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政权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的数量很多。但对当时军队的医疗保障问题，学术界未曾引起重视，其研究至今甚为薄弱。这里根据零散的文献记载和简牍资料，就此做些初步探讨。
一、医务机构与相关人员的配备
根据“字”书和“字”的造形，古代的“疫”、“医”、“疾”都与军事有关，皆从“殳”从“矢”。“殳” 和“矢”都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役”字也象人负殳出征。古时荷殳作战称之为“役”，也即是兵役。《诗•小雅•采薇》序云：“遣戌役以守卫中国”。被“遣戌役”的士卒因条件艰苦，住无定所，加之长期征战，容易发病得“疾”。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中说：“古之醫字……即疾之本字。象人亦（腋）下着矢形。古多战事，人着矢，则疾矣。”可见，疾原义本为箭矢之伤（当兼及刀枪诸伤）。到春秋战国以降，凡外感风寒或内心忧郁等引起的身体不适也称为疾。且疾、病之名逐渐不分，人们往往统而称之。①
秦汉是我国历史有影响的王朝，当时开疆拓土，锋利的铁兵器大量使用，战争空间和规模扩大，参战人员增多，军队中的伤员时有出现，处理和救治问题日渐突出，医疗保障成为军队后勤保障中的重要内容，统治者对之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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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张纲：《中医百病名源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首先，在军队中设置了军医机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奉常属官有太医令丞，少府属官也有太医令丞。《后汉书•百官志》亦载，少府属官有“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掌诸医、药丞、方丞各一人，药丞主药，方丞方”。这里的太医令丞是皇帝或皇室的御医。至于当时的中央军，据《汉官》记载，在光禄勋下，设有“宫医卫士”81人，实属宫城戍卫京城卫士的医疗机构。至于地方军、野战军中也有相应的医疗机构和吏员，如据《汉书•灌夫传》记载：“（灌）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后汉书•方术列传•华佗传》记载：“军吏李成苦咳，昼夜不寐。佗以为肠痈，与散两钱服之，即吐二升脓血，于此渐愈。”还记载曹操欲以华佗为侍医①；孙策以道士于吉在军中医护将士②；吕蒙图取关羽，称疾还建业，以虞翻兼知医术，请以自随③；关羽有医者为他刮骨疗毒④。说明当时野战军和地方军队中都置有医药，边防军及边郡移民中亦存在医疗机构。据《汉书•晁错传》记载，文帝时，晁错曾建议招募人民移置边塞时曰：
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
说明当时已经能在边地设置医药救治疾病了。在居延烽燧中发现有不少与军医有关的遗物，如军用药函的药盛橐的残件，上有“顕明 药函”字样，《居延汉简》中有：
久背□□二所□□后数日，府医来到饮药一剂置。 ( 49•13)
临木候长官医张卿，卿前许为问事，至今未蒙教。(157•28)
□官遣医诊治□□。 ( E.P.T153: 134)
……今言府请令就医。 ( E.P.F22: 82)
□为故第卅六燧长司马章所伤，医宋昌治饮药。 (1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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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
②《三国志》卷46《吴书》卷1《孙策传》。
③《三国志》卷57《吴书》卷12《虞诩传》。
④《三国志》卷36《蜀书》6《关羽传》。
这里要说明的是，49• 13简虽然字迹脱落较多，但仍可以分析出其内容为患病戍卒，数日不见好转，府（从边境屯戍的管理体制来看，这里的“府”应为都尉府）医前来诊疗并给患者服药一剂。157• 28和103•41简说得更明确，候长有官医张卿，为燧长司马章治伤的医生叫宋昌。“官遣医诊治”和“今言府请令就医”都证明边防部队中有医疗机构存在。
医疗机构中设有军医、医吏、医卒等编制。这在居延新、旧汉简中多有反映。例如上述张卿、宋昌应该就是编内军医；新简E.P.E52• 578简：“□官皆财置员、医吏□”和E.P.T52• 228简：“医卒夏同予药二剂少偷”。这些简牍中记载的军医、医吏和医卒，说明军队医疗机构中不仅有专业看病的军医，还有从事医疗管理的医吏和制药、配药、护理、助诊等于杂务的医卒。
再就是医疗机构中的吏员任务明确。主要表现：一是负责看病治病。如上述关羽有医者为他刮骨疗毒、“官遣医诊治”和“请令就医”等。都说明了医疗机构中的军医看病治病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二是负责记录病历、籍薄等。军医给伤病员看完病后，还要将病情诊疗情况记录在案汇集成薄册，保存管理。现已经出土的各种医药简、册、薄就是很好的实物明证①。这些都说明，当时军队的医疗是有一定组织保障的。
