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名，乃拜，皆秩四百石，三岁为令。”同上书：“光禄勋有南北庐主事、三署主事，于诸郎之中察茂才高第者为之，秩四百石。”此外，如张衡以郎中迁太史令，杨仁、贾逵以郎中补卫尉卿属卫士令，班固以校书郎补玄武司马，马廖以郎补羽林左监等等，皆属卿属官吏。
(5)议郎、博士 议郎，秩六百石，博士秩比六百石，三署郎常有除补此职者，如蔡邕以郎中补议郎，张玄、周防以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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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虞诩传》。
中迁补博士。
(6)太子官右职 东汉仍承西汉之制，太子官右职例由三署郎中迁补。《后汉书•百官志》：“太子洗马比六百石。”注引《汉官》：“选郎中补也。”
(7)列将军、公府掾 三署郎尚有辟为列将军、公府掾者，如李膺举孝廉为郎，为司徒胡广所辟，应劭以郎中辟车骑将军何苗府，尹敏以郎中辟司空府，羊续以郎中辟大将军窦武府。
属于地方官系统的有：
(8)县令、长、侯国相 东汉三署郎为比三百石郎中，初补实职，多为县令、长、侯国相。汉明帝曾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①所谓“出宰百里”者，即指县令、长，侯国相。又《风俗通义•过誉篇》云：“夫孝廉平除则有社稷民人。”此处孝廉即为孝廉郎之简称。三署郎平除县令、长、侯国相，多见诸帝诏令，如。
《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诏：“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
《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七年诏）：‘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出所选郎出补长、相。”
《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六年诏：“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
又《三国志•魏志•臧洪传》亦云：“灵帝时，选三署郎以补县长。”
另外，三署郎察举光禄茂才、四行者还可高补大县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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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明帝纪》。
刘宠以郎察四行为东平陵令，王堂以郎举光禄茂才，迁补谷城令。
总之，补县令长侯国相是东汉三署郎官最主要的出路。
(9)郡国丞、长吏三署郎也还有补郡国丞、长吏者。
《后汉书•第五伦传》补注引《东观记》云：
“建武中，诸王当归国，诏书选三署郎补王家长吏，除伦为医工长。”
此外，江革以郎中补楚太仆，谢弼以郎中“出为广陵府丞”，马融以校书郎出为河间王厩长史，公孙瓒以郎迁补辽东属国长史，皆是其例。
综上所述，三署郎补吏，平除为秩三百石至六百石官职，这与西汉郎中补吏情况相同，从而进一步证明三署郎并无三级郎制，皆为秩比三百石郎中。三署郎很少有超迁者，包咸以郎中迁谏议大夫，窦武以郎中迁越骑校尉，皆为特例。此种情况反映了东汉郎官补吏的制度化。
2．羽林郎补吏
《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注引《汉官仪》云：“羽林郎出补三百石丞尉。自占丞尉，小县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为真，皆所以优也。”可见羽林郎补吏一般是除补三百石至四百石丞尉。
3．议郎补吏
议郎补吏平除一般为以下各官：
( 1)县令 据统计，《后汉书》列传主明载以议郎补吏者共四十三人，补县令者七人。县令秩六百石至千石。
(2)博士 议郎与博士同为儒臣，以议论为官，职位相近，故议郎有补博士者。 《后汉书》列传主中李育、桓荣、范升三人补博士。博士秩比六百石。
(3)尚书 左雄、刘淑、魏朗三人以议郎补尚书。尚书秩六百石，秩位虽不高，但为台阁要职。
(4)将军，卿、郡属长吏 查《后汉书》列传，赵歧、崔寔以议郎补将军司马，将军司马秩千石。马融以议郎为大将军从事中郎，虞诩以议郎补尚书仆射，蔡衍以议郎补符节令，秩皆六百石。刘茂以议郎除宗正丞，桓谭以议郎出为六安郡丞，秩皆千石。
议郎初除官吏，高补可以为以下诸官：
(1)侍中 侍中一官， 《后汉书•百官志》云：“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故多以议郎补之。 《后汉书》列传主以议郎补侍中者九人。侍中秩比二千石。
(2)刺史、郡国守相、属国都尉、将作大匠 《后汉书》传主以议郎补刺史者五人，郡太守五人，属国都尉一人，将作大匠一人。刺史、郡太守、属国都尉、将作大匠秩皆二千石。
议郎为高级郎官，是皇帝的参谋顾问，多选名士充任，故补吏比一般郎官要高，平除则比六百石至千石的官员，高补则比二千石至二千石官员。
东汉郎官因出居外朝，故补吏多为外朝官，此为东汉郎官补吏的一个重要特点。
四、郎官制度与秦汉政治
郎官制度是秦汉时期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郎官“入奉宿卫，出牧百姓”，既是皇帝的宿卫近官，又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所以这一制度对秦汉政治影响甚巨。
