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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善注：“《西京杂记》曰：东海黄公，立兴云雾。《汉官典职》曰：正旦作乐，漱水成雾。”
② 李善注：“《西京杂记》曰：东海黄公，坐成山河。又曰；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画地成河。”吕延济注：“奇幻，谓幻人能分一身作数人，或吞刀，或吐火，或起云雾，或画地成川河。”
③ 李善注：“善曰：《西京杂记》曰：东海人黄公，少时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饮酒过度，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以赤刀往厌之，术不行，遂为虎所食。故云不能救也。皆伪作之也。”
④薛综注：“突然倒投，身如将坠，足跟反维槿上，若已绝而复连也。”
⑤ 薛综注：“弯，挽弓也。鲜卑，在羌之东，皆于幢上作之。”
⑥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说，“迄今发现‘吐火’的汉代石刻已近10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⑦徐州博物馆：《论徐州汉画像石》,《文物》1980年第2期。据记述：“伎人吐火为杂技中比较惊险的场面。《西京赋》云：‘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像石中一伎人手持一喇叭形物，鼓腮用力在吹，火焰从喇叭管中喷出，熊熊燃烧，这节目应为一种魔术。”
⑧ 朱锡禄：《嘉祥五老洼发现一批汉画像石》,图四，《文物》1982年第5期。朱锡禄：《嘉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图1.图92。
⑨闪修山等：《南阳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5页。
⑩其画面为：“一人头戴白色尖顶帽，身穿黑色白花条与红条贴身短袍，腰束红色带，下穿红色束口裤，脚穿黑色长筒靴，右腿前伸，左腿后弓，双手拿一黑色细长竿的吹火器在表演。吹火器的前端呈喇叭状，直伸向舞蹈者的面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页。
深目高鼻长须，正是胡人形象。①
“弄蛇”的画面，也多见于汉代文物资料。②
《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术列传下•解奴辜》记载：“解奴辜、张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国人也。皆能隐沦，出入不由门户。奴辜能变易物形，以诳幻人。”解奴辜事迹，也可以帮助我们增进对东汉民间“幻人”活动的理解。
2.“幻人”故乡：“国善眩”“多奇幻”
史籍中可见关于“幻人”来路的文字记载，多说由自西域通路。
例如，《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在记述“条枝”风土民俗时，有“国善眩”语：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
关于“善眩”,裴骃《集解》：“应劭曰：‘眩，相诈惑。’”张守节《正义》：“颜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颜说的解释更为具体。司马迁还写道：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扞䍒、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
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变化惑人也。’按：《魏略》云‘犂靬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小颜亦以为植瓜等也。”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中记述同一史实，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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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阳文物研究所：《南阳汉代画像砖》,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图91。
②如山东嘉祥刘村洪福院汉画像石与宋山汉画像石，朱锡禄：《嘉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图1,图52。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也可见“弄蛇”画面，参看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科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图24。
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犛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眩，相诈惑也。邓太后时，西夷檀国来朝贺，诏令为之。而谏大夫陈禅以为夷狄伪道不可施行。后数日，尚书陈忠案汉旧书，乃知世宗时整靳献见幻人，天子大悦，与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颜师古对于“眩人”之术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
按照颜师古的解释，唐代仍然盛行的“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在汉代已经由“眩人”即“幻人”引进，而传入之路，乃“本从西域来”。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乌弋山离国》关于“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的乌弋山离国风习，也有“善眩”的说法。颜师古依然解释道：“‘眩’读与‘幻’同。”
在关于安息国的记述中，班固也写道：
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犂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