二、常发病症及其诊断
秦汉时期军事行动频繁，南征北战，中原士兵往往适应不了南、北边境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患疾病。
1．流行病
当时军队中最令人惧怕的是各种疫病在军中流行。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其它一些史料中，对这方面的记载颇多，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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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章第四部分所述内容。
军中疫病流行概况简表
时间 疫情概况 史料出处
高后时 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 《史记•南越列传》
武帝前① 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问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 《汉书•严助传》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载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餧，离暑湿，死者甚众。 《汉书•西南夷传》
王莽天凤三年（16年） 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莽征茂还，诛之。 《汉书•王莽传》
王莽时 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 《汉书•西南夷传》
王莽天凤六年（19年）② 作货布后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 《汉书•食货志》下
王莽地皇三年（22 年） 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 《后汉书•刘玄列传》
建武二十年秋（44年） （援进击九真贼徵侧余党都羊等，）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 《后汉书•马援列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 （援击武陵五溪蛮夷，）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会援病卒。 《后汉书•马援列传》
和帝永元四年（92年） 曹褒，迁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 《后汉书•曹褒列传》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 鲜卑犯边。庚寅，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缘边郡增置步兵，死屯塞下。调五营弩师，郡举五人，令教习战射。壬寅，廷尉张皓为司空。甲辰，诏以疫疠水潦。 《后汉书•顺帝纪》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 《后汉书•桓帝纪》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 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 《三国志•蒋济传》
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 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三国志•武帝纪》
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 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 《三国志•蒋济传》
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 公曹操，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① 《三国志•吴书》卷二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 （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 《三国志•司马朗传》
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於章乡，遂定荆州。是岁大疫。 《三国志•吴书》卷二
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 又有疾疠，於是军中骚动。 《三国志•贾逵传》注
