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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且末县扎洪鲁克古墓1989年清理简报》,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
总之，从以上各墓葬群人骨材料所反映的问题看，多有婴幼儿高死亡率和成年男女中男多女少的问题。而且，这种成年男女中男多女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是由15—35岁的育龄妇女大量死亡造成的。同时，从文献的记载看，先有《汉书•西域传》记载：“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的大宛国，又有着如《梁书》卷54《诸夷传》“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土地温暖，多山川树木，有五谷。国人以数及羊肉为粮。少女子，兄弟共妻”①的现象，这正好亦从文献的角度说明了西域地区存在着女少男多的性比例失调问题。至于《梁书》中所记载的此“滑国”,即南北朝及隋元时期的“嚈哒”国。关于嚈哒国的情况，《魏书•嚈哒传》亦记载：“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马许水南二百余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余，多寺塔，皆饰以金。风俗与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角焉。衣服类加以缨络，头皆剪发。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②另外，《周书•嚈哒传》亦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而如前所述，西域地区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极度缺乏，必然造成育龄妇女流产、难产、死胎、胎儿畸形等高比率。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地理环境的恶劣和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等生命元素的缺乏，是造成当时育龄妇女的大量死亡现象和正常人群的大量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其次，关于汉晋时期西域地区正常人群大量疾病现象的发生，可以参见现当代新疆地区，尤其是南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数十年来的疾病调查报告，大致可推测为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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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书》卷48《诸夷•芮芮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817页。
②《魏书》卷129《西域传•嚈哒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276—2277页。
一、妊高征多发：妊高征是产科的常见病，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妊高征已成为仅次于产后出血导致孕产妇死亡的第二重要原因。新疆克州医院在1993年元月至1997年12月共收住院的维吾尔族、柯族、汉族产妇6170例，其中维吾尔族4820例，柯族370例、汉族980例。从疾病人数与克州各民族所占比例的统计资料看，在克州地区柯族、维吾尔族妊高征发病率远远高于汉族，其中柯族占首位，为3.24%,维吾尔族次之，为1.91%,汉族仅占0.61%。①这个结果，与整个西北地区对孕产妇死亡主因的顺位排序，即发现造成孕产妇死亡的首位原因是产后出血、其次是妊高征的结果相一致②
二、碘缺乏病多发：从新疆碘缺乏病分布特征看，碘缺乏病的流行与地质地理有密切的关系。凡位于第三纪红层附近，或由第三纪红黏土形成的土壤地带，均为非病区或轻病区；而位于白云岩或结晶岩形成的土壤地带则为重病区，有黏液性水肿克汀病的流行；土壤中有红色黏土夹层的地带为中病区。由第三纪红黏土形成的土壤平均含碘量为134.4ug/kg,白云石或结晶岩形成的土壤含碘量为32.0ug/kg,后者明显缺碘。调查结果显示，新疆碘缺乏病的重病区主要集中在南疆，而南疆又主要集中在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的个别县③。甲功低下的妇女甲状腺肿大，会造成死胎、流产、死产，新生儿甲低、矮小、智力低下、聋哑、痉挛性瘫痪和畸形、失明等一系列问题。医学调查显示，碘严重缺乏区妇女的流产、死胎发生率为43.2%,畸胎的发生率高达8.6%④。三、恶性肿瘤多发：1963年5月一1993年5月期间，解放军第12医院病理科共收治新疆南疆喀什地区肿瘤病人19153例，其中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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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玛力亚•亚森•茹先古丽•热衣丁：《新疆克州四年住院各族孕妇妊高征分析》,《江西医学院学报》1999年第41期。
②郑全庆、金辉等：《西北地区孕产妇死亡的危险因子及死因分析》,《中国初级卫生保健》1994年第7期。
③王建平、王新平等：《新疆碘缺乏病流行现状与病情预测》,《地方病通报》1995年第2期。
④吐尔逊江、周燕：《碘对母子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中国妇幼保健》2004年第19期。
