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七国之乱，发动者也曾经联络匈奴，试图借用外力在政治角逐中取
————————
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也说其众当有“数千”。“数千骑”或“骑数千”,《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作“数千人”。
胜。后来因不同原因投降匈奴的李广利和李陵，都是为汉武帝特别喜爱的名将，战败后皆降匈奴。《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贰师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以女妻之。”《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说，李陵降匈奴，单于“以其女妻陵而贵之”。①李陵自谓“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②,然而后来完全融人了草原民族生活，“居外，有大事，乃入议。”另有“卫律者，父本长水胡人。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也是以“亡人”身份降匈奴者，而“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汉使示意可安排他们返回汉地，相见时“两人皆胡服椎结”。李陵“答曰：‘吾已胡服矣！’”面对汉使“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的建议，李陵回答：“丈夫不能再辱。”（牠有胡屄捅，有狗杂种，既然已经全族性如粪土，当场脱裤子直捅胡屄了，还说什么其它？牠当然不可能回来再向千军将士谢罪了。胡屄可比老母妻儿的性命更有用，又骚又毛又臭又响！）③
张骞、苏武都是代表中原王朝正统外交原则的千古榜样。《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说，张骞被匈奴扣押十余年，“持汉节不失”,逃脱后立即继续执行使命。然而据说“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和外族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单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④,也说明在匈奴生活期间张骞的民族情绪并不一定长期持敌对态度。而苏武也接受过李陵及其匈奴妻子的生活接济。⑤
在汉与匈奴的关系中，又有反复其间，“亡入匈奴”又“亡入汉”的情形。如《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所记载赵破奴事：“将军赵破奴，故九原人。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为骠骑将军司马。出北地时有功，封为从骠侯。坐酎金失侯。后一岁，为匈河将军，攻胡至匈河水，无功。后二岁，击虏楼兰王，复封为浞野侯。后六岁，为浚稽将军，将二万骑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与战，兵八万骑围破奴，破奴生为虏所得，遂没其军。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汉书》卷一〇《元帝纪》记载；“(黄龙元年)秋八月，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亡入匈奴。”也是同样的反复，
————————
①《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汉书》卷五四《李陵传》：“单于壮陵，以女妻之。”
②《汉书》卷五四《苏武传》。
③《汉书》卷五四《李陵传》。
④《汉书》卷六一《张審传》：“予妻，有子。”
⑤《汉书》卷五四《苏武传》：“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
卢芳事迹也是典型的例证。《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卢芳“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后“入匈奴”,“单于遂立芳为汉帝”。建武五年(29),卢芳“人塞，都九原县”,“与胡通兵，侵苦北边”。《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建武十三年二月)卢芳自五原亡入匈奴。”“(建武十五年)卢芳自匈奴入居高柳。”“(建武十六年)卢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芳为代王。”“(建武十八年五月)卢芳复亡入匈奴。”《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建武)十二年，芳与贾览共攻云中，久不下，其将随昱留守九原，欲胁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十六年，芳复入居高柳，与闵堪兄林使使请降。乃立芳为代王。”“诏报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诏止，令更朝明岁。芳自道还，忧恐，乃复背叛，遂反。”“匈奴遣数百骑迎芳及妻子出塞。”
如果允许在历史考察时运用反向思维，则注意金日䃅事迹时可以联想到“亡降”匈奴的汉臣们的心境。而对金日䃅的信用，也说明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并不狭隘（一个十四岁就做俘虏的小孩子，从小受汉风熏陶，自然可信）。劳榦在一部汉武帝传记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①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也许我们在讨论汉代民族问题时，应当更为真切地认识当时人的民族意识，这样才能对“亡人”面对激烈的民族战争和密切的民族交往时较为宽和的文化感觉，有更为准确的理解。
3.汉代北边“亡人”的文化表现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了因西域贵族“亡降匈奴”导致的一场外交纠纷：“会西域车师后王句姑、去胡来王唐兜皆怨恨都护校尉，将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语在《西域传》。”匈奴接受了亡降者，并上报汉王朝。而汉王朝执政者遣使责问单于，说：“西域内属，不当得受，今遣之。”单于回答：“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韩邪单于蒙无量之恩，死遗言曰：‘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
————————————
① 金惠：《创造历史的汉武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页。
此外国也，得受之。”①使者说：“匈奴骨肉相攻，国几绝，蒙中国大恩，危亡复续，妻子完安，累世相继，宜有以报厚恩。”单于叩头谢罪，将“西域车师后王句姑、去胡来王唐兜”引渡于汉。于是汉与匈奴形成了新的约定。“乃造设四条：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使臣将约定交付单于，并宣布汉宣帝时的旧约作废。对于匈奴接纳“亡人”的限制，涉及“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可见匈奴因“亡人”流入曾经得到过何等充备的人力资源。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致匈奴单于的外交文书中，说到“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亡人”使匈奴得以“益众”的问题引起了汉家夭子的关注，可见“亡人”在当时确实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匈奴控制的人口有所增益。
来自汉地的“亡人”,并不都是作为低层次的劳动力流入匈奴的。他们往往将先进的文化因素带到了草原大漠。