①表中所记是建元六年（前135年）刘安上书汉武帝时所说前时的情况，故断时武帝前。
②因天凤元年即13年作货布，作货布后六年应为19年。
该表只是一个大概，但仍可反映出当时军队中流传的疾病很多，有暑湿、暑甚、瘴疫、呕泄霍乱、饥疫、大疫、疾疫、疫疠等。
关于暑湿、暑甚、瘴疫、疫疠，应该就是“疟疾”。《周礼》有“秋时有疟寒疾”，《吕氏春秋》有“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等记载。在历史上，它是主要传染病之一。“因其多在热带或亚热带的山岳、沼泽丛林地和空气潮湿沉滞的山问、盆地流行猖厥。故当时多称疟疾为湿疫、暑湿、温湿、嶂气、瘴气、瘴疠、瘴疫及疫疠等”②。
关于呕泄霍乱，可能就是霍乱、痢疾和急性胃肠炎之类的病。古时霍乱、痢疾和急性胃肠炎很难区分，其症状都表现为上吐下泻。《素问》有肠辟、飱泻、重下等名，《难经》名大瘕泄，《金匮》有“下利脓血”与“热利重下”等说。《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恪…回军还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泻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泻下流肿”应就是霍乱、痢疾或胃肠炎之类的病。
关于饥疫，应该就是饿病。上表中反映王莽时征战士卒饥疫者就有两次，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因士卒饥疫，死者大半，烧其余船引退。说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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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14《魏书》14《郭嘉传》也记载：“后太祖征荆州还，於巴丘遇疾疫，烧船。”
②朱克文等：《中国军事医学史》，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时战争因军粮不足，士卒经常发生严重的饥疫病，即营养缺乏病。
关于上表中多处反映的军队流行大疫、疾疫的情况，可能是因当时军中医者水平还辨别不了病名，事后只能以大疫、疾疫作记，泛指某种或某些传染病或地方病的流行。其中当包括疟、痢、伤寒、霍乱等急性传染病。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序文中也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从表中还可以看出，这些疾病流行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疾病流行的次数后期较前期增多。西汉的疫病从数量上看要少于东汉，疫病流行的规模也比东汉小；西汉从高后征南越开始有疫病流行。至王莽摄政及新朝时期，便有大的疫病流行。东汉光武时期，军队中就曾发生过建武二十、二十五年2次大疾疫。中间，和帝、顺帝时各有一次。之后，桓帝在位20年，又出现2次疫病。东汉末期献帝时竞有6次大疫流行，其中仅建安十三年就有3次之多。
二是疾病的传播与大规模战乱紧密相关。大规模战乱对疫病的流行往往起推波助澜的作用，高后时的疾疫源于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用兵；王莽摄政及新朝时期疫病的普遍流行，也源于他对四周少数民族的征讨；光武帝为建立和巩固东汉政权南征北战、顺帝和桓帝时的征讨、献帝时封建军阀割据，长期为争夺地盘的战乱，同样是造成一次又一次疾疫在军队中大流行的根源。出征作战时，人员密集，卫生条件差，给养供应不及时，身心消耗大，水土不服等，为病菌侵入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建安十三年应该是长江领域战乱疾疫的一次大范围爆发。
三是疾病多发于天气炎热、水土潮湿的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南北方的水热条件有着明显的区别。南方地区湿润而温暖，使疫病的传染源有着较好的生长环境。尤其是岭南地区及西南山区，经济上的开发起步较晚，很多地区、自然的状态，天气炎热、潮湿，因而疫病高发，疫情蔓延，传一般而言，北方人如果到南方去，往往摆脱不了疫病的困扰。上表中高后征南越、王莽伐西南夷、马援战交趾和五溪蛮、曹军赤壁之战、张喜单这些在南方作战的中原军队都没有能够摆脱染上疫病的命运。
这些流行病严重危及军队的有生力量，动辄死伤者十之六七或成千上万。所以史书中才予以记载。
2．西北边疆屯戍部队中的伤病
在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有不少这方面记载。归纳起来，大致上有如下几种：
(1)伤寒。如136•3简中记载有“伤寒”，44• 23简中记载有“伤汗”，7•31简中记载有“疾温”等，应都属于伤寒病。“汗”可能是“寒”字之别写；至于疾温，《难经》载：“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瘟病，其所苦各不同”。《素问》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西北风寒，戍卒极易感染此病。
