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经学博士的设置又有所变化。《后汉书•儒林传》：“光武中兴……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盂、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汉官仪》、《后汉书•百官志》本注与上文完全一致。光武中兴，建立东汉，复兴的是刘氏汉家王朝，由于这一点，刘秀对新莽那套六经三十博士制没有采纳，他承袭的基本是宣帝的博士制度，对经家诸博士稍有损益：恢复了元帝所立的京氏《易》；《礼》由一化二，置大、小戴；《春秋》中废去谷梁，公羊由一化二，置严、颜二氏。光武所建立的五经十四博士制，一直延续下来，除建武四年曾一度增置过为时甚短的《左氏》博士外，终汉末再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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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汉书》《儒林传》，《艺文志》。
3．关于《礼》博士的设置问题
上述两汉设置诸经家博士的演变过程，可以说脉络清楚，证据充分。但是，以往史家对各个时期诸经家博士的设置也不是没有分歧的。问题集中于《礼》博士的设置上，所以，这里专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第一，武帝时期《礼》博士的人证和学派问题
《汉书•儒林传赞》云：“武帝立五经博士……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田）、《春秋》公羊而已……。”按后仓乃昭、宣时博士，那末，后氏《礼》的形成不会早于昭帝。
前列高堂生为武帝时博士，是有根据的。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汉初立高堂生《礼》博士。”其后贾公彦《仪礼疏》卷一《士冠礼》第一：“《汉书》云鲁人高堂生为汉博士，传《仪礼》十七篇。”陆、贾皆谓高堂生是汉博士。陆说不知何所本，贾说引自《汉书》，今本无。这说明唐初的《汉书》传本还有高堂生为博士事。《史记•儒林列传》云：“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今”字说明司马氏写作《史记》时高堂生其人还在世。可断定高堂生是武帝时期的《礼》博士。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云：“高堂（生）与田（何）不可考，似乎是生于周末。”他为了强调今文经可靠与古文经之伪，把高堂生的在世年代大大提前了，但并未拿出根据。
武帝时期，《书》，《易》、《礼》、《春秋》四经大体都形成了影响较大的一派。《书》之欧阳学，形成于欧阳高作《尚书章句》，是当时《书》家影响最大的一派。《易》之田氏学，起于田何，何传丁宽，宽“作《易说》三万言”，又传田王孙，后田王孙的三位弟子均成专门名家，所以丁宽、田王孙 传的田氏《易》是当时《易》家影响最大的一派；而杨何一派远远不如，王国维正误是很有道理的。《春秋》一经，《公羊》与《谷梁》不相上下，通过董仲舒与大江公的论争，又经公孙弘的努力，《公羊》终于战胜《谷梁》，成为当时《春秋》家影响最大的一派。至于《礼》经，情况稍有不同，高堂生虽为传《礼》之祖，但《礼》在他手中并未形成什么完整的东西，直到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才成为体系完整的一家之言，即后氏《礼》，其影响大大超过了武帝时的高堂生，所以班固以宣帝增立博士为界，未举高堂而举后氏。
第二，宣帝时期是否增置《礼》博士的问题
《汉书•儒林传赞》云：“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艺文志》叙述五经十五家“列于学官”，其中包括大、小戴、庆氏三家《礼》。以往的学者认为，“列于学官”就是设置博士。这样，《礼》博士的设置与《宣帝纪》、《楚元王传》、《百官表》所载是矛盾的。
赞语所说宣帝增置大、小戴《礼》博士是否正确，可从当时治《礼》的博士着手分析。治《礼》博士，昭宣时有后仓，仓授戴德、戴圣、庆普，三人分别创大、小戴、庆氏学。后仓以后的西汉治《礼》博士，仅见戴圣与治大戴《礼》的徐良。戴圣是再任博士者，首次任职宣帝，“以博士论石渠”①，再次任职成帝，中隔三十余年。他任职宣帝时，当很年轻，不会成为专门名家；即使已成专门名家，他所任职的博士也不是小戴《礼》博士，因为讨论增置博士的石渠会前夕，他已经任职博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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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儒林传》。
