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管子•侈靡第三十五》。
弃”。战争“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否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一旦战争的财力投入超越国家经济的承受力，就会造成“举兵之日而竟内贫”，即社会经济严重失衡后果，上述秦汉时期的战争造成的经济周期性失衡就是明证。因此，必须“量蓄积，问伏利”①，量力用兵。商鞅则提出：“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②”也就是说，军队出征，粮食充足而财物有余；军队休整，兵民共耕而经常有丰足的积蓄，这样才是合理利用战争资源和随时准备征战的原则。其思想很明确，战争是要耗费粮食和财物的，事先必须做好准备。不仅计算自己的战争费用和物资，还“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若其“国虚则民贫，民贫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③”东汉后期，三国分裂瓢摊，爱二国支持长期战争带来极大困难，战争成本的观念也日益受到普遍重视。曹操曰：“欲战先算其资”④，诸葛亮曰：“量力而用，用多则费”⑤。
上述说明，只要有战争存在，就必然会有战争成本，这是客观的必然，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回避。如果不计成本，强行战争，肯定会如上述黄公石所说，造成国虚民贫，上下不亲，内外交困，是谓必溃。秦的短命和王莽政权的很快覆灭就是最好的实例。因此，对待战争必须慎之又慎。
二是掌握好后勤保障供给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一旦出现失衡要及时调整。这是由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后勤保障不仅对社会经济有依赖作用，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战争消耗了大量宝贵的社会经济资源，从而极大地压抑了社会经济的供给量和需求量，降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水平和质量，甚至有可能彻底摧毁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能力。因此，一旦出现社会经济失衡，必须尽快调整。这一点西汉时刘邦和汉武帝及东汉光武帝刘秀都做得比较好。刘邦战匈奴失利后，能忍辱与匈奴和亲休战，发展生产，图强经济，为“文景之治”和武帝装备大量的骑兵集团，深入匈奴腹地反击匈奴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晚年悔悟战争，及时调整政策，为“昭宣中兴”提供了机遇。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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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参患第二十八》。
②《商君书•算地》。
③ 黄公石：《三略》。
④《曹操集•孙子注•作战篇》，中华书局，1959年。
⑤《诸葛亮集•治军》。
刘秀罢兵，发展生产等，都较好地控制了因战争后勤保障费用过大导致社会经济失衡的现象。总结他们的做法：一是在经济实力不及的情况下，战争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二是调整兵员机构，精简冗兵；三是尽力开发和拓展经济发展的渠道。这些都是成功的范例，至今都值得借鉴。
总之，秦汉大一统时期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时代，在中国后勤保障史上，它所开创的各项重要制度、体制、政策和方法所显示的某些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后勤建设的作用和意义
对秦汉后勤保障问题考察之后，我深感其对当时军队建设和战争行动影响之大，以及与整个社会经济的联系之密切。这种作用正如美国海军少将埃克尔斯所论述的“战略和战术提供遂行军事作战的计划，而后勤提供其所需手段”①。后勤是国家经济体系和它的作战军队之间的桥梁。其桥梁建设的好坏，与国家经济及其作战军队两端，都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1．可以推动经济建设
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后勤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后勤保障消耗社会经济，其消耗过度时还会导致社会经济失衡。但另一方面后勤建设也可以推动社会经济建设。战国时时期，各国为在兼并战争中取胜，全力加强军队后勤建设， “富国强兵”，使经济得到发展。特别是商鞅佐秦时， “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使秦国经济实力异常的强大。楚汉战争时也是一样，刘邦为加强军队后勤保障，留萧何治理关中，发展生产，不仅组织、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了前线，帮助刘邦取得了击败项羽的胜利，而且“镇国家，抚百姓”②，安定了后方，促进了后方的社会经济建设。两汉之交，刘秀在夺取政权的激战中，同样注重战争后方的后勤保障建设，为满足前线军资的需要，他委任寇恂在河内发展经济，“坚持转运，给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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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际百科全书》《后勤条目选编》（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25页。
②《汉书》卷1《高帝纪》。
军粮”，“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①。不仅保障其取得了击败政敌的胜利，而且使“河内完富”。此外，秦汉时期，为保障军事需要修筑的驰道、直道、五尺道、褒斜道、飞狐道以及灵渠、北边运河等，不仅方便了军事交通运输，也极大的方便了民间的交通运输和经济交往，同时还为农田水利灌溉提供了便利。由此可见，，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不仅可以增加积蓄，支援前线，保障战争取得胜利，而且还可以发展社会生产，促进国家经济建设。
2．能够促进科学技术发展
