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到东汉时秦朝著名的转运仓——敖仓还在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是对太仓进行了重建，并加强了储备。汉初的萧何，辅佐汉高祖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在后方转运粮草，积极备战，为西汉帝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据史书记载，汉朝著名的“太仓”就是萧何所修建的，如《三辅黄图》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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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惠帝纪》。
太仓，萧何造。在长安城外东南，有百二十楹。细柳仓，卉县安渭北石徼。西有细柳仓，东嘉禾仓，初建一百二十楹。
西汉时太仓储藏的粮食很多。《汉书•食货志》曾说：“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从上述文献中还可知，京师长安还有“长安仓”，如《汉书•宣帝纪》所说：“本始四年……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除了太仓、长安仓而外，长安还有“细柳仓”和“嘉仓”。
此外，西汉后期各地还设有“常平仓”。谷价贱时，官府买之；谷价贵时，官府低价卖之，以方便人民，同时也使官府增强了对粮食的控制力。如：
宣帝即位，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芽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萧望之奏：“寿昌未员任。”上不听。事果便，寿昌遂自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贵时减其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寿昌遂自令边郡皆筑仓”，使得西北边地的粮仓大为增加。故“见于居延汉简者有：北仓、城仓、都仓、部仓、斥胡仓、吞远仓、收虏仓、代田仓、肩水仓、居延仓、谓城仓、北部仓、第二十三仓、第二十五、二十六仓等等。这些粮仓的功能，平时接纳内郡转输的物资，战时则可倾其所储，远运千里，及时送往所属各部。充分体现了仓储建设在后勤保障中的作用。”①边境一带粮食储备不足，还常以购买方式补充。如赵充国于西部用兵之时，曾建议司农中丞耿寿昌“籴二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但实际上只购“得四十万斛”②。这种方法到唐时发展成为和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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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
②《汉书》卷69《赵充国传》。
2．屯田
部队所需粮草，主要取之于国家粮食储备供给系统，若这一系统供应出现紧张，部队所需便难以保障。这主要体现在边远偏僻郡县的粮仓难以供给集结一地的大部队的军需；内地向边疆地带转输粮草往往因路途遥远而导致运费成本高昂。因此，屯田便成为解决上述矛盾的很好方法。它是驻屯边塞的军队在戍边的同时从事农业生产，以求解决粮草补给的后勤保障形式。
西汉的屯田，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必然产物。政论家晁错在《募民徙塞下疏》曰：
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①。
为了减少内郡辗转运送、“飞刍挽粟”之劳，避免费力耗时、徭役不息之苦，确保边疆驻防部队的粮食供应，汉代自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55年）起，开始实行移民实边，在边郡进行垦殖。到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便大规模的实施军事屯田。《汉书•食货志》曰：
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初置张掖、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而《汉书•匈奴传》曰：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又《汉书•西域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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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49《晁错传》。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容始开西域之迹……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
这三项记载都是汉武帝时的事，说明大规模的军事屯田运动自汉武帝时拉开了序幕。到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4–前49年），后将军赵充国提出了“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①的奏疏，详陈了军屯的意义及其在战略上的重要作用，宣帝准其罢骑兵在河湟地区屯田，并进一步“徒屯田于北胥鞬，披（分）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②”从此，赵充国的奏疏成为历代王朝奉行屯田政策的根据，使屯田进一步制度化。从上述的史料中可知，西汉屯田的地区很广，自今天的陕西北部、内蒙古黄河沿岸、宁夏全境、青海至兰州及兰州以北的景泰到永登，接连河西走廊到洒泉，直通新疆（西域），设置田官，利用士兵作劳动力，修渠灌溉，垦田种植。
东汉初，在陆续灭群雄的过程中，驻守在内郡关中、洛阳西部以及南阳、襄阳地区的军队也进行了屯田。如：
建武四年（28年），刘隆讨李宪。宪平，遣隆屯田武当（今湖北省郧县与均县之间）③。
马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④。