(2)头痛。如4•4B简：“四月八曰病头痛寒炅……”，E.P.T51: 535简：“癸亥，病头痛寒炅，未能〼”，都有“病头痛寒炅”的记载。寒炅，《素问》：“寒气客于经脉之中，与炅气相薄。”王冰注曰：“炅。热也。”与热相遇致病＿头痛。
(3)心腹病。如4•4A简中的“病苦心腹丈（应为胀字别写）满”，258•12简中的“腹中痛”，275。 8简中的“病心腹”，5•18，255•22简中的“疾心腹”等。都反映心腹有病。这些病应与《素问》中所说“病心腹满”和“病心胁支满”是一类的，都属心腹病。
(4)是肠辟。如504•9简中就有“肠辟”一病的记载。应该与前述痢疾和急性胃肠炎病属一类。
(5)四节不举。如4•4A及5•18和255•22简中部有“四节不举”病的记载，《素问》中多次谈到“四支不举”，其应该与之同，都是四肢乏力，不能抬举之病。
(6)各类外伤病。如6•8简所记“伤要（腰之别写）”，E.P.T56: 339简所记“右颈雍肿”，149•19，511•20简所记“伤右手”等病，都属各类外伤病。
(7)□暴病死“的记载，暴病就是突然得病，有可能就是今天所说的脑溢血、心肌梗塞或食物中毒。若是个别人得暴病，前两种的可能性大，若是多人就有可能是食物中毒了，此简所说四人突然得暴病死亡，可能就是某一小燧的士卒食物中毒了。①
此外，战争中的伤员也有不少。对士卒所患各种疾病，军医须及时给予诊断。首先要下去巡诊。如前述居延汉简49•13简中的所说“府医来到”，就是下去为病人看病的。157•28简中的“官医张卿，卿前许为问事”，也是去问病人病情的，以便作出诊断。居延新简E.P.T153：134简中的“官遣医诊治”的记载，说明上级军官比较关心所属部队人员的健康，要经常派军医下基层部队去为病人巡诊看病。其次要经常接诊。居延汉简508.25A简：“三人病归肩水……”231• 104简：“延就医药敢言之”，居延新简E.P.T31:4简：“昌病有廖诣官谒八月戊”等。都是说病卒去军医处就医的。说明军医平时都要正常坐诊，给前来就医的病人看病。E.P.S4:C：19简：“体软，诊视脉毕”。说明当时已经能够把脉诊断了。
三、治疗方法与药物供应
《后汉书•隗嚣列传》曰：当时“北攻强胡，南扰劲越，西侵羌戎，东摘濊貊。使四境之外，并入为害，缘边之郡，江海之濒，涤地无类。故攻战之所败，苛法之所陷，饥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又《后汉书•冯衍传》记载，更始二年（24年），冯衍对大将军鲍永曰：“……始自东郡之师，继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缘边破于北狄，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祸孥未解，兵连不息……疾疫大兴，灾异蜂起。”面对上述“北攻强胡，南扰劲越，西侵羌戎，东摘濊貊”之“远征万里，暴兵累年”使军队产生的伤病员，统治集团给予了高度关注，促使军队医疗保障的方法和措施有了进一步改进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1．治疗药方和措施多样化
为尽快恢复军队伤病员的战斗力，当时的军医已经能够运用多种药和采取不同的方法、措施为患者进行治疗了。
一是积累了多种治疗药方。把脉诊断后，然后开出处方医治，当时已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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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页中说，一燧戍卒的数目：“最少者三人，最多可以达到三十人”。
累了很多治病药方。《汉书•艺文志》载有《金疮疭瘈方》 30卷，是我国最早的战伤外科救治专方。陈藏器《本草拾遗》载，刘邦曾用“斫合子”作为军中医治金疮之药。书中说：“斫合子无毒，主金疮，生肤止血，捣碎傅疮上……昔汉高帝战时用此傅军士金疮，故云斫合子”。武威汉简《治百病方》①中所载：有治金疮止痛方：石膏、姜、甘草及桂四物，酢浆饮之。有治金创内痛令创中温方：曾青（自然铜类）、长石、皆冶炼合和，温酒饮。有治金创内漏血不出方：大黄、曾青、消石、廑虫、虻头，五物皆冶，合和，以方寸匕一，酒钦，不过。再饮，血立出。有治溃疡方：半夏、白蔹、芍药、细辛、乌头、赤石脂、代赭石、赤小豆、蚕砂等，以温经散寒为主。有治千金膏药方：包含蜀椒、芎藭、白芷及附子四味，有消肿、化脓及溃脓的作用，敷后“其毋脓者行愈，已有脓者溃”。方中以猪脂肪为基质，既可涂敷，又可摩可服。有治加（疮痂）及久创和骑马时臀胯部磨损的创伤方：以酪苏（酥）煎附子、蜀椒及当归以敷之。有大风方：“雄黄、丹砂、鹗石、□磁石、玄石、消石……六十月愈□□□落随复生，□虽折能复起，不仁皆仁”。这个药方成为后世治创伤感染和骨疽的主要药方。至今，中医外科常用的白降丹，主要药物组成仍是大风方的药物。《流沙坠简》卷一中有木简载，治堕落车马瘀血积胸中方：“股寒曾载车惊堕，血在胸中，恩兴惠君方，服之二十徵（征）下，三十月腹中毋积，手足不满通利。臣安国”这是记述汉代驻屯西陲军队中用方药治疗堕伤内出血的情况。《史记•仓公列传》中已记录了不少方剂名称。东汉张仲景还在《伤寒论》中总结了397法、113方，被尊为“经方”，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是根据病情，可以采取不同的用药方法治疗。