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卷二四《魏书•韩暨传》：“(韩暨)乃变名姓，隐居避乱鲁阳山中。山民合党，欲行寇掠。暨散家财以供牛酒，请其渠帅，为陈安危。山民化之，终不为害。”本来“欲行寇掠”的“山民”,使用“渠帅”称谓是正常的情形。《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张嶷传》：“建兴五年，丞相亮北住汉中，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钞盗军资，劫掠吏民，嶷以都尉将兵讨之。嶷度其鸟散，难以战禽，乃诈与和亲，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斩慕等五十余级，渠帅悉殄。寻其余类，旬日清泰。”则说蜀地“山贼”“渠帅”事。《三国志》卷四五《蜀书•邓芝传》：“涪陵国人杀都尉反叛，芝率军征讨，即枭其渠帅，百姓安堵。”也是类似史料。又可见“山越”“渠帅”,《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孙)策讨山越，斩其渠帅，悉令左右分行逐贼。”①
《三国志》卷五五《吴书•甘宁传》：“(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形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余年。”甘宁的团伙，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其身份称“渠帅”,也是自然的。
3.蛮夷“渠率”
《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安远侯)郑吉，家在会稽。以卒伍起从军为郎，使护将弛刑士田渠梨。会匈奴单于死，国乱，相攻，日逐王将众来降汉，先使语吉，吉将吏卒数百人往迎之。众颇有欲还者，斩杀其渠率，遂与俱人汉。”被杀“渠率”是“来降汉”又“欲还者”的首领，似直接指降而又叛者的“渠率”。其实“渠率”指称蛮夷“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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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又如《三国志》卷六一《吴书•陆胤传》：“赤鸟十一年，交 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骚动。以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高凉渠帅黄吴等支党三千余家皆出降。”
的例证很多。
《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载，元鼎六年(前111),“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陆、九真、日南、珠尾、儋耳郡”。颜师古注：“应劭曰：‘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压。儋耳者，种大耳。渠率自谓王者耳尤缓，下肩三寸。’张晏曰：‘《异物志》二郡在海中，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厘，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镂其颊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应劭说其“渠率自谓王者”当是指最高首领。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李贤注引《东观记》曰：“蛮田山、高少等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夷、六亭兵追击，山等皆降。赐五里、六亭渠率金帛各有差。”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母丘俭传》：“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渠率二十余人为侯、王，赐舆马缯彩各有差。”是乌丸首领称“渠率”,其身份可与“侯、王”相当。著名的诸葛亮“七纵七禽”孟获的故事，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也是蛮夷首领称“渠率”的例证。《资治通鉴》卷七○“魏文帝黄初六年”：“益州、永昌、烊柯、越得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胡三省注：“渠，大也。渠率，大率也。率，与帅同。”
少数民族反抗势力的领袖“渠率”,也往往被称为“渠帅”。
例如，《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迁使匈奴中郎将。时休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烧度辽将军门，引屯赤坑，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士稍安。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遂使斩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说到匈奴和乌桓“渠帅”。《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二年(59),“辽东太守祭彤使鲜卑击赤山乌桓，大破之，斩其渠帅”。也说乌桓“渠帅”。关于匈奴和乌桓部族领袖被称作“渠帅”的史例，又有《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单于上言：‘……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 “遂绳索相悬，上通天山，大破乌桓，悉斩其渠帅，还得汉民，获其畜生财物。”
《后汉书》卷一九《耿夔传》：“后复为长水校尉，拜五原太守，迁辽东太守。元兴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击，斩其渠帅。”则说独人“渠帅”。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章和元年(87),“烧当羌寇金城，护羌校尉刘盱讨之，斩其渠帅。”《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永康元年，当煎诸种复反，合四千余人，欲攻武威，颎复追击于鸾鸟，大破之，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须自率步骑进击水上，羌却走，因与恺等挟东西山，纵兵击破之，羌复败散。须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驴骡毡裘庐帐什物，不可胜数。”都是羌人“渠帅”故事。关于武都方面汉羌形势，《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又写道：“初，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二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之，斩首六百余级，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于是陇右复平。”