也说“眩人”即“幻人”是由西域通路而来。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所谓“加其眩者之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张守节《正义》：“言汉人幻人工妙，更加于黎靬。”以为有“黎靬”与“汉人幻人”两种“幻人”。但是“幻人”之术的发明和导入，仍由于“黎靬”。
伯希和认为：“此犂靬亦即亚历山大之译音也。当时《史记》《汉书》所记此国之事，惟言纪元前一四〇至八六年间，安息王以犂靬眩人献于汉，当时亚历山大之魔术者，颇著名。《后汉书》亦曾志及其人由印度赴东方也。则当时之犂靬，即指埃及之Alexandrie。至纪元一世纪末年，中国人与叙利亚(Orientsyrien)相接之后，始以大秦名其地。”①
《列子•周穆王》中有“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传说②,而所谓“老成子学幻”的故事也与西方有关。③“化人”,晋人张湛注：“幻化人也。”而杨伯峻还指出，“西极”,《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太平御览》卷一七三、卷六二六引作“西域”,《艺文类聚》卷六二引作“西胡”。④可知魏晋时期流行的传说依然倾向于“幻人”西来。
3.经由西南夷的“幻人”
伯希和所谓“《后汉书》亦曾志及其人由印度赴东方也”,即与“幻人”西来不同的另一种历史记录。
《后汉书》卷五一《陈禅传》中，记载了“幻人”经西南夷地区转入中原的史实：
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禅独离席举手大言曰：“昔齐鲁为夹谷之会，齐作侏儒之乐，仲尼诛之。又曰：‘放郑声，远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尚书陈忠劾奏禅曰：“古者合欢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门，故《诗》云‘以《雅》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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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伯希和：《犂靬为埃及亚历山大说》,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七编第34页。
②《列子•周穆王》：“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寝以居之，引三牲以进之，选女乐以娱之。”
③《列子•周穆王》：“老成子学幻于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请其过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进之于室。屏左右而与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顾而告予曰：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难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吾与汝亦幻也，奚须学哉？’老成子归，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翻校四时；冬起雷，夏造冰。飞者走，走者飞。终身不箸其术，故世莫传焉。”
④ 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页。
《韎》《任》《朱离》’。今掸国越流沙，逾县度，万里贡献，非郑卫之声，佞人之比。而禅廷讪朝政，请劾禅下狱。”有诏勿收，左转为玄菟候城障尉。
陈忠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胸襟，以所谓“四夷之乐陈于门”的古礼，驳斥了陈禅排拒“夷狄之技”的狭隘之见。但是，他所谓“今掸国越流沙，逾县度，万里贡献”语，却有文化方向的错误，亦反映“幻人”经西域“流沙”“县度”之路而来的说法有深锢的影响。
不过，范晔毕竟明确记载了“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的事实。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哀牢》也有记述：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说：“(汉武帝)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颜师古注：“自安息以下五国皆西域胡也。犛靬即大秦国也。”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有关于大秦国的记述：
大秦国一号犂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国有小城邑合四百余，东西南北数千里。其王治浜侧河海，以石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苇、杨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种五谷，畜乘有马、骡、驴、骆驼。桑蚕。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其俗能胡书。其制度，公私宫室为重屋，旌旗击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从安息绕海北到其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但有猛虎、狮子为害，行道不群则不得过。
所谓“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强调熟习幻术竟然是其地民俗。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写道，西域西行可以至大秦国：“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又写道：“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壁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
关于其地“谲怪”,李贤注引鱼豢《魏略》则写作：“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较《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多“非常”二字。