上述方药或制成丸、汤内服，或制成膏、散外敷，为当时军队治疗伤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仲景《金匮要略方》：“金疮痈肠痈浸漫淫病脉证治第十八”中，有王不留行散方：包含王不留行、葫藿、桑东南根、甘草、川椒、黄芩、芍药、厚朴等，还说明了其用法：“小疮即粉之，大疮但服之”，即内服外敷均可。说明当时医学家已能依据损伤的部位、性质、程度以及气血损伤后的病情演变等特点，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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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墓葬中出土，共有92枚手写医药简牍，初名《武威汉代医简》，但因简中有“治百病方”的字样，遂改名为《治百病方》。
活运用，辨证施治，恰当确定治疗方法和选用方药了。如《居延汉简》：“久背□□二所□□后数日府医来到饮药一剂置”(49•13)。此简字脱落较多，但可明白大致意思，是说某士卒病数日，都尉府的军医来给其看病，让服药一剂。关于内服药物治疗方面的简很多。如《居延汉简》4•4B简：“饮药五剂未愈”，265• 2A简“□〼始捂实，先餔食吞五丸”，《居延新简》E.P.T56:228简：“〼一分，栝楼 眯四分，麦丈句厚付各三分，皆和合，以方寸七取药一，置柸酒中，饮之，出矢镞”等。不仅对有病和受伤了的军士要给予服药治疗，还注意在疫病有可能流行时给予服药预防，这是一种积极与疫病作斗争的措施。军中经常采用服药来对抗疫病。如《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初，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马援征交趾时，让全军将士每天饮用“薏苡”预防疫病，作为将帅，不可能面面俱到，根据常识，他应该是根据随队军医提出的建议而发布的命令，将士每天饮用“薏苡”，当时的确起到了作用，都没有感染疫病。但是在“振旅还京师”时，“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①。说明薏苡的作用有一定局限，对某种疫病可能有用，而对另一种疫病就可能不起作用，但其以植物防疫病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上表中还反映和帝永元四年（92年），曹褒官为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救活了一批人。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魏发兵征吴，魏军疫病流行，兖州刺史司马朗躬亲巡视致药。此外，在《流沙坠简》第七十八简中有“……发寒散五合”。此简出于蒲昌海，即今张掖一带，为我国有数的寒冷地区之一。赵充国等与羌人作战，即在此地带相持，此简或即当时屯戍所留。“发寒散”今虽不知其药物成分，但必是一种服后能使人体温增高以御寒冷的药物，说明当时军队中已开始服药救治和预防疾病了。关于利用膏、散药外敷治疗，如前述“治千金膏药方”，以猪脂肪为基质涂敷后，使“其毋脓者行愈，已有脓者溃”；刘邦用“斫合子”作为军中医治金疮之药“捣碎傅疮上”等。但值得注意的是E.P.T40: 191简记录的治疗药方：“桑螵蛸未有……”，说明边塞不大产中草药，如运送不及时，运用方药在治疗过程中就会缺某味药，这显然要影响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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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
三是还可以运用包扎、手术、针灸等外科方法治疗。包扎治疗。如《后汉书•段颎传》记载，大将段颎在西北边境抗御羌族进攻多年，“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进行包扎治疗。手术治疗。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进行手术治疗。针灸治疗。如《居延汉简》 159•9A简：“□久胫刺廿针”，又246• 15简：“□灸□”。说明对当时的一些外伤已经能够移进行针灸治疗了。
以上说明，当时军队中对疾病的治疗的药方和措施已经多样化了，使军队医疗保障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2．药物供应种类增多
秦汉时为保证各种治疗的正常实施，减少伤病员给军队战斗力带来的损害，当时研制了汤药、丸药、散药、膏药、丹药等各种药物。
汤药：如据汉简136•40简：“一名，单衣受寒，□□□汤药置□中，加沸”。这些汤药都是用中，草药煎熬出来的，药的剂量大小都必须依据医生所开的处方进行保障，如E.P.T10:8简所记“治除热方：贝母一分，桔梗三分〼”，治除热方至少要保障贝母、桔梗两种药，且数量也很清楚。4• 4B简：“饮药五剂未愈”，先保障五剂，不够，还要保障。
