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明确有“使译谓曰……”“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等情节。《汉纪》卷一六“元凤四年”作“多出金币以示其驿使”。“译”或误写为“驿”,已见前引凌稚隆说《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导驿”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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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赛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五“古今事相类”条：“投笔封侯，有班超，而又有傅介子。”同样的说法又见(明)陈士元《名疑》卷三。《太平御览》卷六一四引《西京杂记》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学，常弃瓢而叹曰：‘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于散儒！’卒斩匈奴使者，还报，拜中郎将。后复斩楼王首，封仪阳侯。”(清)姜宸英《湛园札记》卷二：“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尝弃觚而叹曰：‘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弃觚与班生投笔相类。”傅介子事迹的文化影响，又见唐人杜甫诗：“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忆昔二首》,《详注杜诗》卷一三)北宋人沈遘诗：“上羞傅介子，下愧苏子卿。”《城北别亲友》,《西溪集》卷三。南宋人汪藻诗：“男儿当骑生马驹，不但词赋凌三都。愿从北地傅介子，西吞青海东元菟。”(《次韵苏养直寄黄元功》,《浮溪集》卷三〇)清人陈维崧文句：“雪压贺兰，傅介子之功名萧瑟；天低汗陇，吕婆楼之才调纵横。”《胡黄门其章先生葵锦堂集序》,《陈检讨四六》卷四。
“导译”。《资治通鉴》卷二三“汉昭帝元凤四年”据《汉书》,作“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太平御览》卷七七七引《汉书》写作：“即出金币以示译者，译者还报王”,可知“译”就是“译者”。由所谓“译还报王”,可推知“译”的楼兰人身份。
其实，后来“介子谓王曰……”“入帐中，屏语”,以及刺杀楼兰王后“介子告谕”“其贵人左右”等事，都应当是通过“译”进行的。“译”即“译者”很可能当傅介子等刺死楼兰王时身在现场。
6.西域国家“给使者”“导译”的接待压力
所谓“导译”或“译道”,作为西域诸国通过语言传译便利文化交流的必要的设置。这种专业人员主要服务于汉地来使的性质，也造成西域诸国比较沉重的压力。据《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记载：
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股鞮、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护闻之，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置离人民知其不还，皆哭而送之。至，钦则斩置离。置离兄辅国侯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单于受之。
包括“给使者”“导译”在内的接待负担，形成西域国家“恐不能称”的压力，竟然最终导致车师后国贵族“欲亡入匈奴”。在汉王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车师后王“须置离”被斩杀，其兄狐兰支将众“举国亡降匈奴”,
这是“译”影响西域外交形势的另一种例证。
狐兰支“亡降匈奴”后，又与匈奴组成联军一同进扰西域。“狐兰支与匈奴共入寇，击车师，杀后成长，伤都护司马，复还入匈奴。”因“导译”负担引起的连锁反应其实是相当严重的：“时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等见西域颇背叛，闻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谋劫略吏卒数百人，共杀戊己校尉刀护，遣人与匈奴南犁汗王南将军相闻。匈奴南将军二千骑人西域迎良等，良等尽胁略戊已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将军所，良、带径至单于庭，人众别置零吾水上田居。单于号良、带曰乌桓都将军，留居单于所，数呼与饮食。”陈良等人叛降匈奴，导致了西域军力对比的变化。“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寇击诸国。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莽封苞为宣威公，拜为虎牙将军；封级为扬威公，拜为虎贲将军。”王莽的举措，显示北边东部汉王朝的优势地位也难以维持。而匈奴贵族对王莽的封赐竟然拒绝。“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皆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是岁，建国三年也。”
因“给使者”“导译”等接待负担致使狐兰支将众“举国亡降匈奴”的后续事变中，也可以看到“译”的活动：“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不过，这些活动与西域方向没有直接关系，因而不属于我们讨论的对象。
中江塔梁子崖墓石刻画像榜题“襄人”称谓
四川中江塔梁子汉代崖墓的考古收获为汉代民族史和汉代四川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①其中有关民族关系的资料，值得研究者注意。而“襄人”称谓的指代对象，也是称谓史研究的课题。
1.“襄人”的发现
