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东汉末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虽然起义很快就被翦灭了，但它还是极大地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与之相关的是，在此后的很长时期里，道教的民间传播不得不走向低落和秘密阶段；而为了重新振兴道教，魏晋以后道教信众中的上层人物，不得不对道教进行相应的改革，以致《太平经》中“兴国广嗣之术”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如“广嗣之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成为系统的“房中术”；这种转变，重新引起了高层统治者的关注，从而促进了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道教的再次兴盛。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瘟疫横行，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在这种形势下，各个大的割据政权纷纷加强了对人口的控制力度。这些措施
————————
①《三国志》卷8《魏书•张鲁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63页。
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对道教采取了高压和防范的措施，另一方面对黄巾军等起义农民采取了武力镇压和招降利诱的措施①。以曹魏来看，曹操早在汉灵帝光和末年(公元184年)任济南相时，便在当地“禁断淫祀”,正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下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王沈《魏书》记载：“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对于黄巾军、曹操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收编了青州黄巾军30余万卒、男女口百余万口之后，又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收编了刘辟、何仪等部数万人。但是，对此两支义军的收编，曹操所采用的手段是不同的。如《国志•魏书•于禁传》记载“初，黄巾降，号青州兵，太祖宽之，故敢因缘为略”。可见，曹操收编“青州兵”之初，对之采取了优容政策；又如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进攻汉中地区的张鲁政权，张鲁率众投降，受到曹魏的优遇，正如《后汉书•刘焉传附张鲁传》记载“鲁即与家属出逆，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将还中国，待以客礼。封鲁五子及阎面等皆为列侯”；对于大批汉中地区的信众，则被迁离原址至关陇、洛阳、邺城、三辅、弘农等地；正如《三国志•魏书•张既传》《杜袭传》和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所记。而对于刘辟、黄邵的黄巾军，则以军事镇压为主。关于这一点，正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言“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的记载。
孙吴政权同样对道教及道教首领采取了高压态势。早在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孙坚即剿灭长沙所发生的响应中原黄市军的一次起义。据《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记载：“时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乃以坚为长沙太守。到郡，亲率将士施
————————
①任继愈：《中国道教史•汉魏晋南北朝道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3页。
设方略，旬月之间，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于零、桂，与星相应。遂越境寻讨，三郡肃然。”①之后，孙坚又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就将《太平经》的作者干吉坚决镇压了。据《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中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时有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干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篆，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县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之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干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天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亮。建安五年四月四日。”②
由前所述，可见曹魏与孙吴政权均对道教及道众采取了高压政策。及至西晋统一，这一政策仍然得以继续执行。如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后，即下诏禁民间淫祀。《晋书•礼志》记载十二月诏令称“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故祝史荐而无愧辞，
——————————
①《三国志》卷46《吴书•孙坚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093-1094页。
②同上书，第1094—1095页。
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笃，僭礼黩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案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①所以，从自曹魏时期至西晋统一以来对道教等民间淫祀的禁断政策看，道教在民间系统的传播只能走入低潮。虽然，其间亦有局部地区道教兴起的表象，但远不能与太平道等在东汉中后期的发展相比。据西晋时期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三》记载“咸宁三年春，刺史(王)浚诛犍为民陈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岗，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后]转奢靡，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数。浚闻，以为不孝。诛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传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见官二千石长吏，巴郡太守键为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皆种松柏。浚以为非礼，皆废坏烧除，取其松柏为舟船，惟不毁禹王祠及汉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于是蜀无淫祀之俗。教化大行，有木连理、嘉禾、黄龙、甘露之祥。”②从《华阳国志》的记载看，陈瑞所兴“鬼道”,虽不以“五斗米”入教，但入教以“酒一岗，鱼一头”的传教方式看，性质相同；而且，也有“祭洒”之称，想来其组织理念和行动纲领与东汉末年汉中地区的“五斗米道”相同或相似。同时，从其“徒众以千百数”和“官二千石长吏，巴郡太守犍为唐定等”参与其中，可见其政治势力和影响力不弱。此后不久，巴蜀地区又有李特、李流、李雄父子率领流民相继起义，并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建立成汉政权。
关于李特其人其事，常璩《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记载：“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
————————
①《晋书》卷19《礼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585页。
②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页。
