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 参阅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第十一章 《籍贯限制》。
时司隶校尉、京兆尹、长安县令、丞、尉不在此限。郡县之属官佐吏除三辅外，则一律用本籍人，用外郡人即为破例。还有，郡督邮用本郡人，但不用所督诸县之人州之部郡从事亦用本州人，而不用所部之郡人。
东汉时，对地方长官的籍贯限制更严，京畿也不例外，一律不用本籍人（当然，初兴和末季乱世也有例外），甚至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以后又有“三互法”。《后汉书•蔡邕传》云：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邕上疏曰：‘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今者百姓虚县，万里萧条，阙职经时，吏人延属，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臣经怪其事，而论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复限以岁月，狐疑迟淹，以失事会。愚以为三互之禁，禁之簿者，今但申以威灵，明其宪令，在任之人岂不戒惧，而当坐设三互，自生留阂邪？……臣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书奏不省。”
李贤注：
“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也。”
按此注所云，应为三互法以前之制。在此以前，两州人士有婚姻者，则其家人不得交互为官甲州有人在乙州做官者，则乙州人不得在甲州做官。至于三互之法，对于此种限制又有发展。如甲州人士在乙州为官，同时乙州人士又在丙州为官，则丙州人士不但不能到乙州做官，也不能到甲州做官。三州婚姻之家也是如此。总之，都是防止地方官互相勾结庇护，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如：
“史弼迁山阳太守，其妻巨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①
史弼是陈留考城人，他所以不到山阳做官，就是因为其妻是巨野人，而巨野属山阳郡。
由于限制过严，禁忌繁密，致使选用困难，所以有的地方（如上述幽、冀二州）久缺不补。东汉这种对地方官任用的限制，其目的与西汉对王国官的限制相同。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西汉是成功的，而东汉则是失败的。东汉后期尾大不掉之势已经形成，虽有这样严密的限制，也无法改变地方割据的局面。
（二）关于宗室、外戚、宦官的任用法
由于宗室、外戚、宦官和皇帝的关系特殊，往往对政权有很大影响。皇帝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对于这三种人，在任用方面有时也有意识地加以适当限制。从下列记载，可见其一斑：
“（刘歆）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②
“宗室不宜典三河”，看来这是有条文规定的，或者至少是不成文的习惯法。汉代称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为三河，《史记•货殖列传》云：“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为了防止宗室觊觎帝位，故有此限制。又，东汉初年，东平宪王苍上疏云：
“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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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蔡邕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② 《汉书•刘歆传》。
③ 《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王苍的话也是有根据的。
关于外戚，《汉书•冯野王传》有“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备九卿”的记载。《后汉书•明帝纪》也记载说：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
注引《东观记》曰：
“光武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
这说明两汉都有关于外戚任官的限制。又：
“（冯绲）上言：旧典，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①
“（杨）秉与司空周景上言……旧典，中臣子弟不居位秉势。”②
显然是有法典限制宦官子弟为官。李固亦云：
“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③
从以上这些事实不难看出，两汉曾制定一些法规对宗室、外戚、宦官的任用加以限制。但是，由于他们始终麕集在皇帝周围，皇帝和他们无法脱离关系，防此失彼，防不胜防。故宗室权落，外戚兴起，外戚势衰，而宦官又盛。虽有各种任用法规的限制，亦不过一时权宜之计，不能贯彻到底。这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弊病。
（三）关于财产、职业、身分、学历以及年龄等方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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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冯绲传》。
② 《后汉书•杨秉传》。
③ 《后汉书•李固传》。
秦朝时候即把财产作为任用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如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①西汉初年，需资算十以上乃可得官，至景帝后元二年始减至四算，诏曰：
“今訾（同资）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②