据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发掘报告，发掘中发现石刻画像30余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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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发掘简报》,王子今、高大伦：《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考论》,《文物》2004年第9期。
丰富，题材多样，其中不少题材为首次发现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发现于M3三室甬道右壁的石刻画像，发掘者定名为“胡人舞蹈图”。发掘报告介绍说：
浅浮雕，五个高鼻深目、胡须环腮的胡人手拉手跳舞，舞姿劲健有力。尖圆平顶小帽用红色涂染，须发、眉眼、衣襟及足底用浓墨勾画。上端有墨书“襄人”榜题。为四川发现最早的胡人乐舞资料，在中国汉代考古资料中也极为罕见。像高0.3、宽0.75米，包括榜题高0.5米。①
发掘简报介绍这幅石刻画像的文字略有差异。②关于榜题，写作“上端有墨书‘□人’榜题”。图版中，榜题“□人”的第一字“□”只有下半部，并不清晰，难以判别字形字义。③发掘报告中这一画像的图版摄制不取榜题文字。线描图中“襄人”摹本清晰④,“襄”字似乎不可能误释。
发掘报告并没有说明“襄人”榜题与所谓“胡人舞蹈图”存在何种关系。人们自然会关心，如果榜题释文“襄人”不误，这一看起来属于称谓语的“襄人”二字，究竟是什么涵义呢？
2.释“襄”
“襄人”的“襄”,很可能与“鬤”有关。《玉篇》卷五《影部》：“鬤，乱发。”《集韵》卷六《养韵》：“鬤，发乱皃。”而《广韵》卷二《庚韵》说：“鬤，䰃鬤乱发貌。”⑤又说：“鬤，䰃鬤，乱毛。”《古今通韵》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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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中江塔梁子崖幕》,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② 发掘报告较发掘简报增加了“舞姿劲健有力”的描述，“圆尖平顶小帽”改写为“尖圆平顶小帽”,“朱色”改写为“红色”,“足用墨勾画”改写为“足底用浓墨勾画”,并增写“在中国汉代考古资料中也极为罕见”的评价。
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图一八。
④《中江塔梁子崖墓》,图版六一，图七○。
⑤《玉篇》卷五《影部》：㠯，“攘也。”“㠯”与“鬤”应同义。
《阳韵》：“鬤，髻鬤乱毛也。”“鬤”字的涵义，一说“乱发”,一说“乱毛”。《广韵》卷二《庚韵》：“䰃，䰃鬤乱发皃。”而《广韵》卷三《荡韵》：“䰃，䰃𣰶,乱毛。”《集韵》卷三《阳韵》：“鬤，𩬹鬤，发乱。”《广韵》卷二《阳韵》：“鬤, 𩬹鬤，乱毛。”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形。又如孟郊、韩愈《城南联句一百五十韵》：“蹙鬐怒䰃鬤。”解释也有两种：“祝曰：鬤，《广韵》云乱发貌。”“孙曰：鬐，鬣也。䰃鬤，鬐张貌。言鱼中钓，其怒如此。”①则以为“鬤”为“乱发貌”的解释是不确切的。《集韵》卷三《阳韵》：鬤，“或从毛。”则作“𣰶”。看来，释“鬤”为“乱毛”的解说可能更为可靠。
《楚辞•大招》：“西方流沙，游洋洋只。豕首纵目，被发鬤只。长爪踞牙，诶笑狂只。”王逸注：“言西方有神，其状猪头从目，被发鬤鬤，手足长爪，出齿踞牙，得人强笑熹而狂痛也。”又说：“鬤，乱貌也。鬤，古作长。”刘向《九叹•思古》：“发披披以鬤鬤兮，躬劬劳而瘏悴。”王逸注：“披披，鬤鬤，解乱貌也。鬤，古本作𩮳。”可见“鬤”,原本有“乱”的字义，也有“长”的字义。形容西方神怪使用“鬤”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清人胡宝琼《平定金川诗》写道：“布兹淳化方垂裳，深宫祇肃犹皇皇。积精上感帝座光，天心子爱无时忘。德洋恩溥歌《击壤》,东西南朔穷要荒。九区克咸勤梯航，旅獒底贡白雉将。雕题凿齿来相望，戈偃征苗光有唐。三蘖莫遂劳武汤，蛮夷编入克鬼方。戎车既饬王国匡，《诗》《书》所纪何煌煌。至今千载犹丕扬，金川小丑陋蛄蜣。欲穷厥初本始茫，蜂目豕首被发鬤。下吏鞭棰如驱羊，汗流尘渍时蹎僵。盘纡茀郁巢榆枋，阻山为固恃重墙。……”②也以“鬤”说“要荒”“蛮夷”之民，尤其明指“金川小丑陋蛄蜣”,可以为我们理解塔梁子崖墓石刻画像榜题“襄人”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鬤，“或从毛”,可以写作“耗”的说法，告知“鬤”是可以理解为胡须的。“鬤”,又可能特指杂乱蜷曲的胡须。
讨论塔梁子崖墓石刻画像榜题“襄人”的涵义，还应当注意到“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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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八。
②《钦定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九。
与“冉”、“髯”有特殊的关系。
《战国策•楚策四》：“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后不免杀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后王夺之。公孙鞅，功臣也；冉子，亲姻也。然而不免夺死者，封近故也。”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秦孝王死，公孙鞅杀；惠王死，襄子杀。公孙央功臣也，襄子亲因也，皆不免，封近故也。”可知《战国策》的“冉子”就是《战国纵横家书》的“襄子”。然而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认为“襄子，指穰侯”①。“秦惠王封襄子。”高亨在总结古字通假规律时，则以为“襄”与“冉”通。他纂著的《古字通假会典》中，有“冉与襄”条，其中写道：“《战国策•楚策四》：‘秦惠王封冉子。’汉帛书本冉作襄。下文同。”②