《史记》卷一—〇《匈奴列传》：“于是(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是将汉地经济管理方式介绍到匈奴。又“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则体现汉王朝的军事防卫技术也在匈奴地方得到应用。上文说到李陵“有大事，乃入议”,也是汉“亡人”参与匈奴军事政治决策的例证。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裴驱《集解》：“徐广曰：‘太初二年，赵破奴为浚稽将军，二万骑击匈奴，不还也。’”所谓“不还”,除阵亡者外，当是亡入匈奴。《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征和三年，贰师复将七万骑出五原，击匈奴，度郅居水。兵败，降匈奴，为单于所杀。”《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整个部队全建制亡降匈奴，事件的
————————
①另一起未遂的西域贵族“亡入匈奴”计划，见于《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股韆、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欲亡人匈奴。戊己校尉刀护闻之，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增娄城。”
性质，可以理解为作为社会生产力之精华的青壮年军人群体成为“亡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继续参与战争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两汉军队构成中可见“胡骑”即出身北方草原游牧族的骑兵。朝廷卫戍部队有“胡骑”建置，“胡骑”甚至充任帝王近卫。边地防卫力量中也有“胡骑”。“胡骑”参与汉王朝军队的远征，有与本族军队血战立功的史例。霍去病元狩四年(前119)出击匈奴取得成功。有的学者认为，立功将领因淳王复陆支、楼剿王伊即靳、昌武侯赵安稽、宜冠侯高不识等都是匈奴人，于是推定霍去病“所将主力是胡人”。汉武帝对于这位少年将军的赞扬，于是有“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语。而霍去病去世后，“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①。论者指出：“汉武帝“发属国玄甲’,这充分说明霍去病与匈奴骑兵关系之密切。”论者甚至认为，匈奴骑兵即“胡骑”在汉王朝远征军中的作用，“是战争胜负之主要关键”。②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史实根据的。研究汉王朝与匈奴战争的历史，似乎不应忽视“胡骑”在汉军中参战的事实。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远征军击匈奴时，部队中亦有“属国胡骑”。《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记载：“贰师将军将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狭。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这是明确的在汉军旗号下的“属国胡骑”与敌方旗下本民族军队作战的战例。李广利率领的这支部队即“属国胡骑二千”,迎击匈奴“右大都尉与卫律将五千骑”,竟然使得“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于是“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可知“属国胡骑二千”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是相当强的。不过，由于“会贰师妻子坐巫蛊收，闻之忧惧”,李广利后来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投降了匈奴，我们难以想象这支“属国胡骑”部队在重新“亡降”匈奴时将会面临怎样的境遇。而李广利降后，“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以女妻之”,颇予“尊宠”,或许由此可以乐观地推想其属下“属国胡骑”归降故国之后
————————————
①《史记》卷——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②参看罗独修《胡兵胡将对汉武帝挞伐匈奴之影响试探》,《华冈文科学报》第21期，1997年3月。
的前景。成建制的部队在本族与敌族之间的民族交锋中可以反复地降来叛走，是汉代发生在北边地区的值得重视的民族文化现象。①
赵破奴作为职业军人曾经服务于双方军队的情形，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民族关系也有启示意义。《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浞野侯既至期而还，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中郭纵为护，维王为渠，相与谋曰：‘及诸校尉畏亡将军而诛之，莫相劝归。’军遂没于匈奴。”后来，“浞野侯破奴得亡归汉”。《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赵破奴)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后“破奴生为虏所得，遂没其军”。在匈奴地方居住十年之后，又“亡入汉”。
与军人以武力服务于敌对民族同样，其他身份的“亡人”也将其原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知识带到了新的环境中，从而推进了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融合。
出身北方游牧族的巫人即所谓“胡巫”,曾经高踞接近王朝统治中枢的地位，进行过活跃的文化表演。他们的活动，曾经影响了农耕民族的信仰世界，反映了当时各民族文化交汇的时代趋势。他们的宗教实践，曾经对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民间的社会生活都发生过值得重视的影响。甚至在以往以为汉文化正统内容的皇家祭祀礼仪中，也能够由此发现可以溯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胡巫”作为“巫蛊之祸”这一政治变局中的重要角色，在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外来文化因素通过介入上层权争，显著影响汉文化主体的引人注目的一页。②
汉地“亡人”在寄身草原游牧生活之后，也往往将自身的劳动经验和生产技能贡献于新的环境，从而促进了农耕文明向外域的传播。
掘井技术的跨民族地区的传播，就是由于这样的条件。《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有如下记载：
————————
①参看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②参看王子今《西汉长安的“胡巫”》,《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
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
《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则记载：
是时，康居候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不许，则坚守，而康居候汉兵罢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汉军。
一说“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一说“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所说“秦人”“汉人”,应当都是来自汉地的“亡人”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说：“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卫律于是止。”对于“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匈奴通过汉“亡人”引入的技术，除“穿井”外，还包括“筑城”、“治楼”、“藏谷”等，军事方面，则有“守城”。
