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这种制度秦汉以前就有，即上述俞正燮所谓“乡舆贤能”：“舆贤者出使长之，用为伍长，舆能者入使治之，用为乡吏。”又有所谓“诸侯贡士于王”②。不过限于下级官吏罢了。
秦已经比较广泛地实行了由下而上的推举制度，如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③，即从反面证明了有推选制度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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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非子•定法篇》。
②《癸巳类稿》卷三。
③《史记•淮阴侯列传》。
在。《史记•范雎列传》所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里的任，当作保举讲。如《汉书•汲黯传》：“濮阳段宏始事盖侯（王）信，信任宏，官亦再至九卿。”苏林曰：“任，保举。”而《范雎列传》所说秦任人之法，正是在范雎“任郑安平，使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之后说的，显然是保举之义。而《李斯传》所说“吕不韦任李斯为郎”，这个“任”亦为保举。新出土的云梦秦简也有这方面的材料：“任人为丞，丞已免，后为令，今初任者有罪，令当免不当？不当免。”①这说明，不仅被保举者犯罪，保举者应连坐，保举者犯罪，也要连坐被保举者，只是被保举者已经迁官之后才不再对原保举者的犯罪负连坐责任了。据这些记载看，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情况在秦代无疑是比较普遍的。但形成察举制度，恐怕还是汉代的事。
汉高祖刘邦虽然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久之后，也深感到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苦闷。为了能使汉朝长治久安，于是选拔统治人才的问题便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十一年诏曰：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人之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下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周）昌下相国，相国都侯（萧何）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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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二一二页。
行、义、年(苏林曰：行状年纪也)。有而弗言，觉，免。” ①
这道求贤诏，对象是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并要求登记“行、义、年力（行，品行；义同仪，即仪表；年，年龄），这和后来主要是以儒术取士的察举不同。但从郡国推荐人才这一点来看，却是开了汉代察举制的先河。
汉惠帝、吕后时，都曾诏举“孝弟力田”，如：
“孝惠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②
“吕后元年，春正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各一人。”③
从此以后，终两汉之世，举“孝弟力田”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这些被推举出来的“孝弟力田”，或免除其徭役，或厚加赏赐，其作用无非是使其为民表率，除个别例外，一般都不是到政府去做官，至多和三老相似，做一个乡官而已。所以这和两汉通行的作为官吏进身的察举制度还是不同。察举制度中也有“举孝”一项内容，但和“孝弟力田”则是两回事，不可混淆。虽然如此，从形式上看，也可看作是察举制度的先声。
严格说来，作为选用官吏的察举制度，应当从文帝开始。文帝二年诏曰：
“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十五年又诏：
“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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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高帝纪》。
② 《汉书•惠帝纪》。
③ 《汉书•高后纪》。
之，傅纳以言。”①
十五年这一次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晁错即在举中。文帝策问的内容为“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时“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③。这时已有制策对策制度，高第下第的区别，和后来察举相同，可见文帝时已有正式察举制度了。然而这两道诏令均限于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且未有期限与人数的规定，这样与武帝以后的情况又不尽相同。
汉代察举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应在汉武帝时代。《汉书•武帝纪》云：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关于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举法，和文帝时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将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人明白提出，一概罢去，这一点不仅树立了儒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而且也开创了主要以儒术取士的察举制度。董仲舒即是通过此次贤良对策列于上第的。《汉书•董仲舒传》云：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的对策，是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而丞相卫绾的奏议，只不过是武帝授意实行董仲舒的建议而已。但是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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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文帝纪》。
② 《汉书•晁错传》。
便遭到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干涉而废止了。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窦太后死去，董仲舒的建议才得以贯彻实行。这一年的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①这一次所举的孝廉，虽然据《汉书》现存的史料看来，并没有什么知名人物，但就制度本身来说，却是奠定了两汉时代察举制度的基础。
汉代察举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通常指经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如孝廉、贤良方正）；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如文学、明经）；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如明法）；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如治剧），皆有孝弟廉公之行。”②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大体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由诏令临时规定。现将汉代察举的主要科目分述如下：
一 孝 廉
孝廉即孝子廉吏。举孝察廉原为察举二科，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然而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此例甚多，如：
路温舒，“署决曹史。又受《春秋》，通大义，举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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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武帝纪》。
② 见《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这段文字之前，还有“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云云。可见四科取士，当始于西汉行丞相制之时。又《和帝纪》注引《汉官仪》则作建初八年诏，不知孰是?
