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国概况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集中力量战胜项羽，曾分封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为王，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当项羽瓦解之后，遂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所以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被封为王的竟有八人之多，即齐王韩信（后徙为楚王）、梁王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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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章所述西汉王国及其官制，参阅张师维华先生《汉史论集•西汉一代之诸侯王国》一文。
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主张耳、燕王臧茶（汉五年反，更立卢绾为燕王）、衡山王吴芮（后改为长沙王）、闽粤王亡诸。后来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追述汉初的情况说：
“高皇帝与诸公并起……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至三、四十县。”①
其封疆之大可以想见。这些异姓诸侯王各自拥兵据地，“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②，对汉朝中央造成很大威胁。刘邦几乎用了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才次第将他们加以翦除。
但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刘邦鉴于亡秦孤立之败，各地统治不稳，又大封同姓子弟九人为诸侯王：
“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栽、泗，薄会稽，为梁、楚、吴，淮南、长沙国。……汉独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③
刘邦分封同姓王的目的，正如司马迁所说：
“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疆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④
也就是为了巩固汉朝对地方的统治，以拱卫中央集权。在最初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如汉初的安定局面以及平定诸吕之难，均有赖于同姓诸侯王的力量。《汉书•诸侯王表序》云：
“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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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汉书•贾谊传》。
③④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
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不过，有其利也有其弊，封国制本身就包含着分裂割据的因素：
“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的势力迅速发展，以至于“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②，至文帝时，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当时贾谊已看出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他在给文帝上疏中就指出：
“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③
贾谊把这种形势比做“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痼疾。”④因此，他向文帝建议：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⑤
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分齐国为七国，淮南为三国。
景帝时又采纳了晁错的“削蕃”政策，先后削去楚之东海郡，吴之豫章郡，会稽郡，赵之河间郡（《汉书》作常山郡)以及胶西六县，归中央直接管辖。诸侯王不甘心自己的领土被削减，于是爆发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的叛乱。景帝派兵及时地镇压了这次叛乱，并乘机将几个叛王的国土分封给许多皇子；对国土已被削减或新封的诸侯王则加强了控制。不仅将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以及财政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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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汉书•诸侯王表序》。
③④⑤《汉书•贾谊传》。
归中央，而且还裁减王国的官吏，降黜他们的秩位。从此诸侯王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了，成了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的封建贵族。
武帝时，继续推行削弱诸侯王国的政策，他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诸侯王除了以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还可以推恩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别属汉郡。这样，从王国里就不断分出许多小的侯国。据《汉书•王子侯表》所载，由此令而侯者：城阳五十四人，赵三十五人，河间二十三人，淄川二十一人，鲁二十人。其食邑皆划归汉郡直接管辖。故王国封地越来越小，势力越来越弱。以后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设阿党附益之法一(见下)。诸侯王不与国政，唯得衣食租税。中央集权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汉书•诸侯王表序》记其事云：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①，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唯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汉书•高五主传赞》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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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汉书•诸侯王表》分赵置河间，事在文帝二年，贾生之议在后，与此事无关。
