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各章，已就秦汉军队后勤保障的各个侧面，分别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具体考察研究。现在，拟从宏观或总体上就当时军队后勤的发展阶段、主要特点和地位作用等做些探讨。
一、后勤的演进与发展阶段
军队后勤保障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秦汉400多年中的军队后勤保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有别，它呈现出明显的发展阶段性。考之史实，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秦王朝吋期，军队后勤的全力展开阶段
秦自孝公开始“日夜东猎六国，百有余年”①，急欲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秦酝酿与展开了长期的后勤准备。史称：“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废井田，奖耕织，令新民给刍食；罚私斗，奖军功；改赋税，扩军备；专盐铁，充国库。商鞅这些富国强兵战略的实施，使“秦人富强”，“诸侯毕贺”②。此后，秦的经济实力超过东方任何一国，使东方六国为之震惊，遂“合纵”攻秦。秦面临他们合纵攻击的威胁，任用张仪为相，仍然坚持商鞅富国强兵政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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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洪迈：《容斋随笔》卷10。
②《史记》卷68《商君列传》。
国内经济，以“连横”对付“合纵”。为秦国继续积蓄经济力量赢得了时间，使秦能够东“拔三州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①。特别是吞并巴蜀，对秦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巴蜀气候优良，土地肥沃，经济繁荣，物产丰富，粮草充足，极大的增强了秦军队后勤保障的资源②。秦昭王时，司马错攻楚，率巴蜀众10万，大舶船万艘，浮江而下，从巴蜀运出大米600万斛③。巴蜀不仅给予了物资保障，还给予了10万的兵力保障，同时还利用巴蜀地处长江上游，水上运输之便利，“不费汗马之劳，……秦兵之攻楚也”④，取得了楚部分土地。又取义渠25城，攻韩夺宜阳。迫魏献地400里，韩献地200里。以后又东取定陶、南取黔中等地。随着土地的扩张，其军队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强，进一步增强了秦的国力。秦赵长平之战后，东方六国对秦更加恐惧，并力抗秦。秦王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使齐中立“四十余年不受兵”⑤。这样，秦起始于商鞅的变法政策得以继续坚持，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为秦军队进行统一战争奠定了后勤保障所需的物质基础。标志其为大一统战争进行的军队后勤保障准备阶段酝酿成熟。终于“振长策而御守内，吞二周而亡诸侯”⑥，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为进一步统一全国，前220年，“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⑦。由于渠道凿于湘水与漓江的分水岭上，比降很大，难以行船，工程异常艰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监禄创建了“斗门”（即船闸）三十六座，分段控制水位，使航船沿梯级上下。经过大约三年的艰苦劳作，终于开凿了全长为30余公里的灵渠。它的开凿成功连接了湘水、漓江，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构成了一条重要的后勤保障运输线，内地的粮秣、战具、军需物质由长江入湘水，经由灵渠而入珠江水系，源源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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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87《李斯列传》。
②正如《史记•张仪列传》司马错所云：“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
③霍印章：《中国军事通史》第四卷《秦代军事史》，1998年（平装本），第102页。
④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卷14《楚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⑤贾谊：《过秦论》。
⑥《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
⑦《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运送到岭南，有力地支援了南征百越作战的顺利进行。
秦始皇在南攻百越的同时，前215年，为反击匈奴的不断侵掠，巩固北部边防，确保都城咸阳的安全，又命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秦军进入塞外生活，异常艰苦，粮秣、衣甲、帏幕等军需物品的补给都因道途险远而十分困难。秦始皇用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援这场战争，为了运粮，“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①。动员了内地以至濒海郡县的人（包括妇女在内），大规模向北河转运粮秣。秦民当时是“丁男被甲、丁女转输”②，蒙恬军在后勤补给得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英勇作战，秋季出兵，当年初冬就推进到河套地区，收复了河南地；第二年初春秦军又攻占高阙、贺兰山地区，北逐匈奴七百里，收复了所有被匈奴侵占的西北边地。为防范匈奴再南下侵扰，蒙恬又集中力量修复了由高阙沿阴山山脉至云中的原赵国长城，还新建了由高阙向西沿狼山、贺兰山至榆中的长达七、八百里的长城，构成了针对匈奴的西方与西北方的防线。之后秦始皇又令云中、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民众修复燕赵原筑之长城，于是连贯起来构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举世闻名的秦长城，成为坚固的北方防线。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命蒙恬主持修筑咸阳北至九原的直道，以开通咸阳至北边边塞的运输线，以增强后勤能力③。
上述灵渠、长城、直道的修建，以及大规模动员全国人力为军队转运粮秣，标志着秦朝大一统后勤的强大与全面展开，这秦统一前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无法比拟的。
2．西汉前期，军队后勤的有效积蓄阶段