六年（30年），王霸屯田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东），八年屯田函谷关（在渑池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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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69《赵充国传》。
②《汉书》卷96《西域传》。
③《后汉书》卷22《刘隆传》。
④《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
⑤（《后汉书》卷20《王霸传》。
（六年）夏，李通破公孙述于西城，还屯田顺阳（今河南省内乡西南）①。
（建武中，张纯）将兵屯田南阳（今河南省南阳）②。
东汉屯田向内郡扩展，是因为多年战争之后，人口减少，军费筹措困难，无力从国库拨给足够粮食的缘故。这有《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曰： “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为证。加之上述区域是军事上的重要区域，驻军比较集中，其屯田显然具有解决本部人马粮食供应的意义。东汉政局稳定之后，内地屯田就停止了。继续在边郡的河西、河湟及西域等地屯田。如《后汉书•百官志》记载：
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
《后汉书•西羌传》曰：
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
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以逼群羌。皓复坐征，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续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至阳嘉元年，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二年夏，复置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
（明帝）十六年春二月……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卢城。（注）本匈奴中地名，既破呼衍，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为屯田，今伊州纳职县伊吾故城是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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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卷35《张纯传》。
③《后汉书》卷2《明帝纪》。
当时所设的“田官”，就是主管屯田的官吏。其领导系统中的最高官吏为大司农，其下属官吏名称很多，有市田校尉、郡农都尉、戊己校尉、劝农掾等等，他们的职责是：在确保边塞安全的前提下，管理好屯田事务，每年将屯田的积谷数，上报大司农。在较大的军屯地区，军屯组织更为复杂。具体管理军屯事务的官吏有农令、候农令，其下设田（农）官，田官下设农长，农长下为农亭。农亭是军屯系统最基层的一级组织，设亭长主其事。由此，边郡的军事屯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组织领导系统①。
屯田的基本劳动力，显然是军队中的士卒。这种士卒既担负着戍守边疆的职责，又负有耕种的任务，即所谓“且耕且守”。这些戍卒的生活费用和所用的生产工具、耕牛、种子等，一概由国家调拨，而垦田的收获物一律上交官仓。
此外，屯田的劳动力还有刑徒。须加以说明的是，西汉军屯，规模往往随边塞地区战事的大小有无而定。如武帝时，由于战事不断，一度有60万人屯戍，但西汉后期，边郡无烟火之警，屯田的规模随之缩小。
上述情况表明，两汉的军屯是这一时期中央政权戍守边疆的重大战略，也是当时后勤保障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军屯之后，军队戍守边疆的职能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加强。且远离内郡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困难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公元前68年，汉王朝派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率免刑罪人屯田渠犁，积极准备进攻车师国。在补给出现问题时，实行屯田，收获后再攻，可谓明智选择。如《汉书•西域传》曰：
至秋收谷，（郑）吉、（司马）憙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土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
从而获得了击败车师国的彻底胜利，可见屯田的军事意义不可低估。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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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熊铁基： 《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2-163页。
如此，北部边防也是这样。屯田可谓汉代解决供给转输困难的一大创举，罗马帝国在前三百年中，其军队不见有为自给自足而从事屯田的。帝国各地有许多屯垦区(coloniae)，但屯田的都是解甲的老兵或平民①。汉代屯田，从军事及后勤保障的角度讲，至少有以下两点好处：
一是边防实力得到增强。在实行屯田之前，边防的军事力量只有分布于边鄣线上的鄣塞亭燧之卒和驻守在边郡“要害处”的驻军。实行屯田后又增加了田卒（有时也称戍田卒）。其主要任务是无警时从事田耕，有警时参入防御。对此，汉代名将赵充国谓屯田“外有守御之备”②。汉简也有记录：
田卒魏郡，黎阳朝阳里，冯广枪一，传靡广二升长□〼。(113•1)
田卒魏郡，贝丘武□里，李年稾矢五十。 ( 82•9)
葆部界中民，田官畜牧者，见赤燔各便走近所亭障坞辟□，〼马驰以急疾为故。 (EJF3•80)
