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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遽常：《秦史》,第180页。
②《荀子•王制》：“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③“多力者王”的说法，又见于《商君书•慎法》：“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
④《商君书•靳令》：“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所谓“德生于力”,是说所有的政治成功，都必然依恃实力。“威”与“力”的关系，成书于秦地的《吕氏春秋》的《荡兵》篇是这样表述的：“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
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商君书•错法》：“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秦国正是因此击破东方六国，实现了统一的。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载赵良批评商鞅行政时，引用了《尚书》中的话：“《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司马贞《索隐》：“此是《周书》之言，孔子所删之余。”秦执政集团“恃力”的风格，是与儒学理念完全不同的。分析秦政的成与败和得与失，都分别可以看到“恃力”传统的作用。
4.“扛鼎”“举鼎”竟技表演
在前引“能生拔牛角”等形式外，“扛鼎”即“举鼎”,是战国秦汉时期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显示“气”“力”的方式。有学者说，“扛鼎”等，“在后代均成为杂技节目，而在当时却是选拔勇猛之士的重要标准”。①这一行为成为受到普遍欢迎的竞技表演形式，虽然未必秦人创始②,但是曾经风行一时，却见于秦史中“力士”的表现。
《史记》卷五《秦本纪》写道：“(武)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似乎是说秦武王举鼎，当时可能是与孟说共同进行竞技式的表演。孟说因此受到严厉处置。杨宽论秦武王事，说：“武王原是大力士，《秦本纪》称‘武王有力，好戏’,‘戏’是指角力，就是摔交。”原注：“《国语•晋语九》记赵简子的戎右少室周要和大力士牛谈‘戏’,韦注：‘戏，角力也’。”③其实，“角力”未必解作“摔交”。④《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载刘秀报隗嚣书：“今关东寇贼，往往屯聚，志务广远，多所不暇，未能观兵成都，与子阳角力。”李贤注：“角力犹争力也。”“举鼎”也是“角力”的形式。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太平御览》卷七五六引《史记》：“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之鼎，绝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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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②《吴子•料敌》有“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语。
③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④《史记》卷——八《淮南衡山列传》：“元朔五年，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需被巧，乃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太子怒，被恐。”这里所说的“戏”,既言“剑”,既言“中”,应是击剑竞技，当然不是“摔交”。
则强调所举鼎的形制纹饰。《资治通鉴》卷三“周慎靓王八年”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脉而薨。”胡三省注：“脉者，系络脏腑，其血理分行干支体之间。人举重而力不能胜，故脉绝而死。按《史记•甘茂传》云武王至周而卒于周。盖举鼎者，举九鼎也。① 《世家》以为龙文赤鼎。《史记》‘脉’作‘膑’。”
“举鼎”是一种显示“力”的方式。《韩非子•六反》说：“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行政实践，是检测一个人是否“能士”的方式。而是否“力士”不能“听其自言”, “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诏曰：‘……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考试是否“力人”的方式，是令其举重。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九列举诸多“古今有力者”故事，包括“蜀五丁力能移山”、“卫石蕃能负沙一千二百斗”、“孟贲生拔牛角”、“桀之力能伸铁钩索”、“纣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生捕虎豹”、“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制兕虎”、“魏任城王章曳虎尾、顿象鼻”等，标题则作“手举万钧”。可知举重长期被看作“有力”的测定方式。顾炎武《日知录》卷一—《权量》就此有所考论：“今考之传记，如孟子以举百钧为有力人。三十斤为钧，百钧则三千斤。《晋书•成帝纪》‘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