可见，当时中原人对于大秦国，已经有较西汉人更为具体的了解。而“奇幻”“谲怪”种种，被看作其民俗风格的典型特征。这种对于大秦国的认识，是通过何种渠道得到的呢？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又写道：
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
这样说来，《魏略》的作者当时已经认识到海西幻人的来路大略有三条，即：
1.西域陆路；
2.交趾海路；
3.海陆兼行的益州、永昌路。
由海路经行交陆的通路，有《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大秦国》所谓“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的史证。范晔还指出：“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疑心是传递间出现的问题。
两汉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东。东汉时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东北。
4.永昌通路“幻人”足迹
永昌通路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是不宜忽视的。
虽然《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哀牢》有“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的记载，而“复遣使者”之所谓 “复”,则明示此次“献乐及幻人”,并不是第一次正式交往。此前通过这一地区的外交活动的记录，还有：“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汉和帝永元六年即公元94年。永元九年即公元97年。莫延“遣使译献犀牛、大象”,在“幻人”因雍由调的友好行为进入内地二十六年之前。此外，“永初元年，徼外焦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史事也值得注意。汉安帝永初元年即公元107年，也在雍由调永宁元年(120)“献乐及幻人”十三年前。
有学者指出，“掸国就是今缅甸境内的掸邦”。而对于“敦忍乙”、“焦侥种夷”所在，学界虽意见不一，但是都认为在今缅甸境内。①
另一情形更值得我们注意，即《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在“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以及“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之后，又说：“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可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永昌通路服务文化交往的效能，甚至曾经超过西域通路。
《西京杂记》卷三写道：“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又说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术见，遂有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雨雾。”这里所说的“幻术”,与张衡《西京赋》中说到的“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有关，而未知渊源。《西京赋》中记述的有的“幻术”,却很有可能经由永昌通路传入。如：“白象行孕，垂鼻辚困。”虽然汉代长江流域仍然是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北界，②但是象生存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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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② 文焕然等：《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文焕然：《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野象分布》,文焕然：《再探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变迁》,均收人《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又得到驯养，以身毒国即今印度地方最为著名。《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月氏)其东南有身毒国。”张守节《正义》写道：“一名身毒，在月氏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以战。”其实，所谓“乘象以战”,本见同传张骞语：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其人民乘象以战”,是身毒其俗的最突出特点。①司马迁又写道：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驼，出丹，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祚，南方闭嵩、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今云南地区也有被称为“乘象国”的地方。从这些现象分析，所谓“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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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一《张骞传》：“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源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东离国居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
行孕，垂鼻辑囷”的幻术表演来自西南方向的可能性很大。虽然汉时南越地区也有驯象，①但是“白象”传说似多与古印度文化有较多联系，如《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临儿国”事，引述了《浮屠经》：“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又说：“此国在天竺城中。”