秦朝颠灭之后，持续了几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国号汉，都长安。汉王朝建立之后，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秦末暴政和战争造成的经济衰退，在战略上采取“南抚北守”之策，全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一是“以农为本”，恢复、发展生产。西汉开国初期，确良 “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④”人口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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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②《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③参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和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④《汉书》卷24《食货志》。
减，死于战乱和饥荒者超过人口的半数；生产停滞，经济凋敝，物资紧缺，就连天子也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只好乘牛车出门。国贫民穷，不言而喻，封建国家也不可能从人民那里索取更多的东西了。于是，汉初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总结了秦暴政亡国的历史教训。在指导思想上，奉行“黄老之学”，实行“罢兵归家”、“与民休息”的政策。将相当数量的官兵复员，并视其军功大小和爵位的高低，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复员官兵和原故诸侯子弟凡留在关中地区者，免除12年的赋役；回原籍者免除6年的赋役。为了保证裁军的顺利实施，刘邦采取了赐爵奖励的办法。当时规定，凡带罪从军者，一律赦免其罪；军吏卒爵位在大夫以下和未赐爵位者，一律赐爵为大夫；凡爵位在大夫以上者，一律加爵一等。这一政策，不仅缩减了军队员额，减少了军费开支，而且使一大批人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克服社会经济严重困难，起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汉高祖刘邦又下令：“故秦苑囿园地，令民得田之。”“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①。这样，因多年战争而流散逃之于山野没有户籍的人口，流归故籍，重新获得爵位和土地，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刘邦死后，西汉初期的著名政治家贾谊曾对文帝说：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晦，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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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1《高帝纪》。
②《汉书》卷24《食货志》。
贾谊在这里说明了抓好粮食生产不但是治国的根本，在军事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文、景二帝在位时期，继续倡导以“农”为本政策，多次颁布诏令劝农。文帝在诏书中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①景帝为鼓励农耕，也曾下诏：“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 ②”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接力式推行的“以农为本”政策，使当时社会经济从满目疮痍走向蓬勃发展，曾一度出现被视为封建社会“盛世”的“文景之治”。史载：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③。
说明汉前期70年间，恢复发展后方生产的政策成效明显。粮食丰收，财政丰盈，百姓丰衣足食，郡国的仓库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以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国富乃军队后勤保障之本。西汉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军队后勤保障创造了条件，为尔后对匈奴作战，积蓄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通过人粟赐爵、免罪和复卒的办法募集粮秣。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晁错向文帝进言：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 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 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神农之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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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4《文帝纪》。
②《汉书》卷5《景帝纪》。
③《汉书》卷24《食货志》。
“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
晁错真乃高人，汉政权采用晁错的建议“入粟赐爵、入粟免罪和入粟复卒”的办法，不用加重赋税就能从农民手中轻易地取得粮食，不仅能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还能解决官府和军队所需的大量粮秣问题。同时“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还解决了往边塞转输粮秣困难的问题，实在是一项积极、有效地解决军队后勤保障问题的绝好办法。
三是大规模发展养马业。由前述第二章内容可知，汉朝刚建立时，民间的养马业因战乱受到极大的破坏，出境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①。汉高祖刘邦因缺马而骑兵少受辱于匈奴，文帝、景帝时匈奴也常常侵扰汉边境。于是，从汉初起，历代皇帝都鼓励牧养军马，迅速发展骑兵。高帝时“创加厩律”，鼓励民间养马。吕后时为繁殖军马，明令禁止母马流往境外。文帝时专门颁行“马复令”，“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军马。景帝时，在边郡“益造苑马以广用”，仅“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就养马30万头，加京城“天子六厩”6万，计36万，还有诸侯国和郡县养马，马匹数量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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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4《食货志》。
是时，通过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入粟赐爵，免罪和复卒及大力发展养马业，为此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积极有效的后勤保障准备。
3．汉武帝吋期，军队后勤的实施有力与创新阶段
自汉武帝起，国家实力大增，采取的战略决策是“主力攻胡，开拓边疆”。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骚扰，大举用兵，军队后勤保障进入实施有力与创新阶段。
