辂父为琅邪即丘长。辂时年十五，琅邪太守单子春雅有才度，闻辂一时之俊，欲得相见。辂父即遣辂造之，大会宾客百余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辂问子春：府君多嘉宾，有雄贵之姿。辂既年少，胆志未刚，若欲相观，惧失精神。先饮三升清酒，尽之然后而言。子春大喜，便酌三升酒，独使饮之。酒尽之后，问子春：今欲与辂为对者，府君邪？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自欲与卿旗鼓相当。辂言；始读《书》论《易》,本学问微浅，未能上引圣人之道，陈周汉之事，但论金木火水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难者，而卿以为易邪？于是唱大论之端，遂造阴阳，文彩葩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发天然。子春及众士互共攻劫，论难锋起。而辂人人答对，言皆有余。至日向暮，酒食不行。于是发声徐州，号之“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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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按：“顾邱”,应为即丘。在今山东临沭西。
②《太平御览》卷三七六引作：“辂与人人对答，言比有余。”
③《艺文类聚》卷一七引《管辂别传》：“辂谓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贵之资。辂既年少，胆未坚刚，若欲相观，惧失精神。请先饮酒三斗，然后与言。’子春大喜，酌三斗，独使饮之。于是辂人人答对，言皆有余。”
《艺文类聚》卷五五引《管辂别传》：“冀州刺史裴徽召为文学从事。一相见，清谈终日，不觉罢倦。再相见，转为巨鹿从事。三相见，转为治中。四相见，转为别驾。至前十日，举为秀才。”①《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引《管辂别传》说：“赵孔曜言辂于冀州刺史裴徽，即檄召辂。一相见，清论终日不见疲倦。天时大热，移床在庭前树下，乃至鸡鸣，向晨然后出。自尔四见，引辂为别驾。”《太平御览》卷三八○引《管辂别传》记载诸葛原对管辂的评价：“卿有冰鉴之才，所见者妙，仰观如神。”②可以推知这位“神童”在成年之后，依然才具出众。
所谓“发身徐州”,又作“发声徐州”,说少年管辂因“才器”异常，气质表现“硼略雄壮，英神畅茂”,于是在徐州地方声名响亮，号称“神童”。
《说郛》卷五七上陶潜《群辅录》引《济北英贤传》说到所谓“济北五龙”：
胶东令卢汜昭字兴先，乐城令刚戴祈字子陵，颖阴令刚徐晏字孟平，泾令卢夏隐字叔世，州别驾蛇邱刘彬字文曜，一云世州。
右济北五龙，少并有异才，皆称“神童”。当桓灵之世，时人号为“五龙”。见《济北英贤传》。
在陶潜笔下，此“五龙”和“八俊”、“八顾”、“八及”并说，应当也是“桓灵之世”社会舆论人物品评的记录。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所谓“济北五龙，少并有异才，皆称‘神童’”。出身于一个地区的“神童”组合，体现了当时区域文化的某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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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六一七引作：“冀州刺史裴徽召辂为文学从事，相见亲辂终日不觉罢倦。再相见转为治中，四相见，转为别驾。前至十月，举为秀才。。
②《艺文类聚》卷二九、《初学记》卷一八及《太平御览》卷四八九引作诸葛乐语，文辞略有不同。
③(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四“兄弟十龙”条：“济北泛昭、戴祈、徐晏、夏隐、刘彬，俱‘神童’,号‘炖煌五龙’。”“炖煌”字误。《山堂肆考》卷一〇三“济北五龙”条：“《济北英贤传》纪昭、戴所、徐宴、夏隐、刘彬，时号为‘济北五龙’。按纪昭，汉桓灵时人。又晋索靖字幼安，炖煌人，少有逸群之量，与泛衷、张彪、索紒、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炖煌五龙’。”
3.少年孔融的文化表现
作为品德教育典范的著名的孔融让梨的故事，《太平御览》卷三八五也是列于《人部•幼智》题下的：
《孔融列传》曰：孔文举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由此宗族奇之。①
《后汉书•孔融传》说，“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据说“幼有异才”。李贤注引《融家传》说他“幼有自然之性”,又记述让梨故事：“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此宗族奇之。”《后汉书》卷七〇《孔融传》所记载孔融见李膺事，尤其透露出他的机敏：
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
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②
孔融对答之机智，使汉末名高一时的大名士也不能不赞叹。“高明必为伟器”的判断，成为准确的预言。
孔融在李膺廷前表现了出奇的从容与敏捷，绝不因为面对名人高士有丝毫畏惧。这似乎成为他的人生态度的特殊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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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又见《太平御览》卷二八七《兵部•机略六》。
②李贤注：“膺，颍川襄城人。《融家传》曰：‘闻汉中李公清节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门。’李固，汉中人，为太尉，与此传不同也。”
少年孔融“性好学，博涉多该览”。他不仅学识博厚，而且明大义，有胆气，敢于和黑暗政治势力纷争。孔融在党锢之祸发生时勇敢掩护反宦官的名士张俭，事后不避危难，慷慨争死，也因此成为名士：