首先，让我们先考察一下郎官作为皇帝宿卫近官，对秦汉中央集权政治所发挥的作用。秦汉是我国历史上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初建时期，在当时，这种制度对防止和消除地方分裂割据，加强全国政治上的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曾经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封建国家的象征，掌握着最高统治权，而在他左右的一些近侍之臣，又往往影响着他的决策和权力的实施。这样看来，郎官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秦及西汉的郎官，史书常称之“郎宦者”①、“郎侍中”②、“郎从官”③，说明郎官为皇帝亲信近官，和一般官吏相比，其政治地位是很特殊的，如高祖时的籍孺，孝惠时的闳孺，均以郎官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④。由于他们所处的亲要地位，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议论政治得失，出谋划策，以致影响到皇帝的各项决策。如：楚汉之际，刘邦用郎中郑忠之谋，高垒深堑，坚守修武，并派兵深入齐楚，直捣项羽后方，从而扭转了在战争中的被动局面，奠定了统一的基础。汉朝建立之初，娄敬因建定都长安之策，被汉高祖任为郎中，谋议左右，拾遗补缺，他所提出的和亲匈奴之策，成为汉初几代皇帝承袭的既定政策。文帝时广开言路，郎官议政的事例更多，“每朝，郎官上书疏，（文帝）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用受之，未尝不称善也”⑤。又如郎官冯唐与文帝谈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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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佞幸列传》。
③ 《汉书•元帝纪》。
④ 《史记•佞幸列传》。
⑤ 《史记•袁盎列传》。
之道，一言而使下狱的云中守魏尚官复原职，尤为显例。文帝为开明君主，文景两代号称封建治世，与正确发挥郎官的议政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专制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独断专行的政治弊端，有着很大关系。尤其是汉武帝创郎官给事内外朝之制，使郎官的积极作用得到进一步地发挥。
武帝创立郎官给事内外朝制度，其实质是利用亲信近官——郎官作为皇帝的心腹耳目，分处内外，对内形成以皇帝为首的新的权力核心，对外加强皇帝对整个统治机构的控制，从而达到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上的高度统一。
最初的内朝，其基本成员就是郎官。当时，主要由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桑弘羊、东方朔、司马相如等郎官组成的内朝，实际上是最高的决策机关，一些主要政策法令的制订，多由内朝郎官参与。如：主父偃为郎中，“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①。刘向《新序》云：“关马及弩不得出，绝游说之路，诸侯王遂以弱，主父偃之谋也。”尤其是他献“推恩”之策，著为法令，对加强中央权力，消除地方诸侯王国的割据势力，具有重要意义。再如，“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②，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法令多有他参与其事，不仅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而且加强了西汉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支援了汉朝对匈奴的防御战争。昭宣之后，内朝官制虽渐趋完备，但内朝的具体事务仍多由郎官给事，如掌天下枢机的尚书台，即由郎官给事其中，而当时大部分内朝官如霍光、张安世、韩增又皆为给事内朝郎官出身。直至建武初年，汉光武帝仍袭用西汉旧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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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主父偃传》。
② 《史记•平准书》。
冯勤为郎中“给事尚书，以图议军粮，在事精勤，遂见亲识。每引进，帝辄顾谓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轻重，国土近远，地势丰薄，不相逾越，莫不厌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甚以为能，尚书众事，皆令总录之。”①郎官给事内朝制度，对内朝的形成与发展，加强以君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郎官给事外朝，也就是以皇帝近官身分监临外朝事务，使皇帝对外朝的一些重大事务可以直接发挥指导作用。如武帝时因抗击匈奴，急需军马供应，即以郎官出充军马苑监。又如为断匈奴右臂，张骞以郎出使西域，为了开发西南，司马相如以郎出使“西南夷”；以及任安以郎出护北军，田仁以郎护田谷于河上，司马迁以郎中奉使巴蜀以南等等，都是皇帝对外朝事务的直接干预，并收到了指臂之效。昭帝之后，仍承其制。如：宣帝时经营西域，郑吉以侍郎屯田渠犁；元帝时汉匈和亲，金岑以郎主客。总之，在皇帝直接控制下，郎官出外给事，对外朝的行政、外交、经济、军事等各项重要事务，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郎官作为执戟宿卫的侍从武官，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汉武帝时设置的羽林、期门郎，员额皆在千人以上，成员又多是能征惯战，弓马娴熟的六郡良家子，其中出了不少名将，这是汉代中央政府的重要军事支柱。