2308例，男性占52.82%,女性占47.18%,男女之比为1.12：1；恶性肿瘤患者年龄，男性平均46.5岁，女性44岁；在这些肿瘤中，男性以胃癌为第一位，女性以宫颈癌为第一位①。医学调查的结果显示，新疆喀什维汉两族的检出率分别是12.8%,3.6%；维吾尔族男女检出率比为4：1,汉族为3.4：1；发病年龄方面维吾尔族平均为55岁，汉族为58岁；发病高峰方面维吾尔族以51—60岁居多，汉族以61—70罗居多。维吾尔族胃癌以农民居多，占90.3%,汉族仅41.3%。结论反映维吾尔族多发胃癌，发病高峰年龄较汉族提前②。另外，宫颈癌也是新疆喀什地区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死亡率占喀什肿瘤的第三位，特别是维吾尔族宫颈癌死亡率居全国之首。对442例宫颈癌病患进行调查统计的结果显示：维吾尔族中该病的最小患病者为19岁，年龄最大的75岁，平均为42.75岁，较当地汉族提前7.5岁。③
四、麻风病等皮肤疾病多发：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表明，南疆地区还是新疆地区麻风病、头癣、包虫病、内脏利什曼病和艾滋病最主要的流行区。以新疆麻风病主要分布区看，塔里木盆地周围和昆仑山边缘地区是病人最多地区。通过回顾1952—2004年麻风病的防治资料，新疆累计发现麻风病人3972例：其中男性2762例，女性1211例；民族构成是：维吾尔族3547例，汉族367例，其他民族58例；地区构成是：和田地区2455例，喀什地区784例，阿克苏217例，巴州129例，其他地区388例。结论是现代麻风病在局部地区仍呈低流行状态④。关于这一点，文献记载中亦有印证。如据梁朝释僧祐《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第一》记载：其母龟兹人，婚前“体有赤氵䵡，法生智子，诸国娉之，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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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德银、戴鑫琦等：《新疆喀什地区2308例恶性肿瘤病理统计分析》,《肿瘤防治研究》1995年第1期。
②李泽纯、王桂平、陈刚：《新疆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和汉族胃癌443例流行病学分析》,《肿瘤研究与临床》2006年第2期。
③谭德银、余良宽：《新疆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子宫颈癌的临床病理学研究》,《实用肿痛学杂志》1994年第4期。
④居来提•克里木、黄万江、杨永光等：《新疆麻风病的流行及防治研究》,《地方病通
报》2006年第1期。
行”①；许慎《说文解字》释“氵䵡”为“中黑也”；《康熙字典》引《正韵》释之“黑痕”；而以此看鸠摩罗什母亲身体上的“赤氵䵡”,当为红里泛黑的痣，是否为肿瘤或麻风病征等，今天虽已无法考证，但无可辩驳的是，它当属一种疾病体征，颇类于现代皮肤病中的“花斑癣”；现代医学介绍“花斑癣”的症状为：初起时皮肤出现豌豆到蚕豆大小的斑点，色淡红、赤紫、棕黄、淡褐，尤多见于缺水地区不常洗澡者。②但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新疆头癣的发病率为17%以及南疆疏附三角洲地区还是内脏利什曼病、包虫病和新疆还是现代艾滋病最严重的疫区的情况看，③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疾病状况是不容乐观的。
由上述所言及今新疆南疆地区的男多女少的性比例失调状况及众多流行性恶性疾病的传播特点看，我甚至以为西域地区之所以长期盛行以独善其身、苦练苦修为特征的小乘教，或与极度干燥的环境下、信众为防止麻风病及其他皮肤病等恶性流行性疾病和从生理上解决人口性别失调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医学调查证明：麻风病、头癣、包虫病、内脏利什曼病的传播，即可通过减少接触来达到隔绝传染的目的。如：麻风病作为世界三大恶性传染病(结核、梅毒、麻风)之一，是由麻风杆菌感染引起的，以侵蚀皮肤、淋巴结、骨髓、黏膜组织和周围神经为主要特点的一种慢性传染病，它主要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20世纪50年代全球麻风病患者有300万—500万之多。据调查，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麻风病流行较多的地区是沿海、中南、西南地区和西北新疆地区，病人有40万左右，个别乡镇麻风病占总人口的1%以上。传染途径是接触性传染④。而从麻风病的传播特点看，小乘教独善其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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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30页。
②马馨；《妙方金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此书释“花斑癣”的症状为：初起时皮肤出现豌豆到蚕豆大小的斑点，色淡红，或赤紫、或棕黄、或淡褐，尤多见于不常洗澡者。
③李贵生、周明贵等：《新疆喀什地区近10年头癣病原菌的构成变化》,《中国皮肿病学杂志》1994年第4期。
④叶干运：《麻风病常识》,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练苦修的特征实有利于阻止该病的传播。关于这一点，我们亦可用20世纪初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犍陀罗语《解脱戒本》残卷所言“按照解脱戒守戒如下：饮食要知道节制，住房和座位要选隐蔽之处，专心致志达到脱凡超俗的心境。这是诸佛的教诲”对僧众的要求来印证之；同时，该残卷所反映的内容与曹魏正元年间安息僧人县无谛在洛阳译出的《县无德羯磨》1卷一样，同属于小乘教之一的法藏部传本；而法藏部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小乘教之一。其次，佛教僧尼戒律中皆以戒淫为首；小乘戒律中戒淫的要求尤为严格，不仅禁止僧尼与异性有交合、“染心相触”,及其他的亲密行为，而且禁止僧尼独自手淫①。由此看来，汉晋时期西域地区成年男女中男多女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无疑为小乘教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最后，据沙漠工作者的研究，历史上塔里木盆地东部及南部地区发生土壤沙化的时间主要在公元3—5世纪、公元7—9世纪和公元15世纪以后②；而从西域佛教的发展史看，前两个时期基本上是小乘教非常繁盛的时期，由此或不难看出恶劣的地理环境与人类信仰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
