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文“父母叚大母”似应分断，作“父母、叚大母”,则释文当作：
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叚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其子有罪当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三五)
及为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勿听。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教人不孝，(三六)
黥为城旦舂。(三七)
“叚大母”即“假大母”排在“父母”之后，是因为其年辈虽然在“父母”之前，但是却并没有血亲关系的缘故。这条律文所说到的“泰父母、父母、叚大母、主母、后母”,下文“妇贼伤、殴詈”长者一条，又有所不同：
妇贼伤殴詈夫之泰父=母=主母后母皆弃市(四○)
即“妇贼伤殴詈夫之泰父母、父母、主母、后母皆弃市”,已经不包括夫之“叚大母”了，这可能是因为亲疏关系又隔了一等。至于为什么祖父母称“泰父母”,而同一辈的女性长者称“叚大母”,“泰”和“大”的区别，推想可能也并非偶然的书写差异，而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亲疏等级的差别。
汉代军队中的“卒妻”身份
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都可以看到有关随军女子的记载。而战争史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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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章钜《称谓录》卷二“假母”条写道：“《书叙指南》引《汉史》：‘养母曰假母。’元德秀又曰‘乳母’。”
献记录中也有以非法形式“随军为卒妻妇”的情形。分析史载“女子乘亭鄣”、“弱女乘于亭障”等情形，“卒妻”们很可能首先成为这种女子参与战争现象的行为主体。而汉代女子的军事生活，其实有相当丰富的形式，不应当以“汉代兵制”所见“汉代征兵与募兵的对象为男子而非女子”而轻易抹煞。
1.壮女之军
《汉书》卷五四《李陵传》记载李陵率军出击匈奴，在经历挫折时产生“军中岂有女子乎？”的疑问，并有严厉的处置：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
所谓“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是一种非法“随军”的现象。于是李陵对于这些女子，“搜得，皆剑斩之”。
按照李陵的观念，“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的原因，可能是“军中”“有女子”。于是有残厉的处置方式。然而从历史文献的记录看，汉代“军中”“有女子”的情形其实并不鲜见。
其实，先秦时期已经有女子直接参加战斗部队的史例。如《史记》卷八二《田单列传》所谓“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史记》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传》所谓“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得敢死之士三千人”。《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引鲁仲连语：秦国，是“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裴骃《集解》引录谯周说： “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顾颉刚曾经分析说：“此谓‘老弱妇人皆死’,知每一战役，不但主战斗之壮男军易牺牲，即壮女军与老弱军亦皆因敌国之计首论功而不能免。秦人之残酷如此。”①《商君书》说到守城时编定“壮女之军”的《兵守》篇，有学者曾判断：“篇中所讲多不是针对秦国的情况。”②可能当时兵战频繁，各国普遍存在军中收编有妇女的情形。或许确如徐中舒所说：“古代人口稀少，故每当大战则有时征及壮女及老弱，各司其事；后世人多，始专征壮男为兵。”③史籍中也可以看到军队整建制都主要或全部由妇女组成的情形。例如《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载，刘邦与项羽相持荥阳时，会战不利，汉将纪信建议：“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王可以间出。”司马迁写道：
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军四面击之。
纪信则乘王车，竖王旗，宣布说：“城中食尽，汉王降。”于是，“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同样的史实，又见于《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和卷五六《陈丞相世家》,分别写作“(汉军),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以及“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三则记载中，《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有“女子”“被甲”字样。《汉书》卷四〇《陈平传》不记此事，卷一下《高帝纪下》以及卷三一《项籍传》记此事而不言“被甲”。女子如果确实“被甲”,大约是要经过一定的基本军事训练的。即使不“被甲”,“二千余人”编列整齐地运动，作为一般平民也是不大可能的。顾颉刚于是以为“女子当兵”史例，④吕思勉以为“女子从军”史例。⑤