《后汉书》卷一八《臧宫传》：“十一年，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拒于荆门，彭等战数不利，越人谋畔从蜀。宫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营。宫陈兵大会，击牛丽酒，飨赐慰纳之，越人由是遂安。”说到了越人“渠帅”。
《后汉书》卷三八《度尚传》：“尚躬率部曲，与同劳逸，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进击，大破之，降者数万人。桂阳宿贼渠帅卜阳、潘鸿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又《后汉书》卷三八《杨璇传》：“灵帝时为零陵太守。是时苍梧、桂阳猾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而璇力弱，吏人忧恐。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彀弓弩，克期会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然马惊，奔突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波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枭其渠帅，郡境以清。”所谓“桂阳宿贼”以及“苍梧、桂阳猾贼”,很可能以当地少数民族为主，其首领也称“渠帅”。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高句骊》：“后句骊王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怀之，及长勇壮，数犯边境。和帝元兴元年春，复入辽东，寇略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都说到东北少数民族领袖“渠帅”。又《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传•东沃沮》：“汉建武六年，省边郡，都尉由此罢。其后皆以其县中渠帅为县侯，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东沃沮》：“至光武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骊。句骊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以相监领，责租税，貂布鱼盐，海中食物，发美女为婢妾焉。”刘秀“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而“句骊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以相监领”,此中“渠帅”和“大人”的关系值得注意。
又《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濊》：“自单单大山领以西属乐浪，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濊为民。后省都尉，封其渠帅为侯，今不耐濊皆其种也。”①《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韩》：“弁辰亦十二国，又有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险侧，次有樊濊，次有杀奚，次有邑借。”《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三韩》则说是辰韩国情：“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濊，次有杀奚，次有邑借。”其首领有“臣智”、“险侧(俭侧)”、“樊濊(樊秖)”、“杀奚”、“邑借”不同等级，而统称“渠帅”。注意这一情形，当有助于理解汉光武帝对于东沃沮人“皆以其县中渠帅为县侯”,“封其渠帅，为沃沮侯”,而句骊“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的情形。《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韩》裴松之注引《魏略》：“至王莽地皇时，廉斯鑡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辰韩“右渠帅”职位，也值得注意。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怏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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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濊》：“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
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又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蛮讨平之。”维护汉王朝权威的如“五里蛮六亭兵”这样的“善蛮”首领，依然称作“渠帅”。《南蛮传》又写道：“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是知有的部族，“渠帅”装饰与常人不同。类同的记述，又有《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哀牢》：“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又写道：“(建武)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远征征侧、征贰。“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陆，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领表悉平。”