其次，我们再看一下郎官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对秦汉政治所发挥的作用。秦汉“长吏多出于郎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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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冯勤传》。
郎”①，所谓长吏，《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这就是说相当于县一级以上的官吏大都是郎官出身，所以选郎与选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武帝改革郎制，打破了以财产、世官为标准的选郎旧格局，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不仅扩大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加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地主阶级的联系，而且的确选拔了不少封建统治人才。其时名臣如主父偃、桑弘羊、卜式、司马迁、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李广、苏武、张骞等皆出自郎官。故东汉蔡邕说：“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②这种新的选郎制度不仅助成了武帝一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兴盛局面，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宣帝图麒麟阁中兴名臣十一人为例，其中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七人皆出自郎官。另外，文才如刘向、王褒，治民如黄霸、召信臣，将帅如冯奉世、赵充国，外交如傅介子、郑吉，也都是郎官出身。其时得人如此，故有“中兴”之号。至东汉初年，封建统治者对选郎仍非常重视，《后汉书•明帝纪》云：“馆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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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汉书•董仲舒传》。因秦汉时长吏多出郎官，故正史中传主“为郎”事常被省书。将《后汉书》列传与《全后汉文》及其它史籍对照研究，如第五伦，袁安、魏霸、刘宠、胡广，桥玄、陈球、朱穆、冯绲、皇甫嵩，刘虞，袁术、应劭、臧洪，范丹，公孙瓒、蔡邕等，《后汉书》本传均未言“为郎”，而其碑文及其它文献皆有其“为郎”的记载．又以上所举之人多为东汉的三公、列将军，可见东汉三公、九卿、列将军多出身郎官。汉制，举孝廉考试合格者皆除郎中，而两汉书列传于“举孝廉”之后常省书“为郎”二字，亦为一证。
②《后汉书•蔡邕传》。
公主为了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明帝）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出现了东汉初年的兴盛局面。
象任何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秦汉郎官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除了它的积极方面而外，也不可避免地有它的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在东汉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秦及汉初，长吏多出于郎官，而郎官之选又以世官、财产、军功为标准，这样就造成了当时官吏成分多官僚、豪富地主子弟的状况。这些人以财势得官，非以才能进，必然要导致吏治的败坏。故董仲舒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又说：“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①
汉武帝改革郎制，创立新的选郎制度，把通明经学作为选郎的主要标准。自此以后，公卿大臣多以此进身。以博士弟子射策甲科选郎为例，《汉书》传主以甲科为郎者六人，何武、马宫、翟方进、王嘉四人为三公，萧望之为前将军，召信臣为九卿。故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②扬雄也说过：“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又安得青紫乎！”③以明经、任子为郎，进而博取高官，这是士族地主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以王吉一家为例，《汉书•王吉传》云：“王吉字子阳，琅琊皋虞人，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官至博士、谏大夫。其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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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俱见《汉书》本传。