如果赞同“襄”与“冉”通，则可以联想到“襄”亦可以通于“髯”。而“髯人”称谓，是屡屡见于古代文献的。
隋唐之际草根英雄虬髯客，又称作“虬髯人”。元代诗人胡炳文《题富山汪王庙》诗：“虬髯人出鹿归唐，多少英雄失故乡。”③《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写道：“贞佑二年，宣宗迁汴，完颜福兴行尚书事，留守燕，辟为左右司员外郎。太祖定燕，闻其名，召见之。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帝伟之，曰： ‘辽、金世雠，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父祖尝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雠君耶！’帝重其言，处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图撒合里而不名，吾图撒合里，盖国语‘长髯人’也。”耶律楚材“美髯”,于是被称作“长髯人”,又被称为“冉郎”。清人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八有“老髯郎”条，其中写道：“《元史》：耶律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太祖呼之曰吾图撤合里而不名，盖国语‘美髯人’也。耶律楚材诗：‘临风休忘老髯郎。’自注：清溪尝呼予为‘髯郎’。”元人鲜于枢《困学斋杂录》写道：“前宋士人山行，于绝壁人迹不到处，见有题诗者云：‘鸣梢叠叶响飕飕，枕底寒声为客留。野鹤不来山月堕，独眠滋味五更秋。’少前遇髯人坐大石上，意其为诗者。欲前揖，忽不见。余谓仙人亦有未能忘情者邪？”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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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03页。
②高亨纂著：《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59页。
③《云峰集》卷八。
《黄冈志》,“马炳然正统间宰嘉鱼。群盗劫藏去，而钦召报适至，以盗不得阻行。始盗入，马于暗处稽其数三十人，有长而髯者，魁也。因密属捕者，悬赏罚期必得。会阳逻镇渡江人数内一髯人，正如盗状，遂缚以闻，虐讯皆诬服。马始就道。”①又明人叶春及《惠州重建汉寿侯庙记》写道：“万历乙酉，太守黄公梦髯人从西南来，授以‘及后’二字。占曰：髯，壮缪侯也。西南，庙址在焉。”②这里都出现了“髯人”称谓。
3.襄人•鬤人•髯人•鬍人•胡人
“髯”,汉代即指与鬓角相连的络腮胡须。《释名•释形体》：“在颊耳旁曰髯，随口动摇髯髯然也。”毕沅《疏证》：“髯，俗字，《说文》作‘䫇’,云颊须也。”③《说文•须部》：“䫇，颊须也。”段玉裁注：“颊，面旁也。”“详文意，乃泛谓须。”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六“ 髯”注引《说文》：“髯，颊须毛也。”较今本《说文》多一“毛”字。
“髯鬍”或“鬍髯”连说，也是在汉代已经出现的语言现象。《风俗通义》卷二：“《封禅书》说，黄帝升封泰山，于是有龙垂鬍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小臣独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髯”,就是“鬍髯”。也就是说，髯“乃泛谓须”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唐代诗人张说《苏摩遮五首》之一也可见“髯鬍”并说之例：“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鬍。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④其中透露出的“胡”和“鬍”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髯鬍”一语，还见于元人吴镇关于《渔父图》的一段文字。所谓“笠而槐且髯鬍者一人，人自为舟”⑤,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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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广通志》卷一二〇。
②《石洞集》卷一五。
③关于“随口动摇髯髯然也”,毕沅《疏证》改“髯髯”为“丹丹”：“今本作‘髯髯然也’,讹。案：《说文》亦从‘丹’为义，因据改之。”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据任继昉《释名汇校》,“髯髯”,卢文引、黄丕烈校作“冉冉”,段玉裁、疏证本校作“丹丹”。疏证本云：“今本作‘髯髯然也’,讹。案：《说文》亦从‘并’为义，因据改之。”篆字疏证本无此校语。王仁俊集斛：“《一切经音义•九•大智度论》十七卷引‘丹丹’作‘髯髯’。据此，则作‘髯’未必讹，持繁文耳。”任按：“持”似应作“特”。丁山校：“《御览》引‘丹丹’作‘髯髯’。”周祖谟校笺：“‘髯髯’毕改作‘冉冉’。”张步瀛校“丹丹”作“髯髯”。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④ 《全唐诗》卷二八，卷八九。
⑤《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九。
“髯鬍”并说且“髯鬍”成为社会称谓的情形。又宋代诗人《送曾继先赴山阴路钤》诗有“鬍髯白尽犹强竹，髀肉添多未跨鞍”句①,又《全闽诗话》卷六“林聪”条所见“艾方伯一脸鬍髯”,也是“鬍髯”连说之例。
现在可以这样说，“髯”与“鬍”可以联系起来理解。“襄人”或作“鬟人”,即“髯人”,也就是“鬍人”、“胡人”。