战争促使统治者想尽一起办法更新武器装备，这种更新极大地促进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汉前期面对强大匈奴骑兵的骚扰，令统治者绞尽脑汁想办法对付匈奴，晁错通过认真分析对比汉、匈双方武器装备的优劣，认为：“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②。“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③。于是，为对付匈奴，汉统治者高度重视发展养马业，不惜一切代价征伐大宛，以求汗血马，结果促进了中国马匹品种的改良，同时也促进了养马的技术、治疗和预防马病技术以及相马术的大力发展。养马开始科学化，由国家统一配供饲料；对马病的预防和治疗，秦简和汉简中有实施检疫的规定和很多治疗药方，说明预防和治疗畜病技术有了发展；相马术方面，出现了马援这样的名将，他不仅“好骑，善别名马”，还写出《铜马相法》，并按良马外形，铸一“铜马式”置于宫廷④。相马术又反过来又促进了马种的改良。军马牧养技术大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促进了其它畜类养殖技术的发展。这是秦汉时期为击败匈奴在避短方面促进相关科学技术发展的实例。在扬长方面也是如此。为进一步发挥汉军的优势，大力生产和使用弓弩及铁兵器。特别是汉武帝时把冶铁业收归官营，在全国各地设置了铁官，动员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探测矿产资源，发展铁器生产。当时冶铁作坊遍布各地，生产设施规模巨大，冶铁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空前提高，冶铁技术不断发展改进。如第一章所述，出土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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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16《寇恂传》。
②《汉书》卷49《晁错传》。
③《汉书》卷49《晁错传》。
④《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
剑、铁箭镞、铁铠甲、铁戟和环首刀等大量的兵器，其中有的是渗碳钢或低碳钢制成的。山东苍山出土的东汉永初六年的环首钢刀、徐州出土的东汉建初二年钢剑等铁兵器，经过鉴定都是以炒钢为原料，经过反复折叠锻打而成的，说明铁兵器的制造，促进了“百炼钢”技术在当时的发展。同时冶铁业的发展，又带动了“水排”鼓风技术的发明，冶炼炉的鼓风功效大大提高，不仅节省了人力、畜力，而且生产力水平发生质的飞跃。增强了冶铁炉的火力，提高了炉温，又反过来极大的促进了渗碳制钢和百炼钢技术的蓬勃发展。这些技术无疑也促进了民间铁制生产工具及其用具生产技术的发展。当时的战车与战船生产制造也一样。各种战车的制造，包括食厨车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民间造车业的发展。例如，东汉彭城相袁贺家便有专门的“造车匠”。①王褒《僮约》：“持斧人山，断揉裁辕”。又山东嘉祥洪山汉画像石也有以表现地主田庄中工匠制作车辆为题材的画面②。此外，当时“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③”，说明复杂的造车技术已经在民间得到普及④。全国沿长江、东南沿海及洛水一带，广泛分布的各种战船和漕运船制造场地，极大地促进了造船技术的发展，过去造船用木钉、竹钉连接，当时已被铁钉连接取代，并开始使用油灰捻缝技术，以增加船舶部件之凝结强度。广州造船工场的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些铁钉、铁凿、铁锛等造船材料和工具⑤。这种用铁钉连接船体的技术比外国早得多，至公元15世纪，其他国家造船仍然使用皮条和绳索捆扎的落后联接工艺。不仅如此，而且秦汉时期所造的船，已使用了舵、橹、帆、锚等先进设备，这更是造船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上述说明，军队后勤建设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是这样，秦汉以后及其现在也仍然如此，海军装备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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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48《应奉传》。
②山东博物馆等：《山东画像砖石选》，齐鲁书社，1982年，图181。
③《三国志》卷16《魏书》16《仓慈传》。
④《管子•轻重乙篇第八十一》：“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一钻、一凿、一、一轲，然后成为车”。《周礼•考工记》：“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续汉书•舆服志》：“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为多”。
⑤关于“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真伪有争议。我在军械生产一章已述，认为不管它是何遗址，现场出土的一些铁钉、铁凿、铁锛等工具，加之秦汉时期冶铁业确已发展，可以断定当时用铁钉连接船体应该没有任何疑问。
问海运技术的发展；空军装备的发展，促进了民间航空技术的发展；军事卫星的研制与应用，促进民间通信技术、气象预报技术、电视传媒技术等一大批高新产业技术的发展；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促进了民间核能技术的开发和刹用。总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后勤建设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看来，后勤保障工作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为民造福，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用之不当，会极大的消耗社会经济资源，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
3．可保障战争取得重大胜利
