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秦会要订补》。
⑥《后汉书》卷80《杜笃传》。
⑦《后汉书》卷20《王霸传》。
⑧《后汉书》卷58《虞诩传》。
⑨《汉书》卷24《食货志》。
⑩《汉书》卷24《食货志》。
再有京师转运至战争前线，“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①，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运输力量为“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②，按前述当时边兵约100万计，口粮（折成今量）大约每月五十斤推算，年转输量当在6亿斤以上。在畜车或人挽车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时代。这个转输量在秦汉以前任何一个诸侯国是不可能达到的，也无必要，因为先秦时战争多在中原内地进行，战争空间和持续时间都没有这么大。只有到了秦汉时期，远途转输力量因战争需要和大一统强有力后勤保障体制的形成，才能得到这样大的发展。
（4）开辟了军马牧养、征集的新途径。“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秦汉时期，军马的需求远超于前代。这一方面是因为反击匈奴需要发展大规模的骑兵；另一方面是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损失马匹多，需要及时、不断的补充，加之运输马匹的需求增大。因此，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大力牧养和征集军马。秦汉时期对军马的牧养政策、途径、手段、措施是多样化的，先秦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与之相比。当时养马已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予以管理。《秦律》中有《厩苑律》和《厩律》。西汉初，萧何也制定《厩律》，发展养马。中央和地方均设有养马机构，大规模的建立养马基地和场所，尤其是在边地设苑养马，有36苑，仅养马官奴就有3万，不仅保证了马不因环境改变而品种退化，且方便了对边防部队马匹的直接供给。东汉时期，出于对西羌作战的需要，再次大规模造苑养马，并将马场西移，开辟了凉州（今甘肃省境内）、越州、汉阳、益州等牧场，在西南也设置了养马场，官养马匹成为战马来源的稳定渠道。为了发展养马业，官府不惜用提高马价、复卒等办法来鼓励民间养马。同时还在正赋中加收口钱，以“补车骑马”③，每人增加三钱，以此大量购买马匹。有时甚至是用发动战争的手段来掠取马匹等等。秦汉政府对筹养马匹的重视，为其进行的边防战争带来了实效。秦代之所以能“西北斥逐匈奴”，汉代之所以能数次远征匈奴，甚至抵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附近，主要得益于筹马手段得力和军马供用及时，从而保证了军队远征的机动
————————
①《汉书》卷24《食货志》。
②《汉书》卷61《李广利传》。
③《汉书》卷6《武帝纪》。
力。如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就曾组织了十四万匹预备马随行，这既增加了后勤供给的载重量，也加强了机动作战的能力，使后勤保障的及时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匹保障成为秦汉后勤保障结构中的重要内容。
（5）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信息保障。秦汉时期，曾征调大批人员修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和边防障塞工程。并在这些交通要道和边防障塞中建立了大量的邮、亭、驿站、传舍、烽燧等信息传输与采集设施，把各地联系起来，不仅为民用交通和信息传递开启了方便之门，更是为军事信息的传递提供了网络通道。为中央政府控制和了解各地的情况，防止其叛乱和外敌入侵，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信息保障。
（6）开创了医疗保障的新局面。由于当时军队长期离开中原地区南征北战或驻守在边疆，师旅暴露在外，生活环境、条件差，士卒极易感染各种疾病。如不及时医治，非战斗减员增大，直接影响战斗力，因而促使秦汉政府开始重视军队医疗保障问题。秦汉文献和简牍中的相关资料显示，当时军队中开始设立医疗机构，机构中的编制有军医、医吏、医卒等人员，这些人员任务明确。对各种伤病员，能给予及时的诊断，并能及时实施汤、丸、散、膏、丹等药物和包扎、针灸、外敷等外科手术治疗。有伤病员实行巡诊接诊、病情报告、病休请销假、传染病人隔离、伤亡将士抚恤等制度，使军队医疗在组织人员、药物和医疗技术、制度等方面有了相当高水平的保障。据李振宏先生考证，汉代居延地区屯戍吏卒疾病的治愈率高达77.65%①，说明秦汉时军队中的医疗保障水平已经发展得相当之高。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军队后勤保障结构已有很大变化，先秦时代单纯以武器、粮草为主，此时则向武器、粮草、转输、马匹、信息传递、医疗等多元化发展。即使是武器、粮草保障体系本身也在扩展，如武器保障的品种增多、样式更新、质量提高等，粮草保障措施增加了屯田等。其保障结构在许多方面成效十分显著，而且还具有开创性。保障更加有力，对当今极有借鉴意义。
————————
①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第101页。
3、后勤费用在财政支出中占主导地位导致述会经济周期性失衡
秦汉时期，大规模、频繁地对外用兵，养兵100余万，导致后勤费用增加，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相当大。从前面“军费的筹措与财务管理”一章的概略测算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一点。仅每年要开支的常规性后勤费用就高达78亿左右，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为65%。剔除以田租实物供给的粮秣费用，也达28亿，占国家财政总收入比例为23.3 %，占大司农经费收入的比例为70%，充分说明后勤保障费用在财政支出中占主导地位。这些还是正常的养兵费用，战争时，后勤保障费用更是急剧膨胀，常常使大司农府库空竭，不足以奉战士。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性措施，筹集军费，与民争利，与社会争资源，导致社会经济出现周期性失衡。
