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尚书台的沿革
尚书的官名，始见于秦。其实，战国时代已有此官。如魏有主书，主与尚同义，《汉书•惠帝纪》注：“主天子物曰尚。”是主书即尚书。齐有掌书，《广雅释诂》王念孙疏证：“尚之言掌也。”《新语》中掌即写作尚，是掌书亦即尚书。其职务并不重要，只不过是替封建诸侯主管文书的小吏而已。秦的尚书即由战国时的主书或掌书发展而来。
如二章七节所述，秦制，尚书属少府，并且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以及左右曹诸吏②，已初步形成自己的办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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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李广传》。
② 《宋书•百官志》。
构，但其地位仍不重要。《唐六典》云：“秦置尚书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事皆决于丞相。”由此可见，秦时的尚书不过是皇帝与丞相之间一个传达吏而已。
汉承秦制，西汉初年尚书之所属以及职掌，基本上和秦相同。到武帝时，为了削弱丞相权力，强化君权，更多地利用尚书这个办事机构，并且用宦官为尚书，这就是中书。尚书（或中书）既是近侍，办事又日益增多，自然是日益重要。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虽然把丞相的权力收归宫廷，但并不把权力交给近侍，所以武帝时中书的地位仍不尊崇。司马迁即曾任中书令，在他写给友人任安的信中说：“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①所谓“扫除之隶”即指任中书令而言，其所处地位之低下，可以想见。
武帝以后，随着君权的发展与皇帝个人能力的减低，尚书（中书）的职权，因而逐渐扩大。如元帝时石显为中书令，元帝“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责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② 。
成帝时建三公官，这是君权与相权矛盾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以前由丞相总理政务的中央政府，一变而为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分权的中央政府。统一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三公互不统辖，于是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自然总归于皇帝。但皇帝不论怎样专制独裁，总不能一手尽揽天下之事；而天下大事又非通过他的裁决不能实施，再加上皇帝个人的低能，因此就不得不委政于近侍——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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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汉书•石显传》。
随着尚书职权的扩大，尚书的名额也必然增多。成帝时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四人分四曹，正式组成宫廷内的政治机构。《汉书•成帝纪》》说：建始四年“初置尚书员五人”。师古注引《汉旧仪》云：
“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断狱事。”
这里对“尚书员五人”的解释，与《通典》经过整理的记载有所不同，《通典》卷二二写道：
“秦尚书四人（不分曹名）①。汉成帝初置尚书五人，其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尚书曹名自此而有②）：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民曹（主凡吏民上书，以人字改焉，自后历代曹部皆同），客曹（主外国夷狄）。后又置三公曹（主断狱），是为五曹。”
这里暂且不说分曹的更具体情况，只从各曹所主之事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民间，从国内到国外（从内地列边境）所有的事都管到了，可见其职权范围是很广的。不过，成帝时这尚书五人还仅限于“通掌图书，秘记，章奏及封奏，宣示内外而已，其任犹轻。”③虽然掌章奏及封奏以上传下达已经干豫了某些政务，但实权还仍不算太大。
尚书台正式成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是在东汉时代。光武帝刘秀鉴于王莽篡汉，不信任大臣，独揽大权。他虽然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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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官仪》说：“尚书四员，武帝置。”
②《通典》本卷又说：“汉初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
③《通典》卷一二。
织了一个以三公为首、九卿分职的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国家的大权完全集中于宫廷，即集中于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说：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台阁谓尚书也）。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唐六典》亦云：