秦时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到塞北地区伐匈奴。塞北地区气候寒冷，风沙连天，又多荒山野岭，道途险远，生活异常艰苦，粮秣、衣甲、帏幕等军需物品的补给十分困难。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士卒根本就无法生活，更别说打胜仗了。为了运粮，“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陲、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①。动员了内地以至濒海郡县向北河转运粮秣，不惜任何代价，秦民当时是“丁男被甲、丁女转输”②。大批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这场战争。蒙恬军在后勤补给得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自秋季出兵，当年初冬就收复了河南地。第二年初春，秦军又渡过了黄河攻占高阙、贺兰山地区，北逐匈奴七百里，收复了所有被匈奴侵占的西北边地。“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③。考察秦始皇北击匈奴的战争，真正用于作战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作战经过也比较简单，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激烈的恶战④。但是，在作战前后，后勤保障所用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却是巨大的。正是因为有了这巨大的后勤保障力量，才使得蒙恬军队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保持着巨大的战斗力，将战争进展得如此顺利。尉屠睢率50万大军南征百越，越人退入深山丛林之中，以原始游击战的形式，与秦军长期相持，秦军因交通不便，供应困难，“粮食绝乏”，“士卒劳倦”，逐渐陷入被动，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如不尽快解决粮秣给养运输问题，南征百越有可能因此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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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②《汉书》卷64《严安传》。
③《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④霍印章：《中国军事通史》第四卷《秦代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6 ～118页。
败。于是，秦始皇紧急组织力量凿“灵渠”修“新道”①。这两项工程建设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和秦军作战的后勤供应，从而为战争后期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前述刘邦“楚汉战争”以弱胜强，萧何在后方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功不可没。汉武帝反击匈奴、征伐西域成功，与前述大力发展养马业，装备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众多骑兵集团，深入匈奴和西域境内作战，大量步兵辎重和马匹随队保障，并大量使用铁兵器，“军吏持尺刀”，用“弓、弩”，“矢”、一日“五十万矢皆尽”，②这样强的后勤保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平定南越、东越大量使用战船从水路四路并击：“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 “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领，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110年）冬，咸入东粤”③。如此大规模的从水路攻击，没有众多的战船保障显然是不行的。尤其是横海将军韩说浮海从东方往，所用战船肯定非常先进。东汉耿恭击匈奴，发明了毒矢，以毒矢射敌人，“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④。说明后勤装备的一点点小的发明改进，都能在战争中起重大作用。
上述说明，后勤建设的作用和意义非常的重大。故秦汉时期从诸位皇帝到各丞相、重臣和兵家，无不重视后勤保障工作。如秦始皇修筑道路、开凿灵渠；刘邦用萧何“给饷馈，不绝粮道”；汉武帝“为伐胡故，盛养马”；刘秀委寇恂“以河内，坚持转运”；萧何“计户转漕给军”⑤；寇恂“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⑥；郦食其劝刘邦“收取荥阳，据敖庾之粟。”；晁错告诫“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建议“徙民治塞”，献车骑马“复卒”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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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②《汉书》卷54《李广传》。
③《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④《后汉书》卷19《耿弇列传附国弟子恭传》。
⑤《汉书》卷39《萧何传》。
⑥《后汉书》卷16《寇恂传》。
⑦《汉书》卷49《晁错传》。
桑弘羊“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①；赵充国上“屯田制羌”疏；邓禹“就粮养士”②；马援认为“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③；黄石公认为“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④等等。说明当时人们对后勤建设的作用和意义，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卓越的建树和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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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②《后汉书》卷16《邓禹传》。
③《后汉书》卷24《马援传》。
④黄石公：《三略》《上略》。
结 语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军队后勤史上的大发展时期。结束战国时代七国政权并存局面的秦代和继之而起的汉代，建立和巩固了幅员辽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统治，为提高国力、增强军力、发展后勤创造了条件。军队规模及其战争规模、时间、空间，都超过前代任何一个时期。军队后勤建设，在各个方面都有建树。综合各章考察情况，在最后一章论述的基础上，结论如下：