康，为山邑丞。”①
王吉，“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②
韦彪，“好学洽闻，雅称儒宗。建武末，举孝廉，除郎中。”③
冯豹，“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乡里为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举孝廉，拜尚书郎。”④
周章，“初仕郡为功曹。……举孝廉，六迁为五官中郎将。”⑤
寒朗，“及长，好经学，博通书传，以《尚书》教授，举孝廉，永平中，以谒者守侍御史。”⑥
张敏，“建初二年举孝廉，四迁，五年，为尚书。”⑦
袁安，“初为县功曹，……后举孝廉，除阴平长，任城令。”⑧
霍谞，“少为诸生，明经。……仕郡，举孝廉，稍迁金城太守。”⑨
蔡衍，“少明经讲授，……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⑩
刘儒，“察孝廉，举高笫，三迁侍中。”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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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路温舒传》。
②《汉书•王吉传》。
③《后汉书•韦彪传》。
④《后汉书•冯衍传》。
⑤《后汉书•周章传》。
⑥《后汉书•寒朗传》。
⑦《后汉书•张敏传》。
⑧《后汉书•袁安传》。
⑨《后汉书•霍谞传》。
⑩《后汉书•蔡衍传》。
⑪《后汉书•刘儒传》。
关于察举孝廉的史例还有很多，两《汉书》中可考见者不下一百余人。这里所选录的只是几种不同的类型。从其资历来看，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从任用的情况来看，在中央的则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的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可见孝廉一科，在汉代实乃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一些所谓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察举孝廉，为岁举，即郡国每一年都要向中央推荐人才，而且还有人数的限定。这说明统治者对孝廉一科的重视。然而这项工作在开始时并不顺利，原因是汉承秦法，举人失当者有罪，所以各郡国对察举孝廉并不积极，“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因此，汉武帝在元朔元年又下了一道严格限制必须举人的诏书：
“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①
有了这个硬性的规定，自此以后，岁举孝廉制度才得以贯彻执行。武帝以后，孝廉一科既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各郡国人口多少不一，大郡人口多至五六十万，小郡人口只不过二十万，两者所举孝廉名额相同，事实上颇不平均。故至东汉和帝永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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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武帝纪》。
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率二十万岁举孝廉一人。《后汉书•丁鸿传》载其事云：
“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杂错，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
以后，和帝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又另定优宽之制。永元十三年诏云：
“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①
规定期限和名额固然可以使察举孝廉有了制度的保证，但另一方面有时也不免滥竽充数。其他各科也大体类此。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要作专门的论述。
二、茂 材
茂材，西汉曰秀才，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材，或写作茂才。茂才与孝廉同为两汉重要的察举科目。
察举茂才，亦始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名臣文武欲尽，诏曰：“……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②其后，宣帝、元帝时均有察举茂才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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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和帝纪》。
② 《汉书•武帝纪》。
的诏令，如宣帝元康四年“遣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举茂才异伦之士。”①元帝初元二年诏“丞相、御史、二千石举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②建昭四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举茂才特立之士。”③这个时期，所举的茂才见于史籍的有：
赵广汉，“少为郡吏、州从事……举茂材，平准令。”④
萧咸，“为丞相史，举茂才，好畴令。”⑤