在秦武王伤残身死之后，“举鼎”依然作为一种习见的显示“力”的竞技表演形式。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说：“(项)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裴骃《集解》：“韦昭曰：‘扛，举也。’”司马贞《索隐》：“《说文》云：‘横关对举也。’”《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也有“厉王有材力，力能扛鼎”的说法。《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广陵厉王刘胥》：“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又将“扛鼎”与“倡乐逸游”联系起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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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宽认同胡三省注“盖举鼎者，举九鼎也”之说：又据“《帝王世纪》谓‘秦王于洛阳举周鼎’(《孟子•告子下篇》正义所引)”,说：“武王这样亲自到洛阳来举起周鼎，用意是明显的，就是要‘窥周室’、‘挟天子以令天下’。”杨宽：《战国史》(增订本),第364页。今按：秦武王“举周鼎”、“举九鼎”说未可确信。当时周王朝名义尚是天下共主，体制依然健全，象征最高权力的“九鼎”恐不能轻易作为“力士”的游戏道具。
秦武王“有力好戏”,“举鼎绝膑”说同。《后汉书》卷三三《虞延传》也说虞延“长八尺六寸，要带十围，力能扛鼎”。《艺文类聚》卷六一引后汉张衡《西京赋》说汉代长安的公共游乐活动中，也有“乌获扛鼎”节目。《艺文类聚》卷六三引后汉李尤《平乐观赋》也说到“乌获扛鼎，千钧若羽”。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说到隋代继承了北朝“百戏”“散乐”表演，以为“盖秦角抵之流者也”。还记载：“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通典》卷一四六《乐六•散乐》记载大致同样史事，也说到“为夏育扛鼎①,取车轮、石臼、大盆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然而强调“如汉故事”。或许汉代“扛鼎”表演相当普及。舞弄石臼、大瓮器等，应与“扛鼎”有类似处。可能社会下层一般人家不能轻易得到“鼎”这样的表演道具。《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梁鸿》记载：“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白，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又有“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等故事。所谓“力举石臼”当然与《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所谓取“石臼”“于掌上而跳弄之”有所不同，作为从事“耕织”的体力劳动者显示力量的动作，亦隐约显现出以“石臼”为道具的这种“散乐”形式的原始由来。所谓取“石臼、大瓮器”或“大盆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的“散乐”“百戏”表演形式，在汉代画像中可以看到具体的反映。
《隶释》卷一九《魏大飨碑》写道，“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龙兴践祚，规恢鸿业，构亮皇基，万邦统世。”有登坛高会大飨之礼，组织了百戏表演：“……六变既毕，乃陈秘戏。巴俞丸剑，奇舞丽倒，冲夹逾锋，上索跪高，然鼎缘幢，舞轮摘镜，骋狗逐兔，戏马立骑之妙技。……”其中“然鼎”节目，有可能与“扛鼎”有关。《说文•角部》：“然，举角也。”《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乌获扛鼎”,李善注：“《史记》曰：秦武王有力士乌获、孟说，皆大官。王与孟说举鼎。《说文》曰：扛，横开对举也。扛与然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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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夏育之勇焉而死。”裴骃《集解》：“驷案：《汉书音义》曰：或云夏育卫人，力举千钧。”《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夏育为鼎官。”颜师古注：“或曰夏育卫人，力举千钧。鼎官，今殿前举鼎者也。”
“然，举角也”之说，也可证前引杨宽“角力，就是摔交”说不确。《魏大飨碑》说到的“陈秘戏”事，时在汉王朝政治生命终结的当年。据洪适说，“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死，其子丕嗣位，改元‘延康’。《魏志》云：丕以七月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是时汉鼎犹未移也。丕为人臣，而自用正朔刻之金石，可谓无君之罪人也。”①
《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说：“夏育之勇焉而死。”裴骃《集解》：“驷案：《汉书音义》曰：或云夏育卫人，力举千钧。”《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夏育为鼎官。”颜师古注；“或曰夏育卫人，力举千钧。鼎官，今殿前举鼎者也。”可推知大致在颜师古生活的时代，“殿前举鼎者”似乎已经有确定的专职人员。