《三国志》卷一六《魏书•郑浑传》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引录郑泰对董卓说的一番话，说到关西地区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勇于战伐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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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颉刚：《女子当兵和服徭役》,《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4页。
②高亨：《商君书注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9页。
③顾颉刚：《女子当兵和服徭役》,《史林杂识初编》,第94页。缪文远《七国考订补》引用顾颉刚语，谓：“见《史林杂识初编》‘《女子服兵役》’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572页。
④顾颉刚：《女子当兵和服徭役》,《史林杂识初编》,第92、94—95页。
⑤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304页。
习俗：
关西诸郡，北接上党、太原、冯翊、扶风、安定，自顷以来，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其胜可必。
《后汉书》卷七〇《郑太传》中，同样的内容则写作：
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
这里所说的“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或“(妇女)戴戟操矛，挟弓负矢”的情形，当然反映了女子直接参战的历史事实。《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记载的琅邪女子吕母起义和平原女子迟昭平起义，都是女子作为武装集团首领的实证。而东汉末年的农民暴动，反政府部众中多有女子。据《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记载，张梁军是黄巾起义的主力部队，仍然有随军“妇子”“甚众”。《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也说，曹操击破青州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可见黄巾起义普遍有女子随军行动，她们虽然不是正式的“卒”,但是在军情紧急时，参与军务当是很自然的。《后汉书》卷七〇《孔融传》记载，孔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这些“男女”中的妇女，自然也有曾经参加或者追随黄巾起义军的经历。①
2.女子乘亭鄣
如果说野战部队中女性的存在只是个别的特例，守备部队中屡有女子从事军事行为，则是多见的情形。
《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记载，贾捐之在讨论边疆政策时，指出汉武帝用兵四境，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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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王子今《中国女子从军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8页。
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
其中特别说到“女子乘亭鄣”。《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载录汉章
帝元和二年(85)诏书，也回顾了汉王朝与匈奴作战的艰苦：
昔猃狁、獯粥之敌中国，其所由来尚矣。往者虽有和亲之名，终无丝发之效。墝埆之人，屡婴涂炭，父战于前，子死于后。弱女乘于亭障，孤儿号于道路。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岂不哀哉！
也说到“弱女乘于亭障”的情形。汉代文献关于女子守城的记载，又有《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李广利率军出塞，于“夫羊句山狭”冲破匈奴卫律部阻击，“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记述了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夏季曹操军与吕布军之间的战事。曹操于钜野击败吕布，“(吕)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裴松之注引《魏书》又说到这次战役的具体过程：
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
《三国志》卷一八《魏书•许褚传》中又有这样的记载：