尤其是秦始皇、汉武帝、王莽和东汉后期的战争，给社会经济破坏性很大，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失衡现象非常明显。秦始皇时出兵50余万南平百越、30多万北击匈奴，为配合这两场战争，使成千上万甚至是上百万的人修驰道、直道，筑长城、凿灵渠，千里馈粮。又“收太半之赋”①，不惜一切的竭天下人力、物力、财力“以奉其政”，一度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②的社会经济严重失衡现象，由此引发了社会动荡，加速了自己的灭亡。直到汉初， “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③”社会经济依旧萧条不堪。西汉前期不得不休养生息，发展经济70余年，才使得社会经济失衡现象得以彻底消除。至武帝初年，经济形势很好，“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但武帝从建元三年（前138年）遣严助发会稽兵救东瓯开始“戎事不息”。据《汉书•武帝纪》和各少数民族传记记载，其在位53年，仅对北对匈奴用兵就多达44年，几乎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战争。同时又东征朝鲜，南取南越，西战西羌、大宛，通西南夷。其远途征战，后勤保障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极大。如史书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发骑兵10万远征漠北，步兵数十万、
————————
①《汉书》卷45《伍被传》。
②《汉书》卷24《食货志》。
③《汉书》卷24《食货志》。
马匹14万随队给予辎重保障①。李广利征伐大宛“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师古曰：‘糒，乾饭，音备’）。②”长期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使得“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③”社会经济又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④。开始调整策略，把主要力量转入发展生产，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上来。这种调整非常及时，不仅避免了秦的悲剧，使前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付出的经济代价，取得的开疆拓土、驱匈奴于漠北、平定各少数民族叛乱、通西域、边固国安的成果得以保留。同时也为以后“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史称：“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⑤。至“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哀帝即位，累世承平，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⑥。说明统治者致力于发展生产，少兵革之事，不消耗国家资源，社会经济失衡现象才能得到彻底改观。王莽摄政篡位时，还“因汉承平之业……天下晏然。”⑦然而王莽兴师动众，数横赋敛，民俞贫困。导致“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物价飞涨，“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以至于亡”⑧。不仅社会经济出现失衡，而且还致使王朝灭亡。至东汉时，光武帝只有大规模裁减兵员，尽量减少战争及其费用，与民休息，发展经济，以调整社会经济失衡现象，史称“光武中兴”。然而战争有时又无法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种种原因，民族问的矛盾冲突及战争，开始时有发生。特别是安帝以后“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顺帝）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
——————————
①参见《汉书》卷6《武帝纪》，卷94上《匈奴传》。
②《汉书》卷61《李广利传》。
③《汉书》卷24《食货志》。
④《汉书》卷24《食货志》。
⑤《汉书》卷24《食货志》。
⑥《汉书》卷24《食货志》。
⑦《汉书》卷24《食货志》。
⑧《汉书》卷24《食货志》。
犹不诛尽”①。“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②。再一次导致社会经济失衡，造成民怨沸腾，农民起义不断，从此政治上也失去控制，群雄四起，军阀混战，社会政治、经济都陷于混乱，以致东汉王朝覆灭。
上述说明，在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很高、社会财富不是十分充裕的情况下，由于战争后勤保障费用占用国家资源过多，必然引发社会经济失衡，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国家灭亡。在抵御外敌入侵、平定内部叛乱等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根据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战争保障，保障到什么程度才能既保持国力强盛，又不使其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激化社会矛盾，以及如何既做好战时经济保障，又不致使国民经济超负荷运行，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以为至少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树立后勤保障成本观念，对战争要慎之又慎。战争是有成本的，要达到军事目的，必须投人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是人力，一旦被占用，不仅不能用其来生产其他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要耗费掉大量的物资财富。所以，古人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③。战争在不得已的情况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即使是不得已用之，也要核算成本。《六韬•龙韬•王翼》中记载有“法算”一职，“主计会三军营壁粮食，财用出入”。《孙子•军形》篇中也提出，十万之师出征，就会有日费千金的耗费，这就要求在作战之前对后勤保障能力、经济承受能力进行估量，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对战争成本耗费的权衡大体为：“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这五个方面彼此互为因果关系：“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国家幅员大小及资源“度”的不同，兵力众寡不同，军事力量对比的“称”就不同；力量对比不同，就产生了战争胜负的不同。由此可见，孙子对战争成本的巨大耗费是有清醒认识的，因而强调对战争成本要度量、权衡。《管子》对战争成本也有比较具体的认识，曰：“春秋一日，败费千金”④“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计之功
————————
①《后汉书》卷65《段颎传》。
②《后汉书》卷87《西羌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