“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帅，余众乃降。”“桓帝永寿三年，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及蛮夷相聚，攻杀县令，众至四五千人，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儿式战死。”“遣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斩首二千级，渠帅犹屯据日南，众转强盛。”“渠帅”自有其威望和影响，对于地方安定的作用，是显著的。《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巴郡南郡蛮》写道：“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圣等依凭阻隘，久不破。诸军乃分道并进，或自巴郡、鱼复数路攻之，蛮乃散走，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大破圣等。”这里所说被击斩的“渠帅”,还并不是“巫蛮”的最高领袖。《三国志》卷三九《蜀书•马良传》：“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则记述了汉末情形。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板楣蛮夷》写道：“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循蛮夷。”可知所谓“渠帅”者，是少数族中的大姓，有实际上的贵族身份。其特权得到汉王朝的确认，而与同部族中的“渠帅”大姓之外的“余姓”不同。
《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记述：“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度泸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羸弱、谷畜。二十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疋，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这一记载中“夷渠帅栋蚕”与“栋蚕帅”两种表述形式，可以对照理解。
“渠帅”在部族战争中承担责任，因胜负而致生死。《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哀牢》：“永平元年，姑复夷复叛，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斩其渠帅，传首京师。”“(汉安帝元初)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朝廷征讨，“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于是，“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渠帅，诣竦乞降，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种皆来降附”。封离“斩其同谋渠帅”“乞降”,使战事平息。然而“其同谋渠帅”的命运，却归于极惨烈的悲剧结局。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时滇吾附落转盛，常雄诸羌，每欲侵边者，滇吾转教以方略，为其渠帅。”关于滇吾与汉中央政权或反或降的经历，《西羌传》又写道：“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林为诸羌所信，而滇岸遂诣林降。林为下吏所欺，谬奏上滇岸以为大豪，承制封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明年，滇吾复降，林复奏其第一豪，与俱诣阙献见。帝怪一种两豪，疑其非实，以事诘林。林辞窘，乃伪对曰：‘滇岸即滇吾，陇西语不正耳。’帝穷验知之，怒而免林官。会凉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狱死。”这一故事中涉及的“大豪”、“第一豪”的身份，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渠帅”称谓的涵义。
《三国志》卷二五《魏书•杨阜传》：“(马)超率诸戎渠帅，而张鲁又遣大将杨昂以助之，凡万余人，攻城。”所谓“诸戎渠帅”者，“渠帅”明确是指少数族领袖。《三国志》卷二六《魏书•郭淮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淮妻，王凌之妹。凌诛，妹当从坐，御史往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淮不从。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所谓“羌、胡渠帅”,体现了这一称谓与当时民族意识的关系。而所谓“羌、胡渠帅数千人”,则体现“渠帅”称谓指代的社会等级有时并不很高。
4.田叔故事和司马相如故事中的“渠率”
甚至并没有武装反抗行为，只是以上访请愿的形式表示对执政者的不满的民众首领，也被斥之为“渠率”。例如，《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记载：田叔为梁孝王杀袁盎案建议汉景帝“上毋以梁事为也”,“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鲁相初到，民自言相，讼王取其财物百余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余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曰：‘王自夺之，使相偿之，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相毋与偿之。’于是王乃尽偿之。”在此“讼王取其财物百余人”之中，“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可知这些被认定为“渠率”者，作为“首领”,其影响力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汉书》卷三七《田叔传》写道：“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财物自言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汉书》“校勘记”写道：“景佑、殿、局本都作‘十’。王先谦说作‘十’是。”①如果“‘十’是”确实，则这些“渠率”和“党与”的比例大约不过1：10。看来，他们应是民间实际影响力非常有限的个人。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并没有形成团体，也是确定的。