对秦汉军队后勤问题研究很有必要。有助于弥补以往研究的一些不足，有助于理解后勤保障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之间的紧密关系，推动秦汉史的深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今提供借鉴。政治强力手段能迅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增强后勤保障的时效性，加快战争的进程。但若用之过度，往往使后勤保障超出社会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导致社会经济出现周期性失衡。统治者若能通过政治手段及时调控这种失衡，社会经济仍可恢复发展，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紊乱，甚至丧失政权。后勤保障必须依赖于经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军事行动必须审时度势，量后勤保障实力而行。因此，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军事与后勤保障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意义十分重大。
秦汉军队后勤发展阶段分明，体系完备，保障有力。(1)在保障发展阶段上，依据王朝政府经济实力和战略策略运用之不同，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秦王朝统一中国后，集中全国的经济实力，开疆拓土，南攻百越，北驱匈奴，军队后勤全力展开；西汉前期，百业待兴，战略上不得不“南抚北守”，与“匈奴和亲”，以便发展生产，有效积蓄后勤力量；武帝时，有西汉前期70余年积蓄基础，战略决策为“主力攻胡，开拓边疆”，故军队后勤的实施强而有力，但长期的战争使得后勤保障必须采取创新举措；汉昭帝至平帝时期，由于武帝长期战争消耗经济资源过大，只有改变其扩边拓土战略，力农本，尽快恢复经济发展，以保证有适度的军队后勤实力和战争能力，来巩固已有的成果；王莽时期，承借“昭宣中兴”以来的经济实力，在战略上藐视“四夷”，滥用军队后勤实力，导致王朝灭亡；东汉初，经济凋零，战略决策只能是“保境安民、俱存不扰”，不轻易用兵，收缩后勤保障；和帝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统治者淫奢无度，外戚、宦官专权，吏治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羌族等不断叛乱，不得不采取“征伐”策略，长期的征伐消耗，使得后勤保障只有在常规政策与体制之外，采取一些变革与调整措施；灵帝中平以后，国家经济不支，战争又连年不断，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军队后勤保障不济，军阀为生存争夺地盘混战不休，至东汉灭亡。(2)在保障体制上，中央有分工明确的大司农、太仆、少府、中尉等机构，分别负责保障经费和粮秣、车马、武器等后勤工作；地方有相应的“均输”、“盐铁”官、“郡国诸仓农监长丞”、“私府”、“武库令（长）”、“工官”等负责筹措各地军队各项后勤保障，边疆有农都尉、属国都尉、田官、仓库令长、候官、候长、燧长等负责边疆的各项后勤保障，形成了两级三块式的组织保障体制。(3)在保障内容结构上，军械生产，种类增多，质量提高，技术上有创新；军马牧养、征集规模扩大，装备了强大的骑兵集团；衣粮保障除官府能按标准定期供给外，还创立了军队自营（屯田）为辅的供给体系；信息传递所用邮、亭、传、驿、烽燧设施建设和医疗诊治技术及药物保障有重大发展；军费筹措和管理措施得力，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独立完备的保障体系。(4)在保障力度与方式上，强而有力，方式多样：一是能迅速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予以保障。如秦始皇攻匈奴，征百越，当时几乎竭尽了天下所有人力、物力，修长城、“新道”，凿“灵渠”，转输军用物资，保障军队作战需要。二是能跟随作战部队实施不问断保障。汉代远征匈奴和西域，随军配置有大规模的辎重部队，保障延伸至战争前线。如卫青、霍去病深入匈奴境内作战，跟随保障的步卒数十万、私负马十四万匹；李广利率六万人伐大宛，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三是能就地想办法解决。如屯田、夺敌军资、 “以夷制夷”运用少数民族兵等，都是就地解决后勤保障问题的好办法。(5)在保障制度上，已形成了武器生产“物勒工铭”、武器出入库严格登记、军马烙印造册、医疗巡接诊、军费会计簿籍等一系列完备的管理制度，运行管理相当严格规范，使得保障非常有序。这些均显示出秦汉军队后勤保障特色鲜明，后勤体制、内容结构和管理制度完备，保障有力。
后勤保障的意义、作用明显，在中国后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思想理论上，出现了李斯、黄石公、贾谊、晁错、桑弘羊、赵充国、马援等一些在后勤方面卓有建树的思想理论家。在实践上，秦统一六国，靠的是发展经济，修守战具。刘邦以弱胜强，靠的是建设关中基地，积存粮草，蓄养马匹，为前线源源不断地提供后方支援。汉武帝进行了四五十年的战争，靠的是西汉前期70余年的经济和物资积累。刘秀夺取政权，靠的是“河内完富”，“转以给军”。这些后勤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建树，不仅保障战争取得了胜利，而且对促进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相关方面的科技进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几点说明：
1．作者署名及作者所处朝代等均依原书所著，出版日期为笔者所见版本的印刷时间。
2．《四库全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本，《新编诸子集成》是中华书局1994年版本，《二十五史补编》是中华书局1998年版本，《中国兵书集成》 （影印本）是高体乾等编，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7～1999年版本。
3．古籍文献与考古资料按内容时代排列，国内今人著作按作者姓氏汉语拼今人论文按报刊首字的笔划数排列。国外今人著作、论文按国名汉语拼音排列。
一、经典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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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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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春秋]晏 婴： 《晏子春秋》， 《新编诸子集成》本。
4．[春秋]墨 翟： 《墨子》， 《新编诸子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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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汉]桓 宽： 《盐铁论》， 《新编诸子集成》本。
12.[汉]王 符： 《潜夫论》， 《新编诸子集成》本。
13.旧题 吕 望： 《六韬》，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