“襄人”考论，可以增益我们对于汉代社会称谓的知识。
4.“襄人”“獽人”辨疑
承四川大学江玉祥教授见告，“襄人”应与《华阳国志》所见“獽人”有关。有学者亦论证“襄人”应即“獽人”,而“不是胡人”。论者指出，“史籍对襄人早有记载。据《华阳国志》记载，古代巴国‘其属有濮、资、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巴东郡‘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有奴、獽、夷蜑之蛮民’。涪陵郡‘东接巴东，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丹兴县(今黔江)、汉平县(今武隆)、万宁县(今贵州思南)、汉发县(今酉阳)‘诸县北有獽、蜑’。”②“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朱辰字符燕，为巴郡太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獽民北送及墓。獽、蜑鼓刀辟踊，感动路人，于是葬所草木顷许皆仿之曲折。’”“汉晋时，襄人主要居住在巴郡、涪陵郡、巴东郡，即今重庆、贵州、湖南、湖北交界处的高山区，并进入蜀郡。”③
然而我们关注的这幅石刻画像所见人物形象，明确是“高鼻深目、胡须环腮”,与西南少数民族通常形象有所不同。尤其“须发”“用浓墨勾画”,特点十分醒目。所谓“圆尖平顶小帽”或“尖圆平顶小帽”,表述可能并不十分准确，其形式与中原的冠有所不同，是明显的。汉代画像中的“胡人”形象往往头戴尖顶帽，如山东沂南汉墓门楣画像“胡汉战争”图④,山东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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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止斋集》卷七。
② 原注：(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89页，
③龙腾：《襄人不是胡人——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榜题考》,《文物》2013年第2期。
④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卷图一七九。
祥满硐乡宋山出土汉画像石“胡汉交战”图①,山东平阴实验中学出土汉画像石“战争”图②,山东临沂出土“武卒”图③,山东济宁喻屯镇城南张出土汉画像石“献俘”图④,也许塔梁子崖墓石刻画像创作者的原意，是要显示这一特点。
又承孙家洲教授见告，晚唐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有“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罇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戳胡衫双袖小”句⑤,也强调了“蕃帽虚顶尖”的形制特色。
综合榜题文字和画面形象，塔梁子崖墓发掘简报和发掘报告的执笔者“胡人舞蹈图”的定名，至少在画面人物身份的判定方面，合理性是可以肯定的。◎然而就M3三室门枋左侧门框画像发掘者所谓“胡人执榮戟吹奏门吏”的定名，“胡人”的判定看来存在疑问。“右手持似胡笳乐器并吹奏”,乐器的性质只是推测，而所谓“高鼻深目，胡须环腮，头戴尖顶小帽”,“胡须用墨勾勒”等描述⑦,就图版观察，这些形貌特征似乎都并不十分明显。⑧
“襄人”可能确实与“獽人”有关。但是现在还难以判定“獽人”的由来，是否在《华阳国志》成书之前有自西北方向迁徙至于巴蜀地方的可能。通过被有些学者称作“藏彝民族走廊”的草原通路，我们看到有石棺葬、动物纹青铜饰牌和甘青新石器时代陶器传布至于四川地区的考古文物资料。许多历史文化迹象说明这条通路的便捷。⑨也许“獽人”之谜需要更充备的考古学和交通史、民族史的考察方能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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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图一〇二。
②《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图二○三。
③《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图六八。
④《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图七。
⑤《石仓历代诗选》卷一二○。
⑥ 以为“襄人”应即胡人的意见，又见于谢崇安《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壁画雕像考释——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四川文物》2005年第5期；孙家洲：《从中江塔梁子崖墓“胡人舞蹈图”论巴蜀之地盛行“胡舞”的原因》,《四川文物》2008年第4期。
⑦《中江塔梁子崖墓》,第64—65页。
⑧《中江塔梁子崖墓》,图版六二，图七一。
⑨王子今：《康巴民族考古与交通史的新认识》,《中国文物报》2005年10月5日；王子今、高大伦：《说“鲜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记》,《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有学者以为，“襄人”的“襄”,“应当为地名之略称”。“襄人”被理解为“来自‘襄地之胡人’”,“具体而言，与东汉时期居于甘青河湟地区的‘羌胡’有着密切联系”。论者亦注意到“襄武、平襄等地在东汉羌人大起义时期是战略重镇”。①然而以“襄地之胡人”解“襄人”,论据似尚显薄弱。
商胡•贾胡•蛮夷贾：异族商家称谓