首先，进一步发展养马业，大规模地保障骑兵作战。汉武帝在西汉前期太仆管辖的大厩、未央、承华、騊駼、骑马、路軨“六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家马、龙马、闲驹、橐泉、骏马等厩。马匹由原来的36万匹增加到40万匹，加之地方养马，至此“众庶街巷有马，仟陌之间成群。”有了马匹，汉武帝开始大规模发展骑兵。于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骑兵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骠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 ①”元朔元年（前128年），卫青“复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②”元朔二年（前127年），“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③”元朔五年（前124年），“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④”元朔六年（前123年）“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三千余级。”又“月余，悉复出定襄，斩首虏万余人。 ⑤”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其夏，去病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广将四千骑先至，骞将万骑后。⑥”元狩四年（前119年）， “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青至幕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至寘颜山乃还。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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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
②《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
③《汉书》卷6《武帝纪》。
④《汉书》卷6《武帝纪》。
⑤《汉书》卷6《武帝纪》。
⑥《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
居胥山乃还。①”此次击匈奴仅“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②。上述长达十余年的与匈奴争战，每次出兵都是以骑兵为主力，少则数万骑，多则十余万骑，深入匈奴腹地数千里。如果没有跟随保障的辎重和马匹是不可能做到的。前119年，“青至幕北围单于”，跟随保障辎重的步兵数十万、马匹14万。由于军马的增多和骑兵的壮大，汉初经常扰边的匈奴受到沉重的打击，远遁漠北，“而幕（漠）南无王庭”③。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亲率大军“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④”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两次征伐大宛，往返数年⑤。这些将领所率部队皆以骑兵为主力，转战匈奴、西域。跟随骑兵部队进行远距离后勤保障进入强有力的实施阶段。
其次，盐铁官营，增加税目。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中后期，由于对外多年用兵，远距离的大规模后勤保障消耗，致使“大司农陈藏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于是，“盐铁官营，增加税目”以筹措后勤保障经费的创新之举出现。桑弘羊向武帝提出：
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佑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⑥。
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设立了盐官和铁官，归属大司农，由政府主管。实行盐铁专卖，充实了国家财政，支持了其对“四夷“战争的“军资”。不仅如此，当时为支持庞大的军队后勤费用。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在正常征收田租、算赋、口赋、更赋等赋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税目。如《汉书•食货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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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6《武帝纪》。
①《汉书》卷6《武帝纪》。
②《汉书》卷94《匈奴传》。
③《汉书》卷94《匈奴传》。
④《汉书》卷6《武帝纪》。
⑥《盐铁论•非鞅》。
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黄今言先生认为，这道税令“包含着六个方面的内容：(1)凡从事商业末作、囤积货物和放债取利者，即使没有市籍，亦得将其货物向官府自行登记呈报，折价计钱，每二千缗钱，征税一百二十钱。 (2)凡从事手工业或冶铸业者，每四千缗钱，征税一百二十钱。(3)凡身非三老、北边骑士者，每辆轺车征一百二十钱，商贾加倍，即每辆征二百四十钱。(4)凡有船身长在五丈以上者，每只征一百二十钱。(5)若有检举告发者，将没收财物的一半给他。(6)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准占有土地，违反法令者，没收其土地财产。我们从这道缗钱令的内容来看，它确实不是‘异时’税制的重申或再现，在征课的对象和方法上，均有重大的发展。①”这些新开辟的税目征课很重。对交易额每2000—算，征税120钱，税率为6%。车船税，凡商贾的轺车，（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每辆二算，计240钱。这些税钱的用途，除满足政府行政开支外，主要用来支付军费。史载：
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②。
武帝时，多次同匈奴作战，战马损失很大，为加快战马繁殖，还对官、民强征马口钱。史载：
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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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今言：《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7页。
②《汉书》卷96《西域传》。
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
可见，汉武帝时为实施强有力的军队后勤保障，还“租及六畜”。
再次，实施军队屯田。从第三章叙述中可知，这一措施也是汉武帝时期，为解决后勤军资保障不足的一大创举。当时民族战争规模空前，戍边士卒众多，军粮长途运输损耗巨大，劳役负担太重。武帝开始在边郡设置农都尉一职，来管军中农业生产，以实现军粮的部分自给。于是，中国军事屯田制便应运而生。“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①。其规模之大，历史上少有。不仅使边防实力得到增强，而且部分解决了边防军队后勤保障难的问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经费。