“光武亲总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
自此以后，迄于东汉之末，尚书的威权与日俱增。《通典》卷二二说：
“后汉，（尚书）则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仰。”
又说：
“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
由此看来，东汉时尚书虽仍然“文属少府”，但实际上已从中央政府的组织中分离出来，一变而为直接隶属皇帝的尚书台。《通典》卷二二说，尚书“总谓尚书台，亦谓中台”。故凡尚书统称为台官，以其在禁中，所以又称中台。与被称为外台的谒者，宪台的御史，总称之为三台。《后汉书•袁绍传》：“坐召三台，专制朝政。”注云：“《晋书》曰：‘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谓三台。”或者把侍御史、尚书郎称为“二台”，《后汉书•陈忠传》：“言事者见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录，显列二台。”注云：“谓杜根为侍御史，成翊世
为尚书郎也。”由于尚书台是皇帝实行独裁政治、高踞于中央政府的御用机关，所以在三台之中，尚书台的地位最为重要，造成了“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①的局面。尚书台实际上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二、尚书台的职权
尚书的职权在最初不过“在殿中主发书”，或“掌通章奏”而己，即主管收发文书，或传达记录章奏，本身并没有什么政治权力。如《汉书•灌夫传》记载说：“孝景时，（窦）婴受遗诏，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书奏，案尚书，大行无遗诏。诏书独藏婴家，婴家丞封。”师古曰：“尚书之中无此大行遗诏也。”由此可见，尚书对诏书的颁发均有记录在案，其时尚书之职，亦不过如此。又《汉书•王嘉传》云：“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说明最初的尚书，除传达章奏于有关部门以外，并无下章的固定职权，皇帝下章通常要经过丞相、御史。但自武帝以后，尚书的职权逐渐提高，于是由“通章奏”而“拆阅章奏”，而“裁决章奏”，并进而直接“下章”了。如《汉书•霍光传》：“光与群臣连名奏（昌邑）王，尚书令读奏。”这是尚书有读奏之权。同书《魏相传》：“故事，诸王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又《后汉书•明帝纪》云：“间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这就是说尚书有拆阅章奏、裁决章奏之权。又《无极山碑》光和四年八月丁丑诏书有云：“尚书令下太常、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这就是尚书有下章之权了。即因尚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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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陈忠传》。
仅有出纳章奏，而且有权拆阅章奏、裁决章奏、下达章奏，所以汉明帝诏曰：
“尚书，盖古之纳言，出纳朕命，机事不密则害成，可不慎欤！”①
《后汉书•李固传》说：
“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 尚书亦为陛下喉舌……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
尚书不仅参与国家机密，出纳王命；而且也渐渐侵夺中央政府的职权。例如选举、任用、考课官吏之权，武帝以前，本在丞相、御史二府；但自武帝以后，人事权就转归尚书了。卫宏《汉旧仪》云：“旧制：令六百石以上，尚书调拜迁；四百石长相至二百石，丞相调除。”这选举地方官吏之权竟在丞相之上，当是尚书代替皇帝行使此种权力而形成的。西汉时的具体事例，如宣帝时张敞为膠东相，“吏追捕（群盗）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②又如“（元帝）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大鸿胪冯）野王行能第一。”③然而，在西汉犹不过由
皇帝特授此权，未必成为定制。至东汉，尚书令的职权则明定为“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④。于是选举、任用、诛赏又都成了尚书法定的职权了。
尚书不仅掌握官吏的任用之权，而且还掌握刑狱诛赏的大权。尚书可以质问大臣，并可因大臣所言不善，加以弹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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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二一二引《汉官仪》。
② 《汉书•张敞传》。
③ 《汉书•冯野王传》。
④ 《后汉书•百官志》。
