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圣世，得以辨别而表章之，使白璧无瑕，流光奕叶，是亦潜之至幸矣。”
《群辅录》或称《圣贤群辅录》即使确是伪书，“群辅”追求作为人才理念的一种表现，依然是值得重视的。而“四皓”及相关文化现象，是思考这一问题时必然应当联想到的。
“辅”,强调政治人才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作用。而汉代构成“群”的人才组合，有的也许尚未形成政治影响。例如《说郛》卷五七上陶潜《群辅录》说到所谓“济北五龙”：“胶东令卢汜昭字兴先，乐城令刚戴祈字子陵，颍阴令刚徐晏字孟平，泾令卢夏隐字叔世，州别驾蛇邱刘彬字文曜，一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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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九《子部四十九类书类存目三》又载录《广群辅录》：“《广群辅录》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国朝徐汾撰。汾字武令，钱塘人。是书补陶潜《圣贤群辅录》之阙，自西晋以前陶氏所遗者补之；自东晋以迄明代，则续之。案《群辅录》托名陶潜，实为伪本。原书既不足据，续编亦病繁芜。至所载明代‘七才子’、‘十才子’之类皆末流。标榜之目，尤为冗滥。王暲《今世说载、汾喜著书，苦无由，得钱易楮翰，常于破几上起草束麻，濡煤作字。其编摩可谓苦心，书则未为善本也。”
州。右济北五龙，少并有异才，皆称‘神童’。当桓灵之世，时人号为‘五龙’。见《济北英贤传》。”此“五龙”和“八俊”、“八顾”、“八及”并说，应当也是“桓灵之世”社会舆论进行人物品评的记录。①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所谓“济北五龙，少并有异才，皆称‘神童’”。出身于一个地区的“神童”组合，体现了当时区域文化的某种特征。如果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这一现象，可能是适宜的。
4.关于“四八目”
《群辅录》或称《圣贤群辅录》又题《四八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张照《考证》：“陶潜《四八目》即《圣贤群辅录》,别名《四八目》,盖所载如‘四佐’、‘四凶’、‘八元’、‘八恺’之类，四与八居多，后人遂呼之为‘四八目’耳。”
所谓《四八目》“以数目分隶”②,人们疑惑的是，为什么在诸多“数目”之中，只是“四与八居多”呢？
分析对“数目”的使用“四与八居多”的原因，可以首先讨论“四”字。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四”言其“众”的情形。《说文•州部》：“縱,众帅也。从四中。凡舞之属皆从黜。”《说文•田部》：“田，众口也。从四口。凡明之属皆从田。”
也应当注意到“四”言其“极”的情形。《说文•工部》：“珏，极巧视之也。从四工。凡班之属皆从班。”段玉裁注：“工为巧。故四工为极巧。极巧视之、谓如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既竭目力也。”
前引《大戴礼记》卷三《保傅》所谓“四圣维之”,则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局。周公、太公、召公、史佚分别立于前、左、右、后，“四圣”成为天子安全的绝对保障。
所谓“四圣维之”,使人想到“四维”。《史记》卷六二《管晏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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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四“兄弟十龙”条：“济北汜昭、戴祈、徐晏、夏隐、刘彬，俱‘神童’,号‘燉煌五龙’。”“燉煌”字误。《山堂肆考》卷一〇三“济北五龙”条：“《济北英贤传》,纪昭、戴所、徐宴、夏隐、刘彬，时号为‘济北五龙’。按纪昭，汉桓灵时人。又晋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少有逸群之量，与汜衷、张彪、索紒、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燉煌五龙’。”
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五“《小学绀珠》十卷”条。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裴骃《集解》：“《管子》曰：四维者，礼义廉耻也。”《史记》卷六二《管晏列传》：“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裴骃《集解》：“《管子》曰：四维者，礼义廉耻也。”《管子》此说，又见于贾谊《新书•俗激》和《盐铁论•刑德》引录，可知是当时比较普及的政治道德理念。①《太玄•玄数》：“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更明确地从方位的角度说明了“四维”的意义。《淮南子•原道》：“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又《淮南子•天文》：“帝张四维，运之以斗。”
《焦氏易林》卷三《明夷•蹇》：“五日四维，安平不危。利以居止，保有玉女。”卷四《旅•家人》：“土陷四维，安平不危。利以居止，保其玉女。”“四维”于“安平不危”以及“保”和“利”的作用也是明确的，分析“四与八居多”事，除“八”是“四”的倍数之外，还应关注“四”字本身就包含有“八”字。《说文•四部》：“四，阴数也，象四分之形。凡四之属皆从四。”段玉裁注：“谓□像四方。八像分也。”
“四与八居多”,很可能与方位意识有关。通过“四圣维之”各自居于前、左、右、后等例证，人们会想到形成悠远的“四方”观。如果我们考察《史记》“帝纪”中记录政治经营所见“四方”,可以看到
(轩辕)抚万民，度四方。②
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
……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卷一《五帝本纪》)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卷三《殷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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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牧民》：“四维张则君令。”“守国之度，在饰四维文巧者刑罚所由生。”“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②裴骃《集解》：“王肃曰：度四方而安抚之。”
(殷王纣)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 (卷四《殷本纪》)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琅邪刻石)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
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卷八《高祖本纪》)
可知“四方”很早以来就是体现国家管理理念的政治性甚强的行政地理概念。《五帝本纪》所谓“四方莫举乐”,张守节《正义》：“《尚书》‘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是也。”可知“四方”与“四海”近义。而《尚书•舜典》“四海遏密八音”叙事，出现“四”与“八”的组合。《五帝本纪》又可见“四方”和“八元”、“八恺”的关系：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关于“八恺”,裴骃《集解》：“贾逵曰：‘恺，和也。’”司马贞《索隐》：“《左传》：史克对鲁宣公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厖降、庭坚、仲容、叔达。’”对于“八元”的解释，裴骃《集解》：“贾逵曰：‘元，善也。’”司马贞《索隐》：“《左传》：‘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所谓“十六族”,司马贞《索隐》解释说：“谓元、恺各有亲族，故称族也。济，成也。言后代成前代也。”
