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百官公卿表》在叙述完了中央诸官职之后写道：
“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舆车。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皆秦制。”
这段概述虽简明扼要，但失之笼统，没有交代各种加官的来龙去脉，也没有说明不同时期的各种不同情况。
从侍中，中常侍、给事中这些名号来看，就足以表明，此类加官都是接近皇帝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也已指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注引应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汉官仪》中另有一段记载说：”侍中，便蕃左右，与帝升降，卒思（或作‘切问’）近对，拾遗补缺，百寮之中，莫密于兹。”关
于给事中，《百官表》注引《汉官解诂》云：“掌侍从左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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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翦伯赞《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载《中国史论集》（二）。
员，常侍中。”又《太平御览》卷二二一引《汉仪注》曰：“诸给事中……以有事殿中，故日给事中。”中常侍更是如此，卫宏《汉旧仪》云：“中常侍……得出入卧内、禁中诸官。”所谓“诸吏”、“散骑”也是如此，诸吏，《汉书•杨恽传》：“诸吏，宿卫近臣，上所信任，与闻政事。”散骑，《百官表》颜注云：“骑而散从，无常职也。”《汉官仪》则云：“散骑，骑马并乘舆车，献可替否。”都说明这些加官在政治上乃至生活上侍从或者常侍皇帝，或“有事殿中”，或出入禁中甚至卧内。加这些官号的官吏，当然就属于中朝之官了。所以孟康曰：
“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 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①
这里漏举了诸曹、给事中，但说得很明确，除大司马大将军等将军（已如前述）之外，以上所谓加官，是中朝的主要内容。
其次，说一说侍中等加官的称号是怎样来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是“皆秦制”。但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如《太平御览》卷二一九引《环济要略》曰：
“侍中，古官也……周时号常伯……秦始皇复故，冠貂蝉，汉因而不改，侍惟幄，受顾问，拾遗于左右，出则负玺以从。”
《汉官仪》则曰：
“侍中，左蝉右貂，本秦丞相史，往来殿中，故谓之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坐唾壶，朝廷荣之。至东京时属少府，亦无员。驾出，则一人负传国玺，操斩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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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刘辅传》注引。
（参）乘，与中官俱止禁中。”
又曰：
“给事中，秦官也，汉因之，无常员，皆为加官。”
“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因之，兼用士人，无员，多以为加官。”
由这些不全面也不十分准确的记述看，侍中、给事中等称号，本来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名，大体上是从秦时开始，把它们变成了一种加官的称号，并且逐渐固定下来，由于亲近皇帝，地位也愈来愈提高。然而，《汉书•百官公卿表》之所以把它们叫作加官，是因为它们即使成为一种正式官名之后，也有以别的官职加上其中某一种称号的，此例甚多，详见后。
再次，加官的名称不少，大体上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得出入禁中的，如侍中、中常侍；一类是天子的亲近执事之官，如诸吏、散骑；一类是掌顾问应对的，如给事中。但总的来说，都是侍从皇帝左右，在不同情况下，或赞导众事，或顾问应对。并且既然是所谓中朝官，活动在宫内殿内，又显然不属于主管宫内的光禄勋，而其职掌又有一些与各种郎官和谒者相同，这就不得不有所分工，在礼仪制度上必需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汉旧仪》有一条关于行礼的记载就写道：
“皇帝见诸侯王、列侯起，侍中称曰：‘皇帝为诸侯王、列侯起。’起立乃坐。太常赞曰：‘谨谢行礼。’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升车。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立。’乃坐。太常称赞：‘敬谢行礼。’宴见，侍中常侍赞。”