5.秦“尚力”传统在汉代社会的遗存
可能有秦文化影响的因素，汉代仍有“举鼎”竞技表演。如前引《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说项羽“才力过人”,表现在于“力能扛鼎”。《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也可见“厉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之说。《西京赋》及《平乐观赋》 “乌获扛鼎”是在表演技艺，而项羽、刘长以“扛鼎”形式显示的“力”,史籍“才力”、“材力”并说，当时或被看作“才”或“材”的体现。
吕后有残害戚夫人和刘如意的恶行。《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写道，“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又策划谋害赵王。“孝惠帝慈仁，……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据《太平御览》卷七○四引《西京杂记》,吕后谋害刘如意的方式，与《吕太后本纪》的记录不同：“惠帝与赵王同寝处，后杀之不得。后帝早猎，后命力士于被中搤杀之，乃死。吕后不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辑车入见，厚赐之。力士东都门外宫奴，帝后知，腰斩之。”所说吕后令“力士”杀害刘如意，此“力士”有确定身份及被汉惠帝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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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洪适说，《魏大飨碑》实物“在亳州谯县”。《隶释•隶续》,中华书局据洪氏晦木斋刻本影印，1985年版，第185—186页。
等情节，值得注意。
刘邦在汉初剪除功臣的行动中，陈平为他谋划擒拿韩信的方式。《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建议：“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于是，“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陈平所谓“力士”和司马迁记述执行此任务的“武士”,身份是重叠的。陈平言“力士”者，可能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语言习惯。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记载，王莽出行时曾经有“力士”充任仪仗：“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璠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
《艺文类聚》卷一引后汉李尤《九曲语》曰：“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车。”也使用了“力士”称谓。又《水经注》卷一六《谷水》引《竹林七贤论》,说到“魏明帝于宣武场上为栏，苞虎牙，使力士袒褐，逆与之搏，纵百姓观之。”也出现“力士”身份。不过，这里所说的“力士”,大概只是有力者的通称，并不具有职务和官阶的意义。
前引梁玉绳《史记志疑》所说汉代人姓名有用古“力士”名号者，如“中常侍孟贲”、“护羌校尉夏育”。①这一情形，也体现出当时社会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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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余寅：《同姓名录》卷一有“孟贲二”条：“古有力士孟贲，能生拔牛角。汉有中常侍孟贲，为湘南侯黄龙等所诬，顺帝知其罔，减龙等租四分之一。”又有“夏育二”条：“古有力士夏育，力举千钧。蔡泽曰：‘夏育、太史噭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于庸夫。’汉灵帝时，乌桓校尉夏育请出塞击鲜卑，蔡邕难论，有五不可。”今按：《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有“少府孟贲”,《后汉书》卷三四《梁商传》有“中常侍”“孟贲”(亦见《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孙程》、《续汉书•天文志中》、《三国志》卷四二《蜀书•孟光传》裴松之注引《续汉书》),《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有“北地太守夏育”(亦见《后汉书》卷九〇《鲜卑传》)、“护乌桓校尉夏育”(亦见《续汉书•五行志三》,《三国志》卷三〇《魏书•鲜卑传》作“护乌丸校尉夏育”),《后汉书》卷五八《盖勋传》有“护羌校尉夏育”,《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有“军吏”“夏育”、“假司马夏育”。有学者论说“汉魏人仰慕古人，因而取其名字以为自己的名字”的情形，直接地体现“慕古”的例证是“景仰先圣，敬慕先贤”,即“以古圣之名命名的”和“以先贤之名命名的”。张孟伦：《汉魏人名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版，第20—25页，
士”的尊重。
6.秦人对“力士”及“尚力”倾向的思考
秦执政者抬举提升“力士”的地位以促成其强兵强国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对于“力士”文化局限乃至“尚力”文化倾向之是非的认识，也较早见于秦人言论文字或在成书于秦的论著中发表。