总之，从以上先秦至汉晋时期众多墓葬人骨材料所反映的婴幼儿高死亡率和成年男女中育龄妇女高死率问题，与现代医学调查和研究的南疆地区多恶性肿瘤、麻风病的情况以及南疆碘缺乏病、锌缺乏病与麻风病、头癣等流行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的情况看，这必然与南疆地理闭塞，气候温暖而干燥、多风多沙和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等生命元素的极度缺乏密切相关。而且，从“仰韶温暖期”结束以来，南疆地区的气候、地理和所居民族没有大的变化，所以，今天医学所调查的疾病状况，除艾滋病的流行之外，大致可与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情况相吻合。而这种疾病状况的流行，必然影响到汉晋时期当地少数民族佛教信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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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朱震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化过程及其发展趋势》,《中国沙漠》1987年第7期。
五 汉晋时期西域的疾病状况与佛教传播的特点及其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众所周知，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虽然它产生于印度，但其却对自汉晋以来的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关于佛教传入古代中国的时间，自清代至近现代时期大致有六种说法：如清代学者俞樾等持“周世佛法已来”说，认为佛教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传入；民国时期的学者马元材等持“秦朝”说；曾写第一本《中国佛教史》的蒋维乔(1876—1958年),提出佛教传入“汉武说”,认为“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现当代史学大师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家持“西汉末年”说；当代学者方立天等学者持“两汉之际”说；任继愈、严北溟等学者持“东汉初年”说。凡此种种，均来自于传世文献中不同说法的记载。然而，要谈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实应探讨佛教翻译之源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暂时撇开佛教何时传入中原王朝的时间不谈，单论佛教传入西域地区，实有助于解开佛教何时传入中原王朝的时间之谜。而以前引之近年学术研究的情况看，即有多篇文章论及此事。如才吾加甫认为佛教应是公元前87年经克什米亚传入于阗的①；尚永琪认为3—6世纪应是佛教的传播期②；李尚全认为克孜尔中心柱石窟创建于东汉时期，则佛教传人西域定在秦始皇时代③。而季羡林先生《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一文，虽在论文提要中未明言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但他是以“鸠摩罗什前”来确定龟兹佛教已进入前期鼎盛期的，那么，即暗示佛教当远在鸠摩罗什前就已传入西域④；而且，他还注意到龟兹佛教传播中“最初译为汉文的一些佛教术语，是通过吐火罗文的媒介，这个事实虽然是铁证如山，可是时间和过程，至今仍然是隐而不彰。我们只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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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才吾加甫：《汉代佛教传入西域诸地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尚永琪：《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③李尚全：《也论克孜尔石窟之开凿》,《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
④季羡林：《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孔子研究》2005年第6期。
