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叙述二十等爵制之后写道：“皆秦制，以赏功劳。”这和他讲官制一样，只是顺便交代一下“汉承秦制”这个传统说法，其实他讲的主要还是汉的爵制。而汉的爵制在《表》中也是“略举大分”，看不出汉代如何继承秦制，以及汉代爵制的演变情况。今据有关记载略述如下①。
一、西汉初对秦爵制的因袭
战国时各国都实行军功爵制，军功爵制在秦统一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刘邦响应陈胜起义后，也利用赐爵的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如樊哙因同秦将司马层战，“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不久，击章邯于濮阳，“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后又“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间（或作闻）爵”，接着又连续以杀敌有功被“赐爵五大夫”、“赐爵卿”②。又如曹参也以军功先后被“赐爵七大夫”及“封参为执帛”，“迁为执珪”③。夏侯婴被“赐爵七大夫”、五大夫、执帛、执珪④等等。
那么，刘邦实行的是什么样的赐爵制度呢？从刘邦赐给部下的爵名看，有国大夫、列大夫、上间、七大夫、五大夫、执帛、执珪等等⑤。这些爵名，有些是和二十等爵的爵名相同的，或者和秦国以前的爵名相同的，也有些爵名是各国共有的。如大夫、五大夫、卿，秦国有，楚国也有。但是从上列爵名看，多半是楚国的军功爵制，如五大夫，据《吕氏春秋•长见》记载：
“荆文王曰：‘苋嘻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则不安，旷之而不谷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谷。’于是爵之五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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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节参阅朱绍侯《军功爵制试探》；高敏《秦汉史论集》《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
② 《史记•樊哙列传》及《汉书•樊哙传》。
③ 《史记•曹相国世家》及《汉书•曹参传》。
④ 《史记•夏侯婴列传》及《汉书•夏侯婴传》。
⑤ 以上爵名见《史记》，《汉书》有关刘邦的功臣列传及本纪。
又《战国策•楚策》：
“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陈轸谓楚王曰：赫不能得赵，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赏无功也；得赵而王无加焉，是无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
从这两条记载看，楚予爵位，也是要论功行赏的。又如卿也是楚爵位，据《离骚》注考证：
“楚武王子瑕受屈为卿，田以为氏。”
这是说瑕受卿爵封屈地，因此以为氏。再如执帛、执珪更是楚国爵名：执帛，《汉书•曹参传》注引郑氏曰：“楚爵也。”执珪，据《战国策•楚策》记载，楚襄王曾封庄辛以执珪，注云：
“楚国之法，破军杀将，其官为上柱固，封爵为执珪者，谓既封上柱国之官，又虚受执珪之爵也。”
至于上间爵，孟康解释说：
“不在二十爵中，如执珪、执帛比也。” ①
看来孟康是把上间爵当成楚国爵制的。其他有些注家，往往把以上爵名和二十等爵附会，是不符合实际的。例如在解释樊哙“赐爵封号贤成君”②时，“臣瓒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师古就此指出：
“瓒说非也。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号位，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侧多矣。约以秦制，于义不通。”
秦末陈胜起义，号为“张楚”，建官号即按楚制。刘邦最初也是采用楚爵制，从刘邦起事后自称沛公的有关记载可以证明。《史记•高祖本纪》裴骃引《汉书音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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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樊哙列传》注。
②《汉书•樊哙传》。
“旧楚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①
官、爵皆从楚制，这是合情合理合乎事实的。
但是，后来刘邦还是采用了秦的二十等爵制。公元前二〇二年，刘邦打败项羽统一中国，发布了一个重要诏令，与军功爵制有密切关系。《汉书•高帝纪》记载：
“（汉五年）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从诏令的内容看，其目的是为了招集流民，释放奴婢，安置复员军人，但突出的特点是反复强调军功爵的重要性。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汉初军功爵制的几点认识：
第一，诏令肯定了秦的军功爵制在汉朝的合法地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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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高帝纪》师古注云：“沛公，楚制。”
秦民原有的爵位和土地、房屋的所有权。
第二，对于从军的军吏除犯罪者外，一律赐给大夫爵位；原来享有大夫以上爵位的人各加一级；有七大夫以上爵位的人都可以食邑，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其个人和全家的徭役。这就是奖赏和优待为他打天下出过力的人，也就是发挥了军功爵制的作用。
第三，明确宣布七大夫，公乘以上属于高爵，并表示对高爵的尊重，责令地方官必须优先满足高爵对于田宅和其他合乎其规定的要求，不得拖延。这说明刘邦对获得高爵的人是十分关心的，因为这些人是西汉政权的支柱。