丞相王嘉荐故廷尉梁相等，“召嘉诣尚书责问静，尚书劾奏嘉言事恣意，罔上不道，下将军中朝者议，遂致于理①。又，“（哀帝）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承旨，即召玄诣尚书问状。”②尚书奉诏可以责问丞相、责问御史大夫，原来有劾案、纠察之权的丞相、御史等大臣，至此反而受制于尚书了。有时，尚书不直接责问大臣，而责问其僚属。如东汉末年太尉杨秉参奏宦官，“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曰：公府外职，而奏劾近官，经典汉制，有故事乎？秉使对曰：春秋赵鞅以晋阳之甲，逐君侧之恶……；邓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诘责，文帝从而请之。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尚书不能诘。”③根据汉代长期以来实行的制度，朝分内外，外朝不得干预内朝，秉使所对仅为西汉初年故事，只是由于杨秉权大势大，尚书才不敢直接责问杨秉，也不敢不上奏皇帝，但尚书质问大臣的权力却由来已久了。
总之，两汉的尚书，特别是东汉的尚书，可以说是包揽一切，无所不总，不仅原来丞相、御史的职权转归尚书，即九卿之职，亦逐渐归尚书诸曹所管。尚书有以上职权，故容易作威作福，在西汉，有时就可以压服丞相了。《汉书•王尊传》：
“初，中书谒者令石显贵幸，专权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不敢言。”
至于东汉，其权势更是凌驾于三公之上，《后汉书•陈忠传》：
“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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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王嘉传》。
② 《汉书•朱博传》。
③ 《后汉书•杨秉传》。
陈树镛《汉官问答》据《汉书》有关传记，对尚书职权作了一个概述：
“大臣有罪，则尚书劾之（见《王嘉传》）。天子责问大臣，则尚书受辞（见《朱博传》）。选第中二千石，则使尚书定其高低（见《冯野王传》）。吏追捕有功，则上名尚书，因录用之（见《张敞传》。刺史奏事京师，则见尚书（见《陈遵传》。”
由于尚书的职权畸形发展，在两汉时代，尚书台的台官遂成为一种凌驾于百官的特权集团。应劭《汉官仪》云：
“凡三公、列卿、将（五官及左右中郎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令、仆射、左右丞，皆回车豫避，卫士传不得迕台官，台官过，乃得去。”①
三、尚书台的组织机构
尚书台的组织开始规模较小，其后随着尚书权力的日益提高，尚书台的机构也日益扩大。至东汉渐具规模，俨然成了一个小型的中央政府。
尚书令：尚书台的长官是尚书令，秦官，属少府。其初大抵与符节，太医、太官等十六官令同秩，不过六百石之官。武帝时用宦者，谓之中书谒者令，简称中书令，司马迁曾任此官。武帝以后，或用宦者，即名中书令，或用士人，即名尚书令。但有时也有宦者与士人并用，中书与尚书并置的情况。如《汉书•霍光传》云：
“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使中书令出取之，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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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后汉文》卷三四引。
尚书。”
《汉书•京房传》云：
“是时（元帝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论议相非，二人用事……房曰：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也。”
至成帝时，专用士人，尚书令之名始定。自此迄于东汉之末，皆用士人，故均称尚书令。
因为武帝以后成帝以前，或用宦者，或用士人，而异其官称；又因中书令、尚书令同时并置，故后人遂有疑中书与尚书为二官者。如（《文献通考》卷四九云：
“汉武帝游宴后庭，始令宦者典事尚书为（谓）之中书谒者，则中书、尚书只是一所，然考《霍光传》（前已引，从略）……则其时（宣帝时）中书、尚书似已分为二。”
赵翼《陔余丛考》尚书条也认为中书、尚书各为一官：
“尚书本秦少府之属，在内掌文书者。汉因之。武帝增用宦者为中书谒者令，于是尚书与中书职亭多相连。”
按秦汉称宦官皆曰中官，故凡宦者兼任之官，皆冠以中字，如赵高为丞相，则曰中丞相。因此宦官任尚书，则曰中书。中书即中尚书，《汉书•盖宽饶传》云：“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以刑余为周召。”师古曰：“言使奄人当权轴也。”应劭《汉官仪》谓“汉旧置中书官领尚书事”，
即以中书为尚书。《后汉书•百官志》所说：“尚书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也是说中书即尚书的别称。所以，中书令和尚书令虽有同时并置的情况，但未成定制，而成帝罢中书宦者复用士人为尚书之后，直至东汉，皆无中书之官。可见两汉的尚书、中书实系一官，由于任此官身份不同而异名，故史书称此官职时，两名往往可以同时互用。如：
“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①
“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辟。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者，应古不近刑人。’”②
以上两段文字在同书中叙述同时的一件事，而中书与尚书官称互用，更足以证明二者乃为一官而异名。
尚书令或中书令，自武帝以后，虽秩仅千石，但职权极重，除前所述尚书诸职权均由尚书令总领之外，如得到皇帝宠幸，其权力则更大。上引元帝时宦官石显专权即其一例。
东汉光武以后，尚书台成为法定的机关，尚书令的职权亦随之制度化。如应劭《汉官仪》云：
“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纲纪，无所不统。秩千石。故公为之，朝会不（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天子所服五时衣赐尚书令。”
又《后汉书•黄香传》云：