田卒都配备有武器，田官与烽燧之间有警示信号配合，一旦见到警示信号，田官之屯田放牧之卒便要进入就近的“亭鄣坞辟”参人防御。这样，边塞就增加了一大批防御力量，可攻可守。使匈奴掠夺无机可乘，由此匈奴对汉王朝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们纷纷“率部投降”，臣属于汉。汉宣帝时，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其众数万骑归汉”③。西汉在西域正式设置了都护府。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和致支单于同时降汉，使西域全部地区置于西汉王朝统辖之下。故史称武帝行屯田之后，边防力量增强，“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汉复得匈奴降者”④。
二是可以解决边防军队的部分后勤保障问题，为国家节约经费。在实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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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H．M．琼斯： 《晚期罗马帝国( 284-602)》]，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1986，PP，293-307。罗马军队不事农业的情形自三、四世纪，蛮族大量参加军队以后才发生重大变化。
②《汉书》卷69《赵充国传》。
③《汉书》卷94《匈奴传》。
④《汉书》卷94《匈奴传》。
屯以前，国家为解决戍边部队的粮草供给，往往不惜兴师动众，飞刍挽粟，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收复河南地时，《汉书•食货志》记载：
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
可见，在远离中原产粮区的边远地带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国家需要动员大批人力、畜力、财力来保证粮草供给。“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①随着国防线的延伸和军事行动所要打击的目标越来越远，运粮费用越来越高。前述赵充国戍守西北时曾上奏说，他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199630石，盐1693石，茭藁250286石。“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充分反映了当时边防补给问题给国家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故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秋，汉将赵充国领兵万余材官屯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所获谷物全部“充入金城郡”仓。出现了粮仓盈余。《居延汉简释文》卷二记载，居延存谷最多者是“万二千四百七十石三斗”及“万一千六百五十二石三斗三升少”。这两支汉简部分地反映了汉代在河西的军屯是相当成功的。这种有事征战、无事农耕的组织方式，“益积蓄”，“省大费”②。即使在屯田低潮期的东汉中期，仅朔方、西河、上郡三地因“激河浚渠为屯田”而“省内郡费岁一亿计”③，它既能部分保障驻守边疆军队的部分后勤供给，又节省了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了社会经济负担，功效十分明显。《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十二月诏曰：
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税三十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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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4《食货志》。
②《汉书》卷69《赵充国传》。
③《后汉书》卷87《西羌传》。
可见实行屯田不仅减少了军事开支，还使全国地税由十一之税，减到三十税一。总之，两汉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
三、军资的调拨和转输
军资调拨与转输是利用各种运输工具使军事器械、粮草等物资发生位移，也就是利用运输工具将各类军需物资从一个地域或地点调拨输送到另一个地域或地点的器械的“流”。从后勤保障的角度看，军资调拨与转输是连接粮草和军械生产、储藏、军队使用消耗的纽带。最终关乎着军事上的进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集结和分散、一个战场与另一个战场的后勤保障状况。所以，它是军队行动的命脉，是军队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正如恩格斯所说：“交通线是军队部署中的要害”①，“在一定的距离上”，一支军队“同作战基地之间的交通线，也就是它本身的生命线”②。从古往今来的军事经济实践看，军用物资都必须通过从生产场地或仓、库中调拨出来并及时转输到指定的地点，才能有效地保障供给给军队。如果后勤保障缺少这一环节或这一环节跟不上，军队就无法训练和作战。可见，军资的调拨与转输本身就是军事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军资的调拨与转输首先与仓储有关，没有仓储中的军资（谷）存在，调拨与转输就无从谈起。再就是与交通工具和交通路线密切相关，没有交通工具和交通路线，调拨与转输就无法实现。陆地调拨、转输靠车马，水上调拨运输依赖舟船。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48年晋国发生灾荒，秦国用船装粮，经渭水、黄河、泌水运达晋国。公元前482年，越国攻吴，水军沿海北上，然后进入淮水与吴军作战，这都是诸侯国调拨转输能力强的表现。所以，最后还是由粮草多、调拨转输能力强的秦国统一了天下。