《商君书•错法》说：“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商君书•弱民》有同样的话：“乌获举千钧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战国策•秦策三》载范睢语：“乌获之力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战国策•燕策二》所见苏秦语则曰：“孟贲之勇而死，乌获之力而死。”这些说法，都指出“多力”的历史作用是有限的。
对于秦政治走向影响深刻的《韩非子》书中，也可以看到“力士”的“力”需要多种配合和策应才可以显示作用的意见。《韩非子•观行》：“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非其身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这种对于“力士”的“力”的外在配合条件，可以理解为“势”。根据秦执政者对韩非学说的高度推崇，推想这样的认识，也可能当时即对秦政的设计和推行有一定作用。
在吕不韦执政的年代，他集合诸多宾客，完成了《吕氏春秋》一书。这部论著是在战国以来知识人游学各地、自由争鸣的时代即将结束时的一个文化标记。《吕氏春秋》面对即将来临的“大一统”时代，对文化形态提出了涵容百家的要求。高诱的序文是这样表述的：“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就是说，《吕氏春秋》对战国思想有所继承，有所总结；对于汉代思想有所启示，有所引导。曾经领略过东方多种文化因素各自丰采的吕不韦及其宾客们，明智地发现了历史文化进步的方向，意识到秦能够一时取胜的文化基因，或许不适宜帝国的管理。《吕氏春秋》可以看作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即将形成的时代，为推进这一历史进步所进行的一种文化准备。在政治文化的总体构想方面，吕氏为秦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设计。理解其中基本的文化理念，我们应当注意到《吕氏春秋》否定了对“力”的绝对尊崇。
《吕氏春秋•重己》写道：“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勤，而牛不可行；逆也。①使五尺竖子引其类，而牛恣所以之，顺也。”这里强调，“勇力”使用的方向是更重要的。这样的认识，确实可以说是我们在考察“力士”的历史意义时必须重视的文化真知。
《吕氏春秋•慎大》说到孔子对于“力”的态度：“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②《说文•力部》：“劲，强也。”《说文•弓部》：“强，弓有力也。”孔子自身“有力”却“不肯以力闻”,是因为他自有更高等级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正所谓“善持胜者，以术强弱”。论者又借孔子评论赵襄子事说，“有道之主能持胜”,强调“道”的政治文化理念。又指出：“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发表“持之其难”的见解，举示“福及后世”的榜样，或许可以看作对统一的秦帝国有某种预警意义的告诫。③《吕氏春秋•不广》所谓“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又进行了更明确的提示，强调了更高境界的“文”“德”方面的优势应是最可贵的真正的优势。
《吕氏春秋》的作者还进行了秦史的回顾，对秦崛起历程中的光荣记忆也进行了反思。《吕氏春秋•悔过》写道：穆公时代，秦军远征偷袭郑国④师行过周，王孙满批评说：“过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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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帝王世纪》曰：“帝纣能倒曳九牛。”《三国志》卷一八《魏书•许褚传》：“粮乏，伪与贼和，以牛与贼易食，贼来取牛，牛辄奔还。褚乃出陈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余步。贼众惊，遂不敢取牛而走。”引曳牛尾却行，也是“力士”的表现。
②《孔子集语》卷下引《吕氏春秋》作：“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勇复孟诸，足蹀狄兔，不以力闻。”《淮南子•道应》：“孔子劲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高诱注：“杓，引也。古者县门下从上古引之者难也。”关于孔子的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宋代学者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六《读诸子二•吕氏春秋》说：“此言孔子，虽未详，而其说可以训。”
③《吕氏春秋•慎大》：“赵襄子攻翟，胜老人、中人，使使者来谒之，襄子方食抟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忧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胜者，以术强弱。”
④当时蹇叔提出反对意见，称“今行数千里，又绝诸侯之地以袭国，臣不知其可也”。《淮南子•道应》作“今行数千里，又数绝诸侯之地以袭国，臣不知其可也”。《史记》卷五《秦本纪》作蹇叔，百里候对语“径数国千里而袭人，希有得利者”
子礼。今构服回建，左不轼，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则多矣，然而寡礼，安得无疵？”①《吕氏春秋》借王孙满所谓“力则多矣，然而寡礼”,在这里提出了“力”和“礼”的对应关系，暗示“礼”远远超越“力”的意义.