“以博士论石渠”显然是以后氏《礼》博士论石渠，只有“论”结束以后，才有所谓增否《礼》博士的问题。至于徐良，是戴德弟子，于戴圣次一辈，他任职博士较晚，不会早于元帝。这就是说，赞语所云宣帝增置二家《礼》博士，苦于缺少人证。另外，从《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的诏书中，还可以看出宣帝根本没有增置《礼》博士。诏书云：“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指元帝时）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诏书虽没有详述宣帝所增置的博士，但未言宣帝时增置二戴，却明言建武时才增置二戴。这些，足以说明赞语不是事实。班固身为兰台令史，可以直接依据档案资料撰史，刘歆语是全文抄录其移让太常博士书，《百官表》抄自职官档案，《纪》则很可能来自史官的实录，这些都掺不得撰者意见，三者均不言宣帝增置《礼》博士，可见档案中没有其事；而赞语则纯属撰者的总结，总结不同正文，略有疏忽，是可能的。
《艺文志》所说经学十五家“列于学官”是指列于太学，太学作为“学官（馆）”与官学一致，博士在太学中掌经学教授，博士作为“学官”也与官学一致，但官学并不等于博士。所以《艺文志》经家“列于学官”只应从“官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并不是说都立了博士。试以《礼》、《公羊春秋》、《论语》为例：《礼》的情况是设后氏《礼》博士一人，而官学却有三家，因为大、小戴、庆氏三家说均出于后氏，所以三家学说都是官学。《公羊春秋》的情况是设《公羊》博士一人，官学有二，因为严、颜二说均出于《公羊》，所以两家都是官学。再看《论语》，《旧唐书•薛放传》云：“汉朝《论语》首列学官。”这不是指文帝置《论语》博士，因为文帝置《论语》博士时，博士还不是学官，一旦博士成为学官后，汉代从未再置《沦语》博士，《论语》虽未置博士，但却列于学官，射策太学①，这就成了官学。由此看来，经家置博士者必列学官，列于学官者不一定均置博士，这应是汉制。
不少人主张西汉置十四博士。例如周予同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云：“西今文十四博士，为：《诗》齐、鲁、韩三家，《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大戴、小戴二家，《易》施、孟、梁丘、京四家，《公羊春秋》严、颜二家。”②此说亦见于周著《经今古文学》一书。但这十四家博士，是东汉制度而不是西汉制度。
第三，东汉初期《礼》博士是否置庆氏的问题
光武所建十四博士中，《礼》博士似乎还有问题。诸史均言《礼》置大、小戴而不言庆氏，可是东汉博士中治大、小戴《礼》者不见其人，治庆氏《礼》者却有三人：光武时有曹充，明帝时有董均，章帝时有曹褒，都在东汉初期。所以王国维云：“疑当时《礼》有庆、大、小戴三氏，故班氏《艺文志》谓《礼》三家皆立于学官，盖误以后汉之制本于前汉也。后庆氏学微，博士亦中废，至后汉末，《礼》博士只有大、小戴二家，故司马彪、范晔均遗之耳。”③王氏关于东汉初置庆氏《礼》博士之说，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
两汉《礼》家大师著名者不多，所以《礼》博士也少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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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徐防传》防上疏曰：“《论语》不宜射策。”
② 《经学历史》第三四三页。
③ 《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
史。《礼》博士中，除一些人被史遗漏，还有一些可能是以他经著名者任职。纵观两汉博士之迹，以甲经著名而任乙经博士的情况不少，这种情况是以博士兼治诸家经学为前题的。如西汉宣帝为树《谷梁》学，征《谷梁》学家江公孙为博士，先后与其他《谷梁》学者在保官教授十名郎官，这是为甘露中石渠会增置《谷梁》博士作准备。江博士以《谷梁》著名而征，却非《谷梁》博士，当石渠会决定置《谷梁》博士时，江博士已死。既非《谷梁》博士，则必任别家博士。博士力求“博”，即使专治某经，一般也兼晓他经。如专治《鲁诗》的王式，在一次博士聚会场合，很自如地引用《曲礼》纠正当场的礼节错误。博士既能兼经，对同经中别家学说自然更是谙熟，所以，两汉经师不但以甲经著名而任乙经博士的情况不少，以此家著名而任同经中彼家博士的情况更不罕见。以《书》为例，武帝时孔安国以《古文尚书》著名，其时未置古文博士；安帝时杨伦、周防以《古文尚书》著名，其时也未置古文博士，他们都是以治《古文尚书》著名而任今文《尚书》的博士。庆氏与大、小戴同属一经，又同出一师，那么治庆氏《礼》的曹充三人不会不通大、小戴《礼》，根据两汉惯例，他们虽以治庆氏《礼》著名，完全可能任职大，小戴《礼》博士。可见王氏认为东汉初置了庆氏博士，理由是不充足的。云彪、晔“遗之”，或许可能，因为他们离东汉初已远。应劭是东汉人，难道对此也一无所知？徐防，明帝时即任郎官，是东汉初人，他的奏章中也说“博士十有四家”①，难道也遗掉庆氏？显然，王氏的猜解不能令人满意。上引建初四年诏书所云“至建武中，复置颜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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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徐防传》。