“八恺”“八元”之“十六族”,体现出管理天下“四方”的行政分治与合作形式。《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说，党锢之祸后，“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①这正是《四八目》的主题。由社会政治舆论仿拟“古之‘八元’、‘八凯’”名号可知，东汉晚期持不同政见的“天下名士”的拥护者们，其实内心是有政治权力的希求的。当然，“四皓”的情形，虽然同样是组合式称谓，然而与此“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表现出的政治参与的积极程度完全不同。
所谓“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体现出一种行政设计中权力的分布。“四”和“八”的关系，也可以因此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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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㝢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 、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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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延汉简所见〈车父名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2年总第18、19期；
4.《关于居延“车父”简》,《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版)；
5.《西汉长安的“胡巫”》,《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
6.《两汉的少年吏》,《文史》第51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版)；
7.《海西幻人来路考》,《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
8.《张家山汉简〈秩律〉四“公主”说》(合作，第一作者),《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辑(三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9.《“偏妻”“下妻”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华学》第6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6月版)；
10.《张家山汉简〈贼律〉“段大母”释义》(合作，第一作者),《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
11.《走马楼简所见“邮卒”与“驿兵”》,《吴简研究》第1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版)；
12.《论走马楼简所见“小妻”——兼说两汉三国社会的多妻现象》《学术月刊》2004年第10期；
13.《居延汉简“歌人”考论》,《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14.《三国孙吴乡村家族中的“寡嫂”和“孤兄子”——以走马楼竹简
为中心的考察》,《简牍学研究》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版)；
15.《两汉的“越巫”》,《南都学坛》2005年第1期；
16.《汉代“客田”及相关问题》,《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17.《“主公”称谓考》(合作，第一作者),《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8.《走马楼简牍“私学”考议》(合作，第一作者),《吴简研究》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版)；
19.《居延简及敦煌简所见“客”——汉代西北边地流动人口考察札记》,《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版)；
20.《秦汉神秘主义信仰体系中的“童男女”》,《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5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21.《秦汉“小儿医”略议》,《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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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秦汉时期的太上皇》(合作，第一作者),《河北学刊》2009年第6期；
42.《说汉代“贱子”自称》,《简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43.《论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兼说汉代“处士”的文化表现与历史形象》,《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
44.《秦汉的婴女》,《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45.《汉朝军制中的“越骑”部队》,《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46.《长沙东牌楼汉简“津卒”称谓及相关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
47.《汉代的“海贼”》(合作，第一作者),《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48.《说秦汉“婴儿”称谓》,《南都学坛》2010年第2期；
49.《走马楼竹简“邪”“耶”称谓使用的早期实证》,《文物》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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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论汉代官吏“粪土臣”自称》,《历史与社会论丛》第3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
52.《“重译”：汉代民族史与外交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
53.《汉代宫廷的“小儿官”》,《唐都学刊》2010年第4期；
54.《居延汉简所见“明府”称谓》,《简帛研究》二〇〇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