“帝（和帝）亦惜香于用，久习旧事，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
可见尚书令本秩虽不过千石，但如以公任此职，不仅可以增秩，而且礼仪亦加。东汉光武特诏，朝会时，尚书令与御史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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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萧望之传》。
②《汉书•石显传》。
司隶校尉皆专席坐，京师号曰：“三独坐。”言其尊重如此。①
尚书仆射：尚书令之下，有尚书仆射（即副尚书令），亦秦官，汉因之。宣帝时，阉宦用事，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成帝时，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仆射主文书启封，令不在，则奏下众事②。《艺文类聚》四八《职官部•尚书令》条引
《齐职仪》云：
“秦汉之世，委政公卿，尚书之职，掌于封奏。令赞文书，仆射主开闭。令不在，则仆射奏下其事。”
尚书仆射秩六百石，若公为之，则加至二千石③。权力大小以及是否管事，完全因人而异。光武时，冯勤“给事尚书”，因为他“在事精勤”，“帝益以为能，尚书众事，皆令总录之”，遂“拜勤尚书仆射，职事十五年，以勤劳赐爵关内侯，迁尚书令”。冯勤在未拜仆射之前，就“典诸侯封事黟，以至于”封爵之制，非
勤不定”，并且奉策审理司徒奏章④；为仆射之后的“职事十五年”，管的事情自然更多。又如《后汉书•郅寿传》载侍御史何敞上疏曰：
“臣伏见尚书仆射郅寿坐于台上，与诸尚书论击匈奴，言议过差。……臣愚以为寿机密近臣，匡救为职。若怀默不言，其罪当诛，今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岂其私邪？又台阁平事，分争可否，虽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犹谓谔谔以昌，不以诽谤为罪……臣敞谬豫机密，言所不宜，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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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劭《汉官仪》。
②《后汉书•百官志》本注。
③应劭《汉官仪》。
④《后汉书•冯勤传》。
由此可见：第一，台是尚书的办公之处；第二，尚书台地处机密；第三，尚书台的台官们对机密大事可以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讨论；第四，尚书仆射之职不限于启封文书，也不仅是尚书令不在时“奏下众事”，平时就还有言、议、平事之责。
关于尚书仆射在尚书台的地位，从以下记载也可见其一斑。
明帝时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有尚书郎案事过误，帝将笞郎，“意因入叩头曰：‘过误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为愆，则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轻，咎皆在臣，臣当先坐。”①这是替下属承担责任。又，《后汉书•虞诩传》记载：
“先是宁阳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积六七岁不省。主簿乃上书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臣章百上，终不见省，臣岂可北诣单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书，尚书遂劾以大逆。诩驳之曰：‘主簿所讼，乃君父之怨；百上不达，是有司之过。愚蠢之人，不足多诛。’帝纳诩言，笞之而已。诩因谓诸尚书曰：‘小人有怨，不远千里，断发刻肌，诣阙告诉，而不为理，岂臣下之义？君与浊长吏何亲，而与怨人何仇乎？闻者皆惭。”
此时虞诩为尚书仆射，能够论列诸尚书劾奏之是非，执不同意见，并且以之教训诸尚书，当然是因为其位高于诸尚书。不仅如此，就是尚书令的奏议，尚书仆射也能反驳，如（《后汉书•胡广传》所载：
“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尚书仆射胡）广复与（尚书史）敞、（郭）虔上书驳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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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钟离意传》。
……”
从有关尚书仆射的记载看，尚书仆射履行着监察和谏诤的职责，甚至类似后来唐代的谏官，如顺帝欲立皇后，尚书仆射胡广上疏说：“臣职在拾遗，忧深责重，是以焦心，冒昧陈闻。”①拾遗作为官名是唐代的事，但拾遗有谏诤之意，从汉代已经开始了。东汉末年，尚书仆射又分置左右，《晋书•职官志》云：
“仆射服秩印绶与令同。案汉本置一人，至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邰为尚书左仆射，仆射分置左右，盖自此始。”
诸曹尚书：除了尚书令和尚书仆射是尚书台的正副主管之外，还有诸曹尚书，也是尚书台的重要成员，其秩与仆射同。尚书分曹有一个发展过程。秦时已有左右曹诸吏，但无一定职事。自武帝以后至成帝，诸曹成立，初为四曹，成帝加一曹为五曹。至东汉光武时则置六曹。其曹名职务前后亦有变化。《后汉书•百官志》云：
