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魏时期道教的兴盛问题，史家关注者甚多。如近现代时期刘师培、陈垣、陈寅恪、汤用彤、陈国符等前辈学者以及日本学者吉冈义丰、大渊忍尔等海外学者用力甚多。然或以时代久远之故，或以地理隔绝之由，他们的成果暂时难以收集。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中，大致有王明先生《太平经合校》“序言”①和“附录”部分，对东汉末年《太平经》的由来、流传、版本和《太平经》的思想等做了全面而详细的研究②。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其中对汉魏时期道教产生的渊源、背景、流派和道教精典文献的释读等方面，做了全面的全景式的研究③。王明先生《抱朴子内篇校释》,对葛洪《抱朴子》一书的内容、流传、版本和葛洪本人在中国道教史发展历程中的地位等做过详细的研究④。陈耀亭、李子微、刘仲宇所编辑的《道家养生术》,对中国古代黄老之术以及历代道教发展历程中与导引、吐纳服气、胎息、服食、房中术和内丹功法等一系列与养生术有关的典籍和主要内容做了简单的汇总⑤。龙晦、徐湘灵、王春淑、廖勇《太平经全译》一书，不仅对《太平经》做了翻译成白话的工作，而且龙晦在“序言”部分，对《太平经》的流传和思想做了回顾性研究°。萧登福《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一书，对中国传统道家及道教经义对佛教初传时期经义的关系和影响，提出了全面而新颖的见解⑦。汤其领《东晋南朝道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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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② 同上。
③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汉魏晋南北朝道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④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⑤ 陈耀亭、李子微、刘仲宇所：《道家养生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⑥ 龙晦、徐湘灵、王春淑、廖勇：《太平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⑦ 萧登福：《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略》对东晋南朝道教的发展和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对道教的改革做了详细的研究①。汤其领《北朝道教论略》一文，对北魏时期寇谦之对通教的改革和楼观道在北朝后期的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②。张泽洪《北魏道士寇谦之的新道教论析》一文，对北魏时期寇谦之的道教改革及其意义做了研究③。张泽洪《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道教》一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对道教的信奉情况做了详细的梳理陈昌文《人口史背景下的道教》一文，就人口与道教的关系，提出了道教为乱世应对策略和升平盛世两大类，它们分别与人口盛衰有关的观点，引人深思⑤。以上学者的研究状况，基本都认可任继愈先生所认为的道教产生于汉末的观点。同时，从各学者的研究内容看，不仅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且内容深浅不一，但都无疑为后学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史学界通行的观点之外，我以为道教的产生与发展还有其他的因素存在着。这些因素既决定于道教是先秦、秦汉以来深厚的民间文化中所发展起来的因素，又决定于道教信众社会来源的方面。实际上，自先秦、秦汉以来，无论是在传统的民间文化里，还是在统治阶级的脑海中，都有着强烈的企求生育、企求家国昌盛的思想，而这一思想必然会影响到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换句话讲，作为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民间文化的、讲究今生今世修行的道教，不能不面对和解答信众在企求家国昌盛的问题上所提出的要求。而不容忽视的是，道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有着“兴国广嗣之术”的成分存在。但是，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诸多记载看，汉魏时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汉魏时期的人口繁衍，而且也与道教要解答社会和民众的企求家国昌盛的思想严重抵触。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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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其领：《东晋南朝道教论略》,《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②汤其领：《北朝道教论略》,《洛阳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③张泽洪：《北魏道士寇谦之的新道教论析》,《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④张泽洪：《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道教》,《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⑤陈昌文；《人口史背景下的道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在某种程度上讲，汉魏时期人口性比例问题的存在，促进了道教在锤炼“兴国广嗣之术”方面的发展。而这一点，是学术界尚未关注的方面；有鉴于斯，我拟就此提出浅薄的见解，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汉魏时期社会存在相当严重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虽然历史典籍中关于这方面的直接数字材料奇少，但是，有关性比例失调的间接史料屡见于史书，如《史记•货殖列传》载秦汉时期江南地区有“丈夫早夭”的现象，《太平经》载东汉后期社会有“男多而女少不足”现象等等。这些现象都属于我们今天人口学概念中性比例失调的范畴，都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东汉中期以后直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繁衍的重要因素。那么，这一时期产生这种失调问题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想从7个方面试列举论述如下：