又有一则可以读作政治寓言的故事，见于《吕氏春秋•顺说》：“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而无为仁义者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愿也。’惠盎曰：‘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独无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对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吕氏春秋》的作者接着说：“宋王，俗主也，而心犹可服，因矣。因则贫贱可以胜富贵矣，小弱可以制强大矣。”上古笑话多有以宋人为讥刺对象者，②《吕氏春秋》引宋人故事，亦往往具讽喻性质。此言“孔、墨”“贤于勇有力也”的意见“说服”了宋康王，又说“宋王，俗主也，而心犹可服”。读者自然可以联想到，如果自以为“英主”者，也应当有相应的态度。
7.关于“小人尚力”“小人绝力”
依照儒学正统政治理念，作为受到尊仰崇尚的“德”的对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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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力士”得到尊宠的秦武王时代，秦国又一次以兵车队列来到周天子面前。《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有学者以为是“在周王室前耀武扬威”。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8页。
②参看王利器录《宋愚人事录》。共计20则，其中5则见于《韩非子》,4则见于《吕氏春秋》。王利器、王贞珉：《历代笑话集续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力”是予以鄙薄轻视的。《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形成执政理念的高下对比。汉初政论家陆贾回顾历史，指出“尚威力”以致败亡的例证。《新语》卷下《至德》：“宋襄死于泓水之战，三君死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尚威力，以至于斯。故《春秋》重而书之，嗟叹而伤之。”①《新语》卷上《道基》又说：“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晋而亡。”对于秦政的失败，亦直接归罪于对“力”的推崇：“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秦亡，可以看作“愚者以力相乱”的典型。论者提示：“大怒之威，非气力所能行也。”“统四海之权，主九州之众，岂弱于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为贫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天下也。”又就秦亡的教训警告当世执政者：“果于力而寡于义者，兵之所图也。”②论者强调，实现“善”的境界，在于“绝气力，尚德也”。③
贾谊《过秦论》对于秦始皇“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的批评，注意到了历史条件的要求：“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④以为“并兼”时代有历史合理性的“诈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无限度沿用，是致使秦败亡的主要原因。在贾谊的认识中，“诈力”和“仁义”,“诈力”和“顺权”,显示政治方向的鲜明对照，但是“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应当理解历史情势的不同要求。
作为个人取向，看重“德”还是看重“力”,体现了“君子”“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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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语》卷下《怀虑》又说：“鲁庄公据中土之地，承圣人之后，不修周公之业，继先人之体，尚令牌威，有万人之力，怀兼人之强，不能存立子纠，国侵地夺，以洙、泗为境。”指出“权”“威”、“万人之力”、“兼人之强”等等，都不能看作绝对的政治优势。
②《新语》卷下《本行》。
③《新语》卷上《慎微》。
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的对立。《法言•渊骞》写道：“君子绝德，小人绝力。或问绝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谟，非绝德邪？力，秦悼武、乌获、任鄙，扛鼎扑牛，非绝力邪？”李轨注：“皆以多力，举重崩中而死，所谓不得其死然。”对于“秦悼武、乌获、任鄙，扛鼎排牛”等“力士”的表现，表达了与秦文化背景下明显不同的评价。
对于“力人”“力士”所指称人的才与能的“力”,稍晚又有刘劭《人物志》卷中《材能》的说法：“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刘劭认为，所谓“力能过人”或者“气力过人”,只是“材能”中较低层次的表现。他对于“力”、“勇”、“智”、“聪”、“明”、“胆”,乃至“兼有英雄”若干层级“材能”的分析，提出了有一定深度的人才思想。其中“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的说法，出现了“力人”称谓，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这些议论的发表，距离《左传》中出现“秦之力人”字样，已经相隔八百多年了。
后来对“力”以及“尚力”者的鄙视，又见于宋儒程子《伊川易传》卷三《周易下经》：“小人尚力，故用其壮勇。”邵雍《君子吟》写道：“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树恩，尚力树敌。”①《朱子语类》卷七说到“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的道德培养理念，也反映了儒学的德教宗旨。“尚力’是受到鄙弃的。元代学者王申子《大易缉说》卷六《下经》说：“小人尚力者，用之则为勇猛，怙强好胜。若固守此道，而行危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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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邵雍：《击壤集》卷一六。