楚汉战争之后，刘邦在主要方面因袭了秦的二十等爵制，这个转变，也许就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刘邦背叛农民起义，恢复地主阶级元气，重建封建统治的转变。
二、西汉时期赐爵制的变化
刘邦死后，吕后执政，她为了收揽人心，以惠帝名义发布了一个大规模的赐爵诏令：
“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檐、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参乘赐爵五大夫，舍人不满五岁二级。……”①
这次赐爵和刘邦时的赐爵相比，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从赐爵的对象和条件来看，取消了以军功赐爵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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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惠帝纪》。
根本条件。这样无条件地普遍赐民爵是前所未有的，开了赐爵轻滥的先河。
其次，把“赐民爵”与“赐吏爵”分开了。以往是没有这样分的，自此以后，在赐爵时“吏”与”民”就分开提了。而“赐民爵”一般每次赐爵一级；“赐吏爵”则每次不限级数，一般以官职的高低和在职时间的长短决定级数的多少，有一次赐爵二、三级的，也有一次赐爵至五大夫的，后来还有更高的，专门“赐天下吏爵”①的时候也有，官吏享受着更多的特权。
再次，取消了以爵级赐与田宅的规定。秦的军功爵制是与获得一定的田宅并役使庶子分不开的，是培植军功地主的一种措施。刘邦时也还把爵位和田宅连在一起。这以后所有的“赐民爵”都与田宅毫无关系了，只是得到一个空衔；但对吏爵特别是高爵，在赐爵的同时，还是有赐田宅、奴婢及金帛、车马、器物等赏赐的。
这些变化，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地位变化所决定的。吕后时期，封建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地主阶级政权已经巩固。这时的地主阶级所关心的是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与特权地位。因此，商鞅确定的关于赐爵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奖励军功等对他们已不适用了。
再以后，到文、景两帝时期，赐爵制度又有进一步变化。总的来说，是进一步背离了奖励军功的原则，向着轻、滥的方面变化。此后，除十九级、二十级，即关内侯、列侯还拥有实际社会地位外，其他各级，特别是八级以下的“民爵”，成为徒有其名、而无实际价值的空虚头衔。如钱大昕所说：“大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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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宣帝纪》。
乘以下，与齐民无异。”①
西汉滥赐民爵之事例甚多，据《西汉会要》卷三五《赐爵》条统计，在十六种情况下，如新君即位、立太子、改年号、册封皇后、太子加冠、皇帝加元服……等所谓“大事”之时，都要发一纸诏书，宣布赐天下民爵一级，对“孝者”、“孝弟力田”、“勤事吏”等特殊人物，甚至赐爵二级、三级，赐爵成了统治者欢庆节日的点缀品。
赐爵制日趋轻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正式实行卖爵制。当时既可以用钱买爵，也可以输粟入奴婢买爵。用钱买爵之例，如《汉书•惠帝纪》：
“（孝惠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曰：一级值钱二千，凡六万)。”
同书《食货志》：
“（景帝时）上郡以西早，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
又《成帝纪》：
“（鸿嘉三年）令吏民得买爵，贾级千钱。”
这样明令卖爵，而且不断减价卖爵，爵制之轻滥，于此可见。
输粟买爵，商鞅变法时和秦始皇时都曾偶一为之，西汉文帝时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和戍边问题，晁错建议“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或“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
“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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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潜研堂文集》卷三四《再答袁简斋书》。
② 《汉书•食货志》。
从此以后，汉代入粟买爵之风大行。
入奴婢买爵，也是晁错的主意，他向文帝提出为防备匈奴入侵，应召募罪人实边，”不足，募以丁奴婢输罪，及输奴婢欲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①又开辟了一个输奴婢买爵的途径。
在晁错看来卖爵是件很合算的事，“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五大夫才复一人，待遇显著下降！），而且“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无穷”。要什么爵，给什么爵，似乎说一句话就行了；但造成的后果却是他没有想到的。例如他本意是抑商，商人却因此取得了免役权，提高了政治地位，更便于其发展。又如大量卖爵的结果，造成政府兵、徭役的来源受到威胁，因为“民多买复及五大夫”，致使政府可以“征发之士益鲜”②。至于爵制之轻滥自不待言。原来刘邦时以第七级公大夫为高爵的起点，而有无食邑的特权是区分高低爵的标志；文、景以后，高低爵的界限则上移至第九级五大夫，其区分标志也由食邑变成了免役。即以上所述“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公乘以下，与齐民无异”。居延汉简中的戍卒爵至公乘而无五大夫，这是对于史籍的有力证明。由此可见，从文、景以后，军功爵制完全失去了秦与汉初的价值和作用。