其一，在这一时期存在着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具有一定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据《史记•货殖列传》等书所载，至迟到秦汉时期，长江以南地区女多男少的现象仍没有改变，《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与黄河流域相比，因“江南卑湿”而出现了“丈夫早夭”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用近年出土的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材料中疾病人口的研究来证明之①。此外，大量的考古发掘的统计资料和医学发展的成果表明：地理环境对人类自身繁衍的影响还明显表现在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等高纬度、干燥、寒冷的内陆地区，加之土壤缺乏微量元素有效锌，致使育龄妇女在妊娠过程中大量死亡和成年育龄男女中发生男多女少的性比例问题，以致为了保证正常的种族的繁衍，汉魏时期生活在其上的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不得不采取“收继婚”的婚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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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凯：《从吴简蠡测孙吴时期长沙郡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②高凯：《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三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32页。
其二，东汉中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再一次走人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是由于东汉各级政权的腐败和政权中心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交替掌权造成政出多门；另一方面，自西汉后期北半球气候变冷，西北及北方民族的内迁压力增大，自然灾害的增多又造成社会压力增强。随着东汉中期羌人的暴动与政府对羌人的镇压，东汉社会开始走入动荡之中，战争的频次也逐渐增多。在战争的准备和进行当中，需要数倍于军队实际人数的精壮劳动力进行后勤保障工作，这种费工费时的保障工作，使得大批男性婚姻失时，社会上也会随之出现高女性率，而高女性率的出现，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性比例失调现象。战争开始以后，随着战争的深入，交战双方大批男性死于战火，从而使社会上出现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性比例失调问题，这些都会对当时的人口繁衍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如自东汉对西羌的战争之后，东汉末年的还有黄巾起义。而史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时，已经出现“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的局面①。进入魏晋南北朝，战争更加频繁、激烈，必然使得为战争所直接杀死的人数远多秦汉时期。仅据正史记载的情况看，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②；以《晋书•郡国志》记载的西晋极盛时期的这个人口数，与同书同传所记载的东汉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的人口数相比较，西晋极盛时期的人口约只有东汉极盛时期人口的29%。可见，这一时期人口耗减之多。即令按王育民先生所硼究的三国至西晋时期荫庇人口多，屯田客、士家、吏户、官私奴婢、流散客等均未计入总人口③,再考虑其间发生的灾害和疾疫的因素，也无法想象当时会出现人口减少一半以上的局面。
其三，徭役是古代国家强迫平民(主要是农民)从事的无偿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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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8《张绣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62页。
②《晋书》卷14《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15页。
③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142页。
一般有力役、军役及其他杂役的区别。随着东汉中后期战争频次的增加，封建国家施加给百姓的徭役负担也越来越重。而越来越重的徭役只会越来越频繁地强迫农民为其从事繁重而无偿的劳役，这不仅使农民不得不长年累月奔波在外，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负担徭役的多是丁壮男性，他们背井离乡地出外服徭，必然影响婚配和生育事实的完成，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性比例失调问题。其后果是多样的：农民负担加重，人口损耗增多，农业生产停滞，社会经济倒退，社会不安定成分增加，更增大了发生大动荡的概率，即逐步进入危机一动荡一分裂一割据一战争的恶性循环当中。而从东汉后期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这种由统治者腐败无能而引起战争，进而造成徭役负担加重，导致民情激愤、社会动荡，最终使国家走向分裂、灭亡的最好写照。