②有的现代史学家在总结秦史时对秦武王和他识拔的“力士”们有所批评。例如林剑鸣《秦史稿》说“武王一味嗜武，所以十分喜欢力士，对有些力士如任鄙、乌获、孟说等皆委以高官。武王自己也有一身蛮力气，因为向往着象征着周天子权位的周鼎，所以常常以举鼎为戏。公元前三〇七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在同力士孟说举鼎时，胫骨被折断，至当年八月竟因此死去。这一个雄心勃勃的武王，因好勇逞能，偏要做力不胜任之事，所以当了四年国君就离开了人间。”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8页。所谓“好勇逞能”与所谓“怙强好胜”,其实可以作近义语理解。
后世对于秦文化“尚力”倾向的评断，长期以批判为主流。然而如果以儒学正统“小人尚力”、“小人绝力”的态度作为考察秦史的认识基点，也许难免简单化片面化之失，不利于全面公正的历史判断。
《盐铁论•力耕》载录“文学”的议论：“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其中“尚力”和“躬耕”对说，是受到全面肯定的。而秦政的“尚力”风格，在奖励“力耕”方面也有突出体现，是不宜忽视的历史事实。
《后汉书》卷三〇下《襄楷传》载襄楷上疏：“周衰，诸侯以力征相尚，于是夏育、申休、宋万、彭生、任鄙之徒生于其时。”①“力士”之徒地位的上升和影响的扩大，是在“诸侯以力征相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历史现象。战国武力竞争时代，按照贾谊《过秦论》的说法：“诸侯力劲，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所谓“并兼者高诈力”,是共同的文化取向。就秦“力士”的历史表现而言，在当时未必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各自的素质，亦不宜简单地一概否定。马非百《秦集史》对著名秦“力人”“力士”区别言之，以为：“至辐氏之战，杜回以误踬结草而颠，致为晋师所获。盖亦孔子所谓‘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是以知有勇无谋之果不足贵也！”然而对于任鄙，则赞赏有加：“任鄙不与举鼎之役，贤于贲、获远矣。故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而独不称贲、获。何则？不自恃其勇力者，乃真为有勇力者也。司马氏于鄙为汉中守，始、卒，皆特笔书之，非以其善用己长故耶？”②所讨论的四位秦“力人”“力士”,被分为三个等级。王遽常《秦史》在《三力传》结尾则写道：“论曰：鄙为守，能久于其任。获至老寿，必有以自贵其勇者。贲生于生死贵富，举无以易其勇，盖庶几有勇德焉。虽以非命死而非其罪。则三子者，岂徒力而已哉！”③以为“三力”于“勇”“力”之外，亦各有其可“贵”之“德”。看来，扬雄的评论，“秦悼武、乌获、任鄙，扛鼎拧牛，非绝力邪？”包括秦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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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贤注：“并多力之人也。夏育，卫人，力举千钩。宋万，宋人，杀愍公，遇大夫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齿著门阖。彭生，齐人，拉鲁桓公干而杀之。范雎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详何世也。”
② 马非百：《秦集史》,第368页。
③ 王遽常：《秦史》,第181页。
均一并指斥为“小人”,也许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
秦汉“女巫”及其文化表演
鲁迅曾经写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①有学者指出：“汉代巫者活动的‘社会空间’,几乎是遍及于所有的社会阶层，而其‘地理范围’,若结合汉代巫俗之地和祭祀所的分布情形来看，也可以说是遍布于各个角落。《盐铁论》中，贤良文学所说的‘街巷有巫，闾里有祝’,似乎是相当真实的写照。”②应当看到在战国秦汉时期数百年间的历史过程中，巫风和鬼道曾经长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巫”,是古代社会专门交通鬼神与人界的承当神媒的人。《国语•楚语下》写道：“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说文•巫部》在解释“巫”的意义时说：“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在“觋”字条下又写道：“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也写道：“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周礼•春官宗伯•神仕》贾公彦疏：“此‘神仕’是巫。”“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者，男子阳，有两称，名‘巫’名‘觋’,女子阴，不变，直名‘巫’,无‘觋’称。”
“女巫”在战国秦汉社会生活中，曾经发挥重要的作用。分析当时作为社会特殊角色的女巫的文化存在和文化表演，可以充实对于战国秦汉社会历史的认识。
1.“女巫”与宫廷巫术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在记述汉初刘邦时代神祠制度的初步制定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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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43页。
②林富士：《汉代的巫者》,稻乡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粉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
可知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确定神权秩序时，“女巫”曾经作为正式神职人员服务于都城长安的皇家神祠。
《三辅黄图》卷五引《汉武故事》：“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甘泉宫通天台在举行“祠祀”典礼时使用“八岁童女三百人”,令“舞”以“招仙人”,也可以说明“女巫”在当时宫廷神祠制度中的重要作用。
汉代“巫蛊”之案往往首发于后宫。汉武帝时代著名的“巫蛊之祸”的最初发生，以卫皇后之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①为标志。据《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汉武帝回顾“巫蛊之祸”的历史时，谈到“巫蛊始发”的情形，又曾经说道：“昔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可见宫中行“巫蛊”者多为女子。《汉书》卷五九《张汤传》写道：
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党与，上以为能，迁太中大夫。
被判定为陈皇后行“巫蛊”之“党与”的，正是活动于宫中的女巫。《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孝武陈皇后》：