冶铁技术的传播很可能也是通过“亡人”活动这一路径。西汉时期，中原在冶铁技术方面是超过匈奴的。匈奴史研究者指出，匈奴“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不过，“从许多刀剑的形式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不仅反映匈奴人的铁器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断当时的铁匠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①。
————————
①林幹：《匈奴史》修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又《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页。
据《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西域诸国有的国家有铁器制作业，如婼羌国“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又难兜国“有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然而《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有的西域国家是从汉王朝传入铁器制作技术的：“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里所说的“钱器”,裴骃《集解》引徐广说，也写作“铁器”。《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正是这样记录的：“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汉使亡卒降”的作用，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说，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物资交往，有严格的关禁制度：“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汲黯说：“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裴骃《集解》有这样的解释：“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对于汉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的条文，《汉书》卷五〇《汲黯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又明确指出禁止出关的物资包括“铁”,即“兵器及铁”：“《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可见，所谓“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正是“亡人”们在生产技术传播方面突破关禁，多有贡献的实证。①
通过匈奴文化遗存的考古学考察，研究者注意到，“漠南匈奴遗存缺少城址和居址的发现，而蒙古和外贝加尔却多有发现，这与西汉中期匈奴帝国政治中心的北移有关，因为失去了中国北方地区这一南下贸易和劫掠的根据地，匈奴才可能不建立一些定居的农业、手工业基地，以补充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和用品。而在此之前，当他们力量强大，在长城地带建立王庭的时期，粮食物品的主要来源是汉的进贡、与汉的贸易以及掠夺”②。匈奴物质文化特征的这一重大变化，还有另一重要因素，即来自汉地的“亡人”在匈奴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
在外贝加尔的伊沃尔加古城的居住遗址中发现石炉灶以及利用烟道取暖
————————
① 参看王子今《“镔铁”和张骞西行的动机》,《博览群书》2005年第4期。
② 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6页。
的设施。考古学者指出：“这类取暖设备显然是从中原地区的土炕学来的。”城中还发现了结构与河南巩县汉代炉址相似的冶铁炉址。陶器的器形和制作方式与汉地相同。又有汉镜出土。刻有“党”、“仇”、“岁”、“役”等汉字的砺石，也是有意义的遗存。“种种迹象表明汉代工匠活跃在这座城中。”1941年发掘的哈卡斯自治共和国阿巴坎西南12公里的中国式宫殿，中央大殿有东西两部分，夯筑，墙壁、地面抹草泥土，室内地下有取暖管道。殿址周围发现大量建筑材料，使用汉式筒瓦、板瓦。有瓦当文字“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宫殿的主人，“前苏联学者认为是李陵（怎么可能是这只大叛徒淫狗？牠早就换胡服，捅胡屄了，里里外外都已经变成胡屄垫，屙出的狗杂种也是匈奴叛徒，直接被诛，牠怎么可能还恋汉家，牠只恋那张脏臭烂屄！），中国学者又有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降匈奴的丁零王卫律以及云之丈夫须卜当等诸种猜测”①。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不是宫殿的居住者，而是宫殿的设计者和建造者。这种完全为汉式风格的大型宫殿，需用大量工役建筑装修，而且所有材料都需要就地或就近准备，如果没有人数充备、技能熟练的来自汉地的工匠，工程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考察这样的古城遗址和古宫殿遗址，不能忽略“在匈奴中，处于被掳掠或是投降移居状态的中国农耕者”的作用。②
与生产工具有关的生产方式的发现也是重要的。有考古学者分析匈奴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及相关历史记载，“从使用汉人惯用的犁铧和镰刀等农具，以及治楼藏谷使用汉人来看，匈奴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人的影响，农业技术可能是从汉人那里传人，而从事农业生产者大多是汉人”。“匈奴境内当时必定有大批汉人，其生产生活方式仍保留或部分地保留着定居农耕的方式。”这一情形，应当与所谓“逃亡匈奴的汉人数量不少”③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分析。
“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
“译人”即承担语言转译的专门人员④,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
——————————
① 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第380—381页。
② [苏]吉谢列夫：《蒙古的古代城市》,《苏联考古学》1957年第2期，第92页。转见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第384、408页。
③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第388、382、406页。
④“译人”称谓较早见于《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扶余》：“译人传辞，皆跪手据地窃语。”应可看作秦汉时期相同身份的共同称谓。
权的历史过程中有突出的表现。“译人”们以西域为舞台的活跃的表演，成为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及历史语言背景，决定了“译人”作用的重要。西域多民族文化因匈奴和汉民族的介入而导致的历史变化，通过“译人”的推动而实现。汉与匈奴以及西域政权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处理方式的若干特点，也可以由“译人”的活动得以说明。西域“译人”的贡献，亦充实了中国翻译史的早期记录。