14.[春秋]孙 武： 《孙子》，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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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宋]何去非： 《何博士备论》，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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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明]胡宗宪： 《海防图论》，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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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明]唐顺之： 《武编》，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
37．[明]茅元仪： 《武备志》，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
38.[明]王鸣鹤： 《登坛必究》，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
39.[明]郑若曾： 《筹海图编》，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
40.[清]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上海古籍出版，1993年。
41.[清]霍 冀： 《九边图说》，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
42.[清]魏 源： 《海国图志》，辽海出版社，1997年。
43.王闿运： 《湘军志》，长沙，民国12年(1923)线装本。
44．[清]海军衙门制订： 《北洋海军章程》，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本。
45.[宋]陈傅良： 《历代兵制》，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
46.刘公任：《中国历代征兵制度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
47.秦松石： 《中国历代兵制概要》，军用图书社，1937年。
（三）政书、会要、类书
1．[清]姚彦渠： 《春秋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
2．[明]董 说： 《七国考》，中华书局，1998年。
3．[明]董说原著： 《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清]孙 楷： 《秦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
5．[清]徐复： 《秦会要订补》，中华书局，1998年。
6．[宋]徐天麟： 《西汉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
7．[宋]徐天麟： 《东汉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
8．[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周天游点校本，1990年。
9．[清]杨 晨： 《三国会要》，中佯书局，1956年。
10.[唐]王 溥： 《唐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
11.[唐]杜 佑： 《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
12.[元]马端临： 《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13.[唐]虞世南： 《北堂书钞》，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14.[唐]欧阳询： 《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5.[唐]徐坚等： 《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
16.[宋]李昉等： 《太平乙御览》， 中华书局，1960年。
17.[宋]王欽若等： 《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
18.王应麟： 《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四）其它相关文献
1．[汉]《三辅黄图》，中华书局，孙星衍辑、庄逵吉校定本，1985年。
2．[汉]《九章算术》，中华书局，1985年。
3．[汉]《黄帝内经素问》，商务印书馆，1958年。
4．[汉]张仲景： 《金匮要略方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
5．[汉]张仲景： 《伤寒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6．[汉]曹 操： 《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年。
7．[三国]诸葛亮： 《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75年。
8．[唐]陈藏器： 《本草拾遗》，皖南医学院出版社，尚志钧辑校本，1983年。
9．[唐]段成式： 《酉阳杂俎》，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10.[宋]洪 迈： 《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三、考古资料及相关成果
（一）简牍、画像砖、金石等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87年。
2．劳榦： 《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3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5．谢桂华、李均明编：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
6．薛英群等： 《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7．李均明等： 《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
8．吴礽骧等： 《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
9．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10.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