冯逡，“太常察孝廉为郎，补谒者。……光禄勋于永举茂才，为美阳令。”⑥
薛宣，“迁乐浪都尉丞。幽州刺史举茂才，为宛句令。”⑦
从以上所举茂才的资历来看，均为现任官吏，而且是属于特举，这和孝廉岁举且不限于现任官吏有所不同。
东汉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⑧此后，茂才也和孝廉一样变成了岁举⑨。因此茂才和孝廉往往并称，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过孝廉是属于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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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宣帝纪》。
②③ 《汉书•元帝纪》。
④ 《汉书•赵广汉传》。
⑤ 《汉书•萧望之传》。
⑥ 《汉书•冯奉世传》。
⑦ 《汉书•薛宣传》。
⑧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
⑨ 《宋书•百官志》：“汉武元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魏复曰秀才。”是岁举秀才始于汉武帝。二说不知孰是，姑录以存疑。
举，而茂才则是州举，故茂才的数目仍较孝廉为少。据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三人，十三部刺史举十三人，总计不过十六人。再加上光禄、监察御史等，亦不过二十人左右。
东汉茂才的出路，和西汉一样，也多为地方县令，而孝廉则多为郎官。东汉官制，县令是千石官，三署郎最高不过六百石，所以茂才比孝廉任用为重。名额少，任用重，这又是茂才与孝廉不同之处，也是茂才比孝廉可贵之处。又汉代被察举为孝廉、茂才者，一般都是先举孝廉，后举茂才，这也可见茂才比孝廉为高。
三、贤良方正与文学
举贤良方正，始于文帝二年，已见前述。自此以后，两汉诸帝大都颁布过察举贤良方正的诏令，诸侯王、公卿、郡守均得依诏令规定察举。诏举贤良方正常连言能直言极谏者，其目的，主要是广开直言之路。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得作自我检讨，下诏征求意见，以匡正过失。文帝二年的诏举，就是因为日蚀的缘故。正如文帝自己所说：“入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戒不治。”所以汉代诏举贤良方正常在灾异之后。不过在汉代也有几次不言贤良方正而单举直言者，如成帝河平四年、鸿嘉三年、平帝元始元年诏皆是。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如宣帝地节三年、神爵四年两次诏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即是如此。
文学的察举，亦始于文帝。文学在当时也就是经学，与贤良类似，所以文帝十五年诏举贤良，而在《晁错传》中则连称贤良文学。但正式见于皇帝诏令，则始于昭帝时。始元五年诏：“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①
至于东汉灵帝时的鸿都门文学，流品颇杂，为士林所非。如蔡邕所说：“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②可见鸿都门文学与贤良、文学是两回事，不能等同；但蔡邕对前者不加分析，一概贬低，亦属偏见。
又东汉安帝时举贤良方正，还曾连言“有道术之士”，如：
永初元年“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③
永初五年诏，“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④
建光元年又令公卿、特进、侯、中二千石、郡国守相单举“有道之士”各一人⑤。自此，“有道”也成为东汉察举的一科了。
两汉时代察举的贤良文学，多见于有关列传，其中著名的人物有：
晁错（原为太子家令），“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错在选中……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⑥
董仲舒，“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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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昭帝纪》。
② 《后汉书•蔡邕传》。
③④⑤ 《后汉书•安帝纪》。
⑥ 《汉书•晁错传》。
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①
公孙弘，“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②
严助，“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③
刘焉，“举贤良方正，稍迁南阳太守、宗正、太常。”④
樊英，“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⑤
徐裤，“后举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⑥
尹勋，“桓帝时，以有道征，四迁尚书令。”⑦
以上只不过略举数例，以见举贤良、文学、有道之士，也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论贤良方正，或是文学，或是有道，都和孝廉、茂才不同。前者均为特举或特科，而后者则为岁举或常科。所以孝廉、茂才到后世仍为科举项目，而特科便和后代科举无直接关系了。
四、其他特科