同一类的礼仪，分别由不同的官员司掌，这些规定够复杂的了，实际情况当然比这简单的叙述还要复杂得多。皇帝左右的侍从很多，何时重用何官又情况不一，所以应该比较具体地弄清楚这些加官的具体演变和职掌，过去的注解也应重新审查和研究，有的是不够全面，有的甚至是弄错了的，例如，《后汉书•百官志》注，在解释侍中时说：
“《汉官秩》云：千石，周礼太仆。干宝注曰：若汉侍中。”
哪一点相“若”呢？无非是因为太仆是“掌御马”的，侍中也有“分掌乘舆服物”这一条。然而，侍中与太仆毫无相“若”之处，如果采用干宝的解释，问题就更复杂化了，考证它也没有意义，象这样的注解就应该舍弃。
下面再比较具体的分述各加官的情况。
一、侍 中
如上所述，侍中之名虽古已有之，但作为加官之号的形成，却是在秦汉时期。汉官诸书关于它的记载虽然不少，但是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沈约在《宋书•百官志》中曾作过一番概述，《通典》在他的基础上叙述得略为详细一些，其卷二一
云：
“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任以为左右，即其任也。秦为侍中，本丞相史也，使五人往来殿内东厢奏事，故谓之侍中。汉侍中为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为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出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汉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凿附蝉为文，貂尾为饰，便繁左右，与帝升降，旧用儒者，然贵子弟荣其观好，至乃襁抱，坐受宠位，贝带脂粉，绮襦纨绔，鵕䴊冠（惠帝侍中鵕䴊冠，贝带，傅脂粉。张辟疆年十五，桑弘羊年十三，并为侍中。）直侍左右，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本有仆射一人（秦汉以侍中功高者一人为仆射），后汉光武帝改仆射为祭酒，或置或否。而文属少府，掌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负国玺，操斩白蛇剑，参乘，余皆骑在乘舆后。献帝即位，初置六人，赞法驾则正直一人负玺陪乘，殿内门下众事皆掌之。后选侍中，皆旧儒商德，学识渊懿，仰瞻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秉笏陪见。旧在尚书令仆射下、尚书上。司隶校尉见侍中，执板揖。侍中旧与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侍中马（亦作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秦汉无定员。（蔡质《汉仪》曰：员本八人。《汉官》曰：无员，侍中舍有八区，论者因言员本八人。）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者则非数。”
杜佑在这一段文字中究竟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仔细玩味，他主要是说明侍中的来历和性质，特别是侍中的性质，加官是其性质，但未多加解释，得出入禁中也是其性质，如严助为侍中，“廷尉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①。但西汉武帝以后，因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出禁外”，变成了“有事乃召之，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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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严助传》。
即出”。当然也有特例，如“史丹为侍中，元帝寝疾，丹以亲密近臣得侍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①直接跑到卧内去了，说明虽不再“止禁中”，还是可以“入禁中”的。东汉章帝以后，也许就再不能入禁中了。杜佑和沈约一样如此详细记述，正是为了说明其亲近性。再者，关于冠带的描写，也是为了说明其亲近荣宠。因为此种冠带有一定的意义和来历，《汉官仪》说：
“侍中金蝉左貂，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居高食（《后汉书•舆服志》补注作“饮”）洁，目（补注作“口”）在腋下；貂内劲悍而外温润，貂蝉不见传记，者（者上当有“说”字）因物论（补注作“生”）义。予览《战国策》乃知赵武灵王胡服也，其后秦始皇破赵，得其冠以赐侍中。高祖灭秦，亦复如之。”
坚刚、高洁以及内劲悍而外温润，这是对侍中的品德要求，与所谓“后选侍中，皆旧儒高德，学识渊懿”是一致的，赐以象征这种品德的冠带，一方面是表示对亲信的希望，另方面也是表示对亲信的荣宠。
侍中的本意如应劭所说是“入侍天子”，具体在何时成为官名，似不可考。只可以肯定，西汉是作为加官，东汉时则成为秩比二千石的实职。但史书上用侍中二字，有时候还是“入侍天子”之意，如《汉书•卢绾传》：“以客从，入汉为将军，常侍中”即是，很难说这个侍中是官职的名称。
正因为侍中的本意是如此，因而“无员”之说是恰当的，如《汉书•朱买臣传》说：“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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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官仪》。