其四，东汉中后期至三国西晋及北朝时期是一个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其中原因有几个方面：一、各级统治者霸占女性太多。统治者除拥有数目众多的妃嫔外，还在皇宫内霸占了成千上万的宫女。其次，从历代宫掖的来源看，统治者霸占妇女手段极为无耻：如荒淫侈靡的晋武帝在泰始九年(273年)“诏聘公卿以下予女，以备六宫采择，末毕，权禁断婚姻；”①“太康二年(281年)诏选孙皓妓妾五千入宫。”②更有甚者，为了霸占女色，某些统治者竞然厚颜无耻地抢夺吏民妻子，如魏明帝“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从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③又如五胡乱华时，石季龙曾“夺人妇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胁之，率多自杀”,“自初发至邺，诸杀其夫及夺而遗之，缢死者三千余人。”④另外，历代达官贵人的府第之中妻妾成群的现象也非常严重，而且贵族之间豪侈相竞，据《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当时“豪人之室连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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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3《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73页。
③《三国志》卷3《明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05页。
④《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777页。
百，膏田满野，奴妇千群……妖童美女，填乎绮室。”①进入魏晋南北朝，豪门权贵竞相蓄妾之风愈演愈烈：南朝门阀士族更是侈风相承，姬妾益盛：《宋书•南郡王义宣传》载其“多畜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②；《宋书•臧质传》载其“据妾百房，尼僧十计，败道伤俗，悖乱人神”③等等。北魏献文以后，社会风气渐趋侈靡，贵族公卿蓄妻之盛丝毫不亚于南朝：《魏书•献文六王列传上》载：“(咸阳王)姬妾数十，意尚不已。(高阳王雍)伎侍盈房④”；《周书•李迁哲传》亦载其“妾媵数百，男女六十九人”等造成了社会上“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正”的社会问题⑤；二、自东汉以来溺杀女婴太多。成书于东汉重后期的《太平经》载：“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以致女婴大量死亡，从而造成了东汉后期“男多而女少不足”的社会问题⑥。这不仅使人口的繁衍受到遏制，而且也造成了魏晋时期十分严重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如《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曹操的夫人郭氏约束宗族不要纳妾，其原因是“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要以为妾”⑦；同书《杜畿传》注引鱼豢《魏略》载：杜畿和赵俨相继做河东太守时，曾多次掳夺民间的寡妇和士妻之寡者以嫁士家⑧；西晋武帝在泰始九年(273年)下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⑨,不仅如此，西晋武帝还在咸宁元年(275年)下诏：“以将士应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⑩想借减免赋税的办法来奖励百姓多育女儿。而北魏政权则是疯狂地纵兵抢劫汉族女性为妻，通过统计《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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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1648页。
②《宋书》卷68《南郡王义宣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799页。
③《宋书》卷74《臧质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918页。
④《魏书》卷21《献文六王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37页。
⑤《周书》卷44《李迁哲传》,中华书局1971年标点本，第793页。
⑥王明：《太平经合校》卷35《分别贫富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页。
⑦《三国志》卷5《后妃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65页。
⑧《三国志》卷16《杜畿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495页；高敏：《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⑨《晋书》卷3《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3页。
⑩同上。
书•皇后列传》我们发现：北魏时期共有皇后28人，其中四分之一的皇后是微贱出身或坐事入宫者①,这便是最好的例证。
其五，东吴、东晋及宋、齐、梁、陈六朝因地理环境多江河、湖沼、山地，有血吸虫、麻风病、脊髓灰质炎流行，虎、蛇、瘴气及其地质灾害较多，加之长期与北方对峙和战争，造成大量青壮男性的过早夭亡。如对《长沙走马楼吴简•壹》的疾病人口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吴简中的疾病名称实际只有十几种；就具体病例在整个221个病例中所占的比率看，其中的“肿两足”病有46例，约占全部病例的20.8%；“腹心病”和“苦腹心病”有45例，约占全部病例的20.4%；“踵两足”病有44例，约占全部病例的19.9%；“盲两目”、“盲目”、“盲左目”、“盲右目”等有34例，约占全部病例的15.4%；“雀两足”、“雀手、雀右足、雀左足”病等10例，约占全部病例的4.5%；“风病”、“苦风病”有8例，约占全部病例的3.6%；“聋两耳”病有8例，约占全部病例的3.6%；“狂病”、“苦狂病”有5例，约占全部病例的2.3%；而且以上所列举各主要疾病数之和，占到全部221个病例的90.5%。以吴简中十余种疾病名称的主体看，除了我们今天常见的疾病类型外，更多的是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差、疾病认识水平有限和当地又有适合寄生虫及恶性传染病传播的条件下所流行的血吸虫病、麻风病、脊髓灰质炎等带来的疾病类型。吴简中，15—100岁成年男性的疾病人数为112例；而吴简中总的疾病数是218例，15—100岁成年女性的疾病数是39例；以此论之，成年男性占总疾病数的51.4%,成年女性则只占总疾病数的17.9%；从疾病类型看，成年男性中患“肿两足”病者占吴简中全部“肿两足”病例的37%,占“踵两足”病中的44.4%,占“腹心病”(吴简中总计45例)的62%,占“风病”的100%,占“雀两足”病的50%,占“盲两目”病的59%,占“聋耳”病的38%,占“狂病”的60%,占“肿病”的50%；与之相比较，成年女性的“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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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13《皇后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21页。
