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按学术界通行的观点，道教酝酿于汉代，诞生于东汉末年，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与之有关的“兴国广嗣之术”,其最早的出处见于《后汉书•襄楷传》。东汉中后期，东汉政权内部正是“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又比失皇子，灭异尤数”的极度混乱时期，故此时即有民间通阴阳五行之术的襄楷，上书汉庭，要求按照东汉顺帝时期“宫崇所献神书”实行有限的政治改革。关于此事，正如《后汉书•襄楷传》所记：桓帝时襄楷因“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而闻名于世；他曾上书推荐“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由于“不合明听”,遂不为东汉桓帝所重；为此，襄楷于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又两次上书桓帝，其言称：“夫天子事天不孝，则日食星斗。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纬错戾。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关于东汉顺帝时“宫崇所献神书”,《后汉书•襄楷传》又详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现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又关于宫崇所献“神书”,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
关于《太平经》的内容，略见于《后汉书•襄楷传》唐李贤注引《太平经•兴帝王篇》,其言称：“真人问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岂可闻邪？'神人言： 但顺天地之道、不失铢分，则立致太平。元气有三名，为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为天、地、人。天有三名，为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与平土。人有三名，为父、母、子。政有三名，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铢分，使其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问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师曰：‘善载，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今施其人欲生也，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审，今无子之女，虽日百施其中，犹无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处，比若此矣。是故古者圣贤不妄施于不生之地也，名为亡种，竭气而无所生成。今太平气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断绝天地之统，使国少人。理国之道，多人则国富，少人则国贫。今天上皇之气已到，天皇气生物，乃当万倍其初天地。’”
同时，亦可见于王明在《太平经合校•附录》①中所引东晋葛洪《神仙传》的相关记载；葛洪《神仙传》称：“宫崇者，琅邪人也。有文才，著书百余卷。师事仙人于吉。汉元帝时，崇随吉于曲阳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缣朱字太平经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崇。后上此书，书多论阴阳否泰灾眚之事，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云治国者用之，可以长生，此其旨也。”即知东晋时期葛洪作《神仙传》时，也认为宫崇所献《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此书所言“多论阴阳否泰灾眚之事，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云治国者用之，可以长生，此其旨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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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明：《太平经合校•附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9页。
时，从上引《太平经•兴帝王篇》看，其中主旨即言“欲使帝王立致太平”和“理国之道，多人则国富，少人则国贫”两大问题和解决的方法。由此看来，襄楷所言顺帝时宫崇所上神书——《太平清领书》有“兴国广嗣之术”,当指该书所阐述的“天失阴阳则绝其道，地失阴阳则绝其财，人失阴阳则绝其后，君臣失阴阳则其道不理，五行四时失阴阳则为灾”的思想和“理国之道，多人则国富，少人则国贫”的方法。
然而，历代史家考其事则以为“兴国广嗣之术”不过是房中术的翻版。如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太平经》下按语称：“道家之说，皆昉于后汉桓帝之时。今世所传经典符篆，以为张道陵天师永寿年间受于老君者是也。而《太平经》正出于此时。……今此经世所不见，独章怀太子所注《汉书》略及其一二，如楷疏中所谓‘奉天地、顺五行’者。经中所言，亦浅易无甚高论。至所谓‘兴国广嗣之术’,则不过房中鄙亵之谈耳。”而以今传世本《太平经》的内容看，马端临之说未免论之过度。
王明先生在《太平经合校》前言中有称：《太平经》虽“内容多而且杂，杂而不纯”,但其中不乏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同时，在社会思想方面，《太平经》在《六罪十治诀》等篇章中反映了反对统治者聚敛暴征，主张自食其力、救穷周急、抑强扶弱和主张孝道的思想；其次，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太平经》在《分别贫富法》等篇章中反对当时社会各种残害女性的手段①；如《太平经•分别贫富法》中称：“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子少于男，故使阴气绝，不与天地法相应。……今天下一家杀一女，天下几亿家哉？或有一家乃杀十数女者，或有妊之未生出，反就伤之者，其气冤结上天……大中古以来，人失天道意，多贼杀之，乃反使男多而女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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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明：《太平经合校》《附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9页。
也。”①关于《太平经》中“孝”的观念，除阴阳五行学说之外，就属宣扬“孝”义所占篇幅最多了。如《六极六竟孝顺忠诀》《为父母不易诀》等等，均极言“孝”道之重，以致道徒将《孝经》提高到与符咒、法宝一般的可以禳病祛灾的程度②。如《太平经•六极六竟孝顺忠诀》称：“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名为三行不顺善之子也。”③《太平经》大力宣传“孝”道，既与儒教的盛行有关，也与反对佛教的流行有关。道教反对佛教的最大理由就是不孝，这显然是受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的影响④。为了更好地尽“孝”,《太平经》在许多章节都谈到了男女交接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男二女”的主张，为的是达到“右顺天地，法合阴阳，使男女无冤者，致时雨令地化生，王治和平”的目的⑤。从以上内容看，《太平经》宣传阴阳五行和“孝”道观念，显然与统治者的利益相符；至于“一男二女”“天统阴阳，当见传，不得中断天地之统也，传之当象天地，一阴一阳，故天使其有一男一女，色相好，然后能生也”⑥；“子子孙孙，阳入阴中，其生无已”⑦的生育观念，更是符合社会和民众对家国人丁昌盛的渴望，而从这种角度看，《太平经》确有着“兴国广嗣之术”的思想成分。