资算，就是按照财产多少交纳算赋，即财产税。汉代家资值万钱，算赋一百二十文，十算就是十万。这就是说在景帝后元二年前家资需在十万以上始能做官，后元二年为了扩大选官的来源，减至四万即可做官。据《史记•孝文本纪》：“百金，中民十家之产。”汉代黄金一斤为一金，值万钱③，可见在当时拥有十万家资，便是中家之产，“中家”即是中等地主，即使减至四万钱，也不失为一个小地主④。于此已足以说明汉代政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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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② 《汉书•景帝纪》。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汉代的土地价格，由于各地区情况不同，差别较大。如《汉书•东方朔传》：“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即每亩值万钱，这可说是汉代最高的土地价格。有些地区每亩的价格约为千余钱，如《李广传》所记。“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是每亩价格约为一千三百余钱。又《扬雄传》谓雄“有田一㙻（百亩），有宅一区”，而曰“家产不过十金”。是每亩不过千钱，这也还是汉代较高的土地价格。还有些地区，每亩仅值百钱，如《居延汉简释文》卷三，四五五页、四六三页有估计家资的两简，分别提到“田五顷五万”、“田五十亩直五千”，每亩价格都是百钱。又如《贡禹传》说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而曰“家资不满万钱”。是田一亩尚不足百饯，这是汉代较低的土地价格。今若取其中数，以每亩四百钱计之，则四万钱可置田一百亩。再说汉朝的亩制，武帝太初以前，亩制很乱，有的地区实行秦亩制，即二百四十步的大亩。有的地区仍沿用六国亩制所谓东田，即百步为亩的小亩。《汉书•食货志》晁错所说的农夫五口之家，耕田百亩，指的乃是小亩。武帝太初以后才统一实行大亩制。上面所引有关土地价格的资料，多系大亩的价格。汉大亩约合今亩七分，一百亩约合今亩七十亩，正相当于一个小地主占有的土地。
地主阶级的性质。西汉时张释之、司马相如均以訾为郎①，东汉“王溥，安帝时家贫不得仕。”③都证明两汉时做官，确有财产方面的限制。如董仲舒所说：“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③不仅说明汉代存在着以訾为官的选官制度，而且也反映了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弊端。正因为如此，所以也有另一方面的限制，如“入财为官，不署右职。”④
在职业方面，上引景帝后元二年诏中曾提到“有市籍不得官”。有市籍即指商人，商人不同于一般民户，需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这是汉初抑商政策的一个内容。有关汉初的记载说：
“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⑤
“孝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⑥
这些都是对商人做官的限制。武帝时因财政困难，实行盐铁官卖，“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于是“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⑦，以前商贾不得为吏的禁令一度有所放松。但到哀帝时又重申“贾人不得为吏”⑧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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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汉书•本传》。
② 王嘉《拾遗记》。
③ 《汉书•董伸舒传》。
④《汉书•黄霸传》。
⑤⑦ 《汉书•食货志》。
⑥ 《汉书•贡禹传》。
⑧《汉书•哀帝纪》。
此外，武帝时“巫蛊之祸”①以后，对巫觋之家也有所限制，《后汉书•高凤传》云：
“风……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
显然是有巫家不得为吏的规定。
在身分方面，秦律明确规定，不得任“废官”为吏，其《除吏律》说：“任废官者为吏，赀二甲。”又规定，不许任用罪犯为佐、史，其《内史杂》说：“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为官府佐、史及禁苑宪盗。”按此规定，不得任用刑徒（候、司寇均为刑徒），甚至不得任用未决犯（下吏）担任佐、史以及警卫禁苑的“宪盗”（捕盗小吏）。这正是秦“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③的具体反映。汉代沿袭了这样的规定，上引孝文帝时即有“吏坐赃者，禁锢不得为吏”的规定。东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又诏：“臧吏子孙不得察举”③。可知秦汉时
对臧吏及其子孙做官都有严格的限制。又《汉书•萧望之传》：“弟犯法不得宿卫”，即犯法者的亲属不得在接近皇帝的要害部门做官，这显然是为了保护皇帝安全的一项规定。
在学历方面，有关记载告诉我们，汉代任用官吏也有学历方面的规定，如：
“汉兴，萧何草律……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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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巫蛊为当时流行的一种迷信，谓用巫术诅咒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武帝晚年多病，怀疑是左右的人巫蛊所致，派江充率胡巫四出追查巫蛊，被杀害者前后数十万人。江充又诬告太子宫中埋有木人，太子惧，不能自明，乃杀江充及胡巫，并发兵抗拒，最后兵败自杀，史称“巫蛊之祸”．
② 《商君书•算地》。
③ 《后汉书•桓帝纪》。
④ 《汉书•艺文志》。
“（武帝时，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者可以为郎中。……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①
又据《汉旧仪》和《汉官仪》记载，丞相四科取士之一：“学通行修，经中博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汉武帝从公孙弘之议，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③这些都说的是学历问题。
在年龄方面也有规定。云梦秦简《内史杂》：“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据此规定，新傅籍的青年人不可担任官府的佐吏，只许任用壮年以上的人。由此可见，《史记•高祖本纪》所说“高祖及壮，试为吏”，正是与秦简的规定相符。汉代在年龄方面限制的记载更多，如从军至五十六岁衰老免归者，可以应龄选为亭长③；明经、博士限年五十④；选举孝廉限年四十⑤；博士弟子限年十八以上，一岁课试，通一艺者始能做官，则其任用年龄当在二十左右。但确有奇才异能者，则不受年龄的限制，如终军年十八，因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为谒者给事中⑥。有时更明令“其有茂才异行，若严渊、子奇，不拘年齿”⑦。