“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
这里我们还要指出一点，西汉的王国制在景武以后变化很大，不仅是所辖范围有很大变化，在管辖系统方面也有所不同，在汉初所谓“大者五六郡”不单是疆域之大，而且实际上是国内辖郡。《二十二史考异》卷四云：
“汉初，诸侯王国大率兼数郡之地，郡之属王国者，郡名似未尝废。齐悼惠王献城阳以为鲁公主汤沐邑，吕后割齐之济南郡封吕台，琅玡郡封刘泽；吴王濞封有四郡五十余城，景帝时割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削楚之东海郡，赵之河间郡；皆郡之属于国者也。赵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请诛守尉，则诸侯王国之郡亦有守也。”
景帝，武帝削分诸侯王国之后，一般疆域均比郡小，王国就不再领郡而直接统县了。因而，官制也必有相应的变化,《汉书•元帝纪》初元三年“令诸侯①相位在郡守下”，可以为证。
至西汉末年，王子侯日益衰弱，政权完全集中于汉朝中央。但中央集权之后，大权又落到外戚王氏手里。这时由于刘氏王侯已毫无势力，根本没有力量和外戚王氏相抗衡，有的甚至依附王氏，以求容媚。至此西汉政权遂不得不转移于王氏之手，而形成王莽篡汉之局。《汉书•诸侯王表序》云：
“至于哀，平之际，（王子侯）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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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师古曰“此者侯谓诸侯王也。”
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唯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
西汉王国，至此遂告灭绝。
东汉，光武中兴，鉴于西汉诸侯王的叛乱与外戚篡权，一方面禁止后宫之家不得干政，另方面也限制诸侯王的权势，重申“阿附蕃王法”。当时王国的封地很小，据《晋书•地理志》云：
“光武中兴，不踰前制。东海王疆以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二十九县。其余称为宠锡者，兼一郡而已。”
东汉诸侯王的封地和西汉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又据《后汉书•孝明八王传论》云：“明帝封诸子，租岁不过二千万，马后为言而不得也。”注引《东观明纪》曰：
“皇子之封，皆减旧制。尝案舆地图，皇后在傍，言钜鹿、乐成、广平各数县，租谷百万，帝令满二千万止。（曰）诸小王皆当略与楚、淮阳相比，什减三四。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者也。”
是明帝封国更明以租税多少为准，而不以封地大小为准，换言之，即虽有封爵之名，已渐无封土之实。《后汉书•黄琼传》所谓“今（指顺帝时）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东汉抑制了诸侯王，但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则又不得不提高州郡牧守之权。随着牧守权力的日益增大，于是又演变为汉末地方割据的局面。
二、汉法对王国的限制
汉初分封诸王时，对于王国已有立法限制。如淮南厉王长“擅为法令，不用汉法”①。晁错“又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定者，书凡三十篇”②，惜此法未能留传于世。今据有关史籍中可考见者，分述于后：
（一）诸侯王不得窃用天子仪制
《汉书•淮南王传》，厉王“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杂奏：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拟天子。”按：警跸、称制以及戴黄屋，均为天子仪制，诸侯王窃用，即为僭越违法。
（二）诸侯王置吏需依汉制
汉初王国二千石官，均由中央代置；二千石以下官，始由王国自置。齐悼惠王、淮南厉王、梁孝王请自置二千石，是少数例外，而且必须经过天子特许。景帝以后，定制四百石以上官吏均由中央派遣，王国仅得自置四百石以下官。《汉书•衡山王传》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国中。”有时甚至还限制在二百石以下，天子“为置吏二百石以上”。违者即以不法论。
（三）诸侯王无虎符不得擅自发兵
《汉书•荆燕吴传》，“将军（弓高侯颓当）曰；王（胶西王印）苟以（晁）错为不善，何不以闻？及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徒欲诛错也。”又同书《高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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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淮南王传》。
②《汉书•晁错传》。
传》，齐王“阴谋发兵。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兵入卫王官。魏勃绐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可见诸侯王无汉天子虎符，即不得擅自发兵。
（四）诸侯王不得在国内私自煮盐冶铸
《汉书•荆燕吴传》载晁错所举吴王的罪名为：“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晁错传》载景帝所举吴王的罪名，也是“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山海之利，本属天子所有，吴王私自铸钱煮盐，自然是非法的；而吴王因有山海之利，以故无赋，国用饶足，并据此发动叛乱，更为汉朝中央所忌。故七国之乱平定后，“名山陂海，咸纳于汉”①。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得专擅山海之利。这是从经济上对诸侯王的限制。如果有人违犯这一禁令，就要受到严厉处罚。如《汉书•终军传》载：“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这说明诸侯王没有天子的诏令，不得在国内私自煮盐铸铁。徐偃假传天子诏令，破坏禁限，结果是被处以死刑。
（五）诸侯王不得擅爵人、赦死罪
《汉书•贾谊传》：“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汉法令非行也。”是爵人、赦死罪，均为天子权限，诸侯王则无此权力。
（六）诸侯王不得收纳亡人，藏匿亡命
《汉书•淮南王传》载薄昭与厉王书：“亡之诸侯，游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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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序》。