1.西域“重译”现象
据《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棘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其中说到北边战事的胜利以及开通西域道路取得的成就：
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
“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句，表现出汉文化向西域扩张的顺利，而西域诸国倾心中原文化的表现，也得以宣传。
有关东汉时期西域历史的文献记述中也可以看到明确的“重译”记录，如《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以“论曰”的形式总结：
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闻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
所谓“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被概括为“通译四万”。李贤注：“《西域传》曰：‘班超定西域五十余国，皆降服，西至海濒，四万里，皆重译贡献。” “译”对于中土和西域的联系，曾经发挥了显著的历史文化作用。①
2.汉朝的“译官”
所谓“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体现“译”服务于汉文化传播的情形。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说到中央职官机构设置，可见负责“译”的专职官员：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
负责外交与民族事务的“典客”即“大鸿胪”属官有“译官”,应是根据职务需要设置。又“典属国”也有专职译官；
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
———————
①参看王子今《“重译”：汉代民族史与外交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
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
“九译令”职任，体现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复杂性。清《历代职官表》卷一一《礼部会同四译馆》：“四译馆即汉之译官令、九译令，当为周‘象胥之职。而今之馆卿蹇兼此二职者也。”这种“译官”机构，是大一统王朝不能忽略的行政设置。
曾经任“译官令”的周堪身为著名儒学学者，生徒在西汉末年学界和政界都有显赫的影响。①
匈奴单于来朝，与汉帝的会见有“译”作为对话交流的中介。《汉书》卷九三《佞幸传•董贤》记载：
匈奴单于来朝，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
这里所谓“译”,应当是“译官”、“九译令”属员。王莽执政，改换匈奴单于印，导致与匈奴关系的激变。《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了这一外交行为的细节：“王莽之篡位也，建国元年，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赍金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将率既至，授单于印线，诏令上故印线。单于再拜受诏。译前，欲解取故印线，单于举掖授之。左姑夕侯苏从旁谓单于曰：‘未见新印文，宜且勿与。’单于止，不肯与。请使者坐穹庐，单于欲前为寿。五威将曰：‘故印线当以时上。’单于曰：‘诺。’复举掖授译。”这里的“译”,应是跟随王骏等往匈奴执行使命的来自中央“译官”的译员。
————————
①《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周堪》：“周堪字少卿，齐人也。与孔霸俱事大夏侯胜。霸为博士。堪译官令，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后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为光禄大夫，与萧望之并领尚书事，为石显等所谮，皆免官。望之自杀，上愍之，乃擢堪为光禄勋，语在刘向传，堪授牟卿及长安许商长伯。牟卿为博士。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传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传，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商善为算，著五行论历，四至九卿，号其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少音为政事，齐炔钦幼卿为文学。王莽时，林、吉为九卿，自表上师冢，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两，儒者荣之。钦、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
王莽始建国三年(11),“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寇击诸国。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这里“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的“译”,应当也是同样身份。
因商家和使团联系的南洋文化交流活动中，也可以看到“译”的中间沟通。《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总结南洋航路的通行：“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厘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南至“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所谓“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以及“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所说的“译长”、“译使”,都通过“译”的功用，为汉代海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贡献。①
3.西域“导译”“译道”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写道：“(张骞)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
——————————
①汉代南海“译”的作用，曲折见于唐人王若岩《越裳献白翟》诗的历史回顾：“素翟宛昭彰遥遥自越裳。冰晴朝映日，玉羽夜含霜。岁月三年远，山川九译长。来从碧海路，入见白云乡。作瑞兴周后，登歌美汉皇。朝天资孝理，惠化且无疆。”《文苑英华》卷一八五。
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所谓“为发导绎”,司马贞《索隐》：“为发道驿抵康居。发道，谓发驿令人导引而至康居也。导音道。抵，至也。”对于“道驿”,张照《史记》卷一二三《考证》说：“《大宛列传》‘为发导驿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导驿’二字，观后书‘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则此‘驿’亦当作‘译’。”①
《大宛列传》又说，张骞从西域返回时，“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所谓“导译”,应当指向导和译人，或者一身二任。《资治通鉴》卷一八“汉武帝元朔三年”胡三省注：“导者，引路之人；译者，传言之人也。”由所谓“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可知其身份应是乌孙籍人。《汉书》卷六一《张骞传》言出使经历，写道：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