秦汉时期的调拨与转输，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楚汉战争中， “（萧）何以丞相留守巴蜀……转漕关中，给食不乏”③，结果刘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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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战争短评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页。
②恩格斯：《拿破仑的军事计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1页
③《汉书》卷39《萧何传》。
了胜利。汉武帝征大宛，便因道路遥远，运输困难，粮草不继，士兵乏食而撤军①。东汉之初，刘秀击公孙述，由于接受耒歙的建议，“大转粮运”，资粮充足，结果也取得了胜利。建武二十三年（47年），在讨伐武陵蛮时，由于刘尚孤军深入，“粮少入运”，转输不继，因而遭到失败②。历史表明，调拨转输工作极为重要。
随着征战频度的加速，秦汉时期，军队数量增多，战争规模扩大，粮草、武器等各种军资需要不断补给，因此，当时的转输任务十分繁重。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从关东漕运到京师的粮谷，“岁不过数十万石”。到武帝之时，漕运量急速上升。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百余万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四百万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竟达六百万石；昭、宣时期，虽有减漕的情况，然从关东漕运到京师的粮谷常额，仍在四百万石左右。数量相当可观。所以《汉书•枚乘传》说，当时“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东汉光武即位，“时军食急乏，寇恂以辇车骊驾转输，前后不绝”③。这是从内郡调拨转输物资到京师的情况。至于将物资再调拨转输到边防前线的情况，应该是更为浩繁与艰难。史书记载：
（秦时）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乏绝，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榆，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④。
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陲、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⑤。
（汉武帝时）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遂取河南地，筑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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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54《李广传》。
②《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后汉书》卷16《寇恂传》。
④《汉书》卷64《严安传》。
⑤《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方。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餽饟，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卭僰以辑之。数岁而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疑于南夷。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①。
（王莽时）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②。
永平中……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咸，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筭③。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
第一，转输十分艰难。对此《淮南子•汜论》也有记载，秦始皇多所兴作，转输“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不得不连妇女都用来转输，“咸被其劳”，“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转运途中，有的道路十分差，“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算都算不过来，“海内扰矣”，可谓艰难至极。
第二，转输消耗量大。“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率十余钟致一石”。裴驷《集解》：“《汉书音义》曰：‘钟六石四斗’。”路上消耗的粮食与运到的粮食之比为1： 64或1：192倍，这种落后的运输方式消耗物质和活劳动量达到惊人的程度，真乃得不偿失。
第三，运输量大。秦时“南攻百越”用兵50万，“北击匈奴”用兵30万④，这里就以上述王莽发30万伐匈奴计算。一年运往前线的物资不包括武器装备和马匹消耗的粮草，仅30万军队用粮，30万（个月）（石）（前面考证的士兵大致月口粮标准）=720万石，依据《九章算术•均输》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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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4《食货志》。
②《汉书》卷24《食货志》。
③《后汉书》卷16《邓禹传附子训传》。