汉代有“商胡贩客”活跃于边境地方，内地亦“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其中明确有“西域贾胡”。出身“胡”的外族人士参与汉代商业经营者对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有所贡献。文献记载所见“贾胡”、“商胡”称谓反映了这一现象。当时外国使团中也有被称作“行贾贱人”的商业经营者。乐府诗中“酒家胡”称谓，则体现少数民族出身者从事都市饮食服务业经营的情形。“商胡”、“贾胡”、“酒家胡”的活动，与汉家商人有一致性，然而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活动，也是促成汉代经济文化在特殊条件下实现进步的因素之一。分析相关史实，对于全面认识汉代民族关系和经济生活，都是有益的。
1.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篇末有以“论曰”形式发表的对于西域问题的总结性文字：“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箴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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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巍：《襄人与羌胡——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榜题补释》,《文物》2009年第6期。
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其中关于中土与西域相互往来的说法引人注目：
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中原王朝往西北，“驰命走驿”传达着王命。西域地方往中土，则“商胡贩客”有积极的表现。前者“不绝于时月”,后者“日款于塞下”,似乎有更为密集的活动频度。
《东观汉记》卷一六《李恂传》写道：“(李恂)复征为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圆之属，一无所受。”①《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亦记载：“后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圆之属，一无所受。”所谓“督使贾胡”,李贤注：“督使，主蕃国之使也。贾胡，胡之商贾也。”这些贿赂李恂的“贾胡”们，很可能有“款于塞下”,在汉边境经商的业务。
关市，曾经在汉帝国边疆地区发生过积极的经济作用。②因关市贸易谋取商业利润的“商胡贩客”因此活跃。西汉时期有聂翁壹“出物与匈奴交”故事。③又有贵族“坐买塞外禁物罪”受到处罚的案例。④《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称之为“外市”,颜师古注引张晏曰：“与外国交市己利。”然而，所谓“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⑤,似可体现匈奴方面对边境贸易有更积极的态度。于是有“胡市”的存在。称“胡市”者，可能设置在胡地，而“商胡贩客”应当更为活跃。《史记》卷一二○《汲郑列传》裴骃《集解》引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汉书》卷五○《汲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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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08页。
②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③《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私出塞与匈奴交市。”“出物与匈奴交”,《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作“出物与匈奴交易”。
④《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⑤《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作：“匈奴贪，尚乐关市，者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
颜师古注则引作：“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都说到汉律对“胡市”贸易的规定。“胡市”见诸史籍者，又有《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补》引应劭《汉官》所谓“岁时胡市焉”,《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所谓“开上谷胡市之利”,以及《后汉书》卷九六《鲜卑传》、《三国志》卷三〇《魏书•鲜卑传》裴松之注引《魏书》“通胡市”的记载。
这种边境交易有时是执政者的行为，而与商人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如《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汉王朝一方的交易人是“贾客”,而塞外一方的交易人则是部族首领。又如《三国志》卷三○《魏书•鲜卑传》：“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也反映了大致同样的情形。
《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说到东汉初期河西形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①,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所谓“通货羌、胡”,当有“羌、胡”商人参与这种经济活动。
居延汉简可见记录“贾车”出入的简文：
日食时贾车出
日东中时归过(甲附14B)②