上述贤良、文学等科目虽然名义上不同，其性质大体近似，虽非岁举，但在两汉也是常见的。至于偶而一举或数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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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汉书•公孙弘传》。
③ 《汉书•严助传》。
④ 《后汉书•刘焉传》。
⑤ 《后汉书•樊英传》。
⑥ 《后汉书•徐穉传》。
⑦ 《后汉书•刘瑜传》。
或者性质稍异的，尚有以下各科：
（一）明经
明经就是通晓经学。自汉武帝尊崇儒学，明经亦为察举及入仕之一途。其在西汉，如孔安国、贡禹、夏侯胜、张禹均以明经为博士，龚遂以明经为昌邑郎中令，眭弘、翟方进一以明经为议郎，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盖宽饶以明经为郡文学，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汉代名臣。而韦贤、韦玄成父子更以明经先后历位丞相。当时有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篇，不如一经。”①但西汉时尚未限定郡国依人口贡举之制，至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始“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②。以后又有年龄的规定：“本初元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③可见明经亦为察举之一科。如东汉初，戴凭，“习《京氏易》，年十六，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补弘农文学，迁陈仓县丞。”④然两汉取士，多重经学，如前所举各科，均与经学有关，并不限于明经一科，此又特立一科，更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的重要。
（二）明法
明法就是通晓法律。《汉书•元帝纪》载宣帝对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意思是说汉朝治国的传统制度是儒法兼用。故在选官时除重视儒生以外，也把明律令文法者作为察举的一个科目。两汉明法被举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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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诸人事均见《汉书》本传。
③ 《后汉书•章帝纪》。
③ 《后汉书•质帝纪》。
④ 俱见《后汉书•儒林传》。
郑崇，“父宾，明法令，为御史。”①
陈宠，“曾祖父成，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③
陈忠，“永初中，辟司徒府，三迁廷尉正，以才能有声称。司徒刘恺举忠明习法律，宜备机密。于是擢拜尚书，使居三公曹。”③
郭躬，“为廷尉正，迁廷尉。家世掌法律。（郭）镇自廷尉左监迁廷尉。凡郭氏为廷尉者七人。”④
吴雄，“以明法律，断狱平，桓帝时自廷尉致位司徒。”⑤
（三）尤异
汉代官吏治绩最好的称“尤异”，这是从现任官吏中选拔人才使其担任更高级职务的一个科目，同时也是对忠于职守的官吏的一种鼓励。如黄霸“为颍川太守，……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朱邑“迁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③此或以考课结果而定，不必限于察举尤异科目，至于明言举尤异者，亦不乏其例，如：
赵广汉，“察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⑦
张奂，“为武威太守，……举尤异，迁度辽将军。”⑧
刘祜，“除任城令，兖州举为尤异，迁扬州刺史。”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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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郑崇传》。
②③ 《后汉书•陈宠传》。
④⑤ 《初学记•十二职官部》引华峤《后汉书》。
⑥ 俱见《汉书》本传。
⑦ 《汉书•赵广汉传》。
⑧ 《后汉书•张奂传》。
⑨ 《后汉书•刘祜传》。
童恢，“除不其令，……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 ①
（四）治剧
两汉时，郡县因治理难易而有剧、平之分。能治剧，用现在的话说，即能治理老大难的郡县。汉代统治者为鼓励能治剧者，亦列为察举一科。如：
何并，“举能治剧，为长陵令。”②
尹赏，“能治剧，徙为频阳令。”③
陈遵，“大司徒马官……乃举遵能治三辅剧县，补郁夷令。”④
原涉，“大司徒史”举能治剧，为谷口令。”⑤
卫飒，“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邓禹府，举能案剧，除侍御史，襄城令。”③
袁安，“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⑦
可见能治剧者，一般都是任用为郡守、县令。
（五）勇猛知兵法
汉代察举勇猛知兵法，始于成帝元延元年，诏曰：“乃者，日蚀星陨，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⑧这可以看作是后世武举的先声。以后，哀帝建平四年、元寿元年、平帝元始二年均有诏令察举。东汉时，安帝建光元年、顺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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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童恢传》。