测，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龟兹和焉耆曾起过中介作用(另外还有一条由大夏、大月支直达中国的道路),吐火罗文曾被用来翻译佛经，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那些汉文初期佛教术语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他认为：“龟兹白氏王朝从公元1世纪一直统治到8世纪末，长达700多年之久。这个王朝是崇信三宝的。佛教进入龟兹，很可能是从宫廷开始的。最晚在公元1世纪中，佛教已经在龟兹(可能也有焉著)开始发挥作用了。”①季羡林先生从佛教翻译的中介文字入手，来探讨佛教传入中原时间的办法无疑是真知灼见!同时，季羡林先生还注意到西域在鸠摩罗什前的兴盛期即有着相当重要的“比丘尼问题”,并以为“龟兹、焉耆地区……比丘尼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人数也十分可观。其中原因，我现在还没有满意的解释。是否与民族性以及民族风习有关？我不敢说。”从季羡林先生所认为的“最初译为汉文的一些佛教术语，是通过吐火罗文的媒介”观点所联想到的：如上所述，我以为无论是西域小乘佛教的长久兴盛问题，还是比丘尼较多的问题，实际上都与西域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男多女少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和疾病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佛教对西域的这种适应，不仅仅影响了西域当地佛教传播的特点，而且也通过以西域当地文字为中介的向汉地传播的佛教经典的内容与翻译，而最终影响到了汉晋初期中原佛教的传播特点。这些影响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考古发掘的西域地区出土文献所反映的情况看，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佛教传播已出现俗化的迹象。要谈论汉晋时期西域地区的佛教传播已出现俗化迹象的问题，就需先涉及西域的语言问题。关于西域地区诸国的语言问题，历代史家多有关注：如梁朝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传》记载：“晋武帝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竺法)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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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季羡林：《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孔子研究》2005年第6期。
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晓。遂大齋胡本，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写为晋文……凡一百四十九部”①。又唐朝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亦有“屈支国(即龟兹、库车)……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的记载。《大唐西域记》卷12记载：“瞿萨旦那国(即古于阗国)……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现代著名佛学家吕激先生的《佛典泛论》亦认为：佛教传人西域后，一方面既有梵本存在，又有着各种文字，诸如龟兹、于阗、窣利、回鹘、突厥等五种胡本②。而其中怯卢文是其中与古印度梵文关系最密切的一种语言。如20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掘得怯卢文所写的《法集要颂经》残片，其内容是小乘教一切有部中最基本的人门书，即一切有部僧人为在犍陀罗地区传教而采纳的怯卢文文本③；又如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并为《新疆出土怯卢文残卷译文集》一书所收录的从尼雅遗址出土的第511号偿卢文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文书即鄯善国与浴佛活动有关的祈祷词。该出土文献的内容，实际上说明佛教在西域传播的过程中，已经为了满足当地信众的生活化的愿望和企求，而对佛教的祷文做了适当的通俗化改动。从这一角度，夏雷鸣先生《从“浴佛”看印度佛教在鄯善国的嬗变》一文中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④。据前述，西域地区存在着干旱、少雨、炎热的气候特点，和性比例失调、麻风病、恶性肿瘤、头癣等一系列疾病问题。所以，佛教在传播中通过修改斋祷文的办法，无疑可以事半功倍地达到宣讲佛教、吸引民众信仰的目的。第511号怯卢文书称：
“无论何人为Ganottama佛浴身，便会变得目洁眼明，手足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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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释僧祐：《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8页。
②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翻译史略》,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0—35页。
③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56页。
④夏雷鸣：《从“浴佛”看印度佛教在鄯善国的嬗变》,《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
肤洁白细嫩，容貌美观。无论何人为Ganottama佛浴身，便不会长脓肿，生疙瘩，结节症、(？)或疥癣。彼体洁白芬芳。无论何人为Ganoltama佛浴身，便会变得目大眼明，手足肌肤色呈金黄，容貌焕发，并解脱(？)。在浴佛中，奉供系最好最美之献礼。在有关浴佛之各种工作中，奉供系实际行动之范例。荣誉属于乐于为人类行善之诸JInas,诸如来及至高无上之真理之启示。荣誉属于那些独居苦修之诸佛及觅地独自修禅寂止、乐于独居山洞之诸辟支佛，彼等献身于彼等自己之行愿，乐于自制，乐于行善。那些在Jina降临之时刻为彼等所喜爱之诸弟子亦应受人尊敬，其中来自？陈如家族者为最早之弟子，来自须跋陀家族者好最后之弟子。当Ganas之最高国王、长老及中小和尚尚未到达之时，让那些作奉供之人享受其应得之酬报；当彼等到达时，让彼等永生得到教化。让那些云集于佛会，在Jamdaka浴佛中沐浴，尊敬和热爱彼等教师之和尚忠于现有之职责，心地纯洁，解脱恶念。在此次浴佛中，让那些供物以消除污秽，供油以敷抹佛身以及为佛干洗之人，皆能解脱恶念和罪草。余献身于伽兰，献身于如来之佛法及其最好之善行；由于污秽之消除，让彼等心地宁静，让彼等受到人类法律之保护。一切从地狱下超生于人间天堂之人，由于进入如来佛国之界土而解脱生死轮回。愿世间时刻祈祷丰食衣足，愿奉献之主帝释天增多雨水；愿五谷丰登，王道昌盛。愿彼在诸神之佛法下永生。①”
