乎所有的墓葬人骨材料都反映出各个时期的鲜卑族存在着十分严重的育龄妇女的大量死亡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存在，无疑造成了鲜卑育龄人口中的十分严重的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
其二，微量元素与鲜卑人口性比例失调的关系
关于微量元素与汉魏时期鲜卑人口性比例失调的关系问题，从当代医学高度发展以及医学仍然不能很好解决孕妇妊娠时期高死率的事实出发，我们就不难看出汉魏时期健康的育龄妇女确实是鲜卑民族的宝贵财富。
以国内外医学研究的大量成果看，人体锌在妇女妊娠中的确实有着巨大的作用，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孕妇缺锌，易造成胎儿畸形、弱智或成长缓慢，从而增加孕妇流产等妊高征的概率：科学证明人类从最初的精子与卵子结合起，就开始与锌有关系了。受精卵能够一天天长大，有赖于细胞的不断增殖，而细胞有效分裂的先决条件是遗传物质DNA能够得到复制；但DNA的复制，需要DNA聚合酶；RNA的转录，也需要RNA聚合酶。而这两种酶以及细胞内80多种重要的酶都是含锌酶，所以整个胚胎及胎儿发育过程中都需要锌的存在，这样才能保证这些含锌酶的馏化活性。如果妊娠母亲缺少锌，这些酶的活性就会下降，从而使胚胎和胎儿的发育受到严重的损害，所以，锌对胚胎和胎儿的发育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影响极为深远。事实上，锌是生命从受精卵演发到一个成人的重要因素，足月分娩的正常婴儿共含锌60毫克左右，约为成人含锌总量的1/4—1/2,这与胚胎及胎儿细胞分裂及分化迅速有密切关系①。动物实验和人体观察均发现妊娠期缺锌可导致下一代先天畸形。动物实验发现，孕期第6—14天缺锌的母鼠，约有50%的仔鼠出现畸形，若母鼠整个孕期缺锌，则所有胎鼠或被吸收或出现畸形。畸形可发生在各个器官，如居裂、脑裂、无脑、露脑、脑积水、脊柱裂、并趾以及缺肺叶等。其中神经系统的畸形最引人注意②。同样，对人类的缺锌研究结果表明，孕期锌缺乏与新生儿先天畸形有关。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在一些锌缺乏较严重的国家如埃及、伊朗等国，脊柱裂和无脑畸形发生率高，而生产畸形儿的孕妇其血锌水平较正常孕妇低。据同行学者观察234名孕妇，其重生产畸形儿的8名孕妇中有5名血锌水平低。同时观察到血锌低的孕妇常伴有产程异常、新生儿出生体重低、早产或过期妊娠等并发症。与国内外相关医学调查相对照，作为原鲜卑主要活动区域的今内蒙古自治区在1984—1990年期间，以30万人次为对象，也进行了人类群体优生学和遗传学的详细调查；按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新生儿中患有各种遗传病者约占当地总人口的3%—10.5%之间。据北京市区某一街道的典型调查，痴呆人占总人口的1.96%；上海市区占1.26%；青海省大通县朔北公社占12.8%。④据沙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147632人中进行的调查，患严重遗传病和先天畸形者为1282人，患者占调查人数的8.2%；其中痴呆者318人，占总人口的2.4%,这个数字比北京、上海市区都明显偏高。另外，沙人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宾州亥乡12464人中调查，发现患严重遗传病和先天畸形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