《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记载西南夷开发事：“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这些“渠率”是巴蜀地方民众即“巴蜀民”的领袖，是并没有任何罪责而被诛杀的。“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写作“用兴法诛其渠帅”。
5.“渠率”身份分析
“渠率”、“渠帅”作为领袖人物，自有其威望。《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渊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说夏侯称事迹：“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儿，为之渠帅，戏必为军旅战陈之事，有违者辄严以鞭捶，众莫敢逆。”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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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85页。
然是儿童游戏，仿拟现实社会境况必然真实，违者辄严惩而“众莫敢逆”,正体现了“渠率”、“渠帅”在相应社会群体中的权势。
《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说“吴楚七国之乱”事：“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齐王后悔，饮药自杀，畔约。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胶西为渠率，胶东、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所谓“胶西为渠率，胶东、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汉书》卷三五《吴王刘濞传》写作：“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与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史》《汉》“胶西为渠率”或者“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是说他们在齐地的叛乱行为中充当首领角色。在整个叛军中，其实并不是最高首长。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记载：“二十五年春正月，……乌桓大人来朝。”李贤注：“大人，谓渠帅也。”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大人谓渠帅也。殿本‘大人’作‘乌桓’。按《校补》谓当作‘大人，乌桓谓渠帅也’,互脱二字。”①然而《后汉书》卷四七《梁慬传》：“与匈奴左将军、乌桓大人战，破斩其渠帅，杀三千余人，虏其妻子，获财物甚众。”明说“渠帅”并非“乌桓大人”。又如《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②也说明“乌丸大人郝旦”是部族最高领袖，而“其渠帅”至少“八十余人”,应当只是这一民族实体亦政治实体的中层领导。联系前引《史记》卷一○四《田叔列传》“讼王”“百余人”中，“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以及《三国志》卷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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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册第92页。
②《后汉书》卷九○《乌桓传》：“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略》：“遣幽州刺史母丘俭率众军讨辽东。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叶，昔随袁尚奔辽西，闻俭军至，率众五千余人降。寇娄敦遣弟阿罗盘等诣阙朝贡，封其渠帅三十余为王，赐舆马缯采各有差。”
《魏书•郭淮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所谓“羌、胡渠帅数千人”,也可以知道“渠率”“渠帅”在一个群体中的实际数量及其身份等级。马援击征侧、征贰等，又“破降”“九真贼都阳等”,“徙其渠帅三百余口”。又前引《三国志》卷二六《魏书•满宠传》“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也反映了“渠帅”与“户”“兵”的大致比例。由“二十余壁”而“未降渠帅”“十余人”,推想大约各“壁”分别有一“渠帅”,也许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后汉书》、《续汉书》“大彤渠帅重异”、“檀乡渠帅董次仲”,以及“渠帅大将军杜猛、持节光禄大夫董敦等”被称为“持节大将”等历史记录。其部众往往数以万计。而黄巾军“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也是明确的资料。又前引《三国志》卷二八《魏书•母丘俭传》“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渠率二十余人为侯、王”,虽数目颇为可观，其权位则是“侯、王”。应劭说儋耳“渠率自谓王者”,《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哀牢》说哀牢人“其渠帅自谓王者”,其地位似乎更高。可知“渠率”“渠帅”称谓在具体使用时，其身份等级也并不是十分确定的。
汉代“魁率”称谓，其身份大致与“渠率”近似。《汉书》卷七〇《陈汤传》记载，陈汤和甘延寿在西域“擅兴师矫制”,诛杀匈奴郅支单于，报奏时称：“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后因罪徙敦煌，又徙安定，后来“议郎耿育上书言便宜，因冤讼汤”,涉及“枭俊”的原文是：“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颜师古注：“枭谓斩其首而县之也。俊谓敌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传》曰‘得俊曰克’。”这是颜师古使用的“魁率”称谓。其实“魁率”一称在东汉晚期可能已经出现。《三国志》卷二三《魏书•赵俨传》记载处理军中哗变事，已见“魁率”称谓：“前到诸营，各召料简诸奸结叛者八百余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谋魁率治之，余一不问。”前引李贤注《后汉书》 “渠帅”时“《尚书》：‘歼厥渠魁’”语，也体现了“魁率”应与“渠率”义近。