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不仅说明西汉宣帝未置大、小戴《礼》博士，因诏书就在东汉初，也说明了东汉初未置庆氏《礼》博士。
4．经今古文学对博士之争
汉武帝罢黜百家，结束了博士诸家并立局面，从此以后，开始了儒家内部经学派别对博士的争夺，其中最激烈的争夺是经今古文学对博士之争。
经今古文学对博士之争起子汉宣帝。宣帝以前，今文置博士，古文不置博士，只是私传，但其中《谷梁》学比较盛行①。宣帝即位，闻其祖父卫太子好《谷梁》，对《谷梁》也产生了极大兴趣。他组织《谷梁》学者选郎教授，经十余年准备，于甘露三年召开石渠阁会议，议置《谷梁》博士。由于《谷梁》与《公羊》同经，会议上两派展开激烈辩论。《公羊》派一边是《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鞔、伊推，宋显四人，《谷梁》派一边是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四人。《公羊》派感到难以压倒《谷梁》，请《公羊》家侍郎许广与会；《谷梁》派不甘示弱，也请《谷梁》家中郎王亥与会。辩争结果，《谷梁》取胜，会议决定置
《谷梁》博士。这样，古文经中的《谷梁》就列入了官学。
哀帝时，《左氏》学者奉车都尉刘歆、五官中郎将房凤、光禄勋王龚三人皆为侍中，这给古文诸经争立博士创造了条件。当时刘歆提出设置《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博士，哀帝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但博士却不
理刘歆，歆数次求助于丞相孔光无效，遂与凤、龚联名移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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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者对于《谷梁》有两种意见，或云其为今文，或云其为古文，目前尚无定论。本人倾向后行，所以叙述今古文学争立博士开始于宣帝时。
让博士，斥其“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古文经学家群情激愤，奏歆等“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把三人全部赶出中央①。平帝即位，王莽秉政，莽与刘歆友善，本人曾受《左氏》，又欲用古文经改制，所以起用刘欹，典掌儒林，古文诸经终于得置博士。
光武置今文十四博士，对古文博士一概无取，一度成为官学的古文经又成了私学。但是古文经由于历年相传，许多人趋治古文，有的且成了古文经学大师，至东汉时，古文经学派势力已有很大发展，把古文经排出官学，势必要引起激烈斗争。建武初，尚书令韩歆上疏，提出置《费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四年正月，光武于云台朝会公卿众臣，议立古文博士。博士范升首起反对，与韩歆、太中大夫许淑辩论整整一个上午。会后，范升又专写奏章，力争不可增置博士，并以《左氏》违经十四例，斥其为异端。古文经学者则以《史记》多引《左氏》反驳范升，范升又以《史记》违经、错引孔子以及《左氏》不可录三十一事回驳。正当辩争激烈之时，古文经后起之秀郎官陈元诣阙上疏，逐条驳斥范升，并要求入朝当面申辩，表示申辩不合经义历史，甘愿退赴刑场而死。这种拚命力争精神反映了古文经学派对博士的强烈要求。经过双方反复争辩，光武帝认为古文经对他的统治也很有用处，于是决定设立《左氏》博士。太常选试四人呈报光武，陈元名列第一，光武因陈元刚参与忿争，为了缓和双方对立情绪，乃取第二名李封任职博士官。《左氏》博士一立，今文学派议论喧哗，公卿大臣因多出身今文经学，也在朝内猛烈攻击。不久李封病死，光武在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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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楚元王传》《儒林传》。
派的压力下，未再选补《左氏》博士。此后，终东汉之世，古文经再没有设置博士。
章帝特好《古文尚书》与《左氏》，所以章帝时古文经学派又大有抬头之势。古文经学家贾逵总结古文博士不能立足的原因，以为往者只知争立博士，而忽视改造学说本身以适应君主需要，所以不能成功。他从《左氏》中摘出三十事，证实“《左传》意深于君父”，又引《左氏》证明图谶中的“汉为尧后”，前者在同经中长于《公羊》，后者在诸经中为《左氏》所有。这番加工改造，深得章帝赏识。章帝“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建初八年，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①贾逵这次努力，虽未能使古文得立博士，但提倡古文经教授，并取用古文学者作官，说明古文经已经获得政治地位。这种状况基本延续到东汉末。例如，灵帝光和三年，“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为郎。”②古文经学不设博士，在太学中没有授学策试之权，做官者临时取用，仕途毕竟受到限制，远非今文经学可比。