足”病占全部患者(总计46例)的39%,占“踵两足”病(总计44例)的27.2%,占“盲目”病(总计34例)的8.8%,占“雀两足”病(吴简中总计10例)的30%,占“苦惪病”(总计3例)的33%,占“肿病”(总计4例)的50%；以此论之，不仅成年男性的疾病率远远高出成年女性，而且诸如“腹心病”“狂病”“苦风病”等一些严重的疾病，成年女性一例也没有。这就充分印证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的江南地区存在“丈夫早夭”现象和在成年男女中存在女多男少的性比例问题是完全可能的①。同时，从现代医疗条件下血吸重病、麻风病、脊髓灰质炎等也都难以彻底阻断、消灭的情况看，一千多年前的孙吴、东晋及宋、齐、梁、陈六朝时期广大的长江以来“七山水一分田”地区吏民的生存环境之艰难是不难想象的。
其六，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财婚、等级士庶婚及守丧习俗，从而造成了新的人口性比例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制度鼎盛发展的时期，不仅奴隶与自由人不能通婚，而且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也不能通婚。如北魏时期因为等级制所形成的三公贵族不能与下层百姓通婚；东晋和南朝盛行财婚习俗，守贫者虽博学知名之士，亦不能得妻。另外，秦汉魏晋南北朝有十分严格的守丧习俗：按照儒家礼法，“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②在丧期中的男女，不仅需要缩减衣食，抑郁寡欢，而且还严禁谈婚论嫁，生儿育女；同时，古代社会丧期太长，居丧名目繁多，且丧期内严禁婚嫁的规定为历代法律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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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凯：《从吴简蓝测孙吴时期长沙郡临湘侯国的疾病人口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②《新编诸子集成•墨子间诂》卷6《节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6页。
视，所以，守丧之礼必然造成成年男女的婚嫁失时，从而形成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性比例失调问题。
其七，在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大江南北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李唐法琳《辨证论》载：南朝到萧梁时，共有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寺院增加一千余所，僧尼数量增加三倍多；另据《魏书•释老志》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时魏全境寺院6478所，僧尼77258人；到宣武帝延昌中(513—515年),寺院增加一倍多，达到13272所；又经过三十多年，到东魏末年，魏“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余。”汉魏时期大量寺院的修建，不仅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影响了社会的进步程度，而且也使得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朝历代都有数以万计的僧侣由此丧失了婚配生育的宝贵机会，从而形成了因宗教信仰而产生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同时，在佛教的感染下，又加之封建国家沉重的赋税压力，社会上产生了单身不婚现象。如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看，其中至少存在23例男性未婚现象。如果加上简1404所反映的“□十一人，各单身□”和简牍本身的残缺情况，单身现象可能更多。又如《隋书•食货志》记载：北齐“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①而这些由佛教信仰引发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又引起了道教人士的关注与反对。
综上所述，汉魏时期普遍存在着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形成这一时期社会性比例失调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又有社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经常占据主导地位的应当还是社会方面的因素。同时，与形成性比例失调的诸多因素相对照，汉魏时期的性比例失调问题也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即绝对化与相对化的区别。如由于战争、徭役、杀婴、杀殉和刑法等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从而形成永久性、绝对化的性比例失调；由于战争、徭役和服刑等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占用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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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671页。
劳动人口，或因守丧、婚姻制度、婚姻习俗和单身等延缓婚嫁时间所形成的暂时性、相对化性比例失调问题。而且，这两种性比例失调问题贯穿这一时期历史的始终，对这一时期人口的繁衍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这种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也必然激发了中国道教的产生，或促使道教理念的改变，或促进了道教传播手段的翻新。总之，这一切都为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道教奠定了良好社会基础。而为了更好地阐述人口性比例问题对道教产生与发展的意义，下文拟从“兴国广嗣之术”的由来及其“兴国广嗣之术”的思想在汉魏时期的发扬光大两方面来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