骏，亦以明经举孝廉为郎，官至御史大夫。骏子王崇，以父骏任为郎，官亦至御史大夫。王吉一家三世，二人以明经举孝廉为郎，一人以父任为郎，二人官至三公。此外，萧望之、翟方进，孔光等皆以明经为郎，位至卿相，又皆任其子为郎，子孙皆至高官。士族地主之渊源，盖出于此。
至于东汉，察举选郎已成为士族地主扩张自己政治势力的手段。尽管统治者三令五申以“学行”“才行”作为选郎标准，但随着士族势力在政治上的发展，“阀阅”逐渐成为察举选郎的首要因素。如章帝建初元年诏书云：
“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材、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授之致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①
《后汉书•韦彪传》载韦彪建初年间上书亦云：
“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
阀阅者，司马迁云：“明其等日阀，积日日阅。”②《汉书•车千秋传》引颜师古注曰：“阀，积功也；阅，经历也。”阀阅本指积功与资历，此时则是指由于祖辈的积功和作官的资历所形成的门第等级了。至于东汉末年，阀阅几乎成为察举选郎的唯一标准。如王符《潜夫论•交际篇》云：“今观俗士之论，以族举德，以位命贤……贡举则必阀阕为前。”仲长统的《昌言》亦云：“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察举论族姓阀阅，实际上排除了一般人仕进的道路，而为士族所垄断，以至形成了一些“继世郎吏”的士族之家。《隶释》所辑东汉赵相雍劝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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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章帝纪》。
②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碑，碑载一家四代六口，五人以孝廉郎出身，可为显例。
荫任选郎自不待言，更成为士族之特权。如桓荣以通明经学的名士征召特拜为议郎，侍讲禁中，官至太常。其子桓郁以桓荣任为郎，入授皇太子经，官亦至太常。其孙桓焉又以父桓郁任为郎，入授安帝，官至太尉。桓荣一家累世以郎官出身，侍讲禁中，“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①士族地主就是这样借助选郎制度，世代为官，成为政治上的垄断集团，桓荣一家即为显例。
以上是就选郎标准来说的，再从选郎的途径来看。察举选郎一般先是要经过州郡推荐，“乡举里选”。这种推荐和选举之权，在东汉时期，也往往掌握在地方州郡牧守和豪门士族手中。
《后汉书•樊倏传》云：
“（樊倏）上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儒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
又如度尚“家贫，不为乡里所推举”，而依附宦官选为郎中。杜笃亦因“不修小节”，“为乡里所废”，被迫客居而攀援外戚马氏。冯绲则因“家富好施，赈赴穷急”，为乡里所归爱而举孝廉为郎中。由于察举郎官必须经乡里州郡的认可荐举，因此乡里豪族势力便和州郡地方官勾结起来，利用这一权力，树立私恩，把自己的代表或子弟输送到中央作郎官，然后通过补吏、升迁，成为各级统治机构中的官吏。这些官吏又通过各种私恩和血缘关系，结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网。东汉后期，宦官擅权中朝，排挤士族；士族凭借州郡，依靠乡曲豪强势力，对抗中央政府，最后发展为和中央集权相对抗的分裂割据局面。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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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桓荣传》。
汉末年州郡的主要割据者如曹操、袁绍，袁术、董卓、刘焉、公孙瓒、公孙度、陶谦、臧洪等皆为郎官出身，这种情况实非偶然，这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郎官制度对东汉中央集权所起的离心作用。
最后，再从察举选郎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弊端来看。东汉时，尤其是东汉后期，在外戚，宦官擅政的情况下，察举选郎之制败坏不堪，已完全失去原来贡士选贤举能的实际意义。《后汉书•左周黄传》》论曰：
“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
下面略举一二例，以见一般。《后汉书•种暠传》：顺帝时河南尹田歆曰：
“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
《后汉书•史弼传》云：
“（史弼）迁河东太守，被一切诏书当举孝廉。弼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敕断绝书属。中常侍候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当选士报国，尔何人而诈伪无状！’命左右引出，楚捶数百……遂付安邑狱，即日考杀之。侯览大怨，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弼诽谤，槛车征。”