张衡《西京赋》中所谓“水人弄蛇”,有学者认为来自“南亚弄蛇之身毒(印度)”,是有一定道理的。论者又说：“云南晋宁出土的西汉透雕饰件，雕有弄蛇图，二人带剑舞跃，脚下巨蛇绕盘，无论从服饰和神态看，其人均与中土大不相同。云南地处南方边陲，饰件所反映的当为南方传入之弄蛇者形象。”②
《西京赋》：“非都卢之轻䢪，孰能超而究升？”李善注：“《汉书》曰：自合浦南有都卢国。《太康地志》曰：都卢国，其人善缘高。《说文》曰：赶，善缘木之士也。”又前引《西京赋》所说“都卢寻槿”,李善注：“《汉书》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所引当即《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颜师古注列录了如下的解释：
晋灼曰：“都卢，国名也。”
李奇曰：“都卢，体轻善缘者也。砀极，乐名也。”
师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谓賨人也，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俞之乐。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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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南越献驯象。”《三国志》卷六〇《吴书•贺齐传》：“(贺齐)被命诣所在，及当还郡，(孙)权出祖道，作乐舞象。”裴松之注引《吴书曰：“权谓齐曰：‘今定天下，都中国，使殊俗贡珍，狡兽卒舞，非君谁与？’齐曰：‘殿下以神武应期，廓开王业，臣幸遭际会，得驱驰风尘之下，佐助末行，效鹰犬之用，臣之愿也。若殊俗贡珍，狡兽率舞，宜在圣德，非臣所能。’”
②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观示者，视之令观也。”
“巴俞之乐”发生的地域，也正在西南方向。“都卢”作为国名的理解可能是正确的。《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说南海交通：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
颜师古注：
都卢国人劲捷善缘高，故张衡《西京赋》云“乌获扛鼎，都卢寻幢”,又曰“非都卢之轻趫，孰能超而究升”也。
按照颜师古的解释，“都卢”就是“夫甘都卢国”。其方位，一说在缅甸西南部或马来半岛北部。或以为即突罗朱、敦忍乙的异译，其地在缅甸。①而都卢杂技之内传早在西汉，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幻人”起初从永昌通路进入中原，很可能远在雍由调永宁元年(120)“献乐及幻人”之前。
有的杂技史专家认为，“都卢寻植”和“水人弄蛇”,就是“缅甸人的竿技和印度人的‘弄蛇’”。②这样的看法大致可信。
从杂技史的角度看，“西域幻术，多是形象残酷的节目。‘吞刀’真的把刀插入食道；‘吐火’亦属苦刑幻术；‘屠人’、‘杀马’、‘自支解’,大都来自印度。汉安帝时，‘天竺献技，能自断手足，刳腹胃’,均为血淋淋的玩艺，后世亦屡有出现。唯‘种瓜’乃流行于印度及南亚的优秀节目，表现了下种、引蔓、结瓜于顷刻之间，为中国观众所喜好而流传至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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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4页。“敦忍乙”为“都卢”的对音的说法，见方国瑜《十三世纪前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7月27日。
②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③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68页。
“印度及南亚”杂技传入中土，最便捷的路线自然是永昌通路。
《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说张衡著《二京赋》事：“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如果“十年乃成”自“永元中”计，即使自使用“永元”年号的最后一年永元十六年(104)后推十年，张衡《西京赋》成，当在公元114年。这样说来，其中关于“都卢寻幢”、“水人弄蛇”、“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一类“幻人”之术的记述，在“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史事之前。这一情形，也是我们在思考永昌通路究竟何时开通时应当注意的。
史籍记载，汉武帝听到张骞介绍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知身毒国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有开通西南夷通路的决策。但是，从许多迹象看，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有民间的交往通过这一路线得以实现。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可见鱼豢议曰：“俗以为营廷之鱼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时之气，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与其生之短也。余今泛览外夷大秦诸国，犹尚旷若发蒙矣，况夫邹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测度乎！徒限处牛蹄之涔，又无彭祖之年，无缘托景风以迅游，载骋衰以遐观，但劳眺乎三辰，而飞思乎八荒耳。”鱼豢的话，体现出一种比较阔远的文化眼界，一种比较宽宏的文化精神。
考察永昌通路的历史文化作用，有助于认识汉代人形成“飞思乎八荒”的世界观的时代背景。汉文化吸纳外来积极影响形成丰富内涵的情形，也可以因此得到较为具体、较为生动的说明。而这条通路重要意义的显示，因“幻人”这些外来艺术家的足迹得以证明。这或许也是“幻人”称谓讨论的文化价值之一。
汉代的“神童”
汉代出现了“神童”称谓。“神童”故事的发生与传播，体现出社会文化的繁荣和民间教育的进步。而齐鲁“神童”在汉代“神童”谱中形成了十分光彩的文化影响，是以齐鲁地方文化传统方面的优势为重要背景的，也是与齐鲁地方教育事业的发达密切相关的。通过画像资料和碑刻资料所见“项橐”事迹在汉代齐鲁地方受到特殊的推崇，也值得文化史学者关注。
1.奇童•圣童•神童