如前所述，西域地区是土壤微量元素有效锌、碘严重缺乏区，不仅是多种恶性肿瘤和妇女妊高征的高发区，而且还是麻风病、头癣、包虫病、内脏利什曼病和碘缺乏病等最主要流行区。大量医学实验和调查结果显示：碘严重缺乏区妇女的流产、死胎发生率为43.2%,畸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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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雷鸣：《从“浴佛”看印度佛教在鄯善国的嬗变》,《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
生率高达8.6‰①。甲功低下的妇女，甲状腺肿大，会造成死胎、流产、死产、新生儿甲低、矮小、智力低下、聋哑、痉挛性瘫痪和畸形、失明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土壤缺锌，会造成食物链和人体缺锌，以致痴呆、肿瘤、低智力、皮肤病等疾病的流行。如前文所引1901年斯坦因在尼雅河下游以北处发现文书中有晋武帝太始五年(公元269年)的年号，文书中常记“对当地官吏士卒减少口粮的命令。有当地不能自给的困难”；最后文书的日期是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说明该城堡应在建兴十八年之后即被废弃。又有位于罗布泊西北畔的古楼兰城，所出土的怯卢文书反映：约在4世纪时，出现了严重的用水紧张、口粮减少、种子不能入地、耕地面积缩小、粮价飞涨等一系列问题②和《汉书•西域传》所记鄯善处于“地沙卤，少田”的恶劣环境，第511号怯卢文书所反映的“浴佛”祷文足以满足当地信众对生老病死和企求风调雨顺等各种心理需求；同时从怯卢文书所书，我们亦可看出佛教在对西域民众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俗化迹象。
其次，西域汉晋时期佛教俗化的迹象，已经通过以西域各地语言为媒介的胡本佛经，影响到了汉晋时期佛教在中原传播过程中的祭祀活动。
以正史记载的情况看，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之子楚王刘英，应是正史所记载的最早信仰佛教教义、“学为浮屠斋戒”的华夏第一人。据《后汉书•光武十王传•楚王英传》记载：“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为武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絮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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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吐尔逊江、周燕：《碘对母子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中国妇幼保健》2004年第19期。
②李江风、桑修诚、季元中、陈荣芬：《新疆气候•全新世时期气候》,农业出版社199年版，第285—286页。
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①而据《后汉书》的记载，楚王刘英之所以“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在于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曾“遣使天竺问佛道法”。《后汉书•西域传•天竺传》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②以致于到东汉桓帝时期(公元147-167年),因为“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关于东汉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之史实、可参照《后汉书•襄楷传》,其文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人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③
从《后汉书•楚王英传》《后汉书•西域传•天竺传》和《后汉书•襄楷传》记载的相关史实看，至少有两层含义是十分清楚的：一是无论是东汉初年的楚王英，还是东汉后期的桓帝刘志，都以“浮图”(佛教)和黄老之术作为养生修道的神仙方术；二是从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到公元166年襄楷上书汉桓帝时期，汉传佛教一直没有获得独立的祭祀地位，而是作为道教的附庸存在着。因此，佛教在这一时期之所以为皇帝及达官贵人所接受，就在于“浮图斋戒”能够和黄老之术一样，给信仰者带来养生求仙等功利方面的期望，以致到东汉末年袁宏奉汉献帝之命、修撰《汉纪》之时，也以为佛教与黄老之术一样，属于方术一类。其言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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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传•楚王英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1428—1429页。
②《后汉书》卷78《西域传•天竺》,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921页。