河南尹当举六孝廉，五人为贵戚书命所占夺，幸赖田欹尚有选贤报国之心，才使一人得以公举。河东太守史弼嫉恶如仇，秉公选举，忤逆当权宦官，而身陷囹圄，察举之败坏，可想而知。不但地方官吏察举选郎如此，桓、灵之世，连当时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的特诏拜除选郎，也但凭个人好恶，顺左右之指，横拜滥除，遂使选郎之制大坏。《后汉书•杨秉传》云：
“（廷熹）七年，南巡至南阳，左右并通奸利，诏书多所除拜。秉复上疏谏曰：‘臣闻先王建国，顺天制官。太微积星，名为郎位，入奉宿卫，出牧百姓。……顷者道路拜除，恩加竖隶，爵以货成，化由此败。”
《后汉书•蔡邕传》：
“（灵帝时）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
《后汉书•酷吏传》：阳球奏罢鸿都文学曰：
“案乐松、江览皆出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侥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乌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
皇帝带头破坏选郎之制，上行下效，所以选郎制度之崩坏，实非偶然。更有甚者，桓灵诏书竟公开标价占卖郎官。如延熹四年诏：“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各有差。”①光和元年，“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各有差。”②当时陈蕃上书，有“陛下以郎比一把菜”之喻⑤。朝廷命官成为任人买卖的一把菜，选郎之制，破坏殆尽。
王符的《潜夫论•考绩篇》对当时选郎补吏制度之败坏，有一段淋漓尽致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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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桓帝纪》。
② 《后汉书•灵帝纪》。
③ 《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汝南先贤传》。
“群僚举士者，……或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谄谀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多非其人，而官听（职字之误）所以数荒乱也。”
东汉郎官制度，作为选拔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一种政治制度，非但不能发挥其正常职能，反而直接促使了当时吏治的腐败，政治的黑暗，它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随着地方士族势力的迅速发展，至魏晋之际，便被完全以门第阀阅为选官标准的九品中正制所取代。
二、论秦汉博士制度
张汉东
“博士”一名，由来已久。在现代是学位的名称，而在中国先秦时代则是对一般博学者的通称，战国末至秦汉时期又成了一种官称。博士官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对秦汉社会政治以及文化教育、学术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秦汉博士制度，前人虽然作过一些研究，但多半停留在局部的资料整理和考证上，还有许多问题应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论述的内容（一）博士官的设置及其演变， （二）博士官的组织、职掌、选用和博士弟子制度；（三）博士制度与秦汉政治； （四）秦汉博士研究中若干问题考辩。最后附有《秦汉博士表》。
一、博士官的设置及其演变
（一）秦代博士官的设置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变革，官学下移，士人蜂出。那时候，士的名目颇为繁多，其中之一即称“博士”，亦称“通士”或“达士”。《说文》：“博，大通也”；“通，达也”。博、通、达同义，故博士、通士、达士是一词异称。《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者，鲁博士也。”《战国策•赵策》：“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公仪休是鲁穆公时人，郑同是魏昭王时人。又褚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宋元王“召博士卫平告以梦龟状”①。公仪休、郑同、卫平三人都是战国时号称为“博士”者。不过这些博士，都是儒家所说的“博学”之士，是一种对学者的泛称，还不是官名。
最晚到战国末，齐、魏、秦三国都设置了博士官，此后“博士”使由泛称变为官职名称③。明董说《七国考》引许慎《五经异义》云：“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说苑•尊贤》：“诸侯举兵以伐齐，齐王闻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曰：‘有智为寡人用之。’于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应。”博士淳于髡既为群臣大夫之一，可见齐国博士已非泛称，而是官名。《汉书•贾山传》：山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魏国既有博士弟子，当然也就有了博士官。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命臣下议帝号，博士参与其事，说明秦统一前，秦国也有博士官。