④《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一车载二十五斛（石）”①，720万石÷25= 28.8万辆车。若以路上消耗的粮食与运到的粮食之比为1：64或1：192倍这个比例计算，则需要车辆28.8 X64=1843.2或28.8 X 192=5529.6万辆。假若以每辆车2米计算，车挨车前后排起来3.686或11.059万公里。所以不“海内扰矣”才怪。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像严尤这样的大将敢冒死规劝王莽不可如此。其理由有五条：一是粮草接济不上。当时各地正逢灾荒，临近战区的西北饥馑尤为严重。如发三十万大军，携三百日粮草，这么大量的粮草显然边郡不能就近补给，只能“东携海岱，南取江淮”，在全国各地调拨，然后再统一送至战区，这么大的军资转输量恐怕一年时间也不够用。结果部队已先期驻防边境，必导致“聚居暴露，师老械敝，执不可用”。二是军队调动不便。军队聚集在战区待战，一旦内地发生变故，其转输能力是万万不能够迅速调动军队机动的。三是军事转输的路况及途中损耗令人担扰。按每人三百日军粮算，人均十八斛，此“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这就很重了。加上“边地沙卤多，乏水草”，不用百日，牛必难负重和因恶劣的环境而死。牛一死，主要的转输动力没有了，粮草的保障供给自然成了大问题。四是气候疾病的干扰。“边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故要多带取暖的薪炭和饮用水，这又加重了军事调拨转输的负荷，如再遇上疾疫流行，则更难持久。五是辎重妨碍作战。“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敌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敌，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敌，要遮前后，危殆不测。”②可谓险象环生。严尤所论，进一步证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军调拨转输困难重重，可见做好转输工作十分重要性。
如何做好转输工作，汉政权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中央由丞相和大司农亲自督办此事。丞相作为三公中的第一行政长官，要对这项工负责，若失职要追究责任。武帝征和二年罢公孙贺的相位，下诏数其罪状中就有没有做好这方面工作的罪状。如《汉书•刘屈氂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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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裘锡圭在《汉简零拾》（载《文史》第21辑）中谈居延汉简所反映用车运输的情况，引述每车所载粮食为25石的简文多达十数例。刘光华在《西汉屯田的亩产和经济作用》（载《光明日报》，1988年7月27日）也谈到雇车一辆运25石粮。说明汉代每车一般都载25石。
②《汉书》卷94《匈奴传》。
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如淳曰：“戍边卒粮乏，不能为方计以益之也。”
可见丞相对此事也不能掉以轻心。大司农更要专门主管此项工作的，如《汉书•食货志》曰：
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
此外，还设有转校尉、护漕、都尉官等，命其专行督运。如西汉的王尊，就曾任过“护羌将军转校尉，护送军粮委输”。当时还设有“护漕都尉官”，一直到光武七年才始罢省①。应劭《汉官仪》说：“侍御史，出督州郡赋税运漕军粮。”说明侍御史一职也与漕运有关。汉廷对粮草等军资调拨转输的组织领导工作如此重视，说明军资调拨转输工作非常重要。
二是重视水陆交通建设。秦汉时期，对陆路交通的修建做了大量工作。史家对此多有论列，这里略之。至于水路交通，当时除利用天然河道外，还大力开凿各种渠道。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
（秦始皇）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越人遁逃。
由于兴建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便于军粮漕运，故秦朝取得了平定南越的胜利。西汉武帝时，据《史记•河渠书》记载：
令齐人水工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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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这条漕渠的开辟，不仅大大缩短了漕运航程，节省了漕运费用，而且“益肥关中之地”。东汉时王朝也很注意水路交通的建设。如《后汉书•虞诩列传》说：
诩仍自将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数十里皆烧石剪木开漕航道，以人僦值，雇借佣者于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
可见，秦汉政权很重视水陆交诵建设。把减少运费、减少途中损耗及运输人员的伤亡，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三是重视组织人力物力、具体落实转输任务。首先是组织步兵辎重部队转输。西汉时期，李陵任骑都尉，武帝以为有李广之风，“欲使为贰师将辎重”。说明在远征军中，有专门负责辎重的部队，且皇帝还指定重要的将领负责。《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击匈奴，“步兵转士踵军数十万”。这数十万步兵转士，应该就是专门负责转输辎重的部队。其次是组织专职“漕卒”或“棹卒”、“车卒”或“车父卒”转输。如《汉书•食货志》曰：
岁转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
这6万人是常年从事漕运的，应该是专门的漕卒。东汉时：
彭与吴汉及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觚。①
所谓“委输棹卒”，即持棹行船之兵，与“漕卒”一样都是担负漕运的水兵。关于“车卒”或“车父卒”，《居延汉简甲乙编》中，有大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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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17《岑彭传》。
卒梁国睢阳第四车父南里马广……（303•6）
□□等身将，车父卒。484•6）
长编赍事并将车父卒董得□。（E•F•T52•167）
这些“车卒”或“车父卒”，与“漕卒”、“委输卒”之身份接近，是军队中负责陆路转输的士卒。简文显示“第四车”，说明运输车队中的车都有编号，显示“身将”、“并将”，说明为保证指挥调度，车队有将领率领，其军事化特征非常明显。