③《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1075页。
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为沙门。沙门，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善恶皆有报应，故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群生。”①在袁宏的眼里，佛教不仅“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而且修佛之人可以“变化无方，无所不入”。同为东汉末年人的牟融亦认为佛佗神通广大。梁朝僧祐《出三藏记集》所记载东汉桓帝时“安息国沙门”安世高“博学多识，综贯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观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②的神通。又梁朝慧皎《高僧传》亦记载安世高通晓“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汉末三国时期康僧会“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谶，多所综涉。”县柯迦罗“善学四韦陀，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以及其后外来佛僧求那拔陀罗具有“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等诸多通神本领。那佛教俨然就同修炼成神、医治百病、白日飞升的神仙方士道术一样神奇了。这就无怪乎汉晋时期的封建皇帝和达官贵人会对之深信不疑了!
再次，西域汉晋时期佛教俗化的迹象，已经通过以西域各地语言为媒介的胡本佛经，影响到了汉晋时期佛教在中原传播过程中的佛经翻译活动。
从楚王英到之后汉桓帝宫中“黄老浮屠”并祠及其后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传播情况看，汉晋时期的佛教翻译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一、佛教在传入之初，许多专有名称、仪式和传播内容是仿效道教的，以致统治者误认其为神仙方术之一③；关于这一点，史家多有论述，此不赘述。二、印度佛教当中注重养生的经典，在汉晋时期的佛经翻译中得到重视，往往同部经中相关内容，一再被翻译与摘抄；这种做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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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宏〈后汉纪〉集校孝明皇帝纪第十》,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②(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安世高传第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08页。
③萧登福：《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仅成功地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关注，而且也为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其一，众所周知，中国历来都有医道同源之说。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上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黄老之术。它不仅有着丰富的古代社会哲学思想，而且其内容也多涉及中医中药学、生命科学和原始化学等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黄老之术的精髓就是它的养生术，以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为最高境界，讲究的是今生今世的修炼。从先秦到两汉时期，这种养生思想随着道教教义思想的发展而逐渐走向系统化，提出了“重人贵生”“天人合一”“我命在我”“形神相依”和“众术合修”等一系列命题，从而为道教养生术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①。从大量考古发现的先秦、秦汉时期的地下出土文献所反映的情况看，无论是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中与求福去疾有关的下筮②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中与医药和行气相关的功法③、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中与导引术等有关的《脉书》和《引书》④、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中的医病方⑤,还是涵盖服食、行气、导引、按摩、房中术、胎教、禁咒、针炙、病方和疗病方等诸多内容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竹简和帛书⑥,也都可以证实在先秦、秦汉时期确实存在着大量精深的属于道家养生学说与实践的宝贵资料。而由以上范晔《后汉书》、袁宏《汉纪》等典籍所记载的史实看，从东汉初年开始到汉晋时期，佛教和黄老之术一直是封建皇帝及达官贵人共同信仰与斋戒的对象，可见其也必有与黄老之术相媲美之养生与医疗思想存在。如：小乘佛教讲求独善其身，其教理主要是从戒、定、慧三方面来阐述，戒、定、慧三者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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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耀庭、李子微、刘仲宇：《道家养生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②湖北省文化局文物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③安徽阜阳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1988年第4期。