桓灵之时，随着古文经学的发展，又有人提出设置古文经博士的问题。桓帝时外黄令高彪③、灵帝时博士卢植④，先后上书议置《左氏》博士，但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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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俱见《后汉书•贾逵传》。
② 《后汉书•灵帝纪》。
③ 《隶释》卷十“外黄令高彪碑”。
④ 《后汉书•卢植传》。
锐，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根本无暇顾此。古文经学博士的设置，只有等待下一个王朝了。
经今古文两派对博士的争夺，实质上是对政治地位的争夺，今文想独占，古文则要分占。尽管古文经学在东汉后期从学术上压倒了今文经学，但武帝独尊儒术后两汉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今文经学一直在政治地位上占有压倒的优势，这是由于经今古文学的不同特点所造成的。今文经趋时，善于奉迎现实政治需要，所以能够长期稳居博士位；古文经趋古，不合时宜，也就难以保持博士位，即使一度立了博士，也很快被赶下台来。
二、博士官的组织、职掌、选用与博士弟子制度
通过上文所述博士官设置的情况，可以看出秦汉博士官的设置有一个演变过程，伴随着这一演变和其他社会原因，博士官的组织、职掌、选用和博士弟子制度也呈现出因时而异的不同情况。
（一）博士官的组织
秦汉博士隶属太常，有一人兼任长官，领若干博士，博士以下无属员，但从武帝起设有博士弟子，博士弟子不属职官范围。这是秦汉博士官组织的简单概况。
1．太常
太常是诸卿之一，秦时名奉常，景帝后改名太常。太常属官很多，博士仅是其中之一。但博士和太常其他属官不同，他们既是太常属官，又和太常同仕列于朝，负有多方面职掌，这种官职体制使太常对博士的统辖关系不太密切。从汉代情况看，博士有的职掌由太常主持行使，多数职掌都是直接向皇帝负责。
2．博士长官
博士长官，秦、西汉两代均称“仆射”，《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取其领事之号。”秦朝有博士仆射周青臣。到了东汉，“仆射”改为“祭酒”。《后汉书•百官志》云：“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胡广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长者也。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于地，旧说以为示有先。”①应劭曰：“太常差次有聪明威重者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②西汉吴王濞曾以刘氏长者号称祭酒，苏武曾以老臣威重号称祭酒，分别合乎二说。由此可见，祭酒原为同列中尊者之称号。博士祭酒即取此意，据应劭说，其职是由太常指定博士兼任。
3．博士员数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这里所说的博士员数，是对秦朝西汉笼统而言。如果具体考察，武帝置五经博士前，秦汉博士员数大体经历了三个有明确数字的阶段：
第一阶段，秦始皇二十八年至三十五年，博士员数七十。秦初并天下时有多少博士，无从可知。始皇二十八年东巡，“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③。新征儒生、从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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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官解诂》。
② 《艺文类聚》卷四六《职官》。
③ 《史记•封禅书》。
共七十人抵泰山。这些新征儒生何时拜为博士，史未明载，不过，“博士七十”显然由此而始，决非数字巧合。可见始皇二十八年以前的博士员数是不足七十的。二十八年至三十五年，《史记》凡两见博士七十，均出自《始皇本纪》，一是三十四年“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二是三十五年坑儒前夕卢生、侯生私议“博士虽七十，特备员弗用”，看来这数年之内，博士员七十没有变化。
第二阶段，始皇三十五年至二世元年，博士员数减至三十余。三十五年坑儒一案，使博士或死或亡，秦博士员数也就不足七十了，所以三十五年坑儒以后，史书再无“博士七十”之说，到二世元年诏问博士时，仅出现“三十余人”①，与七十相比，已减半数。
第三阶段，文帝时期，博士员数七十余。高帝、孝惠时，博士极少，文帝网罗士人，设专书专经博士，博士员数大增，据《汉旧仪》记载，“孝文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又达到了博士员数的高峰。
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博士员大减，其数随所置经家而起伏，详情已见上文。根据经家博士的变动情况来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武帝建元五年至宣帝黄龙元年七人。