《太平御览》卷三八四引《东观汉记》说到张堪“年六岁”,“才美而高，京师号曰‘圣童’”的故事。大致正是在汉代，又出现了“神童”这样的社会称谓。
《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论》关于扬雄的赞颂之辞中，有这样的文句：“雄子神童乌，七岁预雄《玄》文。年九岁而卒。”《华阳国志•后贤志》附《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列有“文学神童杨乌”,书中的注解写道：杨雄的儿子杨信，字子乌，七岁的时候就对杨雄著《太玄》有所助益。《法言•问神》：“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刘向别传》：“杨信字子乌，雄第二子，幼而明慧。”扬雄著《太玄》一书，杨信提供了很多帮助。
杨信帮助扬雄著《太玄》时的年龄，有的说“七岁”,有的说“九龄”。无论哪一种说法正确，这个曾经给大学问家扬雄有所提示的儿童，都是“神童”。现在看来，杨信很可能是最早被称作“神童”的聪慧幼儿了。
《艺文类聚》卷三一引《先贤行状》写道：“杜安入太学时，号曰‘神童’。时贵戚慕安高行，多有与书者，不辄发以虑后患，常凿壁藏书。当时皆嘉其虑远。”《后汉书•乐恢传》说到“颍川杜安”。李贤注引《华峤书》曰：“安亦节士也，年十三人太学，号‘奇童’。洛阳令周纡自往候安，安谢不见。京师贵戚慕其行，或遗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后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也有杜安“号曰‘神童’”的说法。①
汉末又有这样一位“神童”,评价者指出他“虽有才，性质不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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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艺文类聚》卷三一引《先贤行状》：“杜安入太学，时号曰‘神童’。时贵戚慕安高行，多有与书者。不辄发，以虑后患，常凿壁藏书。当时皆嘉其虑远。”《册府元龟》卷七七三《幼敏第一》：“杜安，年十岁名称乡里，至十五入太学，号曰‘神童’。”
导致其人生的败局。《册府元龟》卷八四二《知人》：“何祯，明帝时为秘书丞。时谯人胡康年十五以异才见选，又陈损益，求试剧县。诏特引见，众论翕然，号为‘神童’。诏付秘书，使博览典籍。帝以问祯：‘康才何如？’祯答曰：‘康虽有才，性质不端，必有负败。’后果以过见谴。”何祯的预言不知道有没有特别的心理背景，但是对“神童”的评价注意到才华与品性之间的关系，其人才观的眼光显然是值得肯定的。宋代学者马永易《实宾录》卷六“神童”条也说到胡康事：“魏胡康，年十五以异才见送，又陈损益，求试剧县，诏特引见，众论翕然，号为‘神童’。”原注：“《刘劭传》裴松之云：‘魏朝不闻有胡康，疑是孟康。’”
《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何晏别传》可见何晏少慧的故事：“晏时小养魏宫，七八岁便慧心大悟，众无智愚莫不贵异之。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神童”何晏竟然能够熟悉兵学，其知识面之广，确实令人惊异。
两汉“神童”事迹除了多体现为儿童的博学外，更多则言其机智。《后汉书》卷六一《黄琬传》记载：“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辩慧。祖父琼，初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师不见而琼以状闻。太后诏问所食多少，琼思其对而未知所况。琬年七岁，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初？’琼大惊，即以其言应诏，而深奇爱之。后琼为司徒，琬以公孙拜童子郎，辞病不就，知名京师。时司空盛允有疾，琼遣琬候问，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允发书视毕，微戏琬曰：‘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琬奉手对曰：‘蛮夷猾夏，责在司空。’因拂衣辞去。允甚奇之。”盛允“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的戏言，由自黄琼是江夏安陆人。
常林故事也以“幼智”著名。《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常林传》写道：“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也。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虽当下客，临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咸共嘉之。”对“临子字父”的批评，与当时“子讳父字”的风习有关。
在汉魏之际进行过活跃的政治表演的锺会，也曾经是著名的神童。《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锺会传》说他“少敏惠夙成”。五岁的时候，曾经去见中护军蒋济，蒋济赞叹他特殊的才质，说：“非常人也！”锺会的事迹告诉我们，“神童”也是通过勤奋学习方能完成自我锤炼的。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锺会传》裴松之注引锺会母亲的传记：“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谓会曰：‘学猥则倦，倦则意怠；吾惧汝之意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雅好书籍，涉历众书，特好《易》、《老子》,每读《易》孔子说鸣鹤在阴、劳谦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户庭之义，每使会反复读之，曰：‘《易》三百余爻，仲尼特说此者，以谦恭慎密，枢机之发，行己至要，荣身所由故也，顺斯术已往，足为君子矣。’正始八年，会为尚书郎，夫人执会手而诲之曰：‘汝弱冠见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则损在其中矣，勉思其戒！’”锺会日后的政治方向姑且不论，他在自我设计的特定的人生道路上取得的成功，与他母亲的引导和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锺会的母亲所教给他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生的哲理和历史的经验。①