“博士”由学者泛称而变成了博士官，这与时代和政治需要有关。战国是诸侯割据称雄的时期。当时，各国君主为加强中央集权，图强称霸，纷纷打破世卿世禄制，招贤纳士。在名称繁多的士人中，由于博士博学强志，通古达今，有理论学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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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王梦龟一说取材于《庄子•外物》。《庄子》此文不过二三百言，未提及卫平其人：褚少孙奔走长安，遍访卜者，加以遭听途说，街谈巷语，扩之十倍有余，成三四千言。”《庄子》本身即非信史，褚少孙更渲染成神话，甚为可疑。
② 沈约《宋书•百官志》云：“博士，班固云集官。史臣案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沈约没弄清先秦“博士”有泛称与官名的区别，所以说了这么一句含糊的话。唐杜佑《通典》卷二七又误解《宋书》，认“史臣”为班固，直书为“班固云按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此后，宋高承《事物纪原》，郑樵《通志》、元马端临《通考》诸书，一律抄袭杜说，都是错误的。
基础，又辅以渊博见闻，可以充当君主的参谋或顾问，所以只有博士最适合设置官职。也正因如此，博士官一开始出现，便具有议政的职能。
秦统一以后，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强化，诸类官职也随之增多，博士官自然被保存下来。秦始皇时有博士七十人，二世时有博士诸生三十余人。秦朝博士官有姓名可考者十二人，其中见于《史记》、《汉书》者有周青臣（博士仆射）、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黄疵、正先七人；散见诸书者有桂贞、李克、卢敖、圈公、沈遂五人①。十二博士官外，尚有数名疑似者，一时难以肯定，暂不计算在内。上列十二博士官，淳予越、伏胜、叔孙通、羊子、李克、圈公六名都是儒家，黄疵为名家，卢敖为神仙家，其余四名不知学派。十二名中，儒家占50%在可知学派的八名博士中，儒家占75%，为绝对多数。李斯的焚书议提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把《诗》、《书》置于首位与百家语并列，也说明秦置博士官是诸家并立、儒家为主的局面。这是因为儒家与礼的关系最为密切，能适应秦朝统治者希望建立一套新的礼仪制度的迫切需要。
关于秦朝博士官事迹，见于《史记》者有七条：始皇二十六年议帝号、二十八年议封禅、对湘君何神、三十四年议分封、三十六年作仙诗、三十七年占梦、二世元年议讨陈胜。从这些事迹来看，也说明秦朝的博士官，不仅是议政官，同时也兼有了礼官性质。
（二）汉代的五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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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并见本文附录（《秦汉博士表》。
汉承秦制，很快就设置了博士官职。不过，高帝、孝惠、高后时多武力功臣，尚无暇顾及文职。这一时期的博士官很少，见于记载的仅有叔孙通、孔襄、随何三人。文帝即位以后，始放手增设博士官，从此以后，博士制度才有了一个大的发展。
1．汉初诸子专书博士与儒家的专经博士
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①，高后元年除妖言令②，意味着封建国家在法律上放松了思想的控制。在这个前题下，汉文帝设置了诸子专书博士与儒家的专经博士。据《汉旧仪》说，其时博士有七十余人，又恢复到秦始皇时的数目。
关于诸子专书博士的设置，比较明确的记载见于《汉书•楚元王传》。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云：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立于学官”与“为置博士”是两层含意：学官即学馆③，“立于学官”是指诸子书已经被允许在学馆公开讲授；“为置博士”是指具有
一书之专长者就有可能被任为博士官。博士们所专之书为“诸子传说”，即先秦诸子百家之言。这反映了文帝时博士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热烈局面。洛阳少年贾谊，就是以“颇通诸子百家之言”而任职博士的。当时都有哪些子书置了博士，不可详考，不过较多的还是儒家学派。据东汉人赵歧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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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惠帝纪》。
② 《汉书•高后纪》。
③ 两汉书之“学官”多指”学馆”。如《汉书•循吏传》文翁“起学官于成都市中”。《何武传》。武“行部必先即学官见诸生”。师古注：“学官，学舍也。”《后汉书•李通传》“修宫室，起学官。”刘歆此处所说“学官”，也是指的学馆，而非指学官博士，因为文帝时博士还不是学官，加之刘歆于此处分两句叙述，所以“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是两层不同的含意。