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许)褚壁，(许)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许)褚飞石掷之，所值皆摧碎，贼不敢进。
“壁中”女子，也成功地参与了守备。
居延汉简中有所谓“□官女子周舒君等自言责隧”(58.15A)的内容，又可见“皆徙家属边”(E.P.T58：80)简文，此外，我们还看到当地军事文书中有如下名类：
《卒家属在署名籍》(185.13)
《卒家属见署名籍》(194.3)
《戍卒家属居署名籍》(E.P.T65：134)
《卒家属掾署名籍》(194.3,174.13)《卒家属名籍》(203.15)
《省卒家属名籍》(58.16；133.8)
《卒家属居署廪名籍》(E.P.T40：18)
《卒家属廪名籍》(276.4A)
《戍卒家属在署廪名籍》(191.10)
有学者指出，“称谓录见‘卒家属廪名籍’、‘卒家属名籍’、‘卒家属在署名籍’、‘卒家属见署名籍’、‘省卒家属名籍’之类”,可与《卒家属廪名籍》对应，这些文书，可以“暂统称之为‘卒家属廪名籍’”,“是给戍卒家属发放粮食的名单”①。通过这些文书的命名，可以了解边地“卒家属”、“戍卒家属”随军的事实。然而《卒家属在署名籍》、《卒家属见署名籍》、《戍卒家属居署名籍》等，从名义看，与“廪名籍”是不同的。“廪名籍”,按照森鹿三的说法，“是有关配给隧卒家属谷物的文书”。②居延汉简又有：
《家属妻子居署省名籍》(E.P.T40：18)
名籍主题强调的似乎不是“廪”,而是其他方面，很可能主要是职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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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3页。
②[日]森鹿三：《论居延出土的卒家属廪名籍》,金立新译，《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前引简文“女子”“自言责隧”,可以给予我们某种提示。敦煌汉简又可见《教卒史妻子集名籍》(1612A),其性质也值得探讨。所谓“在署”、“见署”、“居署”或许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仓律》所见“守署”有关，整理小组注释可以参考：“署，岗位。《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如淳云：‘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守署即伺寇虏。”①
3.女子“以为士卒衣补”
秦汉史籍中还可以看到反映妇女服务于军队后勤劳作的记录。
据《战国策•中山策》,赵国抗击秦军进攻，坚守邯郸时，平原君等贵族曾经“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据《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伍被和淮南王谋反时，曾经说到秦代军事史的一个情节：“(秦皇帝)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对于伍被所谓“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一事，有的学者以为可信，视为“妇女从军之创举”②,然而，亦有学者以为可疑，③但西汉时期策士以此作为分析政治形势的严肃认真的辩词，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军队中曾经确实存在妇女“为士卒衣补”的情形。
云梦睡虎地秦简《仓律》在说到以丁年男子赎隶臣妾的有关规定时，有这样的文字：“隶臣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妾欲以丁粼者一人赎，许之。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女子操敗红及服者，不得赎。边县者，复数其县。”按照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的解释，大意是：要求以壮年两人赎一个隶臣，可以允许。要求以壮年1人赎一个已当免老的老年隶臣、身高在五尺以下的小隶臣以及隶妾，可以允许。用来赎的必须是男子，就以用赎的人作为隶臣。从事文绣女红和制作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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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51页。
②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700页。
③如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四。又引陈氏《测议》：“求女事《史》不见，伍被欲伪作请书徙豪朔方以惊汉民，岂即本此策耶？”
服的女子，不准赎。原籍在边远的县的，被赎后应将户籍迁回原县。①“女子操敃红及服者，不得赎”的规定，也反映从事被服制作修补的女子，其劳务内容受到特殊的重视。
居延汉简中，也有文字说到“方秋天寒卒多毋私衣” (478.5)以及“至冬寒衣履敝毋以买”(E.P.T59：60)的情形，似乎可以说明，汉代边塞曾经存在以军事化形式组织女子“为士卒衣补”的现象。而“卒妻”们，很可能是承担这项劳作的主要人力。居延汉简所见：
〼妻治裘□〼(552.2A)
二女同居□〼(552.2B)
可以作为我们增进相关认识的参考。