二、任用期限
汉代官吏的任期，虽无明文规定期限，但从许多资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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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儒林传序》。
② 《日知录》卷十七《通经为吏》。
③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亦见《汉旧仪》。
④ 《后汉书•质帝纪》，《后汉书•杨仁传》注引《汉官仪》。
⑤⑦ 《后汉书•顺帝纪》。
⑥ 《汉书•终军传》。
来，两汉多重久任之制。如：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①
“（武帝）即位数岁，……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②
“宣帝地节二年，上始亲政事，……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至于子孙，终不改易（师古曰：言各久其职事也）。”③
西汉官吏久任之事例很多，如萧何、曹参、公孙贺为丞相并十三年，张苍十五年，陈平十二年，石庆十年，于定国、魏相并九年④。徐自为为光禄勤二十六年，王恬启二十五年，张武二十三年，于永十六年，周仁十三年⑤。于定国为廷尉十七年⑥。商丘成为大鸿胪十二年⑦。咸宣为御史中丞几二十年⑧。地方官如田叔守汉中、孟舒守云中，皆十余年⑨。而所谓故事：“尚书以久转迁”⑩，“刺史居部九岁，举为守相”⑪，则是对久任官吏的奖励。但另一方面，政绩良好者，朝廷宁愿就原职增秩、加俸，也不轻易调动，如：
“宣帝时，王成为胶东相，黄霸为颍川太守，皆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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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王嘉传》。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汉书•宣帝纪》。
④⑤⑥⑦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⑧《汉书•咸宣传》。
⑨ 《汉书•田叔传》。
⑩ 《汉书•孔光传》。
⑪ 《汉书•朱博传》。
年，但就增秩、赐金、封关内侯，以次入为公卿。”①
关于久任的好处，《汉书•循吏传序》云：
“及至孝宣……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以上是西汉的大致情况。
东汉官吏久任的事例也不少，如冯鲂为魏郡太守二十七年，王霸为上谷太守二十余岁，祭彤为辽东太守几三十年②。东汉也承西汉以来增秩而不迁其位的遗制，如崔寔《政论》所云：
“中兴后，上官象为并州刺史，祭彤为辽东太守，视事各十八年，皆增秩至中二千石。建初中，南阳阴意以诏除郎，为饶阳令，视事二十三年，迁寿阳令，又十八年。”
东汉时，虽仍行久任之制，但同时也逐渐有所改变。“建武、永平之间，吏事深刻，亟以谣言单辞，转移守长，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据朱浮说：
“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当时吏职，何能悉理，论议之徒，岂不喧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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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崔寔《政论》。
②均见《后汉书•本传》。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以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剌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①
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任用制度更加混乱不堪。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疏曰：
“昔（宣帝）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人安其业。汉世良吏，于滋为盛。……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彫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䦉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故使奸滑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贱也）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②
左雄上疏，虽然企图恢复任官的正常秩序，但由于当时宦官专权，终不能改。“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宦寺空旷，无人案事，每选部剧，乃至逃亡。”③东汉末，不仅地方官的任用一片混乱，而中央官也是这样，崔实《政论》说：
“近日所见，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数二千石，云扰波转，溃溃纷纷，吏民疑惑，不知所谓。及公卿尚书，亦复如此。”
从上述情况看来，官吏久任，确有其优点，所谓“吏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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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朱浮传》。
②③ 《后汉书•左雄传》。
职，人安其业”，能保持政治局面的安定；而调动过于频繁，则“各怀一切，莫虑长久寸，容易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汉代政治家朱浮、左雄、崔实等人所以多主张官吏久任制的原因即在于此。但官吏任职过久，也有其弊端，主官和属官容易结成私人集团，垄断政权，形成和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汉末割据纷争的局势，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