而《严助传》又说：“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这些在左右之人，至少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等肯定是同时为侍中的。《通典》上有“多至数十人”的说法。按照“侍中舍有八区”，可以想见入侍天子之人是不会少的。至于八人或六人之数，或许是某一时期的事实。
侍中的职掌，《通典》说“汉代为亲近之职”，惟其亲近，所以“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事实上，皇帝在使用这些器物时，一般都有宦官来服侍，用不着侍中亲自动手，侍中只不过照管一下而已。皇帝登殿时，侍中在一旁搀扶一下①，乃至拿一拿备吐痰用的唾壶也是可能的，这都是表示亲近的意思可以不必怀疑。“出则参乘、佩玺、抱剑”，能参乘的不过“多识者一人，余皆骑在车后”，这些也是说明侍中为左右亲近。总之，在天子平时生活之中——主要还是政治生活中，游宴后宫当然除外——通常是侍中在左右，赞导众事。天子外
出，也选侍中见闻较广者，准备天子随时询问，即“顾问应对”。正式朝会时，侍中可接受天子的委托，质问公卿，或对公卿传话。所以，侍中在政治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侍中虽不始于武帝，但充分发挥其在政治上的作用，则应自武帝始。如武帝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此事问太尉田蚡，田蚡以为越人互相攻击，本为常事，又数反复，主张不去救援。中大夫侍中严助诘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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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初学记》引《齐职仪》曰：“从御登殿，(侍中)与散骑侍郎对挟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缺。”
认为“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想，又何以子万国乎？”武帝曰：“太尉不足以计。”于是遣严助以节发兵会稽，浮海救东瓯④。又如武帝元朔三年，在河套地区筑朔方城以御匈奴，当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多次上书“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武帝派中大夫，侍中朱买臣等和公孙弘辩论，“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②后公孙弘为丞相，又奏民不得挟弓矢，光禄大夫、侍中吾丘寿王对以为“大不便，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屈服焉”③。那时，汉武帝经常让他的侍从们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拙”④。可见，武帝时是侍中的最盛时期，以后因莽何罗事件，故虽日趋尊显，但不够亲近了。
东汉时因为侍中地位日尊,并且“赞导众事，顾问应对”等等，因而逐渐形成侍中寺，成为以后三省之一门下省的前身，《通典》卷二一云：
“门下省后汉谓之侍中寺(嘉(熹]平六年改侍中寺)。《晋志》曰：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或谓之门下省。”
侍中寺，《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四月有“侍中寺雌鸡化为雄”的记载，但侍中寺的建立未查见很明确的材料，或与“始置鸿都门学生”（同上书）有关。《资治通鉴》卷五七，熹平六年七月记其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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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 （《汉书•严助传》。
② 《汉书•公孙弘传》。
③ 《汉书•吾丘寿王传》。
“初帝好文章，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特制鸿都门下，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置其间，意陈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又同书卷光和元年二月：
“置鸿都门学，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①
七月记光禄大夫杨赐曰：
“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见宠于时，更 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侍中），任芝居纳言（尚书），郤俭、梁鹄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畎畮……。”