所谓“贾车”,似是商贾用车。只是车主的族属并不清楚。③又据《后汉书》卷九六《乌桓传》记载：“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北边地区“商贾车牛”的活跃，不排除有“商胡”参与创造商贸繁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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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贤注：“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
②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71页。
③这枚简的A面文字为：“肩水金关印曰氐池右尉，平利里吕充等五人。”所谓“吕充等五人”与B面简文“贾车”的关系尚不明朗。
2.“伏波类西域贾胡”
马援南征“武陵五溪蛮夷”,进军艰难，时有指挥不力的批评。《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有这样的记载：
初，军次下隽，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岭，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描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耿舒与兄好畤侯弇书曰：“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书，奏之。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病卒，松宿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
对于马援进击迟缓以致“失利”的指责，有“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说法。李贤注：“言似商胡，所至之处辄停留。”
关于“商”和“贾”,以往有“行曰商，止曰贾”,即行游为商，止居为贾的说法。《周礼•天官•大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郑玄注：“行曰商，处为贾。”①又《周礼•地官•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行，量度禁令。……以商贾阜货而行布。”郑玄注：“通物曰商，居卖物曰贾。”②张衡《西京赋》：“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薛综注：“坐者为商，行者为贾。”③《白虎通义》卷七《商贾》：“商贾，何谓也？商之为言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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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7页。
② 同上书，第734页。
③《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页。
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有其用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贾。《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即如是，《尚书》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何？言远行可知也。方言‘钦厥父母’,欲留供养之也。”①
《马援传》说“西域贾胡”,李贤注称“言似商胡”,可知“商胡”和“贾胡”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区别。
东汉初期都城洛阳“贾胡”的表现，《东观汉记》卷一六《杨正传》有所反映：
杨正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尹车过帐，贾牵车令拜。尹疑止车，正在前导曰：“礼，天子不食支庶，况夷狄乎！”敕坏祭，遂去。②
看来“西域贾胡”在洛阳有一定的组织方式，有群体性的活动，甚至不畏惧地方行政长官。稍晚又可看到“贾胡”在内地结成武装暴力集团的情景，如《晋书》卷六九《刘隗传》：“(刘)畴，字王乔，少有美誉，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③这样在乱世既自卫亦害人的集团，其规模至于“百数”人。而闻“《出塞》、《入塞》之声”乃动“游客之思”,以致“皆垂泣而去之”的情形，也体现出其情感倾向的一致。
关于汉代活动于内地的“西域贾胡”,《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又有一则具体的史例：“冀乃大起第舍，而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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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46—347页。
②《东观汉记校注》,第379页。吴树平校注标点作：“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分断“西域贾胡”,似有不妥。
③《艺文类聚》卷四四引曹嘉之《晋书》作“援笳而吹之，为《出塞》之声”,不言《入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卷五八一引文同。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太平御览》卷五八一引曹嘉之《晋书》则作“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