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焉。融由是显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州郡礼命，皆不就。
张俭和他的朋友们对抗正统政治的斗争，体现出新的社会力量的立场。他们中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官僚富户阶层，和官僚士大夫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少年英锐，思想较为新进，言行较为勇敢，又和民间有较多的接触，对于弊政的危害，也有较为直接的感受。社会矛盾的激化，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思想震动，认识到汉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他们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其中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也对他们的观念倾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他们的表现，翦伯赞评价为：“小所有者阶层中的知识分子起来了”,“被称为士大夫的知识分子之出现于政治斗争的前线……”①“时融年十六”,就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参与了这一斗争，是值得重视的表现。
孔融后来面对政治强权清醒的政治判断和刚强的政治品格，依然表现出少年时期已经形成的清奇风骨。孔融与曹操的政治分歧虽然不可以一一作合理与不合理的判定，但是他反权威的立场，确实形成了醒目的历史影响。
孔融后来为曹操集团杀害。他的子女虽然没有“神童”名誉，敏锐的眼光和镇定的态度却也继承了孔融的风格。《后汉书》卷七〇《孔融传》记载：“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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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页。
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这位年七岁的女童，其孝心和勇气，可以和汉文帝时代引救父上书导致刑法改革的缇萦相比。南宋学者林同《孝诗》中有《缇萦》和《孔融女》两首：
缇萦
父淳于公有罪当刑，萦上书乞没为官婢，赎父罪。文帝悲怜之，诏除肉刑。
仁矣文皇诏，悲哉少女书。至今民受赐，非但活淳于。
孔融女
七岁，父先为曹操所杀，女临刑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
不忧身即死，惟恐死无知。倘得从父母，宁非我所期。①
有学者总结历代“神童”,汉代齐鲁“神童”中，是包括缇萦的。②
4.齐鲁“神童”出现的文化条件
宋人吴淑《事类赋》卷一〇《宝货部•钱》列有这样一则对文；
黄牛白腹知汉祚之复兴
青绮文襦骇神童之遽至
前句原注：“《汉书》曰，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钱，货币不行。蜀中童谣言：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自号白。五铢钱，汉货也。言天下当还刘氏。”后句原注：“《洞冥记》曰：汉武升望站台，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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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湖小集》卷九五，《两宋名贤小集》卷二三九，
② 赵忠心：《中国神童——先秦、秦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66—70页。
青鸭化为三小童，皆著青绮文襦，各握鲸文大钱五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动，因名曰‘轻影钱’。”
《洞冥记》即《汉武洞冥记》,“题后汉郭宪撰”,“皆言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之事”。①然而出自《洞冥记》神异故事的“骇神童之遽至”一语，却恰好可以看作汉代“神童”多有出现这一文化现象的象征性总结。
赵忠心《中国神童——先秦、秦汉》一书中，汉代“神童”除了“淳于缇萦”之外，出身齐鲁者还有东方朔、子奇②、匡衡、孔融、管宁、弥衡、王粲等。在所举列的汉代“神童”28人中，齐鲁“神童”多达8人，占总数的28.57%。其比率之高是惊人的。
论者选定汉代“神童”的标准和眼光，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但是齐鲁“神童”相对数量较多，出现比较集中，却是公认的历史事实。
齐鲁“神童”的密集出现，有特定的文化条件。
两汉时期，齐鲁曾经是文化强势地区。齐鲁地区基础深厚的文化，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对周边地区有重要影响的显著领先的优势。《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说：“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司马迁还写道：“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司马迁曾经赞颂鲁人的“揖让之礼”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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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36页。