由于设置鸿都门学，乐松等人趁机招引群小，为侍中者甚多，因而设立侍中寺。此虽系记述汉末变态之事件，但是却把侍中寺的建立以及后来门下省的渊源大体上讲清楚了。由此还可看出一个发展趋势，继尚书，中书之后，侍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了，因此《后汉书•百官志》在“文属”少府的官吏中，侍中摆在最前，其秩也最高(比二千石)。
入侍天子的侍中，多半是和天子有特殊关系的亲信，考整个西汉一代，能够侍中或为侍中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皇帝的外戚，如卫青、霍去病、霍光等等，而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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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又见《后汉书•蔡邕传》。
史丹祖孙三代并以外属旧恩为侍中①。
二是皇帝的佞幸，如淳于长、董贤。
三是文学侍从之臣，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等。
四是材武之士，如荀彘、上官桀。
五是功臣子弟，如张安世、金日䃅诸家子弟。
六是重臣及儒臣，如师丹、刘歆、蔡茂。
这最后一类，是西汉后期才有的，反映侍中由亲而尊的变化。到东汉时，这个变化就更为明显了，主要是外戚、功臣子弟和师儒重臣，佞幸、材武之类以及一般文学侍从都不再为侍中了。上述灵帝时鸿都门学之入为侍中算是特殊例子，因而“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粗略地从《后汉书》的记载中统计一下，东汉之为侍中者，主要是两大类：
一类，既是功臣之后也是外戚③，如来历、邓藩、邓康、邓弘、邓闾、寇荣、耿承、耿箕、窦宪、窦景、窦瓌、马康、阴识、阴兴、冯柱、冯石、梁安国、梁商、梁冀等等。有少数没有亲属关系的元从功臣和功臣之后，如臧官、邳彤、马武、傅俊等皆元从功臣，丁鸿是功臣之后，同时又是“经学至行”，以儒学著称而拜侍中。
一类，即所谓师儒重臣，其中有的是家学渊源，如伏无忌为汉初伏生之后（同时又是外戚），贾逵不但有家学渊源，还是当时一代通儒，杨秉、杨赐、杨彪都是“少传家学”；有的是“当世名儒”，如鲁恭、鲁丕，或者先师之子如桓郁、桓焉；也有的是各门学问专家，如张酺以《尚书》教授，延笃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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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史丹传》。
② 包括尚公主等亲属关系。
传》专长（同时博通经传和百家言），张霸以研究《公羊春秋》称张氏学，苏竟是《易经》专家，曹充、曹褒父子创《庆氏礼》。他们或通经教授，如爰延、承官等，有的门徒至数百人，或侍讲入禁内，当皇帝的教师，如刘宽“侍讲光华殿”，赵典“侍讲禁内”，桓焉“入授安帝”等等。东汉末年为侍中者颇多，其中有不少“博通群书”的才名之士，如李法、黄琬、荀悦、荀爽以及卢植等等。
另一些儒学之士，还以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专长为侍中，如著名的张衡，以及杨统、杨厚、翟酺等人。
所谓“选侍中，皆旧儒高德，学识渊懿”，主要是东汉时的情况。侍中是士人出身的官吏中能够出入宫禁的官吏，既尊贵又亲近。但是，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外戚得势时，不少外戚本身就是侍中，侍中得到亲近。宦官得势时，侍中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二、左右曹、诸吏
左右曹又称诸曹，这是《汉书•百官公卿表》本身已经表明了的，诸曹和诸吏都是西汉时的加官，《汉书》各传中任此种官的不少，任何一个官吏，有此种加官以后，地位就有变化，如《汉旧仪》说：“五官属光禄勋，不得上朝谒，兼左右曹、诸吏，得上朝谒。”
诸曹、诸吏何时设置？一般来说是从武帝时开始的。《汉书•成帝纪》建始元年注引应劭曰：
“《百官表》，诸吏得举法案劾。职如御史中丞，武帝初置，皆兼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为之，无员也。”
又，《晋书•职官志》云：
“武帝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
有人根据文帝时贾山《至言》的记载，认为文帝之时已经有诸吏一官。但仔细分析起来，也不见得，贾山之言曰：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
这“常侍诸吏”和前述卢绾之“常侍中”一样，不过是常常侍从在左右的诸吏而已，是泛指，尚未形成加官之号，仅仅是侍从驰驱射猎。当然，其所以成为加官，也是由这种亲近侍从关系发展而来的。
武帝以后，诸曹、诸吏成为枢机重臣，一个是受尚书事，一个则如御史中丞一样得举法案劾。《晋书•职官志》又说是二者“分平尚书事”。这也许是不同时间的分工不同。加诸曹，诸吏之号，既亲近，又尊贵，是人臣荣宠的一种称号，而且在实际上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如《汉旧仪》中写道：
“左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
“右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