至于女子从事军事运输劳作的史实，有许多资料可以说明。例如，《淮南子•人间》记载，秦始皇发卒50万人修筑长城，“中国内郡物车而饷之”,于是，“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男子疲于战陈，妻女劳于转运。”《三国志》卷四一《蜀书•杨洪传》：“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吕思勉指出：“此虽不令女子当前敌，亦未尝不与于发兵也。”②也就是说，调发女子作为转输人员，虽然“不令女子当前敌”,但同样也是“发兵”。
4.边军女子身份
有人认为，“女子乘亭障”事，古人“对其中女子的身份没有解释，所以现代人有将其作为女兵者”。注释指明，这种认识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及王子今《中国女子从军史》。论者说，“汉史资料中”“未见有记载女子出征材料”。至于所谓“刑徒兵制”,“女刑名之一‘春’”,“女刑名之一‘复作’”,“女刑名之三‘顾山’”,被罚作的女犯都“是不任军役的”。“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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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53—54页。
②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第305页。
兵及发恶少年”“也是男性”。然而，“西汉在西北边塞屯田，有不少女性随同家人徙边，且屯且戍”。“在西汉时还有犯罪人被处死后，其妻子被罚坐徙边的现象。”“边塞女性中有下级军吏的家属从简牍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说明。”“其中女性身份既有戍边的下级军吏的妻子家属，也有奴婢。”于是，论者以为：“‘女子乘亭障’中的‘女子’似乎不应是政府征发的女兵，她们应是平时居住在边塞，在战时临时被召集起来保卫家园的女性，她们的身份或是徙边屯田者的妻子，或是任职边塞的军吏的家属，或是因坐罪而徙边的女性。”①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汉史资料中”“未见有记载女子出征材料”的说法，结论不免过于绝对化。司马迁《史记》有关“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的记载似乎不可以轻易否定。正如顾颉刚所说，“此女子凡二千人，数不为少，若非平时组织训练有素，何遽能下令集合，且被甲假作男子耶？”②吕思勉也指出：“知其时之女子，犹可调发。”③而张璠《汉纪》和《后汉书》所谓“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也应当是大体可信的。
第二，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及王子今《中国女子从军史》讨论“女子乘亭障”事，意在指出古史中妇女在战争中发生重要作用的事实，并没有使用“女兵”称谓。顾颉刚书据《贾捐之传》“女子乘亭障”事指出：“知武帝之世，仍有以女子服徭役守城障之事。”④《中国女子从军史》中已经说道：“就现在我们熟悉的资料而言，女子戍边的情形如果确实曾经存在，大约也是未成定制的并不多见的例外。但是，即使这种现象只是偶然的特例，我们也应当看作社会生活风貌的一种反映而予以足够的重视。”⑤
第三，研究者所谓“女兵”、“女军”,多是指参与军事行为，参与战争实践的妇女。如果只取“政府征发的女兵”之定义，则历代女军人大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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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翟麦玲：《试释“女子乘亭障”中“女子”的身份》,《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②顾颉刚：《女子当兵和服徭役》,《史林杂识初编》,第95页。
③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第304页。
④顾颉刚：《女子当兵和服徭役》,《史林杂识初编》,第95页。
⑤王子今：《中国女子从军史》,第59页。
不包含于此概念中，人们熟知的历代“娘子军”事迹也大多都将被否定。例如上文说到的黄巾军中极可能参与军务的随军女子，自然绝对不可能是“政府征发的女兵”。
第四，所谓“边塞女性中有下级军吏的家属”,“戍边的下级军吏的妻子家属”,也并不确切。汉代西北边塞简牍资料中这种女性，并非都是“下级军吏的家属”、“下级军吏的妻子家属”,数量更多的是士兵“家属”,即“卒妻”。日本学者森鹿三曾经根据简牍资料中“●右城北部卒家属名籍凡用谷九十七石八斗”(203.15)及“●冣凡十九人家属尽月见署用粟八十五石九斗七升小”(203.37),认为据前者“可知每个部每个月都配给了隧卒家属将近一百石谷物”,后者“所说的十九人是指隧卒的人数，而不是家属的人口数，因为每个隧卒的家属人数是二至三人，所以十九个隧的家属就有四十多人”。他说：“一个部究竟有多少隧卒，还不清楚，但我估计约有二十人，因此，隧卒几乎都有家属。”①这里所说的，自然是随军家属。