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曾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氐]特父慕，为东羌猎将。特兄弟五人：长兄辅，字玄政。次特。特弟庠，字玄序。庠弟流，字玄通。流弟骧，字玄龙。皆锐骁有武干。特长子荡，字伸平，好学，有容观。少子雄，字仲隽。初，特妻罗氏梦双虹自门升天，一虹中断。罗曰：‘吾二儿，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贵。’雄少时，辛再相当贵。有刘化者，道术士也，言：‘关陇民皆当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隽天姿奇异，终为人主。’【乡里人多善之】与叔父庠并以烈气闻，[乡里人多善之。][庠死],人多归之。既克成都，众皆饥饿，骧乃将民入郪王城食谷、芋。雄遣信奉迎范贤，欲推戴之。贤不许，更劝雄自立。……”①李特病亡之后，李流和李雄相继立，迅速打败西晋益州刺史罗尚而顺利攻下成都。同时，在成汉政权建立过程中，有道教背景的范长生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据《晋书•李特载记》记载：“(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陈图，遂入郫城，(李)流移营据之。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李)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尚参军涪陵徐舆求为汶山太守，欲要结长生等，与尚掎角讨流。尚不许，舆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说长生等使资给(李)流军粮。长生从之，故(李)流军复振。”②又《晋书•李雄载记》亦记载：“于时(李)雄军饥甚，乃率众就谷于郯，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东下江阳，南入七郡。(李)雄以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欲迎立为君而臣之。长生固辞。……(李)雄于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内，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庙号始祖，母罗氏为太后。加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③
由此可见，西晋末年随李特返回益州的賨人，原本就是东汉末年信
——————————
①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
②《晋书》卷120《李特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0页。
③《晋书》卷121《李雄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5-3036页。
奉张修、张鲁“五斗米”道的汉中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曹操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收服张鲁之后，被迁移到“略阳北土”的部分道教信众。他们回到益州之后，便成为李特父子的武装部曲；至于李特父子回到益州发动流民起义后，又得到了同样有“五斗米”道背景的范长生的大力资助①,从而顺利地建立了成汉政权，可见道教在益州仍有定的发展。
进入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由魏晋时期的低落慢慢进入恢复发展期。这种发展当与道教中上层人士对道教的改革不无关系。而且，从汉魏乃至隋唐时期道教发展的历程看，南北朝道教的改革与发展，无疑为道教在隋唐时期的再次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说明这种发展，可从如下两个方面来分别阐述之。
首先，以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看，虽然其初期也经历了惶惶无措的阶段，但随着葛洪、陶弘景对道教的改革，道教又开始为高层统治者所注目，便顺利地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承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余绪，东晋南朝初期仍不断有道士利用太平治世和宗教谶语来号召信众，从而扩大道教团体势力，并多次发动企图改朝换代的起义或暴动。如《晋书•明帝纪》记载太宁二年“术人李脱造妖书惑众，斩于建康市。”②关于李脱其人其事，可见于《晋书•周处传》称“时有道士李脱者，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邺，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时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云应谶当王。故敦使庐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诸兄子与脱谋图不轨”③的记载；而从其“自言八百岁”和“以鬼道疗病”的方法看，这明显与东汉末年张角发动黄巾起义的手法相似。另外，东晋南朝时孙恩、卢循起义，亦明显属于道徒所发动的起义。关于这一点，《晋
————————
①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载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55—162页。
②《晋书》卷6《明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0页。
③《晋书》卷58《周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75页。
书》卷100《孙恩传》言：“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术……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谘议周勰等皆敬事之，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恩逃于海。众闻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缄吴郡陆环、吴兴丘雁、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胃、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及桓玄用事，恩复寇临海，临海太守辛景讨破之。恩穷成，乃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余众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自恩初入海，所虏男女之口，其后战死及自溺并流离被传卖者，至恩死时裁数千人存，而恩攻没谢琰、袁山松，陷广陵，前后数十战，亦杀百姓数万人”的记载①；另又据《晋
书》卷100《卢循传》称“循娶孙恩妹。及恩作乱，与循通谋。恩性酷忍，循每谏止之，人士多赖以济免。恩亡，余众推循为主。元兴二年正月，寇东阳，八月，攻永嘉。刘裕讨循至晋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广州，逐刺史吴隐之，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遣使献贡。时朝廷新诛桓氏，中外多虞，乃权假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②的记载和《宋书•良吏传•杜惠度传》记“循虽败，余党犹有三千人，皆习练兵事，李子逊李弈、李脱等奔窜石硫，盘结俚、獠，各有部曲”③等诸多的记载看，东晋南朝初期孙恩、卢循给当时社会所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危害。
————————
①《晋书》卷100《孙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31-2633页。
②《晋书》卷100《卢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34页。
③《宋书》卷92《良吏传•杜惠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63—2264页。
正因为当时道徒多冲动、危害社会之举，故此给道教上层人士提出了改革道教仪规和思想的任务。而葛洪、陶弘景便是其代表人物。关于葛洪其人，《晋书•葛洪传》记载：“葛洪，字稚川，丹杨句容人也。……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恶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西晋末年)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正罗浮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缄之金匮，以示识者。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谏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干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①以葛洪《抱朴子•金丹》篇中自述，葛洪之学祖师爷为曹魏时期的左慈，左慈传葛玄，葛玄传郑隐，郑隐再传葛洪。据《后汉书•方术下•左慈传》记载“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条其下裴松之注列曹丕《典论》言“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至之所，伏苓价暴贵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食伏苓，饮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殒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兢受其补导之术”的记载看左慈之学，当有辟谷、导引、房术之术。至于葛洪《抱朴子》内篇的内容，有专家研究，认为它至少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葛洪主张神仙实有，神仙可学，他认为：“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求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