第二阶段，宣帝黄龙元年至平帝元始四年十二人。
第三阶段，平帝元始四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三十人。
第四阶段，东汉时期十四人。
（二）博士官的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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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叔孙通列传》。
博士官自先秦设置以来，其职掌是不断变化的，大体是由少增多。到武帝元朔五年兴立太学时，博士官已经具备了议政、制礼、藏书、教授、试策、出使六项职能口议政、出使是其政治职能，制礼是其礼官职能，教授、试策是其学官职能，藏书一项则与三个职能相联系。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议政
议政是博士最早的职掌，《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谓“掌通古今”就是指的议政和备顾问，备顾问是议政中的一部分。这一职掌源于先秦，秦朝沿袭下来，议分封，议陈胜起义是其主要事例。到了汉代，博士的这一职掌得到了充分发挥，据史载，两汉博士议政有以下事例；
文：贾谊议政①，后元年议农事②。
武：议封禅③，议不举孝廉者罪④，议立诸侯王⑤，议汉匈和亲⑥，议置博士弟子⑦，议改历⑧，议江都王罪⑨。
昭：议侯史吴罪⑩、议废昌邑王帝位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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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贾谊传》。
②《汉书•文帝纪》。
③《史记》《孝武本纪》《封禅书》。
④《汉书•武帝纪》。
⑤《史记•三王世家》。
⑥《史记•酷吏列传》。
⑦《汉书•儒林传》。
⑧《汉书•律历志》。
⑨《汉书•景十三王传》。
⑩《汉书•杜周传》。
⑪《汉书•霍光传》。
宣：议立孝武庙乐①，议韩延寿罪②，议广川王罪③。
元：议罢郡国庙二例④，议遣送匈奴质子⑤。
成：议徙泰畤后土祠⑥，议黄雾之灾⑦，议减死刑⑧，议孛星之灾⑨。
哀：议罢郡国庙⑩，议薛况罪⑪，诛朱博罪⑫，议王嘉罪⑬，议复惠景庙⑭。
平：议金钦罪⑮，议王莽功德⑯，议王莽母丧服⑰，议复南北郊⑱。
光武：议封侯面积⑲，议省刑法⑳，议增置博士○21，议汉当郊尧○22，议宗庙○23，议太子立傅○24，议诸礼仪○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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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两夏侯传》。
② 《汉书•韩延寿传》。
③ 《汉书•景十三王传》。
④⑩《汉书•韦贤传》。
⑤ 《汉书•陈汤传》。
⑥⑱ 《汉书•郊祀志》。
⑦ 《汉书•元后传》。
⑧《汉书•刑法志》。
⑨ 《汉书•成帝纪》。
⑪《汉书•薛宣传》。
⑫《汉书•朱博传》。
⑬《汉书》《王嘉传》《两夏侯传》。
⑭《汉书•两夏侯传》。
⑮《汉书•金日䃅传》。
⑯⑰《汉书•王莽传》。
⑲⑳《后汉书•光武帝纪》。
○21《后汉书•范升传》。
○22○23《后汉书•祭祀志》。
○24 《后汉书•桓荣传》。
○25《后汉书•曹褒传》。
和：议张酺罪①，议政治得失②。
安：议改历③。
桓：议政治得失④。
灵：议改历⑤，议王叔汉罪⑥。
总计两汉博士议政共四十三例。其中议宗庙等礼仪十二例。宗庙礼仪是汉代国事，内中往往包含着强烈的政治内容，所以这里一并列出。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博士的议政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内外政策、刑法、教育等内容，也包括了处罚大臣、废立诸侯王以至废立皇帝等大事。博士参与这些重大的朝政决策，反映了汉代统治者对博士的注重和博士政治地位的重要。可以说，汉代的博士是政治决策的理论家。另外，还可以看出，博士议政一职，自和帝以后减弱了，这与东汉自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专政，政治走向衰败不无关系。
2．制礼
博士制礼始于秦朝。由于国家统一，摆脱了以往的混战局面，需要制定一套适合统一局面、维护皇权尊严的礼仪，适应着这种要求，博士在秦朝增加了制礼的职掌。这一职掌使博士又具有了礼官的属性。秦博士制礼的主要事例是议帝号与议封禅，观叔孙通精通秦朝仪可知秦朝仪为博士所制。当时博士百家并立，其中儒家与礼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制礼之职主要由儒家博士来掌管。两汉承袭此职，自叔孙通为汉制礼仪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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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张酺传》。