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又《荆燕吴传》，吴王“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燕刺王旦传》，旦“后坐藏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皆为收纳亡命有罪的例证。
（七）诸侯王当定期入朝
汉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故汉初诸侯王入朝，率以冬十月。《汉书•高帝纪》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官”。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齐王、长沙王来朝”。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后，以正月为岁首，诸侯王入朝，始改为正月。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少孙曰：
“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少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少见，辞去。”此为“春朝”。此外，还有“秋请”。《汉书•荆燕吴传》注引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请。”春朝，诸侯王必须自行，秋请，则可使人代替。如“吴王濞使人为秋请”。但吴王濞自恃权势，不仅使人代为秋请，甚至连春朝也不自行，故晁错对景帝说：“（吴王）诈称疾不朝，于古法当诛。”①可见诸侯王如不按时入朝，即当死罪。
诸侯王入朝，不得稽留京师，凡留长安还过二十日，过期即为非法。《梁孝王传》：“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既朝，上疏，因留。”又“三十五年冬，复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可见诸侯王入朝，欲久留京师，必须提出申请，经皇帝许可，始能留居，否则即为非法。
诸侯王朝请时，对天子要有三种贡献：一种是献费。《高帝纪》十一年诏：“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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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荆燕吴传》。
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献费是根据王国户口数而定制与郡同，是郡国从征收的算赋（人岁百二十钱）中提交中央的那一部分人口税。一种是聘币，这是诸侯王私人对天子的贡礼。贡礼原来是用苍璧，武帝改为以皮币荐壁，苍璧不过值数千，而皮币则值四十万，从数千一下子猛增至四十万，实际上也是汉中央从经济上削弱诸侯王的一种措施。一种是酎金。《后汉书•礼仪志》注引丁孚《汉仪》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诸侯助祭贡金。”《汉律金布令》曰：“诸侯各以民口数，率千口奉金四两奇，不满千口至五百口亦四两，皆会酬，少府受。”又，《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注引服虔曰：“因八月献酎，祭宗庙时，使诸侯各献金来助祭也。”如淳曰：“《汉仪注》诸侯五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
（八）诸侯王不得与外戚家私自交往
《汉书•文三王传》：“元始中，（梁王）立坐与平帝外家中山卫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废立为庶人。”
（九）诸侯王不得与其他诸王私自会晤
《汉书•荆燕吴传》，应高“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果，乃身自为使者，至胶西，面约之”。师古注：“潜行而去也。”吴王与胶西王会晤，不敢公开身分，可知当时有法令的限制。
（十）诸侯王不得私自出境
《汉书•宣元六王传》，谏大夫王骏谕指淮阳王钦曰：“王幸受诏策，通经术，知诸侯名誉不当出境。”
（十一）诸侯王不得对朝廷大臣私行赏赐
《汉书•李广传》：“吴楚反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周）亚夫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还，赏不行。”又《灌夫传》：“夫亦持蚡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①可见诸侯王对朝廷大臣私行赏赐是不合法的。又《汉官仪》记有推荐博士举状，其中有一条“世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这里把王侯赏赐与妖恶交通视为同科，家族中有人一旦得了王侯的私自赏赐，便失掉了博士候补的资格。
另外，诸侯王私行不检，更要受到汉法的严厉制裁，或削地，或夺爵，甚至诛死。见《汉书•高五王传》、《荆燕吴传》、《文三王传》等，此例甚多，不备举。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汉中央政府除直接剥夺诸侯王的政治权力与减省王国官属外，又作左官之律，设阿党，附益之法，进一步从经济上、政治上对诸侯王加以限制：
（一）左官律
关于左官律，因史无详文，故后人言各有殊。《汉书•诸侯王表序》注引服虔说：“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当作朝）也。”此言左官为一种惩罚，使诸侯王官不得仕于朝廷，以绝其仕宦显达之路。又引应劭说：“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此言仕于诸侯，其官位不如仕于天子为尊。师古主应劭之说，谓“左官犹左道也，皆僻左不正，应说是也。汉时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为尊，故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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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灌夫传》：“后淮南王谋反，觉。始安入朝时，蚡为太尉，迎安霸上，谓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宴驾，非大王立，尚谁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钱财物。上自婴、夫事不直蚡，特为太后故。及闻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秩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也”。师古认为左官如同左道，即仕于诸侯为不正当的出身汉人称降秩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左官与左迁都含有贬低的意思。按以上诸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所本。如《汉书•周昌传》载，高祖欲使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王相，“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昌为赵相。”按御史大夫在中央为副丞相，与丞相比，其地位当然偏低；但和王国相比，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则秩位又较高。周昌以御史大夫为赵国相，实际上是降了级，故刘邦说是“左迁”。可见同类官，在诸侯王国远不如在中央为尊，已甚为明显。这虽然是汉初情形，但七国乱后，汉朝中央为了从政治上削弱诸侯王的权势，降低其政治地位，又把它制为律令，这是有可能的。故应劭与师古之说，不无道理。至于服虔之说，也有所本，如《汉书•龚胜传》：