《荀子•富国》有“将率不能则兵弱”语。杨倞注：“率，与帅同。”居延汉简可见称匈奴首领为“将率”者：
●其生捕得酋豪王侯君长将率者一人〼吏增秩二等从奴与购如比(E.P.F22：223)
其斩匈奴将率者将百人以上一人购钱十万吏增秩二等不欲为〼(E.P.F22：224)
据“●右捕匈奴虏购科赏”(E.P.F22：231),可知其内容亦应属于购赏文书。
由前例所见“酋豪王侯君长将率”,可知“将率”身份等次低于“酋豪王侯君长”。汉代文献关于军职称谓，又有所谓“队率”。《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年表》：台侯戴才“以舍人从起砀，用队率入汉”。①《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申屠嘉)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汉书》卷四二《申屠嘉传》同样的记述，颜师古解释“队率”：“一队之率也。”《史记》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录袁盎语申屠嘉：“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率，积功至淮阳守，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又《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博阳节侯周聚，以卒从丰，以队率入汉。”“乐平简侯卫毋择，以队率从起沛。”
说到“魁率”、“将率”、“队率”和“渠率”的关系，不能不注意“率”字的意义。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可见对于“率敖”称谓的说明：“可(何)谓‘𧗿(率)敖’？‘𧗿 (率)敖’当里典谓殹(也)。” (一九八)整理小组注释：“率，通帅。敖，读为豪。古书豪帅同义连用，如《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列传》裴骃《集解》引张晏云：‘豪，犹帅也。’当时以乡里中豪强有力的人为里正。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一里八十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为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马。’”对于“可(何)谓‘𧗿 (率)敖’？‘𧗿 (率)敖’当里典谓殹(也)”,整理小组译文：“什么叫‘率敖’？‘率敖’就是充当里典。”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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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戴定侯戴野，以舍人从起砀，用队率入汉。”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第141页。
秦代“率敖”称谓的理解，“率，通帅”,而“敖，读为豪”,“豪，犹帅也”。如此则汉代称谓用字“率”与“豪”的关系，对于说明社会强有力人物的地位与作用，提示了重要的线索。
汉代“处士”及其文化表现——以申屠蟠故事为标本
申屠蟠被看作汉末“处士”的典型。他的历史表现，与以激进态度与黑暗政治抗争的“党人”不同，对于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绝迹于梁砀之间”事，显示“避世”地点的选择对这一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文化空间的重视。后世对申屠蟠的评价，多赞赏他政治判断的清醒，能够“明哲保身”。甚至以“党人”的人生悲剧作为反衬来夸大对申屠蟠的“智”的肯定。然而也有学者以为“人人如蟠，信明哲矣，一诿诸天，如王室何”,提出了“处士”面对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问题。宋人曾巩“子龙独幽远”诗句，则可能从更深层次涉及申屠蟠的社会理念和人生追求。不过对这种“幽远”,也许人们各有理解。
1.申屠蟠事迹的历史闪光点
《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记录了申屠蟠的主要事迹。包括少年时就表现出的“孝”①、“义”②等方面的高志卓行，皆为舆论称美，于是早有“高士”之名，成为社会道德典范。③当然，学识的优异，是他成为名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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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九岁丧父，哀毁过礼。服除，不进酒肉十余年。每忌日，辄三日不食。”李贤注引《海内先贤传》：“蟠在冢侧致甘露、白雉，以孝称。”蔡邕于是有“丧亲尽礼，几于毁灭”的赞叹。
② 《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乡人称美之。”蔡邕称其“至行美义，人所鲜能”。
③晋人《高士传》卷下《申屠蟠》所述，有名节在前，孝父母在后：“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少有名节，同县缑氏女玉为父报仇，外黄令梁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乡人称之。蟠父母卒，哀毁思慕，不饮酒食肉十余年。”
基本条件。①对于来自上层社会出于欣赏的优遇，申屠蟠竟然拒绝。例如：“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临殁，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辇车，送丧归乡里。遇司隶从事于河巩之间，从事义之，为封传护送，蟠不肯受，投传于地而去。事毕还学。”所谓“为封传护送”,按照李贤的解释，即给予交通条件方面的特殊待遇：“传谓符牒。使人监送之。”
申屠蟠多次拒绝权力集团的征举，构成他人格力量最突出的特征。即晋人皇甫谧《高士传》卷下《申屠蟠》所说：“前后凡蒲车特征皆不就。”
《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记载，他“前后”有这样几次毅然放弃从政机会的表现：