丸药：如《居延汉简》 275•8：“病心腹丸药卅五”。得了心腹病，保障丸药35丸。有了丸药应该是药物保障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它是将要治之病所各类药物成分混合在—起，经过加工制成大小规范的丸状，便于医生给病人交代服药数量和方便病人服用。
散药：据《后汉书•华佗传》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此麻沸散即是散药之一种。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记载有“王不留行散方”。又居延汉简89•20简：“以温汤饮一刀刲”。显然散药是不规范的颗粒状或粉状，无法象丸药那样以粒来计算，病人服用时需要用一种器具，即89•20简所讲的以“刀刲”来计量服药数量。
膏药：如《居延汉简》149•19，511•20简中记载：“傅膏药”。又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记载有“治千金膏药”。又在居延医简的《折伤簿》中记载有“病伤头、右手膊，膏药”。说明汉代时治疗军队人员外伤，膏药已普遍应用。
丹药：如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大风方就记载有“丹砂”药入该方中。此方药后面还要叙述。汉代炼丹非常盛行，丹药的制作应该相当精良，供应也应该相当充分。
这些汤、丸、散、膏、丹等药物为军队医疗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药物支持。
以上说明，当时军中对疾病的治疗方法与药物供应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军队医疗保障不仅有了治疗手段多样化的医疗技术基础，而且还有了各类药物供应的物质基础。
四、有关医疗制度与善后抚恤
为了促进军队医疗保障工作的落实，汉代在军内建立了一系列医疗保障制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综合史实，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巡诊接诊制度
前述军医及时给病卒诊断疾病时，已经讲到军医要经常下基层部队巡诊，或被上级军官指派到下面去为病卒看病。同时，又有很多病卒去找军医看病，军医有接诊任务。这些都说明，军医巡诊接诊是一项基本的医疗制度。
2．病情报告制度
军医巡诊接诊以后，要将病卒病情记录下来。如《居延汉简》4•4B:“第卅一燧卒尚武，四月八日病头痛寒炅，饮药五齐，未偷”，齐，剂字误写；偷，愈字误写，汉简中多如此。不仅记录了得病士卒的单位和名字，还记录了所得病的时间、病名、病因、饮药剂量和治疗效果，非常详细，类似于后世医院的门诊诊断书和住院病历，至少可以说是诊断书和病历早期的雏形。记录的目的是要归档保存，现在之所以能有这些简被发现，与此有密切关系。记录完了以后，还要整理汇集成册逐级上报。这在《居延汉简》中反映的很清楚。从报送时间上看：有日报。如6•8简：“五凤二年（前56年）八月辛巳朔乙酉，甲渠万岁燧长成敢言，迺七月戊寅夜堕坞燧，伤腰，有瘳，即日视事，敢言之”，乙附： 15简：“建昭六年①正月辛未病卒名籍”，42•11A简：“三月辛巳甲渠候长福□，疾卒爰书一编敢言之□”等。有月报。如45• 15简：“鉼庭受廿三部五凤四年（前54年）三月病卒名籍”，311•6简：“遣尉史承禄便七月吏卒病九人饮药有廖名籍诣府”等。有年报。如49•17简：“竟宁元年（前33年）戍卒病死衣物名籍”46 •17简：“建昭六年正月尽十二月吏病及视事书卷”等。从报送的形式上看：有隧一级上报的。如上述6•8简“燧长成敢言”。有部一级向上报的。如上述45 •15简“廿三部”所报“病卒名籍”。有候一级向上报的。如上述311•6简“遣尉史承禄”，这个“尉史”应是候官的属吏，“名籍诣府”，此处“府”应指都尉府，故该简应为候官上报都尉府的病卒文书。可见病情报告基本上是按燧—部—候官—府（都尉府）这样一个程序上报的。从报送的内容上看：有名籍。上述简中名籍前基本上都加有“病卒”二字，说明名籍是专门记录有病士卒病情简况的薄册。有爰书。依据上述42•llA简中“疾卒爰书一编敢言之□”和198•9简:“〼敢言之，谨移戍卒病死爰书〼”，可知该爰书应该是前述名籍中病卒详细的病历文书，可供医生随查阅研究病情。此外，一旦该病卒医治无效死亡，还可作为证明材料移送给上级，说明其死因或作为病卒所在地政府抚恤其家属的依据。有书卷。从上述46•17简和8•1A简：“阳朔（前23年）二年正月尽十二月吏病及视事书卷”中，可知书卷内记录的是某年“吏病及视事”的情况，说明该书卷是记录军吏当年得病和出勤情况的文书，以便上级查考军吏身体及工作状况，依此决定其能否升迁和任免。如E.P.T52:1 58简：“第十三燧长王安，病三月免”。
3．病休请销假制度
如《居延新简》E.P.T56: 78简：“□□四百五十柬，病休十一日，少四百卅五束”，记录了士卒因有病休假影响了工作；E.P.F22: 81简：“饮未能视事敢言之”，陈述了因病不能饮食，所以“不能视事”需请假；E.P.F22: 82简：“三月丁亥朔辛卯城北守候长匡敢言之谨写移燧长党，病书如牒敢言之，今言府请令就医”，明确有“病书如牒”，即现在所说的病假条，并说明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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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昭只有五年，无六年。估计为边远地区暂时不知有新年号，仍沿用旧年号之故。待研究。