②今按：《艺文类聚》卷一七引左思《白发赋》：“弱冠来仕，童髫献谟。甘罗乘轸，子奇剖符。”《艺文类聚》卷五〇引《新序》：“昔子奇年十八，齐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还之。已到，勿还也。’使者及之而不还。君问其故，对曰：‘臣见所以共载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决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还。’”《太平御览》卷二六八引《新序》略同。卷三八三引《国语》：“子奇年十八，齐君任为东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嘱使者曰：‘未至，追令还。已至，勿追。’未入东阿，使者反之。齐君问故，使者曰：‘臣见子奇同载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之决，此必能治东阿矣。’王曰：‘善。’”卷六二八引《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曰：“……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奏如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齿。”(唐)马总《意林》卷三《说苑》：“以老者智，少者决，必能治阿。子奇年十六，齐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反，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载皆白首也。子奇至阿，铸库兵以作耕器。魏闻童子治邑，库无兵，仓无粟，乃起兵击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战，遂败魏师。”(元)于钦《齐乘》卷六《人物》：“子奇，齐人，十八为阿邑宰。出仓廪以赈贫乏，邑内大化。见《说苑》。”子奇任为阿邑宰，据齐败魏，应是战国时人。
③《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
还亲临鲁地，感受这里特殊的文化氛围。《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写道：“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①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记载，他在踏上齐国故土时，也曾经感叹：“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可以推知，司马迁“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②的经历，对于他学术素养的形成和文化资质的造就，有重要的意义。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关于齐地文化的总结，重视其历史传统的作用。“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班固又写道：“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饰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对于鲁地文化的特色，《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突出强调了其重视文教礼义的基本风格：“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少者相让，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断断如也。”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
陈直曾经著文论述西汉时期齐鲁文化人的学术艺术成就，题为《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其中凡举列九种，即：一、田何、伏生等的经学；二、褚少孙的史学；三、东方朔的文学；四、仓公的医学；五、尹都尉的农学；六、徐伯、延年的水利学；七、齐人的《九章算术》；八、宿伯年、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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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贞《索隐》：“言祗敬迟回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回’,义亦通。”
②《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巨孟的雕绘；九、无名氏的书学。陈直主要讨论了齐鲁人以上九种文化贡献，其他“至于《汉书•艺文志》所载师氏的乐学，《律历志》所载即墨徐万且的历学，《曹参传》所载胶西盖公的黄老学，其事实不够具体，故均略而不论”。陈直同时指出：“西汉时齐鲁人对学术上的贡献，如此之伟大，其原因远受孔子下官学的私学的影响。次则受荀卿游齐之影响，汉初齐鲁经学大师，如申培公、毛苌，皆为其再传弟子。再次则受齐稷下先生之影响，稷下为人才荟萃之地，百家争鸣，不拘一格。医学、农学、算学等，当必有从事研究者，在战国时开灿烂之花，至西汉时结丰硕之果，其势然也。”①
齐鲁文化扩展其影响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学的向西传布。②在儒学西渐的过程中，齐鲁文化依然通过不断进步保持着自身的优势。
就民间教育的发展而言，汉代是取得突出进步的重要时期。汉代童蒙教育实现了建设性的历史成就。当时，民间儿童教育程序形成了“幼童入小学”、“成童已上入大学”的大体确定的模式。官方对教育的干预也对童蒙教育的进步有促进作用。童蒙教育有向社会其他年龄层次普及的趋向，也值得我们注意。而“小学”逐渐成为专门学科的称谓，也是学术史进程中的重要现象。③