(1)家贫，佣为漆工。郭林宗见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辞让之曰：“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义，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后郡召为主簿，不行。②
(2)太尉黄琼辟，不就。
(3)再举有道，不就。③
(4)大将军何进连征不诣。
(5)进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黄忠书劝曰：“前莫府初开，至如先生，特加殊礼，优而不名，申以手笔，设几杖之坐。经过二载，而先生抗志弥高，所尚益固。窃论先生高节有余，于时则未也。今颖川荀爽载病在道，北海郑玄北面受署。彼岂乐羁牵哉，知时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隐，遭时则放声灭迹，巢栖茹薇。其不遇也，则裸身大笑，被发狂歌，今先生处平壤，游人间，吟典籍，袭衣裳，事异昔人，而欲远蹈其迹.不亦难乎！孔氏可师，何必首阳。”蟠不答。
(6)中平五年，复与爽、玄及颖川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并博士征，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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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又载蔡邕赞语：“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
②李贤注：“《谢承书》曰‘蟠前后征辟，文书悉挂于树，初不顾眄’也。”
③李贤注：“《谢承书》曰‘诏书令郡以礼发遣，蟠到河南万岁亭，折辕而旋’也。”
(7)明年，董卓废立，蟠及爽、融、纪等复俱公车征，唯蟠不到。众人咸劝之，蟠笑而不应。
申屠蟠面对权力者的“召”、“辟”、“举”、“征”,以“不行”、“不就”、“不诣”、“不至”为回应。对于诱引入仕的劝说，或“不答”,或“笑而不应”,表现出内心的高傲。据《后汉书》卷六二《荀爽传》论曰：“荀爽、郑玄、申屠蟠俱以儒行为处士，累征并谢病不诣。”可知疾病是通常“不诣”的借口。太尉黄琼曾经辟举申屠蟠，“及琼卒，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与相酬对，既别，执蟠手曰：‘君非聘则征，如是相见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为可与言也，何意乃相拘教乐贵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复与言。”申屠蟠对“非聘则征”,“相见”“上京”的预见性言论的反应，所谓“勃然作色”,所谓“振手而去，不复与言”者，体现出和“相拘教乐贵之徒”在精神上鲜明地划清了界线。
在汉末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申屠蟠的另一表现在历史上闪亮过特殊的光耀。《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记载：
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篝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
申屠蟠的判断，果然成为预言。党锢之祸前后，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的行为，表现出和激进的太学生们的区别。申屠蟠政治意识的消极倾向，值得研究“士史”、知识人心态史的学者关注。
我们还注意到，申屠蟠在生命的早期，据说“家贫，佣为漆工”,在生命的晚期，又“因树为屋，自同佣人”。看来，他曾经有较长时段的社会下层体力劳动生活经历。这种经历对于他能够以平静之心对待孤寂和贫困，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
2.“梁砀之间”：适宜“处士”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空间
传说杭州地方有申屠蟠隐居的遗迹。乾隆《浙江通志》卷四○《古迹二•杭州府下》有“申屠氏宅”条。引《名胜志》：“富阳县申屠山，昔申屠蟠晦党锢之名，避地结庐于此。今千载。子孙家焉。”又写道：“谨按《咸淳志》：‘富阳屠山，相传有姓申屠者，结庐以居，乃以名其山，复志其里。’考《后汉书•蟠传》,只言‘绝迹梁砀之间，后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未尝至富阳。《名胜志》盖附会也。”又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一七《杭州府二•古迹》也记载：“申屠蟠故宅，在富阳县西南申屠山。时蟠晦党锢之名，结庐于此。今其子孙家焉。”尽管汉末有主要流向为江南地区的移民运动，但是《后汉书》本传“绝迹于梁砀之间”的明确记录告知人们，申屠蟠“避地结庐”的地点并非“富阳”,而是在“梁砀”地方。而所谓“蟠处乱末，终全高志”,最后“年七十四，终于家”的说法，也说明申屠蟠生命终点的空间位置也是著史者所明确的。看来，申屠蟠很可能确实“未尝至富阳”。所谓申屠蟠“避地结庐”“富阳县申屠山”的说法应是“附会”。当然，不能排除申屠蟠后人辗转移居江南的可能。
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的选择，应当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梁砀之间”有适合“处士”所居的环境。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有关刘邦早期事迹，有三处说到“泽”：1.“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2.“高祖被酒，夜径泽中，……”3.“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这些关于“泽”的记录，是与我们今天对于芒砀地区地理形势的知识并不符合的。所谓“丰西泽”,又被称为“沛泽”。①这当然和沛在丰东的地理方位不合，但是又使我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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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彪《王命论》：“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见《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后汉纪》卷五、《文选》卷五二。《元和郡县图志》卷一〇《河南道五•徐州》：“沛县，本秦旧县，泗水郡理于此。盖取沛泽为县名。”