② 《后汉书•和帝纪》。
③⑤《后汉书•律历志》。
④ 《后汉书•桓帝纪》。
⑥ 《意林》引《风俗通》。
在各个时期都负有制定、修改礼仪的职责。上述两汉博士议政四十三例，其中就有十二例是宗庙礼仪之事。《汉书•五行志》：成帝“鸿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礼，有飞雉集于庭，历阶登堂而雊”。因飞雉“以博士行礼之日”而来，群臣恐慌，以为是不祥之物，天在“谴告人君”，皇帝忙下罪己之诏。统治者对博士行礼的重视，由此可窥一斑。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汉代有关礼的重大讨论和活动，必有博士参加。
3．藏书
博士藏书亦始于秦。由于春秋战国思想文化的空前发展，积累了丰富典籍，需要有人掌管整理，适应着这种要求，博士在秦朝增加了藏书掌典之职。这一职掌与议政、制礼有密切联系，因为博士不掌握丰富的图书资料即不能博学，不博学则不能“通古今”，无从议政、备顾问和制定礼仪，所以掌管文化典籍也就顺理成章。李斯所谓“非博士官所职”，不许藏《诗》、《书》、百家语，说明秦博士确有掌文化典籍之职。到了汉代，博士职掌增多，而掌文化典籍之职对各项职掌都有必要，所以汉代博士仍分掌国家部分藏书。刘歆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①又曰：“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③所谓“秘藏”，指宫内藏书，所谓“学官所传”，指博士藏书。
博士不但专职部分国家藏书，到了东汉安帝永初年间，又深入宫中参与整理秘藏，郎所谓“东观校书”，其任务是“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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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艺文志》注引《七略》。
② 《汉书•楚元王传》。
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①。这类差使，与博士的博学有关，与博士职掌部分国家藏书、熟悉典籍也有关系。
4．教授
自武帝置博士弟子始，博士又增加了教授与策试弟子的职掌。这一职掌使博士具有了学官属性。由于博士是经学大师，而皇帝、太子亦需懂经，所以博士教授弟子的职掌也包括进宫教授皇帝或太子。如韦贤以《诗》教授昭帝②，郑宽中、张禹同时分别以《尚书》和《论语》教授太子（成帝）③，桓荣以《尚书》教授太子（明帝）④，可见博士进宫授课已成两汉惯例。
5．试策
自武帝创立新的选官制度以来，地方察举到中央的各科人材，通常要经过试策而后始能任职，试策内容主要是经学，所以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博士身上。博士的这一职掌一直延续到东汉。班固《两都赋》云：“总礼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李贤注曰：“礼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试策，考其优劣，为甲乙之科，即《前书》曰‘太常以公孙弘为下第’是也。”⑤试策分甲乙之科，由博士主持，试策结果由太常决定，呈报皇帝。有时皇帝亲自出题阅卷，称为“对策”。对策也要先由博士、太常提出初审意见，再呈皇帝裁决。对策既是皇帝出题，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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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于《后汉书》《安帝纪》、《文苑传》、《宦者传》。
②《汉书•韦贤传》。
③《汉书•张禹传》。
④《后汉书•桓荣传》。
⑤《后汉书•班固传》。
一定要分甲乙之科，公孙弘元光五年的对策应是如此。试策合格者，任予官职，高第可直接任博士、议郎，其次可任郎中等职。例如：元帝时张禹试策为博士①，哀帝时蔡茂“征试博士”拜为议郎②，光武时戴凭“征试博士”拜为郎中③。
因博士具有这种试策人材的职责，所以朝廷遇有类似的考试、考核等事宜，也往往委派博士参加。《汉书•礼乐志》：成帝时宋晔上书言河间乐，“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同书《循吏传》张敞奏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又《后汉书•律历志》灵帝光和年间，张恂与宗诚争辩日食之期，诏命太常选人据天象记录考核其真伪，太常派博士蔡较参与其事。可见两汉博士都有这种临时性的差遣任务。
6．出使
博士出使，严格来说不是职掌，但此类差遣增多，在习惯上也就成了博士的一项职责。自武帝建元间派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以后相沿成例。武帝时五例，元帝时三例，成帝时四例，共十二例。出使方式，大致有二：一是专事出使，如公孙弘建元间出使匈奴、元光间出使西南夷④以及许商成帝初行视黄河⑤，均为专事出使；二是一般出使，一般出使往往与其他官员分批分期分方向巡行天下，内容大体是“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⑥，存问孤苦，赈贷流民，察视灾情，检举不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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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张禹传》。