汉代齐鲁地方的民间教育，与文化传统有同样优越的地位。据《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出身齐鲁的著名儒学学者有17人：济阴成武人孙期，乐安千乘人欧阳歙，济阴人曹曾，乐安临济人牟长、牟纡，济阴定陶人张驯，鲁国鲁人孔僖、孔长彦、孔季彦，平原般人高诩，任城人魏应，琅邪东武人伏恭，山阳人张匡，山阳东缗人丁恭，北海安丘人周泽，北海安丘人甄宇，任城樊人何休。这些尚不包括郑玄、孔融等人在内的齐鲁文化名人，占据了《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著录人数的35%以上，区域比重是惊人的。
这些著名的儒学学者，许多同时又是教育家。例如，孙期“远人从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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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直：《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文史考古论从》,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182页。
② 王子今：《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风格与儒学的西渐》,《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
③王子今：《汉代的“小学”》,《学习时报》2007年6月11日；《两汉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欧阳歙“教授数百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牟纡“隐居教授，门生千人”,孔长彦、孔季彦“门徒数百人”①,魏应“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伏恭“敦修学校，教授不辍”,丁恭“教授常数百人”,周泽“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甄宇“教授常数百人”。②
又据《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琅邪东武人伏湛“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两汉之际，社会动乱， “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后汉书》卷二六《牟融传》记载：北海安丘人牟融“少博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后汉书》卷二七《王良传》：“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后汉书》卷二七《承宫传》记载：
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遭天下丧乱，遂将诸生避地汉中……
承宫勤苦求学，学成后又“归家教授”。他的人生路径，从“学”与“教”两个方面反映了汉代齐鲁地方的教育普及状况。
《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说，鲁国薛人曹褒“教授诸生千余人”。《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檀敷》：“檀敷，字文有，山阳瑕丘人也。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这样的历史例证还有很多。
可以说明汉代齐鲁教育史进程的这些历史记录，也告知了我们当时“神童”智力文化发生和发育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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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
②《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
5.“项橐”画像透露的文化信息
汉代“神童”故事，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当时社会比较普遍地重视读书，重视学习，应当是“神童”较大面积出现的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而汉代社会具有比较积极的崇尚奋发进取的“少年”精神，或许也是“神童”故事得以发生和传播的条件之一。
《战国策》和《史记》中可以看到“项橐”故事。这位颇有识见的“神童”据说曾经“为孔子师”。
《战国策•秦策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题下写道：“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使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质于秦。文信侯因请张唐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为张唐谢绝。少庶子甘罗请命，文信君叱去。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奚以遽言叱也？”我们看到，鼓舞和激励“生十二岁”的“孺子”甘罗勇敢承担重要外交使命并终于取得成功的，是所谓“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也有关于甘罗事迹的记载，甘罗说服吕不韦时，同样举“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事，相关细节似更为具体。