第五，以所谓“刑徒兵制”考虑，也并不能绝对地说被罚作的女犯都“是不任军役的”。《二年律令•具律》：“有罪当耐，其法不名耐者，庶人以上耐为司寇，司寇耐为隶臣妾。”(90)又《告律》：“……耐为隶臣妾罪耐为司寇……”(128—129)②可知“隶臣妾”与“司寇”的对应关系，“隶妾”也会罚作“司寇”之刑。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仓律》,有“春司寇”刑名，整理小组指出“不见于古籍”。又《司空律》可见所谓“城旦舂者司寇”③,也值得注意。《汉官旧仪》卷下：“罪为司寇，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汉书》卷二三《刑法志》：“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都有“司寇”与“作如司寇”并列情形，是性别区分已经体现。有学者以为这一现象与《二年律令》中的差别，体现了汉文帝刑法改革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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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森鹿三：《论居延出土的卒家属廪名籍》,金立新译，《简牍研究译从》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09页。
②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6页。
③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51—52、87—88页。
就。①那么,汉初女子如“罪为司寇”,是应当承担“备守”之“军役”的。汉文帝之后所谓“作如司寇”,职任也是接近的。这一问题，不直接属于“卒妻”主题，可以另文讨论。
5.“卒妻”与质葆制度
“卒妻”在军中的意义，还可以从另一角度进行考察。《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记述刘备入蜀战事：
明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实，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逮己，白璋发其谋。于是璋收斩松，嫌隙始构矣。璋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责以无礼，斩之。乃使黄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径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引兵与忠、膺等进到涪，据其城。
这里说到的“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启示我们认识汉代军队中“卒妻”的身份，应当关注她们的人身可能已经成为朝廷与军事长官的“质”的情形。
陈直《葆宫与直符制度》注意到《墨子•号令》中安置军事人员“妻子”于“质宫”、“葆宫”的情形：“守楼临质宫而垩②,周必密涂，楼令下无见上，上见下，下无知上有人、无人。”“葆宫之墙必三重，墙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墙上；葆卫必取戍卒有重厚者。”又指出：“据此葆宫皆军士家属之居所。现证以居延简，知汉代戍所吏卒，亦用质保制度，则为文献所未详”,列举“有关葆宫纪载者凡九简”。对于一些简文“葆”的身份，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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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水间大辅：《秦汉刑法研究》,知泉书馆2007年版，第56—58页。
② 陈直自注：“原文垩为善字，今订正。”
存在争论。裘锡圭认为“葆”指庸保。①李均明认为“‘葆’字指出入关担保而言，与今世所见出入境担保相类”。②但是居延汉简中涉及“妻子”的如下简文，应当确认与《墨子》所言“质宫”、“葆宫”有关：
〼为妻子葆处居乙〼
〼□劳四月适奉〼(243.25)
陈直说，“《墨子•备城门》以下十二篇，余昔考为秦人作品，汉因秦制，这一点为治汉史者所为详。汉少府属官居室令，武帝太初二年，改为保官，《汉书•李陵传》,母妻皆系在保宫，是汉廷亦用此法也。”③关于“秦制”的这一内容，有《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载新安所坑杀秦降卒“窃言”可以作为佐证：“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陈直所据“〼为妻子葆处居〼”简文对于帮助我们理解“汉代戍所吏卒，亦用质保制度”的事实，应当是有益的。张政烺指出：“《墨子》卷十四《备城门》,卷十五《号令》、《杂守》等篇，皆言城守事，凡守城将吏及勇士必须以父母兄弟妻子作抵押，以防其投降。当时使用的两个字是葆和质。葆即保，是守护，质是抵押。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所以也就混用不别。收养这些父母妻子的地点叫作葆宫，也叫质宫。”④《墨子•杂守》写道：“城守司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质在主所，乃可以坚守。……吏侍守所者，财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宫中者，乃得为侍吏。诸吏必有质，乃得任事。”岑仲勉解释说：“此言吏员任用及保质之制。” “古以父母、兄弟、妻子为质，后世则易为担保人。”⑤