《舆地广记》卷七《京东西路》：“沛县有沛泽，因以为名。”邹逸麟以为“沛泽”和“丰西泽”是两处泽薮。前者在今江苏沛县，后者在今江苏丰县西。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收入《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知，丰沛地方是有相当大面积的自然水面或者沼泽湿地的。《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记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大泽乡”,据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在沛郡蕲县。”乡名“大泽”,不会和“泽”没有一点关系。又如《史记》卷九○《魏豹彭越列传》写道：“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也说反秦武装以“泽”作为依托的情形。《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信都国“扶柳”条颜师古注：“阚骃云：其地有扶泽，泽中多柳，故曰扶柳。”可知秦汉时期黄河下游及江淮平原，多有“泽”的分布。《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关于刘邦斩蛇故事的记述，有颜师古注：“径，小道也。言从小道而行，于泽中过，故其下曰有大蛇当径。”这里所谓“泽”,很可能是指沼泽湿地。另外一则著名的历史事件，即项羽人生悲剧的落幕，也与“泽”造成的交通阻滞有关。《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于是羽遂上马，戏下骑从者八百余人，夜直溃围南出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羽。羽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羽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邹逸麟曾经讨论“先秦西汉时代湖沼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指出“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得知周秦以来至西汉时代，黄淮海平原上见于记载的湖沼有四十余处”。所依据的史料为《左传》、《禹贡》、《山海经》、《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史记》、《汉书》等。列表所见湖沼46处，其中黄淮平原33处，有：修泽(今河南原阳西),黄池(今河南封丘南),冯池(今河南荥阳西南),荥泽(今河南荥阳北),圃田泽(原圃)(今河南郑州、中牟间),崔苻泽(今河南中牟东),逢泽(池)(今河南开封东南),孟诸泽(今河南商丘东北),逢泽(今河南商丘南),蒙泽(今河南商丘东北),空泽(今河南虞城东北),菏泽(今山东定陶东北),雷夏泽(今山东鄄城南),泽(今山东鄄城西南),阿泽(今山东阳谷东),大野泽(今山东巨野北),沛泽(今江苏沛县),丰西泽(今江苏丰县西),湖泽(今安徽宿县东北),沙泽(约在今鲁南、苏北一带),余泽(约在今鲁南、苏北一带),浊泽(今河南长葛),狼渊(今河南许昌西),棘泽(今河南新郑附近),鸿隙陂(今河南息县北),洧渊(今河南新郑附近),柯泽(杜预注：郑地),汋陂(杜预注：宋地),圉泽(杜预注：周地),郫泽(杜预注：卫地),琐泽(杜预注：地阙),大望泽(约在今山东历城东或章丘北),小望泽(约在今山东淄博迤北一带)。其中10处左右位于“梁砀之间”或者邻近地区。① 邹逸麟说：“以上仅限于文献所载，事实上古代黄淮海平原上的湖沼，远不止此。”“先秦西汉时代，华北大平原的湖沼十分发育，分布很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与今天的景观有很大的差异。”②《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写道：“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这里不仅说到了邹逸麟未曾说到的另一处“泽”——“雷泽”,而且提示我们，“芒砀”在西汉时期，曾经是重要的地理坐标。③
与“泽”相应，芒砀地方“山”的形势也与后世明显不同。《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④吕雉制造的“云气”神话有益于为刘邦的政治发达造势。而通常情况下隐匿山中寻求者往往不可得，说明了当时芒砀山开发程度的落后和植被条件的优越。
山林水泽的掩护，为刘邦最初力量的聚集和潜伏提供了条件。在刘邦“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的时代，自然生态与后世大异。因为气候的变迁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自然植被和水资源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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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逢泽(池)、孟诸泽、逢泽、蒙泽、空泽、沛泽、丰西泽、湖泽、沙泽、余泽。
②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
③参看王子今《芒砀山泽与汉王朝的建国史》,《中州学刊》2008年第1期；《“斩蛇剑”象征与刘邦建国史的个性》,《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
④裴骃《集解》：“徐广曰：‘芒，今临淮县也。砀县在梁。’骃案：应劭曰‘二县之界有山泽之固，故隐于其间也’。”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宋州砀山县在州东一百五十里，本汉砀县也。砀山在县东。’”
在汉魏时代已经有所显现。①而申屠蟠依然“避地结庐于此”,可知当时“梁砀之间”依然有较好的环境条件。所谓“因树为屋”的居住形式，或许也可以看作当地自然山林情态的片断反映。
另一方面，就自然生态而外的人文生态而言，“梁砀之间”又是交通条件相对比较优越的文化胜地。②在以“梁砀”为中心的文化辐射圈内，汉初，发迹于东侧沛地(今江苏沛县)的刘邦功臣集团在历史舞台上有精彩的表演；汉末，在南侧谯地(今安徽亳州)又出现了曹操功臣集团。400多年内，一前一后两个强势政治群体的活动影响了历史的走向。而这两个集团都出现于史称“梁砀之间”文化圈的外围。这一情形，也许值得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者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