11.胡平生等：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2.林梅村、李均明： 《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
13.王国维、罗振玉： 《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出版，1914年。
14.山东博物馆等： 《山东画像砖石选》，齐鲁书社，1982年。
15.[清]王 昶： 《金石萃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
16.[清]陈介祺： 《十钟山房印举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
17.罗福颐： 《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年。
18.罗福颐： 《汉印文字徵补遗》，文物出版社，1980年。
19.容 庚： 《秦汉金文录》，商务印书馆，1931年。
20.容 庚： 《金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
21.[清]翁方纲： 《两汉金石记》，博古斋影印苏斋丛书本，1924年。
22.王提： 《封泥考略》，上海书店，1994年。
23.周明泰： 《续封泥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4.[清]端 方： 《陶斋藏印》，江苏古籍出版社，1956年。
（二）相关研究成果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3．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 《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4．高 敏： 《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5．袁仲一：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6．郑良树： 《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
7．陈梦家： 《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
8．陈 直： 《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9．敦煌县文化馆： 《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10.《简牍研究译丛》(1-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1.甘肃文物工作队： 《汉简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薛英群： 《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
13.甘肃考古所编： 《简牍学研究》（1、2、3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吴礽骧： 《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16.李振宏： 《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
17.（英）斯坦因著，向达译：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1946年。
四、今人论著
（一）著作
1．安作璋：《秦汉农民战争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年。
2．鲍遵彭： 《汉代楼船考》历史文物丛刊第二辑之一，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 1969年。
3．陈恩林： 《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4．陈 群： 《中国兵制简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
5．陈直： 《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6．程喜霖： 《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
7．陈玉屏： 《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
8．范行准： 《中国病史新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
9．傅筑夫、王毓瑚编： 《中国经济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0．郭汝瑰： 《中国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11．高锐： 《中国军事史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
12.龚泽琪、董连泽： 《中国军事经济全史》，海潮出版， 1999年。
13.高 敏： 《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众出版社，1998年。
14.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15．何贤武、育振光： 《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9年。
16.黄今言： 《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
17.黄今言： 《秦汉军事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8.黄今言： 《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
19.中国军事科学院： 《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20.中国军事科学院： 《国家军制学》，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
21.中国军事编审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队后勤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
22.中国军事科学院： 《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
23．库桂生、姜鲁鸣： 《中国国防经济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