上述汉武帝时期，强有力的军队后勤保障的实施与创新，使当时的军队创造了空前的战绩，疆域扩大，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并进一步得到巩固。但汉武帝运用社会资源长期保障战争的结果，导致社会财力、物力包括军马匮乏。对此， 《汉书•霍去病传》曰：“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汉书•食货志》也曰：“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赋税既竭。”师古注曰：“比岁，频岁也。”经过连年的战争，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汉武帝晚年，逐渐认识到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对资源的消耗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故下轮台罪己之诏，宣布： “方今之务，在于力农”②。开始调整策略，全力发展生产。
4．昭帝至平帝时期，军队后勤实力恢复与适度运用阶段
武帝晚年政策的及时调整，不仅避免了秦的悲剧，同时也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昭帝继位“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③”发展农业生产，经济实力增加。后勤保障实力很快得到恢复，史称“昭宣中兴”。史书记载：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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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30《平准书》。
②《汉书》卷24《食货志》。
③《汉书》卷7《昭帝纪》。
④《汉书》卷24《食货志》。
“百姓益富”①。
这样，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面对西羌的反叛又有了征伐的实力，遣后将军赵充国领“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骑……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②”击西羌；在击西羌期间，为避免军资过渡消耗，赵充国上书继续实行屯田，认为“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③。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遣左将军冯奉世“将万二千人骑”，后又运用“以夷制夷”策略，“发三辅、河东、弘农越骑”④等击西羌，以减轻后勤保障费用。此外，为保障战争需要，还能根据需要，或废或置盐铁专卖，以保持后勤实力的适度存在。如《汉书•食货志》记载：
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其后（永光三年前41年）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
这些记载说明，盐铁官营是政府筹措军队后勤所需军资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下能及时被废除，让利予民；但战争需要经济保障时，又会很快恢复。上述后勤实力的很快恢复和适度运用，保持着对“四夷”的强大威慑力。宣、元以后汉朝边境基本保持平静。如《汉书•食货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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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89《循吏传》
②《汉书》卷8《宣帝纪》。
③《汉书》卷69《赵充国传》。
④《汉书》卷79《冯奉世传》。
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
哀帝即位……今累世承平……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可见，此阶段后勤实力的很快恢复和适度运用非常成功。
5．王莽吋期，滥用军队后勤实力阶段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本来“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社会经济一派繁荣。然而“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遂遣使夺“宣帝始赐单于印玺……贬钩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不顾一切的倾其国家所有用于征伐“四夷”。“后三年，莽知民怨”，此时王莽如果能同汉武帝一样，调整政策，收缩用兵，减少费用和资源消耗，加强发展经济，仍可挽救大局。但十分令人遗憾的是：
刑罚深刻，它政誖乱。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橫赋敛，民俞贫困。常苦枯旱，亡有平岁，谷贾翔贵①。
王莽为了维持战争，不得不“它政誖乱”、“数横赋敛”，以筹措经费。主要表现在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托古改制，实行“五均”、“赊贷”和“诸斡”等手段来敛取社会财富。《汉书•食货志》曰：
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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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4《食货志》。
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 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
通过在京师长安设置东西市令，在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五大城市设置“五均”官，管理市场的物价，来收取工商税。如此还嫌不够，又行“赊贷”收取利息。师古（注）曰：“《周礼》泉府之职曰：‘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人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谓人以祭祀、丧纪故从官赊买物，不过旬日及三月而偿之。其从官贷物者，以共其所属吏定价而后与之。各以其国服事之税而输息，谓若受园廛之田而贷万钱者，一期之月，出息五百。”同时又设置“诸斡”经营管理盐、铁、酒等来争夺社会经济资源。此外，从公元7年到14年，还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以小钱换大钱，来敛取民财。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上述居摄二年（7年）第一次币制改革不久，于始建国元年（9年），进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废除错刀与五铢钱，另外发行“宝货”。紧接着又于天凤元年（14年）进行了第三次币制改革，王莽“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三次改革，“每壹易钱，民用破业”，“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农商失业，食货俱费”①。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王莽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②，连年无节制地对外对内用兵，又无节制地采取上述手段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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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4《食货志》。