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愈怒。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女子楚服等”的身份，应当就是女巫。从“陈皇后巫蛊狱”“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可以知道，以楚服为首的女巫集团，曾经有相当广泛的巫术活动。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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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武帝纪》。
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其中细致描写了陈皇后孤居冷宫，寂寞无聊的情状“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踪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愆殃。”①这里所谓“昔日之愆殃”,当包括用女巫行“巫蛊”事。《长门赋》又有“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的文句，也指出了“惑于巫祝”的心理背景。
在因“巫蛊”引发的历史悲剧中，被察验行“巫蛊”事者，又多有接近宫廷生活的贵族女子。如《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将军公孙敖，……坐妻为巫蛊，族。”《汉书》卷六三《公孙敖传》也写道，公孙敖“凡四为将军”, “坐妻为巫蛊，族。”又如卷九四上《匈奴传上》：“贰师妻子坐巫蛊收”等，都反映贵族女子卷入“巫蛊”案的情形。其所以致罪，当是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巫”的角色。
除了涉及最高权力斗争的“巫蛊”大案席卷京师政治中枢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企图借助“巫”的活动影响高层政治生活方向的史例。《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广陵厉王刘胥》记述了刘胥利用“女巫”以宫廷巫术谋求帝位的事：
始，昭帝时，(刘)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钱，使祷巫山。会昭帝崩，胥曰：“女须良巫也！”杀牛塞祷。及昌邑王征，复使巫祝诅之。后王废，胥寖信女须等，数赐予钱物。宣帝即位，胥曰： “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复令女须祝诅如前。……胥又闻汉立太子，谓姬南等曰：“我终不得立矣。”乃止不诅。
后来因刘胥子犯罪，广陵相胜之奏夺刘胥射陂草田以赋贫民②,得到汉宣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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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选》卷一六司马相如《长门赋》。
②“相胜之奏夺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事。《汉书人名索引》系于“暴胜之”条下，恐不确。事在宣帝时，据《汉书》卷六《武帝纪》,暴胜之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秋七月自杀。广陵相胜之当是另一人，其姓氏未可考。
批准。刘胥心怀不满，“复使巫祝诅如前”。然而事情终于暴露：
居数月，祝诅事发觉，有司按验，胥惶恐，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
“女巫”先曾利用，后被杀害“绝口”。所谓“胥寝信女须等”,说明刘胥所利用的“女巫”并不止女须一人。
类似的史例，又有《汉书》卷八〇《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哀帝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欢等祠祭诅祝上，为(刘)云求为太子。”①《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下•孝元冯昭仪》还记载，中郎谒者张由诬言中山太后祝诅汉哀帝及太后傅昭仪，于是导致大狱。此案因“巫刘吾服祝诅”,终于以“祝诅谋反，大逆”罪名定案。“巫”活动于宫廷，前者又有与“婢”合作的情节，因而极可能是女性。《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广陵思王刘荆》：“(刘荆)使巫祭祀祝诅，有司举奏，请诛之，荆自杀。”《论衡•恢国》关于此事，说“广陵王荆迷于㜸巫”。“㜸”,或解作婢妾。②所谓“㜸巫”,很可能也是女巫。
“巫”的行为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浓重政治色彩的史例，又如《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中所谓“(樊崇)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神助”事。范晔又写道：
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③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时方望弟阳怨更始杀其兄，乃逆说(樊)崇等曰：“更始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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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四五《息夫躬传》：“是时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诅上，太后及弟宜乡侯冯参皆自杀，其罪不明。是后无盐危山有石自立，开道。躬与(孙)宠谋曰：‘上亡继嗣，体久不平，关东诸侯，心争阴谋。今无盐有大石自立，闻邪臣托往事，以为大山石立而先帝龙兴。东平王云以故与其后日夜桐祭祝诅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术以医技得幸，出入禁门。霍显之谋将行于杯杓，荆轲之变必起于帷幄。事势若此，告之必成；发国奸，诛主雠，取封侯之计也。’躬、宠乃与中郎右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上恶之，下有司案验，东平王云、云后谒及伍宏等皆坐诛。上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颖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②《正字通•女部》：“要，俗孽字。”“婢妾必从女也。”旧注：“‘夔’音孽，婢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