“尚书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世祖改曰吏曹），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凡吏（民）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世祖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
应劭《汉官仪》则云：
“尚书四员，武帝置。成帝加一为五，有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人庶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四夷事。成帝加三公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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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胡广传》。
书，主断狱事。”（与上引《汉旧仪》略同）
关于尚书分曹之事，《后汉书•百官志》与《汉官仪》的记载，颇有出入。一谓成帝时为四曹，一谓五曹。后说似较合理。按秦时已有左右曹之分，以后自武帝历昭、宣之世，尚书台的职务日益繁多，可能已有四曹之设，至成帝加一为五，乃自然趋势。《通典》的记载（已见前引），曹名与《百官志》同，加一为五又与《汉官仪》同，经过鉴别整理，应当比较可靠。关于东汉分曹情况，《通典》采用的是应劭的说法；
“后汉尚书五曹六人，其三公曹尚书二人（掌天下岁尽集课州郡），吏曹（掌选举斋祠。后汉志谓之常侍曹，亦谓之选部），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盗贼、辞讼、罪法，亦谓之贼曹），民曹（掌缮理功作，监池苑囿），客曹（掌羌胡朝贺，法驾出则护驾。后汉光武分二千石曹及客曹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两梁冠，纳言帻。或说有六曹 (……今依劭说为五曹六人)。”
由上述可见，尚书诸曹的职务亦有异说，除以上所引之外，还有蔡质《汉仪》之说，蔡谓三公曹“典天下岁尽集课事斗，常侍曹”主常侍黄门御史事”，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盗贼、辞讼、罪眚”，民曹“典缮治功作，监池、苑、囿、盗贼事”①。这些记载都与《后汉书•百官志》不同。大抵尚书的职务，自武帝
以至东汉，不断有所发展，故其曹名和职务前后常有变化。《宋书•百官志》说：“汉末，曹名及职司又与光武时异也。”而史籍往往未能明著其时间与沿革，故有详略异同。
东汉的六曹尚书地位颇高，据《通考》卷五二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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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百官志》引。
“后汉以六曹尚书并令、仆二人，谓之八座。”
又同书卷五一说。
“大事八座连名，不合得建异议。”
这六曹尚书后世即发展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
尚书丞：尚书以下有尚书丞。秦置尚书丞一人。至西汉成帝建始四年置四人。东汉改为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关于其职掌有以下几点记载，《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曰：
“掌录文书期会。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
蔡质《汉仪》曰：
“（左丞）总典台中纲纪，无所不统。”
“右丞与仆射对掌授廪假钱谷，与左丞无所不统。”①
应劭《汉官仪》曰：
“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廪假钱谷。”
这些记载多少有些出入，其不同并非职掌的变化，而是文字详略的不一。总地说来，尚书丞不论一个，四个或两个，如李祖琳所说：“皆佐领仆射之事。”②确切地说应该是佐令和仆射之事。从《汉官仪》的记载看，左右丞是有所分工的，左丞主要佐助尚书令，右丞主要佐助仆射；但分工并不很严格，如《汉仪》所说，右丞“与左丞无所不统一。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无所不统”，应该是“台中纲纪，无所不统”。尚书台内部的事，是由左丞和右丞具体掌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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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
② 据《后汉书集解》》所引。
尚书郎：《汉官仪》写道：
“尚书郎四人，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天下户口土田垦作，一人主钱帛贡献委输。”
这当是尚书台尚未形成、组织还不完备时的情况，所以《晋书•职官志》说：“尚书郎，西汉旧置四人，以分掌尚书。”关于东汉的情况，该志接着又说：
“及光武分尚书为六曹之后，合量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为三十六人，郎，主作文书起草，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
《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与此略有出入：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书起草。”
究竟是三十四还是三十六无法弄清，还有作三十五的。沈约在写《宋书•百官志》时比较客观，他说：
“《汉官》云置郎三十六人，不知是何帝增员，然则一 尚书则领六郎也。主作文书，起立亭草。初为郎中，满岁则为侍郎。”