《战国策》“项橐”,《史记》作“大项橐”。《论语•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对策，其中说道：“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人，项橐也。”《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称之为“达巷党人童子”。孟康所说或许本此。方观旭《论语偶记》说：“《史记•孔子世家》称‘达巷童子’。童子而知圣学之博，正不学自知者。《四书考异》以为不本正典不足信①,然汉人相传如此，当必有据。”对于“项橐”故事，论者以为“汉人相传如此，当必有据”。其实后来有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唐人皮日休《文薮》卷七专有“无项讬”条，否定“项讬”事迹的真实性。②对于“项橐”故事的起源，学人亦颇有疑议。如宋代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甘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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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翟灏：《四书考异》。
②《说郛》卷二六下皮日休《文薮杂著》。
‘项橐七岁为孔子师。’董仲舒对策：‘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孟康注：‘人，项橐也。’《隶释》载《逢盛碑》以为‘后橐’。孟康之说未知所出，《论语》注疏无之。”①考论其是否“有据”自然重要，不过，也许分析“汉人相传如此”这一文化现象，也是有意义的。
《淮南子•说林》：“吕望使老者奋，项讬使婴儿矜，以类相慕。”高诱注：“项讬年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故使小人之畴自矜大也。”《淮南子•修务》也写道：“夫项讬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论衡•实知》讨论“圣人”是否“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时，也涉及“项橐”故事。王充的分析自有认识论方面的深意，我们更为注意的，是“项橐”故事在汉代广泛流行的文化史的事实。②
《隶释》卷一〇《童子逢盛碑》赞扬“年十二而夭”的逢盛“聪睿敏达”,有“才亚后橐，当为师楷”的文字。洪适说： “其文云‘才亚后橐，当为师楷’,甘罗曰‘项橐七岁为孔子师’,《董仲舒传》孟康以‘达巷党人’为项橐，《赵广汉传》‘缿筩’之‘缿’音‘项’。碑以童子当为师楷，故比之项橐。‘后’‘缿’偏旁相类，‘缿’有‘项’音，故借‘后’为‘缿’,又借‘缿’为‘项’也。”还应当指出，《逢盛碑阴》最后署名为：“高密徐承兴祖，平寿孙嘉士宾，下密王升高□,琅邪东武孙理子义。右家门生。”高密在今山东高密西，平寿在今山东潍坊西南，下密在今山东昌邑东，琅邪东武在今山东诸城。这些“家门生”的籍贯，也显示了齐鲁区域的空间限定。
汉代画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多种表现“项橐”形象的画面。在通常被称作“孔子见老子”的画面中，两位长者中间一位手持玩具车的童子，就是“项橐”。仅由《中国画像石全集》所收录汉画像石图版，我们就可以看到山东平邑功曹阙北面画像，山东嘉祥武氏西阙正阙身北面画像，山东泰安大汶口墓门楣东段画像，山东嘉祥宋山汉画像，山东嘉祥洪福院汉画像，山东滕州官桥镇车站村出土汉画像，陕西绥德刘家沟出土汉画像等，都出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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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人胡爌《拾遗录》沿袭此说。
② 参看王子今《“秦项橐”故事考议》,《秦文化论丛》第14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接近的“项橐”。①汉代文化遗存中的这一现象，应当是社会意识的反映。看来，“项橐”事迹在当时是相当普及的历史知识。而齐鲁地方出土“项橐”画像资料如此集中，是引人注目的。与《逢盛碑阴》文字相联系，可以发人深省。
在儒学影响最为深重的齐鲁地方，竟然最广泛地流行着“七岁而为孔子师”,“七岁为圣人师”②的“项橐”故事。“项橐”被列为“古今幼悟绝伦者”③,“古人夙慧可记者”④,名居“神童”榜中，然而竟然敢于“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看到这样的人物在齐鲁地方的文化地位，也许我们应当重新理解汉代儒学正统在这一地区的真正面貌。通过“项橐”影响的存在关注先师崇拜现象，我们自然会思考，究竟是汉代儒学与后世儒学存在着差异，还是民间文化与庙堂文化存在着差异呢？这也许是我们应当认真探究的问题。
通过“项橐”故事，应当有助于领略和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气氛和时代精神。就现有信息分析，或许可以肯定“项橐”形象对于提倡文化进取精神的积极意义。也许能够这样说，“项橐”作为古来“神童”,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汉代齐鲁“神童”们正确看待文化权威，正确处理文化继承关系的榜样。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学童”称谓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史律》,有学者认为“对了解秦汉时期的教育及仕进制度及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新资料”。⑤其实，《二年律令•史律》中涉及特殊社会称谓“学童”的文字，对于我们了解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的生活，也包含着有意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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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②《新序•杂事》。
③ (明)陈士元：《名疑》卷二。
④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四。
⑤ 曹旅宁：《张家山汉简〈史律〉考》,《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5页。
1.史学童•卜学童•祝学童