其中“唯王使人道送我”,颜师古注：“道读曰导。”《张骞传》又记载；
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乌孙发译道送骞”,颜师古注：“道读曰导。”“发译道”的“译道”,就是《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所说的“导译”。这些“导译”或“译道”,来到了汉地，领略了汉文化的“广大”。
————————
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类同情形，又有《汉书》卷七〇《傅介子传》“出金币以示译”,《汉纪》卷一六“元凤四年”作“多出金币以示其驿使”。
4.西城列国的“译长”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介绍西域列国国情时，说到“译”这种特殊身份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西域传上》：
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户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胜兵三百二十人。辅国侯、左右将、译长各一人。
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
扜弥国，王治扜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
皮山国，王治皮山城，去长安万五十里。户五百，口三千五百，胜兵五百人。左右将、左右都尉、骑君、译长各一人。
莎车国，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二千三百三十九，口万六千三百七十三，胜兵三千四十九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备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译长四人。
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疏勒侯、击胡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
又《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温宿国，王治温宿城，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胜兵千五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译长各二人。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
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城都尉、译长各一人。尉犁国，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户千二百，口九千六百，胜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危须国，王治危须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户七百，口四千九百，胜兵二千人。击胡侯、击胡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击胡君、译长各一人。
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
卑陆国，王治天山东干当国，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户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胜兵四百二十二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译长各一人。
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去长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户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胜兵三百五十人。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将二人。
郁立师国，王治内咄谷，去长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户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胜兵三百三十一人。辅国侯、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人。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蒲类后国，王去长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户百，口千七十，胜兵三百三十四人。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劫国，王治天山东丹渠谷，去长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户九十九，口五百，胜兵百一十五人。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
山国，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七百，口六千五十，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都尉、归汉都尉、车师君、通善君、乡善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车师后国，王治务涂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击胡侯①、左右将、左右都尉、道民君、译长各一人。
“单桓国”只有“户二十七”,也置有“译长”。“译长”在西域诸国职官机构中，都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记载西域列国“译长”设置：“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资治通鉴》卷三五“汉哀帝元寿二年”写道：“春正月，匈奴单于及乌孙大昆弥伊秩靡皆来朝，汉以为荣。是时西域凡五十国，自译长至将相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胡三省注：“译长之官，西域诸国皆有之。所以通其国之语言于中国。”按前引《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记载诸国“译长”凡三十九人，占“三百七十六人”的10.37%。总人数虽然不
——————————
①西域列国中，鄯善国“却胡侯”、疏勒国“击胡侯”,龟兹国“击胡侯、却胡都尉”、“却胡君”,尉犁国“击胡君”,危须国“击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君”,焉者国“击胡侯、却胡候”与“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击胡都尉、击胡君”,以及车师后国“击胡侯”等官职设置，也是称谓研究者应当注意的民族关系史资料。
多，却是非常重要的官职。据“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诸等次计十五级，最低等的“译长”所占比率之高，是引人注目的。
5.傅介子故事中的楼兰“译”
傅介子以使者身份刺杀楼兰王故事，在汉王朝外交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对于后来立功绝域者亦有榜样性的影响。①
《汉书》卷七〇《傅介子传》记载：
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