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在“庆祝广州建城2210年：中国秦汉史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公开宣读了《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中国古代人口繁衍的稳定性与曲折性》的文章，受到学术界前辈及同仁的一致好评；加之1997年12月我又发表了《从性比例失调看南越国的建立与巩固》一文，所以，我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张岂之先生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林甘泉先生的不断称赞与鼓励；同时，两位先生或写信或致电先父，都建议我将研究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问题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之后我以先父给的题目需要长时段的学术积累、是刚刚30岁出头的我所根本无法完成的理由，在1998年夏季把红皮笔记本又郑重地交还给了先父。
我提交的中国秦汉史第七届年会的参会论文经过近两年的修改，在1998年第3期的《史学月刊》上以“论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为题正式发表，当年人大复印资料还转载过这篇文章。关于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失调产生的原因，当时我主要是从八大社会因素去探讨的；但仍然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之上，人类周围的地理环境肯定会影响到人类的自身繁衍和社会的变迁，那么，地理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类生育过程的？影响的程度又如何？地理环境到底与中国古代人口变迁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萦绕脑海。1997年受《中国社会科学》上一篇关于南北中国汉族血液大致以长江为界产生差别的文章的启发，我一直都在寻找答案中度过。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学会在昆明召开；期间在游览洱海的船上，正与曹树基、吴松弟交谈，我突发奇想，想利用微量元素与历史气候相结合的办法去研究中国历史人口，无奈二人根本没有和我联合做研究的意向；加之当时既无空暇时间，更无资料与精力去专心探究之。2001年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些问题，我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的青年项目“秦汉魏晋南北朝人口性比例专题研究”。当时，整个河南省只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七项，郑州大学也仅有两项而已。为了获得此项目，其时我的课题设计非常之难，涉及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和民族融合等方面，以致拿下课题之后，我一度发愁到夜不能寐的程度!2003年9月，我有幸进入复旦大学，跟随邹逸麟先生攻读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关注这些问题。经过阅读土壤学、矿物学、化学、医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方面的宏量文献后，窃以为找到了地理环境下的气候、水文、土壤及土壤微量元素与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问题、疾病人口等问题之间的一些联系，并且了解到地理环境下的气候、水文、土壤及土壤微量元素等因素通过与中国人口繁衍的关系对中国社会产生许多的影响。然而，在2003—2006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邹逸麟先生出于对我的关爱，建议我在国家社科基金之外，选取一个新的题目来做博士论文。遵从师命是弟子之道!事实上证明，邹逸麟先生的建议是非常正确与老道的!虽然重新选取博士论文题目，与我最初想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博士论文的设计不一样，但是，在复旦大学良好的学习环境和邹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也使我在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的同时，悄悄积累了不少能够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史料、研究方法和思路。
虽然，我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是2001年，但实际上真正坐下来完成课题的写作是在2007—2008年，项目结项后完成初步修改是2010年。而且，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文章写完之后，总是要在电脑里沉上几年，企图能够获得一些新材料、新想法去充实，以致一个本来应该是2010年就可以出版的专著，偏要拖到现在才拿出来出版；2013年拙著本可以整理出版的，无奈8月先母过世，2014年1月8日先父又离我而去；父母相继过世的5个月内，我天天以泪洗面，苦痛难忍，以致年底我自己大病突至!2014年11月肺癌手术、化疗后，体重从170斤下降到130斤，身体体能极度下降，期间所有工作，几乎完全停顿。经过2年的中医调理，迟至今日，方有余力来整理旧稿。
然而，拙著《秦汉魏晋南北朝人口性比例研究》原稿，实际上是《前言》加十个单篇论文组成，前一篇与后一篇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来安排章节的；而且，这十个部分当中，有好几篇都已经发表过，所以，在整理成为书稿的过程中，难免有诸多啰唆与不堪之处!本应加以调整，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尚望方家海涵。
感慨过去的三十多年，不仅是自我奋进的三十多年，也是受到许多老前辈、老专家的无私帮助与支持的三十多年。如已过世的林甘泉先生，自1992年之后的许多年中，每年大年初二都是我给他老人家打电话请安的时间。每一次林先生总是侃侃而谈、不吝赐教；1998年林先生在我选择将研究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问题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的问题上，亲自写信给先父，劝先父少干涉年轻人的新奇想法；2001年我之所以能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也是因为林先生提供了可贵的支持与帮助……这些恩德弟子永远难忘!仍然健康在世的张岂之先生，对我选择将研究中国古代人口性比例问题作为研究方向的问题上亦非常肯定，不仅1997年将教育部与西北大学合办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高级研讨班”的珍贵学习机会提供给我，而且还亲自致电先父，请他收回成命；张先生这份恩情，弟子牢记在心!在项目最初的设计中，著名经济史学家李根蟠先生曾经提出过宝贵的意见，也是晚辈难以忘怀的!恩师邹逸麟先生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不仅仅言传身教，而且他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地印在弟子的心里，衷心谢谢您在病中为弟子撰写序言和多年来对弟子的谆谆教诲!另外，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先父的好朋友龚书铎、田昌五、刘家和、田余庆、李学勤、戴逸、安作璋、朱绍侯、张荣芳、黄今言等先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有您们的功劳与支持，我会永远牢记的。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史学部主任李炳青老师接受了拙著的出版任务，并十分贴心地安排了后续出版的吴丽平和张活女士作为接手人；尤其是张活女士为拙著的编辑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我的研究生赵鹏璞、周斌、唐启胜、王文龙、姚慧琳、张霄等，在我病中轮流到医院照顾我，并且还帮助查对原文、页码等工作，我一并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望92年前的1926年6月30日，正是先父高敏先生的生日!今临拙著《秦汉魏晋南北朝人口性比例研究》刊发之即，就让愚儿以此艰难、拖沓之作，来慰藉您的在天之灵吧。
2018年6月30日星期六凌晨于郑大
2018年11月22日修改于郑大
作者简介
高凯，1965年生，湖南益阳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及省级项目多项；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简牍学和历史医学地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