② 《后汉书•蔡茂传》。
③ 《后汉书•儒林传》。
④ 《史记•平津侯列传》。
⑤ 《汉书•沟洫志》。
举良吏等。
从以上博士六项职掌的增递变化可以看出，政职是博士的最早职能和主要职能，即使在秦朝增加了礼官职能，到汉武帝时又增加了学官职能，仍然是政职为主，只是到东汉和帝以后，政职削弱，学官职能才逐渐取代了主要地位。
（三）博士官的选用制度
博士官的选用制度，包括选任和升迁两个方面。
1．选任
汉代以前，博士选任的情况不可详知。秦朝博士任职唯见有征召者。《史记•叔孙通列传》云通“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可见秦朝受征者要待诏听选，方可任职。到了汉代，随着选官方式的增多，博士的任职途径也多起来。
西汉时，博士的任职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察举推荐。地方察举，名目很多，博士多出于明经、贤良、秀才三科，尤以明经为主，大臣推荐，可不拘科目。受举荐者或有诏书，或无须征召而至，情况不尽相同。二是他职迁任。他职迁任多出于中央官署的属官，而以郎官为主。二途之外，尚有特例，如文帝时公孙臣以上书言事①，元帝时朱云以经学善辩②，均拜博士，这要看皇帝的好恶了。
一般说来，自武帝创试策制，博士任职均须经过试策，与汉初稍异。《后汉书•百官志》：太常“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后汉书•朱浮传》浮上书曰：“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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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封禅书》。
② 《汉书•朱云传》。
凡策试之本，贵得其真，非有朝会，不及远方也。”太常主试策博士，这是一般通例。如公孙弘以贤良拜博士，张禹以郡文学迁博士，均经太常试策。博士由秀才科进者，其试策微有区别。许氏镜铭云：“郡举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①《汉官旧仪》云：“利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诏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据此分析，其方式为刺史举秀才，经丞相科考，再诏选博士。师丹建始中再任博士②即经由此途。无论何途，均经考核，可见西汉选拔博士之严格。
东汉承袭西汉以举荐、迁任为主、经试策而任职博士的旧制，举荐方面，又有较详细的规定。《汉官仪》载博士“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三十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③从时间看，这是东汉时事，“隐居乐道，不求闻达”是东汉崇尚之风气。光武下诏重申辟士四科，第二科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④，“行应四科”即指应此科。从文字看，这是当时举荐博士的通用书面格式，“举状斗与”下言某官某甲芦可说明这一点。”通《易》、《尚书》》“则属举例，汉代博士并不苛求兼通五经，他经博士更不须必通《易》、《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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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后汉文》卷九七。
② 《汉书•师丹传》。
③ 《后汉书•朱浮传》注引。
④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为世祖诏书，《后汉书•和帝纪》注引为章帝建初八年诏书，内容相同，时间略异，二者必有一误。
经。从内容看，这一举状包括政治、道德、学术、身体四个标
准。在政治标准上，社会关系要求到三十六属都要清白，甚至
接受王侯赏赐都不得选任博士。看起来是相当严格的。
东汉初期选任博士也确实比较严格。据《后汉书•朱浮传》，建武七年，诏书选试博士，唯取当时在洛阳者五人与试，太仆朱浮当即上书，指出其选试面太窄，不利选拔真正优秀人材，引起光武帝重视。东汉初期，经策试而任职博士事屡见于史，并且往往是策试第一者为博士。如光武时伏恭、张玄均策试第一为博士①，李封策试第二为博士②，和帝时李法以贤良方正对策为博士③，都反映了东汉初期博士选任严格，《汉官仪》所云并非虚辞。