“胜（楚人）为郡吏，三举孝廉，以王国人不得宿卫。”
又《彭宣传》云：
“彭宣（原为东平太傅）……入为右扶风，迁延尉，以王国人出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汉制，王国人不得在（当作仕]京师）。数年，复入为大司农、光禄勋、右将军。哀帝即位，徙为左将军。岁余，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乃策宣曰：‘有司数奏言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将军不宜典兵马，处大位……其上左将军印绶，以关内侯归家。’”
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又不得仕于朝廷，与服虔之说相合。可见做了诸侯王的官等于因犯罪被谪遣，故《汉书•王吉传》称“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勿为王国吏。”但亦有例外，如元帝时韦玄成以淮阳中尉累迁至汉丞相①。张禹原为东平内史，成帝时拜为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②。可见左官之律亦未严格执行。大概自景帝以后，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王国官属既同为天子所置，应一视同仁。又自武帝以后，诸侯王国势力日趋衰微，不足为患，故左官之律亦逐渐变成具文。上引彭宣事例，不过是哀帝欲令丁、傅用事的借口而已。
（二）阿党法
《汉书•诸侯王表序》张晏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又《高五王传赞》引张宴注：“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按傅、相职在辅王，如王有罪，不举则坐法。汉初即有此制，并非自景帝而后始。但汉初虽有此制，由于诸侯王有除吏之权，阿附之势在所难免，故景帝以后，又重申阿党之法，制为律令，以便加强对王国的控制。而王国官吏执行汉法，亦奉命唯谨，宁严勿宽。《中山靖王胜传》：“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拟侵冤。”如果王国官属知情不举，即为阿党，要受到朝廷的严厉制裁。《王吉传》：“昌邑群臣坐在国时不举奏王罪过，令汉朝不闻知，又不能辅道，陷王大恶，皆下狱诛。”可见汉朝执行阿党法是十分严厉的。
（三）附益法
《汉书•诸侯王表序》注引张晏曰：“律，郑氏说，封诸侯过限日附益。靠师古则曰：“附益者，盖取孔子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之义也。皆背正法而厚于私家也。”一主封土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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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韦玄成传》。
②《汉书•张禹传》。
一主背法厚王，其说各异。考汉朝对诸侯王封地多少，因亲疏有别，并无定制；而且经过景帝削藩以及武帝实行推恩令，诸侯王封土过限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无同时再行他法的必要，故张晏之说，似为曲解。至于师古之说，与当时情形尚合。七国之乱，吴王为首，其罪名即为煮盐铸钱。汉朝为了从经济上限制诸侯王的势力，特设附益之法，使各级官吏不敢背法厚私，为王聚敛。如前引御史大夫张汤劾博士徐偃矫诏使胶东、鲁国煮盐铸铁，法至死。这个“法”，当即附益之法。
此外，汉朝中央为了便于对诸侯王实行监督和管制，还允许各级官吏和王国臣民可以举奏诸侯王不法。《汉书•淮阳宪王钦传》：
“丞相，御史复劾：‘钦前与博（宪王母舅张博）相遗私书，指意非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过而复称引，自以为直，失藩臣礼，不敬。”
又《赵敬肃王彭祖传》：
“大鸿胪禹奏：‘（王）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元虽未伏诛，不宜立嗣。’奏可。国除。”
以上为朝廷大臣可以举奏诸侯王的事例。
《高五王传》，青州刺史奏齐思王终古乱行，终古因而被削四县。《文三王传》，冀州刺史奏清河刚王年与女弟子私通，年因被废为庶人。此为州刺史可以举奏诸侯王不法的事例。如王有反状，还可以依法逮捕。如《武五子传》，燕王旦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有反谋，“会瓶侯刘成知泽等谋，告之青州刺史隽不疑，不疑收捕泽以闻。”
《荆燕吴传》，燕王“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它法劾捕格杀郢人灭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事。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上许之”。《文三王传》：“济东王彭离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子上书告言，有司请诛，武帝弗忍，废为庶人。”可见王国属官及国中人民亦可举奏诸侯王不法。
综合上述，汉初王国虽然与中央分立，有时甚至造成尾大不掉之势；但经过文、景、武诸帝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措施，王国的势力已大大削弱，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实与郡同。而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势与富室无异，贫者或乘牛车。东汉初仍本西汉武帝削弱诸侯王的精神，遵而未改。《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有一段记事，可以完全说明当时诸侯王的处境：
“（兴）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学，博通书传，光武爱之，数被延纳。显宗之在东宫，尤见幸侍，入侍讽诵，出则执辔。中兴初，禁罔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玩。岁终，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申若此。”
北海王刘睦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屈身自污，亦可见明帝对诸侯王防范之一斑。明帝以后，诸侯王仅有封爵之名，而无封土之实，王侯的地位，每况愈下，已毫无能力与中央对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