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①赵歧给刘歆书作了注解，以《孟子》为例，其言基本是可信的。《史记•封禅书》云：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在当时，无论文字的还是儒家头脑中的“六经”，均残缺不全，与其说刺“六经”，毋宁说刺传记。彭铎先生云：“孝文时，始命博士诸生采取传记以为《王制》。”②他不重复《史记》所说的“六经”而径称传记，颇有见地。据学者研究，《王制》之班禄、关市诸文，即多取之于《孟子》。既然如此，作《王制》的博士，必有精通《孟子》者，可为文帝设专书《孟子》博士的佐证。儒家以外的诸子博士，史书仅见五行家公孙臣一人，但不能认为汉初诸子博士仅有儒家与五行家，因为文景之世崇尚黄老，既设诸子博士，不会没有道家。所以清人姚振宗推测说：“意文景时亦尝有法
家、名家、道家博士也”；至于何以不见于史，那是因为，“史但著其大者及久远者，故于《武纪》书置五经博士，其前所立非定制，故略之也。”③姚振宗的推测是有道理的。由于后来儒家垄断了博士职，故诸子博士没而不显。
文帝除设置了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专书博士以外，同时又设置了儒学一家的专经博士。《后汉书•翟酺传》酺上书云：“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一经博士”即专治一经的博士，非指仅设某一经博士。据《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楚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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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后汉文》卷六二。按《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后代陆续列入经书，但汉初尚属子书，不在经书之内。一般人认为《尔雅》成书较晚。文帝是否置《尔雅》博士，值得怀疑。
②彭铎校《潜夫论笺•班禄》。
③ 《汉书•艺文志条理》，见《二十五史补编》。
传》所载，文帝时，治《诗》博士有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景帝时，治《诗》博士又有齐人辕固，并增加了治《公羊春秋》博士董仲舒与胡毋生。又，伏胜弟子张生治《书》为博士，可知至迟在景帝时已设置《书》博士。这样，武帝以前，经学博士已置《诗》、《书》、《春秋》三经，《诗》博士已有齐、鲁、韩三家。诸子虽有专书博士，儒家博士却是既有专书者，又有专经者。
诸子专书博士与儒家专经博士的设置是由汉初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汉初统治者鉴于亡秦覆辙，虽然采用黄老学说作为统治思想，但并没有急于强求学术思想的统一。黄老学说主张“无为”，其学术态度亦不独专，不同于秦时法家与武帝后儒家那种强烈排斥异己的霸道性格，这样就便势力较大的儒家学派又重新活跃起来，统治者不得不给予较多的注意。儒家专书博士与专经博士的增设，使博士职向儒家垄断化过渡；而儒家博士的注重收徒讲学，私人弟子动辄数十百人，任何学派无与伦比，又使儒家博士向官学化演变。可见，汉初博士官的特点虽然仍与秦朝大体相同，但它的发展趋势却是走向儒家垄断化、官学化。
2．汉武帝时五经博士的设置及其演变
汉武帝时，黄老学说已经不能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儒家学说经过自我改造和发展，比较能够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于是儒学便取代黄老而赢得了独尊地位。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从这以后，儒家遂垄断了博士职，博士官又有了新的特点：他们不仅是精通儒家经典的议政官、礼官，而且还具有学官的身份。
武帝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①。五经即《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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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武帝纪》。
《易》、《礼》、《春秋》。如上所述，武帝以前，经学博士已置《诗》、《书》、《春秋》三经，《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那么，武帝所置的五经博士，必增加《易》、《礼》二经方成其为“五经”，其时应有五经七家博士。武帝时期博士可考者二十二人，其学有专长者仅知十七人。治《鲁诗》者有鲁赐、徐偃、周霸、夏宽、缪生、阙门庆忌、大江公七人，七人都是申培弟子，申培传《鲁诗》与《谷梁春秋》，七弟子应兼治二经，其中周霸还兼治《易》经。治《韩诗》者有韩商、蔡义二人。治《书》者有孔延年、孔安国、欧阳高三人，安国是申培弟子，亦当明《鲁诗》与《谷梁春秋》。治《易》者田王孙一人。治《礼》者高堂生一人。治《公羊春秋》者有董仲舒、公孙弘二人。兼治五经者褚大一人。从十七博士的治学情况看，恰得五经七家，只是与上述推测不完全吻合，因为不见《齐诗》，却多出了《谷梁春秋》。《诗》自文景置三家博士后，终两汉之世没有任何变动，其占居博士位的稳定性超过任何经家，史书不载武帝后增设《齐诗》博士，可见《齐诗》博士在武帝时期并不空缺，其所以不见治《齐诗》者，那是因为当时的《齐诗》博士没有著名人物。至于《谷梁春秋》，宣帝时才增置博士，这是史有明文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武帝时治《谷梁春秋》的博士尽管很多，都是兼治别经，没有一个专治《谷梁春秋》者，这说明武帝未置《谷梁春秋》博士。