④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⑤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简释文与简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
⑥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序渐进的修炼过程；三学当中的戒、定两学，属于道德修养范畴；而慧学所涉及的是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佛教的目的在于拔苦得乐，寻求解脱。小乘认为要实现理想，非出家过禁欲生活不可；如戒学，是指信徒应遵守的戒规，用以防非止恶，其中沐浴之法、说戒犍度、自恣犍度、药犍度、止持戒等种种规定，都可以很好地调节信徒的身心状态。如五戒当中的“不邪淫”,是禁止夫妇之外的淫欲，有助于家庭伦理及家庭的和睦①。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众多妃嫔。正如前引《后汉书•襄楷传》称汉桓帝后宫“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一样，封建皇帝和达官贵人如能不邪淫，则有利于保持良好的身体。小乘定学，讲求人心如何专注于一境而不散乱。东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称：“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 “安般守意旨在藉由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等六妙门来求得禅定，”其目的在于调和信徒的呼吸和训练心意的专注，这与“道教借由导引吐纳、清净无为等法”术来修练成仙，有着共通之处②。其养生作用是让信徒忘却喜、乐、哀、怨，进而获得寂静美妙的心理感受和更高尚的身心状况，其养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汉传密教中的杂密，早在汉末三国时期即已传人中国，留下了许多的经典咒禁③。如关于尸梨蜜多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长于咒术。梁朝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尸梨蜜传》记载：“尸梨蜜，西域人也……西晋永嘉中始到……俄而顗遇害，蜜往省其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变，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其哀乐废兴，皆此类也。”④其《传》又称：“蜜善持咒术，所向皆验。初江东未有咒法，蜜译出《孔雀王经》,明诸神咒，又授弟子觅历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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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萧登福：《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135页。
②同上书，第154—157页。
③严耀中：《汉传密教》,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④《出三藏记集》卷13《尸梨蜜传第九》,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21页。
梵呗，传响于今。”①他翻译的《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又名《药师琉璃光经》《灌顶经》。信仰的主尊是药师佛，又名药师如来、大医王佛等。该经咒的最大特点在于密切关注现实人生所遇到的诸如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同时称尊崇此佛，可以满足信徒渴望长生、财富、权势、来世和宗嗣方面的需求，从而具有极强的吸引力②。如密教中的延命法在属于息灾、增益、敬爱、调伏、钩召、延命六法之二，是极为重要的二套佛教修法③。修佛之法希望众生具有无诸病苦、增益寿命的身心，使贪、瞋、痴三毒逐渐减少微薄，除去一切罪业，最终圆满成佛④。
咒语，作为起初用来招神驱鬼的源自远古时期的巫术，是时人以为可与鬼神相通的语言。而佛教将咒禁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并将其广泛地应用于佛教医学中，这亦是佛教俗化的证明之一。佛教《医方明》认为：“病起因缘有六：一四大不顺故病，二饮食不节故病，三坐禅不调故病，四鬼神得便，五魔所为，六业起故。”患者在病中，肉体和精神都备受折磨，而咒禁疗法则能起到心理上的暗示作用，可以排遣患者在精神和心理上的焦虑与恐慌心理，从而达到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的目的。由于从先秦、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盛行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和谶纬天定之风，所以，佛教中以心理暗示为手段的咒禁疗法，便得以被汉晋时期的信众所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了。同时，由于尸梨蜜来自于汉晋时期的佛教再传圣地——西域，其《孔雀王经》《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及咒术也应是流行于西域的佛经和法术；而这些佛经和法术在西域的流行和逐渐被介绍到汉地，亦可从侧面证实西域佛教俗化的迹象和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其二，由以上范晔《后汉书》、袁宏《汉纪》等典籍所记载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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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三藏记集》卷13《尸梨蜜传第九》,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21页。