《二年律令•史律》中可见如下内容：
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何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四七四)
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𦡊 (体)试之，郡移其八𦡊(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㝡(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四七五)
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㝡(最)一人以为尚书卒史。(四七六)
卜学童能风(讽)书史书三千字，征卜书三千字，卜九发中七以上，乃得为卜，以为官处(？)。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四七七)
卜上计六更。缺，试修法，以六发中三以上者补之。(四七八)
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上者，乃得为祝五更。大祝试祝，善祝、明祠事者，以为冗祝，冗之。(四七九)
不入史、卜、祝者，罚金四两，学佴二两。(四八〇)
此外，又有这样的规定：
谒任卜学童，令外学者，许之。□□学何敢擅 (徭)使史、卜、祝学童者，罚金四两。(四八四)①
通过简文我们了解到，当时有“史学童”、“卜学童”、“祝学童”身份，学习期限为三年，结业后分别往太史、太卜、太祝处，“郡史学童”则往郡守处，统一于八月朔日考试。对于“史学童”、“卜学童”和“祝学童”,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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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205页。
同的考试科目。律文明确规定，“试史学童”有最低的要求，达到这一要求的，“乃得为史”。“有(又)以八𦡊 (体)试之”,“郡史学童”的学习成绩由“大史”主持评定，“㝡(最)一人”,即名次领先者，得以任用于较好的职位，“以为其县令”；“殿者”,即名次落后者不予任用，“勿以为史” “三岁壹并课”,成绩领先的“㝡(最)一人”,可以任命为“尚书卒史”。对于“卜学童”和“祝学童”,律文也规定了考试的细节。
所谓“□□学 敢擅 (徭)使史、卜、祝学童者，罚金四两”,似乎是说在未结业之前，不得擅自役使学童，以免影响他们的学业。
有学者理解“敢擅 (徭)使史、卜、祝学童者，罚金四两”简文，为“学室的师傅役使史、卜、祝学僮的罚则”,并以为睡虎地秦简《除弟子律》中“使其弟子赢律，及治(笞)之，赀一甲；决革，二甲”反映了弟子“除了学吏事之外还要受师傅的役使，甚至笞打”。①应当注意到，所谓“擅 (徭)使史、卜、祝学童”,应主要是指强令“学童”服役。而按照秦汉制度，入学室的学童等学吏弟子是不与兵戍徭役的。②
汉律对于七岁以下儿童犯罪有特殊处置的规定。③而《二年律令•具律》又有：“公士、公士妻及口□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罚者，皆完之。”(八三)④与文献对照，所谓“年不盈十七岁”,不免令人生疑。而“史、卜子年十七岁学”也是类似的情形，值得我们探讨。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写道：“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说文解字•叙》：“《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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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旅宁：《张家山汉简〈史律〉考》,《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1页。
②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
③如《汉书》卷二三《刑法志》：“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
④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6页。
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取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取劾之。’”①情形完全可以和《二年律令•史律》对照。“学僮”,段玉裁注：“‘僮’,今之‘童’字。”
2.“学童”的学习程序
《二年律令•史律》所见“史学童”、“卜学童”、“祝学童”身份，体现出汉代行政人才培养制度的特殊形式。他们成为吏员的后备力量，或许与“史、卜子”一类出身条件有关。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非史子殴(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 《编年记》又记载“喜揄史”事。“史子”,整理小组解释为“史的儿子”。所谓“学室”,则为专门“学校”。可见秦代已经有类似制度。②
然而所谓“学三岁”,可知确实经历了正规的学习阶段。
我们在讨论汉代未成年人生活的时候，也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人群的学习生活。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引录《礼记•内则》的说法，可见“八岁入小学”的情形。有学者指出，汉代儿童“入小学的年龄大致为八、九岁”。所举例证为：“《论衡•自纪篇》：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东观汉记》卷十七：刘秀九岁‘入小学’。”③