————————
①《晋书》卷72《葛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0—1911页。
患不入，虽久视不死……”①；其二，葛洪认为金丹可成，神仙可致：即人可通过炼食丹药来得道成仙，其修炼方法“服丹守一，还精胎息”②；其三，葛洪认为玄道一体，二者兼采；其四，葛洪主张道本儒末，道儒互补：他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③”所以，汤其领先生认为：“葛洪的理论，无疑为东晋士族指出了修炼成仙，长生久视的门径，于是在葛洪神仙道教理论指导下，朝野上下掀起了修炼服食的热潮。④”
关于陶弘景其人其事，据《梁书•处士传•陶弘景传》记载；“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永明十年，上表辞禄，诏许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隐居。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时沈约为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要之，不至。……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又尝造浑天象，云‘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高祖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善辟谷导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壮容。”⑤汤其领先生认为陶弘景为南朝道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主要功绩表现在三大方面：其一是陶弘景广泛访求上清仙真遗迹，弘扬了上清经法，并通过《真诰》一书阐明了道教的义理和上清派存思存神的修炼理论；其二是陶弘景按照上下左右的等级编造了道教的神仙谱系，确立了元始天尊的
——————————
①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2《论仙》,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②同上书，第70页。
③同上。
④汤其领：《东晋南朝道教论略》,《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0年第16期。
⑤《梁书》卷51《处士•陶弘景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42-743页。
最高神地位，它标志着士族道教已完成对原始五斗道的成功改造；其三继承发展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从而在道教思想、仪规等方面充实了道教的修炼理论①。我认为陶弘景和葛洪的贡献还在于对医药学的贡献，尤其是两人在药理、药物等方面的成就，一改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以符咒疗病、单靠心理暗示来迷惑信众的疗病方法，从而使道教可以更加激发信众的景仰之心。
总之，东晋和南朝时期葛洪、陶弘景等人改变与充实道教教义、教规、教仪的内容等方面，不仅使得道教在政治上满足了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和精神上的享受，适应了时代对儒、释、道融合大趋势的要求，而且也使得道教开始由民间走入殿堂，并逐渐定型化、成熟化和官方化。
其次，北魏时期寇谦之作为北方道教的领袖和改革者，对五斗米通教的教义、教规、教仪等也做了相应的改进，从而为道教在拓跋焘时代取得国教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寇谦之其人其事，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道士寇谦之，字辅真，南雍州刺史赞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孙。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幽诚上达，有仙人成公兴，不知何许人，至谦之从母家佣赁。谦之尝觐其姨，见兴形貌甚强，力作不倦，请回赁兴代己使役。……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已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
——————————
①汤其领：《东晋南朝道教论略》,《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0年第16期。
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使王九疑人长客之等十二人，授谦之服气导引口诀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殊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世祖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浩事天师，拜礼甚谨。……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①从《释老志》的记载看，寇谦之曾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而数年无成；其后师事成公兴，并逐渐完成了对五斗米道教理、教义的改革理念。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光年间(公元424—428年),向拓跋焘献书，逐渐受到优遇；最后在北方汉族地主崔浩的帮助下，被“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并和嵩高道士四十余人一起，“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关于寇谦之对道教的改革，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消除过去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教在统治阶级脑海中已形成的不良影响，并使道教能够在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地区站住脚，实现官方化的目标。为此，寇谦之提出了“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和“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的改革理念②。
总之，从北魏历史的情况看，寇谦之确实通过对道教的改革，不仅对北朝及至隋唐时期道教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也成功地使拓跋鲜卑族皇帝接受了集中反映汉家传统文化理念的道教。同时，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太武帝始光二年(425年)所建平城东立大道坛庙，
————————
①《魏书》卷《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49-3054页。
②《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053页。
“室内有神坐，坐右列玉磬，皇舆亲降，受篆灵坛，号曰天师，宣扬道式，暂重当时。”①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太武帝拓跋焘亲至天师道场接受法篆，从而开创了道教为北魏皇帝授篆之先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寇谦之对道教的改革和道教被北魏王朝尊为国教，不仅为北魏时期北方地区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道教“兴国广嗣”之主旨。
综上所述，自东汉中期“贱杀女子”等残害妇女的现象大肆泛滥，造成东汉中后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性比例失调问题以来，以于吉、喜崇、襄楷等人为代表的“太平道”,试图利用包含“兴国广嗣之术”的《太平清领书》去挽救东汉政权的颓势；然而，东汉统治者不但没有正视这些民间知识阶层的政治诉求，反而将《太平清领书》视为妄言之书、并束之高阁；以后，此书的内容为张角所用，后来不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而且也开启了汉晋时期道教的建立和以“兴国广嗣之术”为主旨的道教由民间信仰逐步走向国家的历程。
——————————
①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13《㶟水》,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