这里又可看出，尚书郎是一个笼统的称号，作为秩四百石的尚书郎，应该是侍郎，或者说是尚书侍郎，《汉官仪》的几条记载说得比较具体：
“尚书郎初上诣台，称守尚书郎；满岁，称尚书郎中，三年，称侍郎。”①
“尚书郎初从三署郎选，诣尚书台试，每一郎缺则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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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职官部》引。
人，先试笺奏，初入台称郎中，满岁称侍郎。”①
“郎以孝廉，年未五十先试笺奏，初上称郎中，满岁为侍郎。”②
“尚书郎，初入台为郎中，满岁称为侍郎，五岁迁太尉(?)也。”③
各种类书引文相异，除开是从不同角度叙述之外，最大的不同是秩次递升，“满岁为侍郎”还是“三年称侍郎”，蔡质的《汉仪》也是说“三年称侍郎”，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入尚书台之后的迁升较其他试守者为速。如做外官，则为宰百里之官，《后汉书•郑弘传》记载说：
“建初，为尚书令。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丞尉。弘奏以为台职虽尊，而酬赏甚薄，至于开选，多无乐者，请使郎补千石令史为长(刘攽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何官，但云令不合上文)。帝从其议。”
可见章帝以后为外官的禄秩更高。《汉官仪》甚至有“若郎处曹二年，赐迁二千石刺史”的记载。所以虞诩上言。
“台郎显职，仕之通阶，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无人，宜令均平，以厌天下之望。”④
尚书令史：地位次于郎的叫令史，《汉官仪》写道：
“能通仓颉史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出亦与郎同宰百里，郎与令史分职受书。令史见仆射、尚书执板拜，见丞、郎执板揖。”
令史这样的官西汉就有了，《宋书•百官志》说：“汉仪有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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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初学记•职官部》引。
②③《北堂书钞•设官部》引。
④ 《后汉书•虞诩传》。
附表十八：两汉尚书台组织系统表
相令史，令史盖前汉官也。”《汉书•张延寿传》有令史调。尚书令史也是前汉官，《决录注》曰：“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①东汉尚书台的组织扩大之后，有令史十八人，秩皆二百石，分属六曹，每曹三人，主书。以后又增剧曹三人，合二十一人。《古今注》曰：“永元三年七月，增尚书令史员。功满未尝犯禁者，以补小县，墨绶。”蔡质曰：“皆选兰台。符节上称简精练有吏能为之。”②
令史也还是一个笼统的称号，据《宋书•百官志》记载：“郎以下则有都令史、令史、书令史……。”当是因具体职责、分工的不同，而名称也不一样。
四、领、平、视、录尚书事
尚书台的沿革、职权以及组织情况已于上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尚书的实际职权虽高于三公，但终两汉之世，尚书仍为少府的属吏（或者说是文属少府），其秩位亦不过千石，而少府为九卿之一，九卿又分属三公，因而尚书在名义上还是三公下属的下属。这样就发生了矛盾，即上司不仅不能指挥下属，而下属反而变成了上司。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于是有所谓领，平、视、录尚书之制。即由中央高级官吏，外加“领尚书事”，“平尚书事”、“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等官衔来兼管或主持尚书台的工作。领，平、视、录尚书事，并不就是尚书令，而是皇帝在尚书台的高级顾问或代理人。这样，中央高级官吏既能保持其本职的秩位，而同时又能参与枢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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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
②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
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后又以卫将军领尚书事；师丹以左将军领尚书事；萧望之以前将军领尚书事；孔光以光禄勋领尚书事，给事中；张禹为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霍光之子霍山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①。任此职者，多为中朝官。从领尚书事的情况看，领有兼领的意思，虽然以上这些领尚书事的人，大多是兼管或者主持尚书台的工作，拥有实权，但在法定方面，外朝丞相职权的虚名犹存。故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自称与丞相车千秋分治内外②，于废昌邑王时，仍以丞相领衔③。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每定大政之后，辄称病出，闻有诏令，佯作不知，并使吏至丞相府问讯④。孔光以光禄勋领尚书事，给事中，凡典枢机十余年，或问温室省中树皆为何木，光则答以他语⑤，一方面可见其慎密态度，另一方面也见其兼领性质。这些领尚