也许对汉代儿童的学龄还可以作更细致的讨论。《论衡•自纪》关于自已的求学历程，作者有这样的自陈：“建武三年，充生。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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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与《说文解字•叙》引文的不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说文解字》)‘八体’,《汉志》作‘六体’。考‘六体’乃亡新时所立，汉初萧何帅律，当沿秦‘八体’耳。班《志》固以为试学童为萧何律文也。自‘学僮十七’至‘辄举劾之’,许与班略异，而可互相补正。班云‘大史试学童’,许则云郡县以‘讽籀书’试之，‘又以八体试之’,而后‘郡移大史’试之。此许详于班也。班云‘六体’,许则云‘八体’,此许核于班也。班云‘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许云‘尚书史’,此班详于许也。班云‘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许不言‘吏民上书’。此亦班详于许也。班书之成虽在许前，而许不必见班书，固别有所本矣。”
②黄留珠：《“史子”、“学史”与“喜揄史”》,《人文杂志》1983年第2期；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曹旅宁：《张家山汉简〈史律〉考》,《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5—183页。
③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祖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前说“六岁教书”,又说“八岁出于书馆”,则入学年龄其实是六岁。八岁时已经完成“书”的学习程序，开始读《论语》、《尚书》了。
《论衡•实知》在关于项橐事迹的辩论中又有“七岁未入小学”的说法。于是有学者在所编《王充年谱》中“六岁”条写道：“《自纪篇》云：‘六岁教书……’可见王充是在六岁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又“八岁”条写道：“《自纪篇》云：‘八岁，出于书馆’,汉制，七岁未入小学。这说明王充受了两年的启蒙教育，至八岁那年，才离开书馆，进入小学的。”①然而仍多有学者将“出于书馆”误解为“入于书馆”。田昌五写道：“据王充自称，他自幼很聪明，六岁开始读书识字，八岁到书馆读书，……”②黄晖《王充年谱》将“六岁教书”句置于“充七岁”条下，又写道：“按：《御览》卷三八五引《会稽典录》云：‘七岁教书数。’与《自纪篇》差一年。”“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句置于“充八岁”条下。“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句置于“充九岁”条下，又有说明：“按：八岁出于书馆，手书之成，尚须时日。受《论语》、《尚书》,当为隔年事，故志于此。”③钟肇鹏《王充年谱》亦将“六岁教书”句置于“七岁”条下，又写道：“案《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会稽典录》云‘七岁教书数’,与《自纪篇》差一岁，《自纪篇》所云系实足年龄，故记于此。”而“八岁”条下写道：“学于书馆。”“九岁”条下引录“《自纪篇》：‘八岁出于书馆，……’”④对于“六岁教书”之“教书”,郑文的解释是“学识字、写字”。对“出于书馆”的“出”,郑文则解释为“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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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敏：《王充哲学思想探索》,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0页，
② 田昌五：《王充——古代的战斗唯物论者》,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
③ 黄晖：《论语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册第1218—1219页。
④ 钟肇鹏：《王充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8一9页。
“出于书馆：即上学堂读书。”①释“出”为“出入”,似嫌生硬。
有的学者注解“六岁教书”：“书：写字。”对“八岁出于书馆”,有如下注释：“书馆：汉代教儿童识字书写的私塾。——八岁到书馆学习。”②如此解说似出现逻辑上的前后矛盾，“六岁”学习“写字”,至于“八岁”,却又“到书馆学习”“识字书写”。
现在看来，王充六岁开始学习识字书写，八岁“离开书馆，进入小学”的理解可能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王充六岁先接受家庭初步教育——“教书”,八岁又正式接受“书馆”的教育这种可能。这样的理解，并不影响这位学者少有勤学之“志”的形象。
“出”虽然不宜直接解释为“出入”,但似乎也有接近“进”的意思。《说文•出部》：“出，进也。象帅木益兹上出达也。”③段玉裁注：“本谓州木，引伸为凡生长之偶，又凡言外出为内入之反。”不过，“出，进也”的“进”,并非“入”的意思，而是说“上进”。④《释名•释言语》：“出，推也，推而前也。”⑤王先谦解释说： “凡物之出，若有推而前进者，故以‘推’训‘出’。”⑥也有以“到、临”释“出”者，所用书证见于《汉书》。⑦而对“出”通常的理解，仍是“外达”。⑧
3.“学童”的学习内容
“学书”,是当时启蒙教育的初阶。项羽最初步的学习就是“学书”。《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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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文：《论衡析诂》,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10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