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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我从儿时即喜欢中国历史，“文化大革命”后期除马列文论之外，家里书架上的《农战史论丛》《经济史论丛》和《历史研究》杂志等都是我的课外读物。先父高敏先生在生活上对我要求极严格，从不给零花钱，所以，为了一洗不能自给自足的“耻辱”,自1985年上大学起，我便开始在《历史文摘》《历史大观园》《郑州晚报》等报刊上发表“豆腐块”文章，稿费从2、3块到7、8块不等，但始终不够自己买一双像样的皮鞋；为了多挣些稿费，并可以写出大块头的文章，我就开始关注起中国上的历史人口问题。终于在1987年写出3500字的文章，并于次年在《学术百家》杂志以“关于实行超生人口税的建议”为题公开发表；文中以康熙五十年实行“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为据，提出中国古代人口由数千万人不等到清代康熙之后迅猛攀登至上亿至四亿规模，实由康熙五十年取消人头税而起；同时，鉴于国家控制人口的政策，我建议国家对超生人口征收超生人口税①。
在学术追求的过程中，先父对我要求也极严格：从11岁起就开始为先父眷写稿子。先父是快笔手，两天两夜即可写出一万多字的论文，因此他的字也相当潦草；一方面先父怕我偷懒，另一方面怕我抄错，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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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凯：《关于实行超生人口税的建议》,《学术百家》1988年第3期。此文论点为《光明日报•文摘报》摘要，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是摆着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像地主盯着长工干活一样。刻骨铭心的是先父不仅不给一分钱誉写费，而且错一点点就会骂半天。当然，此过程中培养了我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态度，但同时也在心底里深深地埋下了叛逆的种子。为了与先父不一样，我本科选择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期间拼命地读小说，以图拓展自己的视野，直到大三才收心准备备考历史学的研究生；而后来更是为了进一步突破自己，38岁时已经是副教授的我，选择离开父母到复旦大学学习历史地理学，期间还自学了与历史学密切相关的中医中药学、土壤化学等。同样是为了区别与先父，我追求学术的过程中专门挑选一些先父不做的话题下手，而且严格要求自己的文章无论题目、内容、文字风格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都要与先父不同。这样下来三十多年，我自觉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才取得了些许的成绩，其中的滋味与苦楚，自是旁人所难以理解的。
在我学术成长的过程中，一件让我感受到浓浓父爱的事情一直记在心里：1993年初，先父罹患结肠癌；先父虽然历来不信邪、不怕死，但手术之前仍然不免紧张，多次对我说：高凯你最小，太年轻，刚刚研究生毕业，将来成不了教授怎么办，等等。为此，他老人家手术前特意回家一趟，拿出来珍藏多年的一红皮笔记本，专门交代说那是他“多年以来，收集好材料的十个题目，只要完成了这十个题目，将来评教授是水到渠成的”。据当时的印象，其中有“汉唐门生故吏制研究”“汉魏时期送故制度研究”“孙吴时期解烦兵研究”“北朝城人考”及“北朝杂户考”等，当时我听从了先父的建议，申报并完成了河南省教育厅项目“汉唐门生故吏制系列研究”后，因为学术功力远达不到先父的要求，于是，我悄悄地改换了自己的学科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