是为了“就医”。前述6•8简讲“燧长成……伤腰，有瘳，即日视事，敢言之”， “有瘳”即病愈，病好能“视事”了，得赶快上报销假，不然超过一定时限，就会被免。可见当时军内吏士有病休养要请假，病好了要销假开始工作。
4．传染病人隔离制度
1975年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云梦秦简中的《封诊式》，有一条是乡村如何对疫病患者采取措施的资料。这条竹简讲述了里典甲向上级报告，发现本里人丙好像是患疠（即麻风病），于是经调查和医生检查，丙的确犯了麻风病。患疠病的人被送到疠迁所隔离，再进行医治。说明在秦代，对传染病就有—套报告、鉴定、隔离的完整制度，汉承秦制，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青州大疫，平帝诏曰：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①。由于患病人增多，疫情严重，政府因地制宜地腾出一些住宅作为疫病的隔离医院，集中为他们进行治疗，以防止疫病扩散。军队中也完全是这样。如据上表中统计，桓帝延熹五年（ 162年），皇甫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今甘肃、新疆、青海一带），军中大疫，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搭建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兵隔离开来，以免扩大传染范围。并亲自巡检，给予医药。这种将传染病人隔离起来进行治疗的制度，至今仍在沿用。
5．病、亡将士抚恤制度
为安抚军中伤病死亡的将士，政府曾采取过一些抚恤措施。据《汉书•高帝纪》记载，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追尊兄伯号曰武哀侯。下令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说明西汉初即已实行了这一制度。《后汉书•循吏列传•卫飒传》：“（建武）二十五年（49年），征还。光武欲以为少府，会飒被疾，不能拜起，敕以桂阳太守归家，须后诏书。居二岁，载病诣阙，自陈困笃，乃收印绶，赐钱十万，后卒于家。”说明东汉时这一制度继续得到实行。《三国志•司马朗传》记载：“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明帝即位，封朗子遗昌武亭侯，邑百户。”司马朗在军中巡视、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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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12《平帝本纪》。
治被感染疫病的士卒，被感染上疫病致死，之后，明帝给予了抚恤，封其儿子为“武亭侯，邑百户”。又《三国志•武帝纪》记载 “（建安）十四年（ 209年）……（曹操）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曹操下令县官、长吏给予“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以抚恤。《居延汉简》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267•19简：“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葬钱三万，其印绂吏五万，又上子一名尚书卒长□奴婢二千，伤者各半之，皆以郡见钱给长吏临致以安百姓也，早取以见钱□。”此简为西汉边郡吏民为羌人所杀或所伤之优抚诏书，诏书中的优抚甚厚。边郡地区对患病死亡士卒的抚恤，又261.27B简：“死卒钱二百卅”和287.24简：“戍卒鯀得安国里毋邱建国病死，官袭一领，官绔一领，练一两，钱二百卅”。这两支简都说死亡和病死的士卒只有二百多钱的抚恤费，加上衣服，可能是殓服，按当时边境衣服价格计算，也就是一两千钱①。与上述诏书所说抚恤金的数目明显偏低。但诏书是某个特定时期所发，带有悬赏性质，病亡士卒动辄成千上万，抚恤金若太高，当时国家也拿不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士卒因病死亡的抚恤金虽然偏低一点，也勉强能说得过去。
综上所述，秦汉政府对军队士卒健康是重视的。为了保障军队士卒的身体健康，当时军队中设置了医疗机构和相关医务人员，对各种疾病给军队造成损害的认识比较深刻，因而对军队医疗从药物供应、治疗方法和相应制度方面都给予相当水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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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