和帝以后，博士的选拔手续放宽了。从殇帝起，博士不见有策试任职之例，却出现“特征”为博士者。《后汉书•杨震传》云：震“迁太常，先是博士选举多不以实，震举荐明经名士陈留杨伦等”。李贤注引《谢承书》云：“荐杨仲桓（杨伦字）等五人，各从家拜博士。”这不仅透露前此博士之选已滥，也反映此事本身亦违旧制，“从家拜博士”，不经任何手续，这是以往没有的。已经任职的博士，也大逊于东汉初期，这可从其教学、品德方面看出。和帝末年，徐防上书中云及博士策试弟子“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争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④。邓太后执政时，樊准上书说当时“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竟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諓諓之辞”⑤。而到灵帝时更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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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儒林传》。
② 《后汉书•陈元传》。
③ 《后汉书•李法传》。
④ 《后汉书•徐防传》。
⑤ 《后汉书•樊准传》。
而下之，博士“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①，品德已经是非常败坏了。
2．升迁
秦朝博士遭焚书坑儒之祸，不见有升迁者，这里只能讨论汉代博士的升迁。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秦朝、西汉博士秩比六百石；据《后汉书•舆服志》注引《东观书》云，东汉博士秩六百石②。无论是比六百石还是六百石，博士都属于朝官中的低级官吏。尽管秩卑，但职位却十分尊荣。《汉旧仪》云：“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博士冠两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朝贺位次中都官，史称先生。”③《晋书•百官表》注曰：“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调，故尊而异之，令服大夫之冕。”④
博士秩卑而职尊，所以极易升迁。汉代博士一般任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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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宦者传》。
② 《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曰：博士“本四百石，宣帝增秩”。与班表不同。按六百石秩是秦汉官吏级别高低的界线。秦简《法律答问》“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汉书•惠帝纪》“吏六百石以上”享有减刑减赋的优待。《史记•叔孙通列传》通制朝仪，“吏六百石”以上方可朝驾。博士，议郎秩皆比六百石，均可参预朝政。若宣帝前博士为四百石，对此则无从解释。秦、西汉博士秩应以班表为是。《后汉书•百官志》又云东汉博士秩“比六百石”，与《东观书》不同。按《东观书》是当代官修史书，可靠性过于晋人司马彪的《志》。《东观书》把博士与议郎分为两处记述，博士“六百石”，议郎“比六百石”。《后汉书•和帝纪》注引《十三州志》曰博士“秩皆六百石”，《汉官仪》曰博士“秩六百石”，与《东观书》记载相同，均应指东汉时事。东汉博士秩应以《东观书》为是。《百官志》对秦汉博士秩的记述均不可靠。
③ 《艺文类聚》卷四六《职官》。
④ 《后汉书•舆服志》注。
不久，通否政事均可升迁。升迁时又往往是超迁，通常一跃即为二千石。《汉书•萧望之传》云：宣帝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这是指通政事者。同书《孔光传》云：成帝时，“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当时迁尚书者有孔光，迁刺史者有翟方进，补诸侯太傅者有彭宣，后三人均官至三公。《汉官仪》所谓“博士入平尚书，出部刺史、诸侯相、次转谏大夫”①，即指当时博士升迁的情况。
汉代中央博士共计一百七十八人，其初迁之职可考者有五十人，其中直迁九卿者四人，郡守、尉、诸侯王国相、太傅者十五人，诸大夫、侍中者十八人，刺史州牧者五人。以秩叙之，秩比二千石以上者三十六人，八百石以上者八人，超迁者占88%。可见博士官运亨通，秩卑是暂时的，而职尊则成了士人进取高官厚禄的通阶，无怪乎时人说“位最尊者为博士”③。文帝时，晁错以门大夫迁博士；成帝时，平当由槆邑令迁博士，都是六百石秩转比六百石之职。此事看来似乎是降秩，其实是升迁尊位，后来，晁错官至御史大夫，平当官至丞相，都是通过博士这条途径取得的。
（四）博士弟子制度
博士弟子，战国已有，但那是私人弟子，并非官置，作为官府设置的博士弟子制度，始于武帝建立太学。建立太学是儒家学派谋取正统地位的关键。这一点，时儒是很清楚的。所以，文帝之时，贾山上书，首次提出建立太学。武帝即位，董仲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