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察举与考试是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察举加考试，这是汉代选官制度中的两个重要的步骤。察举之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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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桥玄传》。
② 《后汉书•周燮等传序》。
③ 《东汉会要》卷二七选举下。
选得其人，还需要经过考试，而后始能量才录用。因此，无论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还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中央之后，均须经过复试。另外，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博士以及博士弟子也要依诏令规定进行考试。考试的内容，诸生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考试的方法，有对策、射策。所谓对策、射策，据《汉书•萧望之传》注引师古说：
“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
又《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前书音义》曰：
“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
用现在的话说，对策就是命题考试，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兹将各类考试情况分述于下：
一、天子策试
凡属诏令特举之士，皇帝往往亲加策试，如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①。至武帝时，则“受策察问，成以书对”，当时称为对策，天子亲览其策，而第其高下。如：
“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时对策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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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文帝纪》。
擢弘对为第一。”①
“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严）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②
“盖宽饶……以孝廉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迁谏大夫。”③
“太仆王音举（何）武贤良方正，征对策，拜为谏大夫。” ④
“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鲁）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唯丕在高第，除为议郎。”⑤
被举者对策时，如引起皇帝的特别注意，有的甚至还要反复进行二、三次，如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武帝览而异之，遂至两策三策，对既毕，武帝以仲舒为江都相。自西汉至东汉，在察举诏令中，常有“朕将亲览”之句，如武帝元光五年诏、成帝建始三年诏、光武建武七年诏，均是如此。这样提法，无非是表示皇帝对于举贤、选官的重视。对策的地方，或在太常寺，或在公车，或在白虎殿，均为随时指定。
二、公府复试
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京师之后，也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不同，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后汉书•左雄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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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公孙弘传》。
② 《汉书•严助传》。
③ 《汉书•盖宽饶传》。
④ 《汉书•何式传》。
⑤ 《后汉书•鲁丕传》。
“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所学某一经学大师的经说），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口’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
又《后汉书•胡广传》云：
“（胡广为郡散吏）……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
孝廉考试的内容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胡广因系文吏出身，故试以章奏。
孝廉考试制度，东汉时又有增益：据《后汉书•黄琼传》载：
“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
公府辟召之士，西汉至东汉初，通常由公府主官负责荐举，或依诏令所定科目，选出高第以贡于朝廷。但自东汉中叶以后，由于公府辟召不慎，过限未除，清浊混淆，良莠不齐。左雄为尚书令，为了革除其弊，乃奏请举吏皆先试之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尚书令黄琼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于是复试始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
左雄所创立的复试制度，虽遭顽固派的反对，但对于防止营私舞弊、择优选拔人才方面，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曰：
“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其中有些科目，前汉已有之），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兢。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时识宜。……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
范晔的这个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
三、博士弟子课试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博士弟子通过考试，选补官吏，遂成为定制。《汉书•儒林传序》记其事云：
“（武帝元朔五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笫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弗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弗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西汉时，博士弟子员额既少，弟子的人选也较严格，如山阳侯张当居，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完为城旦①。博士弟子的来源有郡国选送者，有以令诣太常受业者，也有以父任者，如：
兒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 ②
萧望之“以令诣太常受业。”③
伏湛，“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④
东汉建武五年修起太学。明帝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顺帝时又扩建黌舍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质帝本初元年梁太后又诏令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博士弟子多达三万余人。自西汉武帝置博士弟子，至于东汉，皆按甲乙之科射策，试以经学。如：
兒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射策为掌故。”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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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城旦，四岁刑。
②⑤ 《汉书•兒宽传》。
③ 《汉书•萧望之传》。
④ 《后汉书•伏湛传》。
何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①
房凤“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②
匡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③
按条令射策甲科应为郎中或郎，匡衡以不应令，即所对不符合甲科之令，所以只能为掌故。
以上是西汉博士弟子考试制度。当时郡国贡举的明经，大抵亦遵此制加以复试，故又有明经射策之科，如王嘉“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④，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⑤。顺帝时试明经下第者补博士弟子，也就是让他们在博士的教导下再进修一年，以便来年再试。
东汉仍承袭西汉制度，设甲乙两科，以课试太学诸生。和帝时，因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司空徐防上疏请试博士弟子甲乙策均依家法章句。以后左雄亦建议令诸生试家法。至灵帝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⑥于是诸生考试内容为之一变。蔡邕对此评论说：
“……宰府孝廉，士之高选。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⑦
考试内容以尺牍辞赋代替经学，再加以选举不实，请托公行，于是博士弟子考试制度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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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何武传》。
② 《汉书•房凤传》。
③ 《汉书•匡衡传》。
④ 《汉书•王嘉传》。
⑤ 《汉书•召信臣传》。
⑥ 《后汉书•灵帝纪》注。
⑦ 《后汉书•蔡邕传》。
以上均为固定的考试制度。此外，尚有根据临时需要而进行的考试，如东汉安帝时“尚书有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由是（翟）酺对第一，拜尚书。”①可见仕至六百石以上即相当于县令长一级的现任官吏，仍可由诏令规定特考，高第者可以迁官。这种办法既是对现任官吏的考核，又是发现和选拔人才的一条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