一般认为，加官无禄秩，从这里的情况看也不尽然，不够二千石的官吏，加左右曹之号，当给以二千石的待遇。诸吏也是如此，如张禹“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①，孔光“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③，光禄大夫的秩只有比二千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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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张禹传》。
② 《汉书•孔光传》。
诸吏之后就是中二千石。当然，更重要的是加此号之后，就能“与闻政事”，成为“典枢机”的权贵重臣。《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
“《御览》二百二十九引《汉官解诂》曰：士之权贵，不过尚书，其次诸吏。”
诸吏似乎比诸曹要尊贵（亲近相同），这从《汉书》各传的一些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如：
韩增，少为郎，诸曹，侍中，光禄大夫。
刘德子刘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
刘歆，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
苏武，曾为典属国。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号为祭酒，甚优宠之。……又以武弟子为右曹。
史丹，九男皆为侍中诸曹，亲近常在左右。
薛宣子况，为右曹侍郎。
张禹，四子，长子宏嗣侯……三弟皆为校尉、散骑、诸曹。
董贤，董氏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
霍光，以郎稍迁诸曹，侍中。……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
以上这些，都是主要表明亲近尊崇之意，其它一些有关记载大体上也是如此。以诸曹受尚书事、典枢机的具体记载，还没有查到。但是，诸吏则不然，加诸吏之号者，往往就在实际上与闻大政了。如《汉书•刘向传》记载说：
“元帝初即位，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皆领尚书事。”
太傅、少傅皆为荣誉职务，实不与闻政事，加前将军，诸吏的称号之后，就成了中朝官，能够领尚书事了。又如《汉书•张禹传》载：
“元帝崩，成帝即位，征禹、（郑）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宽中食邑八百户，禹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事。”
同书《孔光传》：
“上甚信任之，转为仆射，尚书令。有诏光周密谨慎，未尝有过，加诸吏官。……数年，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赐黄金百斤，领尚书事。后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凡典枢机十余年。”
又《杨恽传》：
“迁中郎将……擢为诸吏、光禄勋，亲近用事。”
加诸吏的条件是“周密谨慎”，因为要在内朝活动，“典枢机”。加诸吏之号是因为得到信任，其目的是使之能够“领尚书事”，“与闻政事”等等。不仅仅是一个“亲近常在左右”的问题。
最后，关于诸曹、诸吏的演变问题。它们和侍中、给事中等不一样，侍中、给事中这类西汉时的加官，到东汉及其以后就演变成一种正式官职了，而诸曹、诸吏到东汉时基本上就没有了。其原因是什么？看来是因为它们过分一般化，诸者众也，众多的官吏可以称为诸吏，各种各样的曹可以称为诸曹，与侍中、绐事中可以变成一种专称不同，与散骑（详下）也不同，有许多一般用法成为官名的例子，如《刘向传》所说“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拾遗后世就成为官号，唯独这诸曹、诸吏不太合适，因为一般的用法要经常用到它。左右曹的称号稍具体一点，但也易于混淆，职官中分左右曹者甚多。因为如此，所以解释这个左右曹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如《后汉书•邳彤传》说“复为左曹侍中”——这是东汉仅见的极个别例子之一，而且要把“左曹”和“侍中”点开读，但是李贤注云：
“《前书》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又，《汉官仪》云：
“左右曹受尚书事，前世文士以中书在右，因谓中书为右曹，又称西掖。”
又，《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晋灼曰：
“《汉仪注》，诸吏、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
这几处记载究竟是讲尚书台分科办事的左右曹呢？还是讲作为加官的左右曹呢？叙事和作注的人是为了解释加官左右曹，而所作的解释又是讲尚书台的左右曹。左右曹之易于混淆显而易见。因此，诸吏、诸曹（左右曹）不宜长期作为官名使用，事实上东汉以后便无所闻了。
三、散骑、中常侍
如果说诸曹、诸吏这种加官，到东汉就消失了；那末，散骑、中常侍则几经演变之后合并了，合并成散骑常侍。《宋书•百官志》记其发展概况说：