古来有“圣祚平承，神童间出”的说法。②从汉末“神童”故事密集出现的情形看，以为“神童间出”必定与政治稳定相关的见解未必符合历史真实。然而检点古代“神童”谱，却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与文化发展和教育普及之间的密切关系。汉代“神童”的发生以及“神童”事迹的传播，可以看作社会文化进步的时代标志之一。
2.“礼乐皆东”：齐鲁“神童”故事
汉代齐鲁地方的“神童”,有更为引人注目的文化表现。
东汉晚期著名大学问家郑玄，据说十六岁时得到了“神童”称号。《太平御览》卷八三九引《郑玄别传》说：
玄年十六，号曰“神童”。民有献嘉禾者，欲表府，文辞鄙略，玄为改作，又著颂一篇。侯相高其才，为修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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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王子今《汉代神童故事》,《学习时报》2007年6月25日。
② (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三四《诗歌赋咏》“杨文公”条。
《太平御览》卷九七八引《郑玄别传》作：“民有献嘉瓜者，异本同实，县欲表府，文词鄙略，君为改作，又著颂一篇，侯相高其才。”卷五八八引文则作“著颂二篇”。① 王利器据郑珍说，于《郑康成年谱》中写作：“玄年十六，号曰‘神童’。民有献嘉禾嘉瓜者，异本同实，县欲表府，文词鄙略，玄为改作，又著颂二篇。侯相高其才，为修冠礼。”②
郑玄十七岁时，曾经观气象而发布了准确的预言。《太平御览》卷八六八引《郑玄别传》写道：“年十七，在家，见大风起，诣县曰：‘某时当有火灾，宜祭爐禳，广设禁备。’时火果起，而不为害。”所谓“宜祭爐禳”,是在当时文化背景下适合礼俗传统的预防措施，而“广设禁备”,则是切实的消防措施了。
《太平广记》卷二一五引《玄列传》说：“玄八九岁，能下算乘除。”《世说新语•文学》：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
刘孝标注引《玄别传》：
玄少好学书数，十三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年十七，见大风起，诣县曰：“某时当有火灾。”至时果然，智者异之。年二十一，博极群书，精历数图谶之言，兼精算术。
看来，郑玄不仅精通“《五经》”“礼乐”,对于当时“书数”“天文”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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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五八八引《郑玄别传》：“民有嘉瓜者，异本同实，县欲表附，文辞鄙略，君为改作，又著颂二篇，侯相高其才。”
② 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2页。引郑珍说：“此事，《御览》惟《禾部》(八三九)所引文详，《颂门》(五八八)云：‘著颂二篇。’乃原文也，纂人依类隶事，故于不则去其嘉瓜，于瓜(九七八)则去嘉禾，各云著颂一篇，至《颂门》亦不及嘉禾，则由传抄误脱。(《传注》)”
用之学，也相当熟悉。
郑玄的身边，还有另外两位著名的“神童”。《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写道：“乐安国渊、任瑕，时并童幼，(郑)玄称渊为国器，锻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说郛》卷五八下刘昭《幼童传》说：“任瑕。乐安任瑕者，十二就师，学不再问，一年通三经。乡人歌曰：‘蒋氏翁，任氏童。’言蒋氏之门老而方笃，任家之学幼而多慧。”
又《册府元龟》卷七七三《幼敏第一》写道：“任昭，先名瑕，世为著姓，夙智蚤成。乡人为之语曰： ‘蒋氏翁，任氏童。’年十四始学，疑不再周，三年中诵《五经》,皆晓其义，兼包群言，无不综览。于时学者号之为‘神童’。”《隋书•经籍志三》著录：“《任子道论》十卷，魏河东太守任锻撰。”就是这位汉末“神童”的文化贡献。
《册府元龟》卷七八七《德行》记录了这样的“神童”事迹：
任最幼号“神童”。及汉末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龈取直如常。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疋。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疋。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锻自取本价八疋。共买者惭，亦退还取本价。
看来郑玄“瑕有道德”的评价是准确的。而“神童”不唯“夙智蚤成”,尤重视道德修养，任锻的事迹引人注目。
《太平御览》卷三八五《人事部•幼智下》引《管辂别传》说到管辂年少好学深思，才情得到学界发现的生动故事：
辂年八九岁，便喜仰视星辰。得人辄问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鸡野鹄，犹尚知时，况于人乎？与比邻儿共戏土壤中，辄书地作天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说事，语皆不常。宿学耆人不能及。①父为琅邪顾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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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二八七引作：“辂年八九岁，便喜仰视星辰。得人辄问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鸡野鹄，犹尚知时，况于人乎？与比邻儿共戏土壤中，辄书地作天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说，事语皆不常，宿学耆人，不能折之。”
长①,时年十五，来在官舍，始读《论语》及《易》,便开源布华，辞义斐然。是时黄上诸生四百余人，皆伏其才。琅邪太守单子春，雅有才度，闻辂一黄之隽，欲见之。父遣辂造之，大会宾客百余人。辂既年少，惧失精神，请先饮三升清酒然后言。子春大喜，便酌酒独使饮之。春曰：吾自欲与卿旗鼓相当。于是唱大语之端，遂经乎阴阳。子春及众士卒共攻劫，请难风起，而辂对答，言皆有余。②至日向暮，酒食不得。子春语众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听其言语正似司马子《游猎》之赋，何其磥硌雄壮，英神畅茂，必能明天文地理变化之数。于是发身徐州，号之“神童”。
“三升清酒”,《艺文类聚》卷一七引作“三斗”。③《太平御览》卷六一七《学部•谈论》引《管辂别传》对于管辂与琅邪太守单子春“及众士”的论辩，有更为具体的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