由此看来，武帝所设五经七家博士有：《诗》齐、鲁、韩三家，《书》、《易》、《礼》、《公羊春秋》各一家。七家各设博士官一员，缺后辄补，正常情况应是七员博士。《汉书•霍光传》所载昭宣之际群臣废昌邑王帝位的奏章中，列署了六员博士姓名，六名博士应是同时在职在场的全部博士名单。虽然不能全部知道他们的治学情况，从数字上看，大体符合五经七家博士的状况。武帝初置五经博士时，并无严格的一经分家的专门名称，除三家《诗》与《公羊春秋》外，其他三经笼统而言就是《书》、《易》、《礼》。那时一经中学派分支的情况并不严重，后来有所分支，始由影响较大的一派占居博士职。所以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说：“武帝立五经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田）①、《春秋》公
羊而已……。”三家《诗》一直没有变动，其他四经当时各“唯有”一家，这正好印证了武帝时期是五经七家博士制度。
武帝设置博士的七家官学，除去三家《诗》，其他四家随着经学的发展，中经昭帝，到宣帝时又繁衍出了许多新的流派。《书》有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丘、京房，《礼》有大、小戴、庆氏，《公羊春秋》则分为严、颜二氏。经学分支，使经学流派五花八门，这是弟子破坏师法造成的。西汉经学章句早期较晚期要简单，一经弟子精通师法尚有余力接触别家，融合别家，独出新意，自圆其说，广传弟子，就成了专门名家。这些新生学派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极力使其学说迎合当时封建皇帝的需要，而争取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的
关键问题，就是争取其学说获居博士位，所以各家都对博士有着强烈要求。这种情况，就成了宣帝增设经学博士的一个背景。
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于石渠阁讲五经同异，“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②《汉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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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云：“《易》杨乃（《易》田之误。”见《广仓学宭丛书》甲类第一集 。
② 《汉书•宣帝纪》。
元王传》刘歆云：“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这也是指甘露三年宣帝于石渠会议增置博士一事。其时所增置的博士有《谷梁春秋》》、梁丘《易》和大、小夏侯《书》四家。至于其中的《易》施、孟二家，《儒林传赞》说是宣帝所置，而刘歆则说宣帝立四家博士前已有之，那么施、盂二家博士必是石渠会议以前宣帝所置了。施、孟出自于《易》田氏，《易》田氏在昭帝前后已被支派分割，施、孟一立，《易》田氏必不存在，这样，宣帝于石渠会前即把《易》博士一分为二了，石渠会又增四家，加上武帝时原来的七家，计五经十二家。这十二家是：《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小夏侯，《易》施、孟、梁丘，《礼》后，《春秋》公羊、谷梁。十二家各设博士一人，共十二博士，这与《汉书•百官公卿表》是一致的①。
宣帝设五经十二博士，到元帝时又增京氏《易》一家，为五经十三博士。《汉书•儒林传》云：“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后汉书•范升传》升云：“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西汉治京氏《易》的博士只有京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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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宣帝纪》云石渠阁会增置博士是在甘露三年，《表》与《纪》似乎在时间上不一致。其实只要理解《袭》中的“稍”字就解决问题了。稍者，渐也。石渠会讨论五经同异，增立四家博士，那只是会议的涨定，是否当场就有人充其位，无可证实。甘露三年与黄龙元年仅有一年之隔，这一年之余应该是落实央议的时间。从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起，中经甘露前增设施、孟博士，甘露三年石渠决议，到黄龙元年十二博士备齐，正是一令逐渐增员的过程，“稍”字含意即在于此。
弟子殷嘉、姚平、乘弘三人，可见京氏《易》的设置是短暂的，十二家是稳定数。
平帝、新莽时，经学博士的设置达到了顶峰。《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四年，“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共计六经三十博士。三十博士中，新置经家不少。如《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官》等古文经都立了博士①。总之，原有的，新增的，今文的，古文的，大体凡是有些影响的经家学说，都包罗在三十博士之中。“经各五人”，如果某经不足五家，也要强凑五人之数。这套杂凑的博士制的出现，是王莽拢络士人的结果。其中有不少古文经，古文经对王莽改制大有用处，所以王莽也就加以利用，这也刺激了经古文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