“散骑常侍四人，掌侍左右。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并乘舆车后，中常传得入禁中，皆无员，并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因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于中常侍，谓之散骑常侍……秩比二千石。”
散骑的本意，颜师古和杜佑的解释一样：“骑而散从，无常职也。”《汉官仪》说：“散骑，骑马并乘舆车，献可替否。”意思也是差不多的，“献可替否”本无常职，不过是骑着马随从在乘舆车之后，相当于侍卫官。骑，就是骑马，汉代有
“骑吏”，有“骑郎”等等。“骑吏”地位要低一些，《汉官仪》有“司空骑吏以下皂祷”的记载可证。“骑郎”地位要高一些，如张释之“以赀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①注引如淳曰：“《汉仪注》，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则是骑郎又名常侍郎。常侍郎也叫常侍骑，如《史记•袁盎传》说：“盎兄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索隐》案：“《汉（书，衍）旧仪》云：‘持节夹乘舆骑从者，则云常侍骑也。’”此外还有称“武骑常骑”②的，《史记•李将军列传》：“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索隐》：”谓为郎而补武骑常侍也。”但是，此“武骑常侍”《汉书•李广传》作“郎骑常侍”，并且师古还解释说：“官为郎而常骑以侍天子，故曰骑常侍。”若此，则“骑常侍”、“常侍骑”实为一官。或者因为官名尚未固定，故有此类不同说法，总之是骑从的郎官就是了。开始，随从在皇帝左右，甚至“亡所知名”。而且因为经常侍从在左右，总是有机会得到赏识和重用的，张释之、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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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张释之列传》。
②《宋书•百官志》说：“武骑常侍，无员，汉西京官，车驾游猎，常从，射猛兽。后汉，魏、晋不置。”
都是如此。此种骑郎发展成受尊重的加官——散骑，是顺理成章的事。
常侍，当即常常侍从或者经常侍从的意思。后来逐渐发展成官名，如常侍骑、常侍郎之类。然而即使成为官名之后，有时也有常侍这样的泛用。这从《汉书•东方朔传》的有关记载中可以证明：
“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无穷，常侍左右。”
“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
“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
这中间，幸倡郭舍人之“常侍左右”，断不是官名。常侍武骑或者是武骑常侍的别名，更说明此类官名尚未固定。常侍郎看样子是一个固定官名，但也不尽然， （《史记•滑稽列传》的记载就有不同，原文是“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下面东方朔自己又说是“常侍侍郎”①。这些不同，一则说明官名不固定，二则说明常侍乃常在侍从之中的一般用法。
中常侍似乎又有所不同。许多记载都说秦置中常侍，《后汉书•宦者列传》序云：
“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铛左貂，给事殿省。”
秦的中常侍无所查考，从《宦者列传》的叙述来看，是把它作为宦官叙述的。这个“汉兴”说得很笼统，西汉的情况如何？似未交代。《后汉书•百官志》中常侍条下，王先谦集解引李祖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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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又和《通典》卷二一所说“散骑有常侍侍郎”相合，足见名称之不固定。
“西京初惟有常侍，元、成后始有中常侍之名，然皆士人。中兴用宦者，又稍异焉。朱穆疏‘旧制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用阉人（原文作乃以阉人为常侍）……是中兴之初尚用士人，后改制则不复旧矣。”
西汉初年确实未见中常侍之名，作为加官称号的中常侍也许是元、成以后的事（或者与秦作为内官的中常侍有不同），如《汉书•张安世传》说：
“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八十余人。”
又同书《王商传》：
“商子弟亲属，为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
中常侍在西汉时是作为加官之号，加此号之后，和侍中一样“得入禁中”。作为本职官名的中常侍，当是东汉以后的事。所以《后汉书•百官志》有：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
《汉旧仪》所说：
“中常侍，宦者，秩千石。得出入卧内、禁中诸官。”
这也当是东汉的中常侍。中常侍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叫常侍，如十常侍的常侍即中常侍。