②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药师经》及其弘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全佛编辑部：《长寿命本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④ 同上书，第5—10页。
看，汉晋时期佛教和黄老之术一直是封建皇帝及达官贵人共同信仰的对象，可见其也必有与黄老之术相媲美之养生与医疗思想存在。而从对《大藏经》佛教经典中有关养生与医疗思想方面内容进行统计的情况看，有大量的佛经涉及佛教中所包含着的医药方面的内容。如：佛经中专论医理或涉及医理的经书有400多部；在《大藏秘要》第1—5卷中，有大量篇目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疗病的方法：如《药师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安般守意经》《佛说佛医经》《佛说胞胎经》《佛说佛治身经》《佛说活意经》《佛咒时气病经》《佛悦咒齿经》《佛说咒目经》《治禅病秘要经》《佛说疗痔病经》《金刚药叉嗔怒王息灾大威神验念诵仪轨》《大药叉女欢喜母并爱子成就法》《延寿经》《佛说医喻经》《耆婆脉经》《耆婆五脏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等①。在《大藏经》涉及养生方面的400多部经文中，《药师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安般守意经》《佛说佛医经》《胞胎经》《佛说佛治身经》《佛说医喻经》《耆婆脉经》等早在魏晋时期即已传入中国。其中的《药师经》《佛咒时气病经》《佛悦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止女人患血至困陀罗尼》《治百病诸毒陀罗尼》《观音菩萨说除一切眼痛陀罗尼》等经是属于密宗的经典。据梁朝僧祐《出三藏记集》记载：在东汉桓帝时期，“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所翻译的34部、凡40卷佛经中，即有《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转法轮经》等涉及佛教的养生思想。曹魏时期，有密宗已传入迹象，如《微密持经》《佛从上行三十偈》等即由“天竺沙门康僧会”译出。而《耆婆脉经》《耆婆五脏论》《胞胎经》《四妇喻经》《鹿母经》等，在西晋武帝时期，即由“沙门竺法护到西域得胡本还，自太始中至怀帝永嘉二年以前所译出。”至于《禅要秘密治病经》等则于“宋元孝建二年于竹园寺译出”。然僧祐又言：《禅要秘密治病经》由“伪河西王从弟沮渠安阳侯京都译出”,以沮渠安阳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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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来送：《佛教与中医心理学》,《五台山研究》2002年第4期。
乃高昌人士而言，此经必来自西域高昌，且应是在西域地区流行已久的胡本经书。此外，梁朝僧祐《出三藏记集》还大量记载了汉晋时期虽然缺载具体翻译人，但都是完整经书的情况。其中就有《福经》《无病第一利经》《人民疾疫受三归经》《九伤经》《毒草喻经》《咒毒》《咒龋齿》《咒牙痛》《咒眼痛》《药经》《造浴室法经》《婆罗门避死经》等涉及养生治病思想的佛经之名。对于这些经文，僧祐以为：“将是汉魏时来，岁久录亡；抑亦秦凉宣梵，成文屈止；或晋宋近出，忽而未详。译人之缺，殆由斯欤”。可见，许多以西域语言为媒介的胡本佛经中，即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医药方面的养生治病思想，而且很快通过来直西域地区的僧侣之手传入汉地；同时，从另一角度看，汉晋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传播，不仅与僧人对来自印度佛经的好恶取舍有着密切的关联，有着所谓“有译乃传，无译则隐”①的倾向；而且从对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2中针对萧梁时期存世佛经的统计看，汉晋时期以来所翻译的佛经，不仅多是节录的抄本，而且1卷本的佛经占汉晋时期至萧梁时期存世本佛经的70%左右。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至少9个译本，见于传世文献的最早本子是晋末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大般若经有600卷，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不过260个字②此外还有北魏菩提流支、陈朝真谛、隋朝笈多、唐朝玄奘等；古来持诵此经者极多，历代有关持诵此经的灵异效验、消灾除厄、祛病延寿更是屡见于书③。而正因为如此，汉晋时期这种一鳞半爪式的佛法，根本无法满足华夏僧众追求至真佛法的要求，所以，为了达到求真问实、修炼真正佛法的目的，汉地佛僧从公元3世纪起，西行取经者达到络绎不绝的程度。如曹魏时期甘露五年到于阗取经的朱士行(得梵书正本凡90章)、西晋武帝时期到西域取经的法护和东晋时期到印度取经的法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