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林苑之禁，又有极其严厉的处置方式：
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
所谓“西域贾胡”,生活方式如田猎等，一同当地汉人。只是“不知”豪家“禁忌”,致使多人“坐死”。
东汉晚期京师地方“贾胡”聚居的情形，还可以通过《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傅瑕传》裴松之注引《傅子》的记述得以说明：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①
所谓“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体现了当时洛阳作为世界都市的文化气象。
3.使团中的“行贾贱人”
《三国志》卷二四《崔林传》记载：“迁大鸿胪。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余国各遣子来朝，间使连属，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绶，而道路护送，所损滋多。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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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二五二引《魏志》曰：“傅瑕，字兰石，为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宗畿，兼主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
养之民，资无益之事，为夷狄所笑，此曩时之所患也。乃移书嫩煌喻指，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①所说“曩时”旧例“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者，也反映“贾胡”往来中土的方便。
《崔林传》所说，虽然已经是曹魏故事，然而以“贾胡”杂人使团的情形，在西汉时已经出现。
例如，《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关于罽宾国外交，写道：“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嫚，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惬快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也。今县度之随，非罽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刀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勾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陕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岛，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杜钦的说法，为王凤所认同。其中关于罽宾使团构成，杜钦指出的两点值得注意：
1.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
2.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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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二三二引《魏志》无“恒常”之“常”字，又“间使连属”作“问使连属”。
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
杜钦指出其“奉献者皆行贾贱人”,远行的直接目的是“欲通货市买”。这样的外交使者，实际上是“蛮夷之贾”。
这样以商人杂入外交使团的情形，是外交史上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情形。其实，汉王朝也曾经出现使团成员以谋求私利为“求使”目的的现象。如《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写道：“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所谓“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严格说来，当然也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
4.“窕窕”“胡姬”：“酒家胡”的文学形象
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卷一有“辛延年《羽林郎》诗一首”,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六三《杂曲歌辞三》收入，题《羽林郎》,作者署“后汉辛延年”。诗句讲述了霍将军家奴倚势“调笑酒家胡”的故事：“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枝，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窕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煽，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鲶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辛延年《羽林郎》”,被看作汉乐府的名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