如前《后汉书•襄楷传》所述，虽然“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现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事实上，张角确实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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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明：《太平经合校》卷35《分别贫富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页。
②龙晦；《太平经全译•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③王明：《太平经合校》卷96《六极六竞孝顺忠诀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5页。
④龙晦：《太平经全译•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⑤王明：《太平经合校》卷35《一男二女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页。
⑥王明：《太平经合校》卷26《守三实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3—44页。
⑦王明：《太平经合校》卷89《八卦还精念文》,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8页。
了《太平经》中反对统治者聚敛暴征，主张自食其力、救穷周急、抑强扶弱和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并以“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为手段①,成功地领导了东汉末年波澜壮阔的黄巾大起义。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中平元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有三十六万，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冬十月，皇甫嵩与黄巾贼战于广宗，获张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尸。以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黄巾于下曲阳，斩张角弟宝。”②关于黄巾起义的情况，《后汉书•皇甫嵩传》的相关记载尤为详细。其言称：“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充、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谓、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③；而且，继之而起的农民起义还有很多，正如《后汉书•皇甫嵩传》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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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299页。
②《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362页。
③《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299页。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东汉末年，张角利用《太平经》为思想武器，他所领导的黄巾大起义，足以吓坏当时的统治者。从《后汉书》《三国志》《后汉纪》《东观汉记》等史书的记载看，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利用“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①来笼络和吸引老百姓；其二，利用谣言或谶语，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来发动群众；关于这一点，正如《后汉书•五行志》所言“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属，因其疲喂，牵而胜之”②的记载，又其下李贤注引《物理论》言：时张角所领导的黄巾军所着“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也”的记载，足见其时谣言或谶语之巨大诱惑作用。其三，利用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和《太平经》中反对统治者聚敛暴征，主张自食其力、救穷周急、抑强扶弱的思想来引导信众的情绪，并将之约束在“三十六方”之中；其四，经过十多年的传道、治病历程，从上到下广泛联络，结成了广泛的联盟。正如前引《后汉书•皇甫嵩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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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299页。
②《后汉书》卷13《五行志》,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3271页。
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①的记载。其五，利用《太平经》对阴阳和合的强调来宣扬男女平等的观念并诱惑信众。正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初平二年(公元192年)“冬，受隔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可见，黄市大起义的过程，也是张角领导民众实现“兴国广嗣”理论的实践过程。
另外，与张角所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相呼应的是汉中地区由张修、张鲁所领导的起义。《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中平元年……秋土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其下李贤注引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②可见，张修的“五斗米”教，也是以符咒疗病的手段来发动群众的。关于张鲁的情况，陈寿《三国志》记载尤详。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记载：“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脩，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③同时，据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鱼豢《典略》记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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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299页。
②《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363页。
③《三国志》卷8《魏书•张鲁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63页。
云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①同时，以张修、张鲁所修《黄书》的内容看，也属房中术之列。可见，“五斗米教”亦有采用《太平经》“兴国广嗣之术”的嫌疑。
总之，据众多史籍的记载，至少是成书于东汉顺帝时期的《太平经》,确实有着封建国家需“兴国广嗣”的思想，但这一思想并未充分引起东汉王朝统治者的注意，而为汉末张角、张修等人所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