就“卒妻”身份的准确理解而言，“〼为妻子葆处居〼”简文也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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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裘锡圭：《新发现的居延汉简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②李均明：《汉代屯戍遗简“葆”解》,《文史》第38辑，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③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9—60页。陈直《自序》说到，收入该书讨论“葆宫”问题的《居延汉简综论》,作于1962年。
④ 张政烺：《秦律“葆子”释义》,《文史》第9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8页。
新的思路。作为“质”,作为“抵押”和“担保”,这些军中妇女的境遇与责任，由此也更为明晰。陈直以为可证“汉廷”亦采用这种制度的资料，即《汉书》卷五四《李陵传》：“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说明已经对“陵母及妇”进行了控制。传说“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匈奴”,“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史记》卷一○九《李将军列传》褚少孙补述：“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所谓“系在保宫”事，见《汉书》卷四五《苏武传》李陵自言：“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清人吴伟业《赠辽左故人》其五：“路出西河望八城，保宫老母泪纵横。重围屡困孤身在，垂死翻悲绝塞行。尽室可怜逢将吏，生儿真悔作公卿。萧萧夜半玄菟月，鹤唳归来梦不成。”①其中“保宫老母”及“尽室可怜”“生儿真悔”句，就是对李陵“母妻”性命系于李陵战争表现之人生悲剧的感叹（谁叫你这蠢老太婆要屙出李陵这种世界毒兽淫兽？还把牠养大了？反正牠爹死之前牠还没出生，直接打了牠不就什么事没有？牠送死老母妻儿不也没事一样捅了胡雌之屄二十五年，屙了狗杂种么？嘴巴上牠是痛苦的，鸡巴可一点不痛苦，随时都充着血炸着毛准备捅胡屄的。踩全族尸体捅二十五年胡屄，世界历史上只有李陵一只做得出，真不愧大汉第一废物李广屙出来的，真不愧世界历史上最脏最烂最无耻的阉狗司马阉驴的割卵之交）。
秦汉“婴儿”称谓
秦汉时期文献所见“婴儿”称谓，涵义有所不同。或指“初生”儿，与今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对应，义近今人所谓少年儿童。当时“婴儿”称谓指代对象的复杂，体现秦汉时期是汉语社会称谓形成和使用逐步确定化的历史阶段。其情形，或亦与“由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有关。而未成年人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相关现象得以反映。
1.“新生婴儿”
秦汉时期“婴儿”称谓有多种涵义。其中之一指新出生小儿。《释名•释长幼》说，“婴儿”就是“始生”儿：
人始生曰“婴儿”。胸前曰“婴”,抱之婴前乳养之也。或曰“嫛婗”,婴，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啼声也，故因以名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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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吴伟业：《梅村集》卷一四。
所谓“人始生曰婴儿”,与现今“婴儿”定义相近。①《说文•女部》：“婴，绕也。”段玉裁注：“凡言‘婴儿’,则‘婴婗’之转语。”②“婴婗”,郑玄《礼记•杂记》注写作“鹥弥”。③《法言》卷三《问道》：“或问：‘太古德怀不礼怀，婴儿慕，驹犊从，焉以礼？’曰：‘婴、犊乎！婴、犊母怀不父怀。母怀，爱也；父怀，敬也。独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有学者解释说：“婴儿、嫛婗、鹥弥皆连语形容字，言人始生不能言语，嫛婗然也。”④
《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勾践十三年”记载伍子胥和伯嚭在吴王夫差面前关于对越政策的争论：“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亲，前纵石室之囚，受其宝女之遗。外交敌国，内惑于君，大王察之，无为群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婴儿，虽啼，无听宰嚭之言。’”⑤所谓“譬若浴婴儿，虽啼，无听”,所说“婴儿”即“始生”儿。同样的记录又见于《越绝书》卷五《越绝请籴内传》：“申胥曰：‘太宰嚭面谀以求亲，乘吾君王，币帛以求，威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辩吾君王，譬浴婴儿，虽啼勿听，彼将有厚利。嚭无乃谀吾君王之欲，而不顾后患乎？’”⑥所不同的是，“譬若浴婴儿，虽啼，无听”,《吴越春秋》是指伯嚭之言，《越绝书》则是指伍子胥“今我以忠辩吾君王”之言。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关于“新生婴儿”发表政治预言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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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楚生校：“慧琳《音义》凡八引此条，……卷八十一所引，‘始’作‘初’。……卷三十所引，‘人始生’作‘初生’。”“卷二十五引作：‘始生也，又女子胸前曰婴，投之胸前而乳养，故婴儿也。’卷五十一引作‘人初生曰婴儿也’。”任继昉：《释名汇校》,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46页。“嫛婗”,有研究者以为“联绵词误释”,解释“不正确”,属于“分训致误”。“‘ 嫛婗’即‘婗’之衍音，小儿之称。”“不可琼森分别，曲为之解。”不过，论者就《释名》“联绵词误释”举例时，数目似有错乱。虽多次说解释不正确者“20条”、“20个词”,实际所举则为21例。陈建初：《〈释名〉考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