汉武帝时期，为了发动对匈奴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又需要军功爵制度来调动战士的积极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旧有的军功爵制已经很滥，不被人们所重视，故在元朔六年（前123年），武帝根据大臣们的建议，又设置武功爵，“以宠战士”。《汉书•食货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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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晁错传》。
②《史记•平准书》。
“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根据这条材料来看，汉武帝设立的武功爵，目的是要恢复军功爵的原有价值和作用，使立功受爵的将士得以补吏，得以赎罪。功劳超等，大者可以封侯，小者可以补郎。这样，就使受爵的人得到的有可能是实际利益，而不是虚名。
至于武功爵的级别和级数，以上这条材料的注引臣瓒曰：
“《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戒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政戾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
师古引此文之后提出了疑问：
“此下云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今瓒所引《茂陵中书》止于十一级，则计数不足，与本文乖矣，或者《茂陵中书》说之不尽也。”
师古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茂陵中书》的记载，显然是有遗漏。
武帝所设置的武功爵，本有赏军功以宠战士之意，但同时也可以买卖，如买爵至千夫，五大夫者，就可以享受免役特权，由于买爵者多，致使“调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①汉政府调发千夫、五大夫为小吏，实质上是让买爵的人变相服役，如不愿为小吏，就要出马一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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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食货志》。
买爵者免役的优待变成了一纸空文。这样就使武功爵与原来的军功爵同样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因此推行不久便自行取消。以至于后人对武功爵究竟有多少级也弄不清楚了。
武帝以后的西汉皇帝们，仍照例“赐民爵”、“赐吏爵”，值得注意的是，宣帝以后，“赐吏爵”日益突出，次数增多，级别也一次可赐爵至左更或关内侯不等。而在赐爵对象方面，增加了“列侯嗣子”和“孝弟力田”。这一些变化说明，赐爵制原有的性质和作用丧失后，作为维护官吏、贵族特权地位工具的性质却更加突出了。
三、东汉时期军功爵制的衰亡
东汉时期，世家豪族地主阶层已经形成，他们通过察举、征辟和任子制度，完全垄断了政治特权，布衣之士，包括一般地主在内，已很难进入政治舞台，完全用不着以“赐吏爵”去扶植新的权贵了。所以东汉时”赐吏爵”一次也没有，可见已经废除。至于“赐民爵”成了一种更廉价的点缀品。如刘秀在位期间就颁布过四次赐爵令，一次是“赐天下长子当为父后者爵，人一级”，有三次皆“赐天下男爵，人二级”①。以后的各个皇帝，都颁布过赐爵诏令，赐爵的次数、级数都很多，为了防止人民得爵超过八级，又三令五申宣布“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的命令②，不过公乘（八级），就不得免役。这样，赐民爵与人民的减役、免役及士兵的社会地位，已没有任何关系。于是爵制名存实亡。正如王粲《爵论》所说：
“古者爵行之时，民赐爵则喜，夺爵则惧，故可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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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 散见《后汉书》《明帝纪》、《安帝纪》、《顺帝纪》。
赐而法也。今爵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是设空文书而无用也。”①
事实也正是如此，东汉是赐爵最多的朝代，但人们竟不知赐爵的用意何在？甚至连熟悉官事的一些文吏也弄不清楚“赐民爵八级何法？”②可见军功爵制在东汉只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但也要说明一点，所谓军功爵在东汉已失去实际意义，乃是指十八级以下的爵位，至于最高两级，即关内侯、列侯，则仍以分封制的残余形式被保留下来。
东汉后期，皇帝滥封滥赏，为了适应外戚、宦官，豪强、军阀势力扩张的需要，又增设了县侯、乡侯，亭侯等爵位。这是赐爵制的又一次大变化。汉末曹操当政，建立新的爵制，“以赏军功”③。除原有的列侯、关内侯之外，新设名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关内外侯十六级、五大夫十五级四等，但新增的这四等按规定“皆不食租”。这种空有名号，而不食租税的封爵，即后世所谓“虚封”。从此军功爵制不仅对广大士兵毫无用处，就是对一般将官也无实际利益可得。
以上一切变化说明，自东汉以后，商鞅变法时创立的赐爵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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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艺文类聚》卷五一封爵部。
② 《论衡•谢短篇》。
③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