②《汉书》卷24《食货志》。
搜刮财物，滥用军队后勤保障实力，巨大的战争费用和物资消耗使社会经济崩溃。导致“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①物价飞涨，“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以至于亡”。外战加内乱，致使王朝灭亡。
6．东汉之初，军队后勤收缩阶段
刘秀在剪灭群雄，进行统一战争时，由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当时“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鄣塞破坏，亭队绝灭”②。“丧乱之余，郡县残荒”③。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残破，粮食匮乏，“黄金一斤，易粟一斛”④。“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⑤。为解决军队粮食奇缺的困难。光武帝的军队首次在驻守的内郡进行军事屯田，如《后汉书•刘隆传》载，建武四年（28年）刘隆“屯田武当”；同书《张纯传》载，建武五年，张纯“将兵屯田南阳”；《王霸传》载，建武六年，王霸“屯田新安”，又于八年“屯田函谷关”。这种内郡军屯，为解决当时军粮供给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东汉政权建立后，军队内郡屯田就不复存在了。光武帝出自“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遂奉行“保境安民、俱存不扰”的战略思想，一般不轻易用兵。故改革军制，精兵简政，建武六年（公元30年）宣布“罢郡国都尉”、“关都尉”；第二年又“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⑥，废除更戍役制及都试制度，收缩军队后勤保障，着力于恢复、发展生产，内修政治。在财政政策上，强调“开源节流”。据文献记载：
世祖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⑦。
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穡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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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4《食货志》。
②《后汉书》卷113《郡国志》注应劭《汉官》。
③《后汉书》卷36《郑兴传》。
④《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⑤《后汉书》卷17《冯异传》。
⑥《续汉书》志28《百官志》。
⑦《续汉书》志24《百官志》。
⑧《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此后，从光武帝到明帝、章帝期间，税赋徭役相对减轻。如建武六年( 30年)，将过去因战争年间实行的“什一之税”改为“三十税一” ①。建武十三年（37年），由于“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②”据《光武帝纪》和《明帝纪》记载，此期间皇帝还曾多次颁布了减免“假税”、赈济贫民的诏令。到了明帝永平十二年（ 69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③”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虽然“北伐匈奴、取伊吾卢地”，但能及时“置宜禾都尉以屯田，”既“遂通西域”④，又减轻了后勤保障的压力。直到章帝，虽然也时有战争发生，但总体上战事较少，后勤保障处于收缩状态。
精兵简政，收缩后勤保障的结果，虽然对恢复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因此削弱了军力，使之“主旅不振”⑤。
7．和帝以后到东汉末期，军队后勤变革与调整阶段
自和帝开始，特别是安、顺以来，统治者吏治腐败，加之“王旅不振”，羌人等少数民族叛乱不断。对此，统治者又采取了予以镇压的战略，故长期“戎事不息”，军费增加，财政困竭。如《后汉书》记载：
（安帝）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顺帝）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⑥。
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⑦。
后勤保障不得不变革一些光武帝时期的收缩政策，采取一些调整措施。
一是继续在边境实行大规模军屯。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为制羌，采纳虞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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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③《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
④《后汉书》卷88《西域传》。
⑤《续汉书》志28《百官志》注应劭《汉官》。
⑥《后汉书》卷65《段颎传》。
⑦《后汉书》卷87《西羌传》。
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
此后，在西北羌人居住地区“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①”又在东北地区“复置玄菟郡屯田六部。②”
二是增加“调”的科派。随着对匈奴特别是西羌的战争增多，为收敛物资，扩大财源，统治者巧立名目，在赋外增加“调”的科派。据《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的诏令曰：“比岁不登，人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其责。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余郡悉半入。”桓帝诏令中曰“前年”、“今岁”之“调”。说明“调”在当时已经成为统治者扩大财源的一种比较固定的征科项目了。与西汉时“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③”的临时性调拨或调济意义明显不同。这在《后汉书》的其它传记中也有反映，且作为赋外科目的“调”与军队后勤需要有密切关系。如：
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炫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④。
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足给之⑤。
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颎时吏，晓习战陈……急绝诸郡赋调，冀尚可安⑥。