四是雇佣民力调拨转输。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和舟车制造业的发展，秦汉时，民间拥有相当多车辆和较大的运输能力，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运输的专业户。因此，每当服役的更卒及军队自身的转漕不足以解决军资的运输时，国家往往出钱雇民转输。如《后汉书•虞诩列传》记载：
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虞）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仍自将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数十里，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
《居延汉简》中也记载：
□□月积一月廿七日运茭就（僦）直(350•12)
出钱四千七百一十四，赋就人表是万岁里吴城三两半已入八十石少二石八斗三升。 ( 506•15)
《史记•平准书》《索隐》曰：
服虔云：“雇载云僦”。
说明上述简文中的所谓“就值”、“出钱”多少，“赋就人”某某，就是国家以雇主身份，付钱给某某被雇佣的运输者。依《九章算术•均输》所云：
车载二十五斛，与僦钱一里一钱。
则上述虞诩“雇借佣者于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水运应该比车运便宜，省下来的钱就4千余万，用去的钱应该更多，虞诩在一年中的运输量相当的大。说明汉代西、北边境所需军资的调拨转输，相当一部分是雇佣民力来完成的。
五是征调“更卒”调拨转输。秦汉时，编户到了始傅年龄后，每人每年在适龄期内，必须于所在郡县从事一个月的徭役，这即为董仲舒说的“月为更卒”。当时更卒之役的劳动范围很广，徭目甚多。漕运委输是更卒之役的重要任务之一。漕运委输各种军需是更卒的沉重负担。特别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边境多事，干戈日滋，连年战争，经常征伐成千上万的更卒，在官吏的催促下，长途跋涉，担刍负粮，辇运军需。故《汉书•严安传》说：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其忧也。
东汉和帝以后，由于战争不断，调拨转输之事也很烦苛。据何敞奏记太尉宋由说：
比年水旱，人不收获，凉州边缘，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战陈（阵），妻子劳于转运。老弱孤寡，叹息相依。①”
尤其因长期与羌人战争，造成“转输疲弊，百姓苦役”②。由此表明，更卒担负漕运委输之事，秦汉皆然，甚至老弱妇女也被役及。更卒之役对广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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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43《何敞传》。
②《后汉书》卷16《邓骘传》。
民来说，是一顶沉重的负担。所谓“军旅暴露，转输烦劳”，①“赋敛转输，元元骚动”②，当是历史的真实反映。
六是开创性地实行军队屯田。让士卒自己解决部分给养问题，这个问题前面已讲，于此不再赘述。
七是“以夷制夷”。从内郡调兵到边境打仗，转输困难，费用太大，就地“以夷制夷”，无远征之劳。对此晁错有极为深刻的认识：
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③
这是很令两汉政权头疼的事情，对匈奴、西羌等诸少数民族，不制，则常遭掠杀，袭扰边境民吏，久而久之，边境民吏绝望必然投降敌人；制之，兵少了不起作用，大量用兵，长期如此，调拨转输必然要耗损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王朝极为不利。这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要使周边少数民族臣服，安定边境；另一方面又不能因长期陷入同少数民族的战争，使内郡民众赋役太多、不甚重负而导致内乱。于是，除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徙塞下”外，便在“夷人”头上打汀主意，量地远近，就地“以夷制夷”。如备胡通常发内附的上郡、陇西、北地之“夷兵”及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兵；制羌便用羌之降人及南匈奴等兵；击朝鲜乃举辽东“夷兵”，这几乎成了两汉统治者惯用的伎俩。如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反叛，汉廷公卿议如何对策时，李固则提出了七条意见，其中四、五、六、七条皆言远征内郡兵制“夷”之劳苦和调拨转输耗损军费之大害：
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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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8《宣帝纪》。
②《汉书》卷9《元帝纪》。
③《汉书》卷49《晁错传》。
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 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①。
既然征调内郡兵远赴万里，困难殊多，那么就地“以夷制夷”便是高明之举。故李固建议：
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②。
最后“四府悉从固议”，派张乔到交趾“开示慰诱，并皆降散”。祝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由此可见，为免除远征内郡兵制“夷”之劳苦和调拨转输耗损军费之大害，两汉政权采用“以夷制夷”策略确系高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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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②《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