②(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21—622页。
③《礼记•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曰：‘中路婴儿失其母焉，何常声之有？’”郑玄注：“婴，犹鹥弥也。言其若小儿亡母啼号，安得常声乎？所谓哭不依。”
④汪荣宝撰：《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册第127页。
⑤周生春辑校汇考本作：“今大王譬若浴婴儿，虽啼无听宰嚭之言。”《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苗麓校点本作：“今大王臂若浴婴儿，虽啼，无听宰新之言。”《吴越春秋》,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⑥标点从乐祖谋点校本《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载，这是“新生婴儿”竟然能够出场政治演出的奇闻：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
《七国考》卷一三《秦灾异》有“新生婴儿言”条。其中写道： “《秦别纪》：孝公十六年，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秦史笔之以为祯祥，然不恒为妖，故附庸于《灾异》。”缪文远《七国考订补》写作：“〔《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别纪》：惠文王二年①,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秦史笔之以为祯祥，然不恒为妖，故附庸于《灾异》。”徐复《秦会要订补》卷一三《历数下》“人妖”题下引《始皇本纪》：“惠文王二年，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②同书卷一二《历数上》“符瑞”题下引《秦本纪》“文公十九年，得陈宝”事，涉及与“童子”有关的神秘故事③,卷一三《历数下》有关于“童谣”的内容，④也是研究未成年人生活应当重视的史料。杨宽、吴浩坤主编《战国会要》卷五○《祥异上》卷五一《祥异下》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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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注：按《吴兴丛书》本校语云：“原作孝公十六年，依《史记》改。”缪文远：《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729页。
②徐复：《秦会要订补》,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188页。(清)孙楷撰，徐复订补：《秦会要订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8页。
③又引“《正义》引《晋太康地志》”：“秦文公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不知名，牵以献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脑。’即欲杀之，拍捶其首。媦亦语曰：‘二童子名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乃逐二童子，化为雉，雌上陈仓北阪，为石，秦祠之。”徐复：《秦会要订补》,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176页。(清)孙楷撰，徐复订补：《秦会要订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8页。
④《水经注•沔水》：“《神异传》曰：由卷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城陷没为湖。’有老妪闻之，忧惧，旦往窥城门。门侍欲缚之，妪言其故。妪去后，门侍杀犬以血涂门，妪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有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见干曰：‘何忽作鱼？’干又曰：‘明府亦作鱼。’遂乃沦陷为谷矣。”又引《述异记》：“始皇二十六年，童谣云：阿房阿房，亡始皇。”又有一例，不说“童谣”,只说“谣”,然而有“小儿”的动作值得注意。《太平御览》卷八六引《异苑》：“秦世有谣曰：‘秦始皇，何奄僵，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啜吾浆，湌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欲取诸经传圹。