② 《汉书•何并传》。
③ 《汉书•尹赏传》。
④ 《汉书•陈遵传》。
⑤ 《汉书•原涉传》。
⑥ 《后汉书•卫飒传》。
⑦ 《后汉书•袁安传》。
⑧ 《汉书•成帝纪》。
嘉三年、汉安元年、桓帝延熹九年、灵帝中平元年也有诏令察举。举勇猛知兵法者多在两汉后期“灾变不息，盗贼众多”①之时，显然这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项措施。
（六）阴阳灾异
自董伸舒天人感应之说流行以后，汉代君臣大都相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因此有时也要察举明阴阳灾异之士。如西汉元帝初元三年诏：“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②东汉安帝永初二年诏曰：
“朕以不德，遵奉大业，而阴阳差越，变异并见，万民饥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忧心京京。间令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远求博选，开不讳之路，冀得至谋，以鉴不逮，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③
诏举明习阴阳灾异之士，常在社会危机之时，说明统治者在社会危机面前已无能为力，只好求助于迷信了。
此外，还有一些临时特定的科目，如成帝阳朔二年诏：“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④哀帝初诏举吏民“能浚川疏河者”⑤；“后有诏举太常”，“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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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息夫躬传》。
② 《汉书•元帝纪》。
③ 《后汉书•安帝纪》。
④ 《汉书•成帝纪》。
⑤ 《汉书•沟洫志》。
崩，……（太后）诏有司举可大司马者。”①平帝元始二年“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②。安帝元初六年“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延光元年“诏三公、中二千石举刺史、二千石、令、长，相视事一岁以上至十岁，清白爱利，能敕身率下，防奸理烦，有益于人者，无拘官簿”③。等等。两汉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诏举，是在平帝元始五年王莽执政时，曾“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锺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④。这是一次内容广泛、规模很大的察举。不过，人数过多、糜费太甚，非当时财力所能及，所以东汉以后就不再这样举行了⑤。
据上所述，察举之中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两种情况。常行的郡国岁举制，史有明文，《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曰：
“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国二十万举一人。”
特举则由诏令临时规定。
察举（包括岁举和特举），虽是由下向上推选，但却是由上向下规定的，包括科目、人数以及被举者的条件等等。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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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何武传》。
② 《汉书•平帝纪》。
③ 《后汉书•安帝纪》。
④ 《汉书•平帝纪》。
⑤ 以上参见劳幹《汉代察举制度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
之外，尚有公卿大臣向皇帝负责推荐人才一途。或称为荐举。被推荐者，或由皇帝亲自询问，以观其能，或即委之以政，或令特诏候补。如：
彭宣，“治《易》，事张禹，举为博士，迁东平太傅。禹以帝师见尊信，荐宣经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由是入为右扶风。”①
平当，“以明经为博士，公卿荐当论议通明，给事中。”③
薛宣，“举茂才，为宛句令。大将军王凤闻其能，荐宣为长安令，治果有名。”③
翼奉，“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教官事晏见，天子敬焉。”④
“先是博士选举，多不以实，（杨）震荐明经名士陈留杨伦等，显传学业，诸儒称之。”⑤
“南阳太守杜诗上疏荐（伏）湛曰：‘……湛公廉爱下，好恶分明，累世儒学，索持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尤宜近侍，纳言左右。’”⑥
观以上诸例，可知大臣荐举，亦为选官的一种方式。上述被荐者中如平当、薛宣等后来都官至丞相。不过，这种荐举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并非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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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彭宣传》。
②《汉书•平当传》。
③《汉书•薛宣传》。
④《汉书•翼奉传》。
⑤《后汉书•杨震传》。
⑥《后汉书•伏湛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