书事，多少有点可管可不管的意思。因而有的时候虽有领尚书事的头衔，也处理不了尚书台的事务，如元帝时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但当时“（石）显斡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⑥。这固然是因为石显弄权，但“斡”与“领”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师古在此特别注曰：“斡与管同，言管主其事”。这就是说，石显可以直接主管其事，而周堪则不能，因为他只不过是兼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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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俱见《汉书》本传。
② 《汉书•车千秋传》。
③《汉书•霍光传》。
④《汉书•张安世传》。
⑤《汉书•孔光传》。
⑥《汉书•刘向传》。
至于平、视尚书事，则又次于领尚书事了，平是平决的意思，视则不必亲临，都是参与之意，和主管、兼领就不一样，事实也是如此。如于定国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张敞为太中大夫，与于定国并平尚书事，其时就是霍光在领尚书事。又如薛宣加宠特进，位次师安昌侯（张禹），给事中，视尚书事①，领尚书事的正是张禹。
及至东汉，领、平，视尚书事等名称皆不复见，改称录尚书事；而中朝官多能领、平尚书事的制度也一变而为每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或以太尉与太傅同时参录的制度。《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曰：
“世祖以卓茂为太傅，薨，因省。其后每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辄省。”
《晋书•职官志》关于“录尚书事”写道：
“案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霍光以大将军，王凤以大司马，师丹以左将军并领尚书事。后汉章帝以太傅赵熹、太尉牟融并录尚书事，尚书有录名，盖自熹、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每少帝立，则置太傅录尚书事，犹古冢宰总己之义，薨，辄罢之。”
东汉录尚书事、参录尚书事的具体事例，又见下列诸策书：
“司空牟融典职六年，勤劳不怠。其以融为太尉，录尚书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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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俱见《汉书》本传。
② 《艺文类聚》》四八职官部引《汉官仪》、章帝诏。
“故太尉邓彪，元公之族，三让弥高，海内归仁，为群贤首。其以彪为太傅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①
“司徒徐防，以台阁机密，施政牧守。其以防为太尉，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②
“太尉赵峻，三世掌典机衡，有匪石不二之心；大司农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鱼之风。今以峻为太傅，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③
“故太尉陈蕃，忠亮蹇谔，有不吐茹之节；司徒胡广，敦德允元，五世从政。今以蕃为太傅，与广参录尚书事,”④
由此看来，两汉的尚书台实为权力之所归，谁掌握了尚书台，谁就能成为当权者。即使上公、三公、大将军亦必领录尚书事之衔，而后始能掌握国家大权，成为名符其实的执政大臣。不然，秩位虽高，礼遇虽尊，然亦不过论道之官，徒具虚名而已。
总之，两汉的尚书台，其职权十分重要，其组织规模也很庞大，它既是天子的喉舌，又是百官的冢宰。在名义上虽为宫廷近侍，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的总枢。两汉的皇帝就是利用这个御用组织，把政权从中央政府引渡到自己的卧室。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大权在握，并且子孙万代掌握这个大权。不错，君主专制或皇帝个人独裁，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说，自武帝以后确乎日臻完备；但是，皇帝一人总不能揽尽天下之事，即使是有能力的君主也不得不委政于其近侍。尤其是当皇帝幼小或腐败无能的时候，这种君主专制制度，必然要成为皇帝近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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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艺文类聚》四八职官部引和帝策书。
② 同上书引殇帝策书。
③ 同上书引冲帝策书。
④ 同上书引灵帝策书。
臣窃弄权柄的凭据。如西汉昭帝时外戚霍光专权，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擅政，成帝以降，政权又落入外戚王氏之手，王莽乘之，终移汉祚。东汉和帝以后，更是形成外戚、宦官迭起专权的局面，皇帝一变而成为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的傀儡，而东汉亦随之灭亡。由此观之，把政权转移到卧榻之侧，一人独裁，又何济于事哉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