既启，于是悉如谣者之言。又言谣文，刊在家壁。政甚恶之，及达沙丘，而修别路，见一群小儿，辇沙为阜。问云‘沙丘’。从此得病。”徐复：《秦会要订补》,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193页。(清)孙楷撰，徐复订补：《秦会要订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6—197页。参看王子今《略论两汉童谣》,《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符瑞”、“日月变异”、“星变”、“雪”、“总天变”、“地震”、“山崩”、“火灾”、“河渭赤”、“水旱灾”、“物异”、“马生人”、“蝗虫”、“疠疫”14种，不载此“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事。①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题下写道：“鬼婴儿恒为人号曰：‘鼠(予)我食。’是哀乳之鬼。”(二九背叁)“鬼婴儿”“是哀乳之鬼”,“婴儿”和“乳”的关系是明确的。《焦氏易林》卷二《大过•贲》：“婴儿求乳，母归其子。黄魔悦喜，乃得甘饱。”② 《焦氏易林》卷三《蹇•萃》：“司命不游，喜解我忧。皇母缓带，婴儿笑喜。”也体现汉代民间以“婴儿”指“始生”儿、“初生”儿的语言习惯。
《潜夫论》卷三《忠贵》：“历观前世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等。婴儿有常病，贵人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饱也。贵人常祸，伤宠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于媚子。人君常过，在不能已于骄臣。哺乳太多，则必掣纵而生痫。贵富太盛，则必骄佚而生过。”③其中“婴儿”,注家在解释时或注意到与《释名•释长幼》“人始生曰‘婴儿’……”的联系。所谓“掣纵而生痫”,有学者以为即“小儿惊风”。《潜夫论笺校正》“《说文》手部：‘𤸪，引纵曰𤸪。’疒部：‘瘛，小儿瘛疭病也。’戴侗《六书故》云： ‘瘛疭谓小儿风惊，乍掣乍纵。掣，搐也；纵则掣而乍舒也。’《玉篇》云：‘痫，小儿瘨病。’按《素问•大奇论》云：“痫瘛筋挛。’〇铎按：今谓小儿惊风，《汉书•艺文志》有《疭瘛方》三十卷，即治此病者。”④《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经方十一家”中，有：“《金创疭瘛方》三十卷。”又有：“《妇人婴儿方》十九卷。”前者被认为是小儿癫痫病诊疗经验的总结，后者应当是妇科和儿科知识的合集。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针对“婴儿索痉”、“婴儿病间(痫)”、“婴儿瘛(瘈)”的病方。整理小组认为，“婴儿索痉，当为产妇子痫一类病症。”“一说，应为小儿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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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宽、吴浩坤主编：《战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466—477页。
②卷三《损•贲》：“婴儿求乳，慈母归子。黄麑悦喜，得其甘饱。”
③王符接着又写道：“是故媚子以贼其躯者，非一门也。骄臣用灭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背叛横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称其贵。文昌奠功，司命举过，观恶深浅，称罪降罚，或捕搭斩首，或拉髆掣胸，掊死深穽，衔刀都市，僵尸破家，覆宗灭族者，皆无功于民氓者也。而后人贪权冒宠，蓄积无极，思登颠陨之台，乐循覆车之迹，愿裨福祚，以备员满贯者，何世无之。”
④(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页。
带风”。①名称中都出现“婴儿”两字的这三种病，后两种，研究者以为是“儿科疾病”：“‘婴儿病痫’是小儿的痫病。‘婴儿瘈’即‘瘈疭’,系小儿惊风。”前一种，研究者以为是“妇产科疾病”,“即子痫一类疾病”。然而又指出：“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病为婴儿脐带风。”②看来，当时总结“小儿医”医疗经验的文献中，所谓“婴儿”,有时确是指“始生”儿、 “初生”儿。③
《吕氏春秋•具备》：“三月婴儿，轩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钺在后，弗知恶也，慈母之爱谕焉，诚也。”《淮南子•缪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情也。”又《淮南子•齐俗》：“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婴儿，生而徙国，则不能知其故俗。”都明确说“三月婴儿”。后者“婴儿生”与“及其长”对应，也强调其生命早期的阶段性。《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谏(韩)馥曰：‘……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此“婴儿”也是赖“哺乳”为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