如上所述，后代史家认为三国以后之散骑常侍是由散骑和中常侍合并而成的；不过，东汉以后，有时又有中常侍出现，或者改称内侍，那都是宦者所为之内官，与西汉时加于一般士人的加官不是一回事。
四、给事中
《汉书•百官公卿表》在叙述侍中等各种加官之后，又单独把给事中提出来说：
“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
为什么单独提出，当是给事中与其它加官有所不同。不同之处何在呢？或者《汉旧仪》的记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诸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日给事中。多名儒国亲为之，掌左右顾问。”
“平尚书奏事”，“有事殿中”、“左右顾问”这些说明给事中是顾问应对之臣，是负有实际任务的，这就和其它一般的随从车骑之类的加官有所不同，所以“多名儒国亲为之”，一般的文学、武士很少有人加此官号，惟有佞幸董贤是一个特例。
关于负责实际政务，可从任给事中的孔光上书中看出，孔光被策免丞相以后，重新被“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位次丞相”，孔光谢曰：“今复拔擢，备内朝臣，与闻政事。”①由此可见，给事中是内朝臣，并且还是“与闻政事”的内朝臣。
给事中因为“有事殿中”，所以和其它加官一样，也是经常侍从在皇帝左右的，所以《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解诂》云：
“掌侍从左右，无员，常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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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孔光传》。
给事中是经常侍从在殿中的。但重要的是“给事”，这“给事”二字的意义，在《汉书》上也有明确记载，如《张安世传》说：
“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师古曰：于尚书中给事也。给，供也。)”
又《王商传》：
“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
这都说明“给事”有负责实际任务的意思，“给事”和一般的宿卫还有所区别，《王商传》是说既不得给事于中，也不得宿卫于左右。
再者，既然是顾问应对之臣，而且“多名儒国亲为之”，当然不可能只限于“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汉书补注》引钱大昕曰：
“武帝时终军以谒者给事中，宣帝时田延年以大司农给事中，杜延年以太仆给事中，魏相以御史大夫给事中，元帝时萧望之以关内侯给事中，刘更生以宗正给事中，成帝时辛庆忌以右将军给事中，哀帝时董贤为大司马给事中，是三公、列将军、九卿皆得加之，不止大夫、博士、议郎也。”
不过，在《汉书》记载中以各种大夫加给事中的为多，如：
刘向，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①。
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②。
孔霸，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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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汉书•刘向传》。以下不具出处者，皆见其本传。
③《汉书•孔光传》。
谷永，迁光禄大夫给事中。
师丹，复以光禄大夫，给事中。 （此处给事中负责实际任务最为明显）
丙吉，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夏侯胜，为谏大夫，给事中。
息夫躬，与宋弘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蔡义，擢光禄大夫，给事中。
陈咸，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金钦，为太中大夫，给事中①。
平当，为太中大夫，给事中。
孔光，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
王仲翁，至光禄大夫，给事中②。
这些大夫之所以加给事中，一则可入内朝，二则可由一般“掌议论”之官变成“给事”之官。
因为给事中在负实际任务这一点上与其他加官有所不同，所以散骑、诸吏、诸曹等加官之上又有再加给事中的，如息夫躬加左曹又加给事中，杜延年加右曹又加给事中，张禹、孔光都是加诸吏又加给事中，辛庆忌、平当加诸吏、散骑又加给事中。这一点，给事中和侍中相同，用一个“中”字表示更加亲近，但是没有见到既加侍中又加给事中的，这也许是因为都是一个“中”字，不必再重复了。他们是共同侍从左右，共同常侍于中，所以《汉书•刘向传》说：“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四人同心辅政。”四人还包括太傅萧望之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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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金日䃅传》。