初置騄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⑦。
京师之费，十倍于前，河内一郡，尝调缣、素、谷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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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58《傅燮传》。
②《后汉书》卷6《顺帝纪》。
③《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④《后汉书》卷51《庞参传》。
⑤《后汉书》卷73《刘虞传》。
⑥《后汉书》卷57《刘陶传》。
⑦《后汉书》卷8《灵帝纪》。
⑧《后汉纪》卷20本初元年九月朱穆奏记。
当时统治者根据需要征调的范围极为广泛。不仅调取谷帛绵绢之类，有时还调取货币、马匹，其征调无定数，无定时，也无定物①。正如《后汉书•左雄传》所云：“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特选横调，纷纷不绝”。与此同时，在东汉后期又增加了民田征调。如《后汉书•陆康传》记载：“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敛十钱”。
三是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据《后汉书•顺帝纪》记载，顺帝永和元年（136年），“诏贷王、侯国租一岁。”汉安二年（143年），“甲辰，减百官奉。丙午，禁沽酒，又贷王、侯国租一岁。”桓帝延熹五年“冬十月，武陵蛮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坐奔北弃市。辛丑，以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讨之。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②”《后汉书•冯绲传》说：“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说明东汉时这种情况不少。
四是辄贷于民。如安帝永初四年（110年），“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且连年不登，谷石万余。”庞参奏记于邓骘曰：
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贵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衒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痰行则抄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不足，辄贷于民③。
这些变革、调整措施，虽然一时缓解了当时军费的紧缺之急，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更加激化阶级民族矛盾。
8．灵帝中平以后至东汉灭亡，军队后勤保障不济阶段
阶级民族矛盾的激化，使得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少数民族叛乱不断，特别是黄巾大起义，虽然最终被统治者镇压下去了，但因连年战争，消耗巨大，军资短缺，国家对军队的后勤保障开始处于不济状态。例如《后汉书•刘虞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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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42页。
②《后汉书》卷7《桓帝纪》。
③《后汉书》卷51《庞参传》。
（中平年间）后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而牢禀逋悬，皆畔还本国。《前书音义》曰：“牢，贾直也。”禀，食也。言军粮不续也。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在对汉灵帝上书时也说：
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
后勤保障不济，各支军队解决军用粮秣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为了生存，必然自筹。从此，为争夺后勤补给地盘的战争便不断爆发。这样，朝廷也就失去了对各地军队的控制，群雄四起，军阀混战，社会政治、经济都陷于混乱，终致东汉王朝覆灭。
二、后勤保障的主要特点
秦汉时期军队的后勤保障和先秦相比，不仅有显著的发展，而且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兹就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做些初步的论列。
1．后勤领导体制渐趋形成
先秦时代已出现了专门负责军队后勤保障的机构和官员。例如，文献记载中有“股肱官”①、“遗人、旅师、委人、廪人、舍人、仓人”②等专门的后勤保障机构。在大致同一时期的古罗马，也出现了“军需官”③等后勤运作官员，但没有形成像秦汉时期那样大一统、强有力、多层次、较完备的后勤保障体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举对外用兵，动辄数十万，均能迅速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军队作战。汉代也是常常动辄数十万的出兵，南征北战，赶匈奴出“漠南”，都领“西域”，统一“岭南”，平“西羌”、“鲜卑”、“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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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2《夏本纪》：“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集解孔安国曰：“股肱之臣喜乐尽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业乃广。”
②《周礼•地官》。
③（美）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63页。
桓”之乱，这与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分不开的。秦汉时的后勤体制，从中央到地方乃至边防都有相应的机构和吏员。
(1)中央的后勤保障机构。当时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常对各种后勤保障任务作出决断。交由中央相关机构具体处理承办。最高军事职官是太尉（大司马）， ①“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②太尉列在最高层官员“三公”之内，协助皇帝主管军事，一些军事决策均出于太尉（大司马）之手。但“三公”之一的丞相作为皇帝的重要辅佐也常参与军事、后勤事务的领导和决策。汉初的首任丞相萧何，楚汉战争时治理关中， “镇国家，抚百姓”，发展生产，安定后方，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结果帮助刘邦取得了击败项羽的胜利③。丞相往往为后勤建设出谋划策，戮力经营，特别是制定厩律，发展养马业，装备骑兵集团，反击匈奴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汉时，尚书台下的尚书六曹总揽政务，他们常参与一些后勤事务的决策。三公之下九卿中的大司农、少府、少尉、大仆等又有明确的后勤保障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