② 《汉书•萧望之传》。
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这二人既以师傅之尊，又以将军、诸吏入内朝，并且还“领尚书事”。可见，给事中和侍中不仅是一般的“拾遗于左右”，更重要的是“辅政”，与闻政事，掌握枢机。关于给事中的设置，《宋书•百官志》记载说：
“给事中，无员，汉西京置，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汉东京省，魏世复置。”
《晋书•职官志》说：
“给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汉因之，及汉东京省，魏世复置，至晋不改。在散骑常侍下，给事黄门侍郎上，无员。”
是否秦已有给事中，很难断定，《晋书》、《通典》等都说是秦官或秦制，其根据也许就是《汉书•百官公卿表》叙述加官之后的那一句“皆秦制”。具体事例似无可考查。沈约说：“汉西京置”，或者他认为不是秦制。但是东汉没有给事中一官是可以肯定的。东汉以后又有，但和西汉的加官不一样，如《通典》卷二一所说，以后的情况是“或为加官，或为正员”，特别是隋唐以后，“前代虽有给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给事中，盖因古之名用隋之职”。
总之，给事中和侍中等一样，作为加官和内朝官，主要是西汉时的事，东汉就有所变化了，以后变化更大，新的内朝中常侍、小黄门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原来最亲近的官又变得疏远了。
五、给事黄门
《汉书•百官公卿表》在叙述加官时最后写道：
“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
这说明“给事黄门”也是一种加官，同时这里也是使用了“给事”的广泛意义，如《通典》卷二一所说：
“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其官给事于黄闼之内，故曰黄门侍郎。初，秦汉别有给事黄门之职（扬雄为给事黄门），后汉并为一官，故有给事黄门侍郎，掌侍从左右，给事中（按：当读为给事于中），使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座，无员，属少府（又《汉旧仪》云属黄门令）。日暮入对青琐门拜，故谓之夕郎。献帝初即位，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尚书事。后更给事黄门侍郎为侍中侍郎，去给事黄门之号。旋复故。”
“给事于黄闼之内”这个解释是比较符合西汉实际的。“给事黄门”见于《汉书》的有《刘向传》、《孔光传》、《扬雄传》，“黄门侍郎”在西汉仅见《李寻传》，又《艺文志》有“给事黄门侍郎李息”。王先谦《汉书补注》曰：
“以志文例之，皆以侍郎而给事黄门，故蒙此称也。吾丘寿王愿养马黄门，盖亦给事之义矣。”
这个解释是可取的。刘，孔、扬三传的“给事黄门”均可作这样的解释，如《刘向传》说：
“征更生（按：即刘向）受《谷梁》，讲论五经于石渠。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
《孔光传》：
“以子男放为侍郎，给事黄门。”
《扬雄传》：
“（大司马王音）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亭黄门。”
这里的“给事黄门”是否如《通典》所说别为一职，尚难断定。这是一个很早就不易弄清了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宋书•百官志》看到这一点，沈约的记述是比较客观的：
“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俱掌众事，郊庙临则一人执麾。《汉百官表》：秦曰给事黄门，无员，掌侍从左右，汉因之。汉东京曰给事黄门侍郎，亦无员，掌侍从左右，关通内外，诸王朝见，则引王朝坐。应劭曰：每日暮，向青琐门拜，谓之夕郎。史臣按：刘向与子歆书曰：黄门郎显处也。然则汉世已为黄门侍郎矣。董巴《汉书》曰：禁门曰黄闼，中入主之，故号曰黄门令。然则黄门郎给事黄闼之内，故曰黄门郎也。魏晋以来，员四人，秩六百石。”
魏晋一直到宋称“给事黄门侍郎”这是无问题的，两汉是否有此名，西汉唯有《艺文志》一条孤证，《后汉书•百官志》黄门侍郎上本有“给事”二字，但各本都断到上句去了，似应加以改正。“给事黄门侍郎”的正式名称当起于东汉末年， 《献帝起居注》曰：
“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改给事黄门侍郎为侍中侍郎，去给事黄门之号，旋复故。旧，侍中、黄门侍郎，以在中官者，不与近密交政，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闼，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
魏晋以后，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这样便由加官一变而为重要的实职主管，外朝的九卿，内朝的给事中、散骑常侍亦渐隶属门下，于是门下省遂成为庞大的中枢组织。隋以后侍中与中书令、尚书令分别成为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长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