55.《说长沙东牌楼简所见“津吏”》,《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6辑(岳麓书社2010年3月版)；
56.《试说里耶户籍简所见“小上造”“小女子”》,《出土文献》第1辑(中西书局2010年8月版)；
57.《东汉“小侯”考绎》,《秦汉研究》第4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
58.《“魏武王”称谓的合理性》,《中国文物报》2010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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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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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四皓”名号的称谓史意义》,“商山四皓”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商州，2013年8月；
81.《“博昌习船者”考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暨《落帆山东第一州》中韩学术研讨会论文，蓬莱，2013年8月；
82.《略说秦“力士”——兼及秦文化的“尚力”风格》,《秦汉研究》第7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后 记
本书是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社会称谓研究”(项目批准号：07BZS007)的最终成果。课题的进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秦汉社会称谓考察分析。
1.称谓与秦汉等级秩序
秦汉时期有一些新使用的称谓，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由于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管理范式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若干称谓不仅当时的出现标志着政治新局的成立，这些称谓长期使用，又体现了秦汉政治体制的久远的历史影响。例如“皇帝”称谓。“皇帝”是标志秦制权力顶点的政治符号，自秦始皇使用后，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对于“秦制与‘皇帝’称谓发明”的讨论，有益于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理解。与“皇帝”“名号”同样醒目，另有指代居于权力结构最底层者之身份的称谓，这就是秦统一前已经开始使用，被秦王朝确定为民众法定身份符号的“黔首”。“黔首”称谓使用不久就为“民”、“百姓”等所替代。然而，“黔首”在汉世依然看到作为社会称谓使用的片断的文化遗存。“黔首”在长久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中保留深刻记忆，也体现了秦政和秦文化的历史影响。“太上皇”称谓的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历史上“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和帝权继承，有十分复杂的情节表现。汉代曾经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妖贼”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关注。对于汉代官吏“粪土臣”自称以及汉代社会普遍的“贱子”自称，研究收获也充实了我们有关秦汉社会等级的知识。通过这样的称谓形式，可以了解帝制奠基时代政治生活等级规范形成并初步确定的情景，认识奴性心理生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条件。使用范围相对狭小的“主公”称谓，也体现了特定区域、特定集团的社会人际关系。里耶秦户籍简可见所谓“小上造”“小女子”。两汉社会的“小男”“小女”同样与未成年人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关。又如“小儿”、“竖”“小”、“细小”等称谓的理解，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未成年人的生活。
2.称谓与秦汉职业身份
有的文献记录中说到秦“小子军”。这一称谓反映了军事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秦汉社会称谓中见于简牍资料的“津卒”、“津吏”、“车父”、“就人”、“将车人”、“邮卒”、“驿兵”等，都与交通制度和运输经营有关。秦汉“小儿医”称谓，则体现中国古代医学史进程中引人注目的标志之一。考察有关信息，可以丰富对秦汉社会生活具体情状的认识，医学史的研究，也可以由此得到新的认识。战国秦汉所谓“酒人”,是酒业生产经营的标志性遗存。汉代“童子郎”身份反映了“少为郎”现象。汉代宫廷的“小儿官”以及东汉所谓“小侯”,都以特殊称谓说明了特殊职任的出现。
3.称谓与秦汉家庭结构
社会称谓诸多品类之中，亲属称谓往往能够较为真切、较为细致、较为生动地体现社会生活的具体情状。历代亲属称谓多随社会演进而屡有变化。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亲属称谓形式与内涵的衍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宗族结构和社会关系。张家山汉简的有关内容可以为汉代亲族研究提供新的资料。例如有关“偏妻”、“下妻”称谓的简文，就值得我们重视。简文所见“段大母”称谓，也反映了当时家庭结构的复杂。秦汉与“婴儿”“婴女”称谓有关的历史信息，是考察未成年人在家庭中生活境况的标本。反映汉代以来“寡嫂”和“孤兄子”身份及其在家族中特殊地位的资料，在文献记录中多有遗存。所谓“养寡嫂孤兄子”这种特殊的社会救助形式，对于社会保障史研究有值得重视的意义。汉代军队中“卒妻”身份的认识，既属于军事史研究的主题，也可以增进对于战争生活中特殊家庭关系的理解，
4.称谓与秦汉民族关系
西汉时期，出身北方少数民族的“胡巫”曾经高踞接近王朝统治中枢的地位，进行过活跃的文化表演。他们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各民族文化交会的时代趋势。他们的宗教实践，曾经对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民间的社会生活都发生过值得重视的影响。与“胡巫”同样，“越巫”也曾经为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看重，在汉代文化生活中表现出特殊的作用。两汉军队构成中可见“胡骑”即出身北方草原游牧族的骑兵。朝廷卫戍部队有“胡骑”建制，“胡骑”甚至充任帝王近卫。边地防卫力量中也有“胡骑”。“胡骑”参与汉王朝军队的远征，有与本族军队血战立功的史例。汉朝军制中的“越骑”部队也值得重视。汉代有“商胡贩客”活跃于边境地方，内地亦“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其中明确有“西域贾胡”。出身“胡”的外族人士参与汉代商业经营者对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有所贡献。文献记载所见“贾胡”、“商胡”称谓反映了这一现象。当时外国使团中也有被称作“行贾贱人”的商业经营者。乐府诗中“酒家胡”称谓，则体现少数民族出身者从事都市饮食服务业经营的情形。汉代画像资料中所见“胡奴”,说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活跃着族属为“胡”的底层劳动者。关于“称谓与民族关系”的有些讨论意见，部分编入《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①,收入本书时，多有修订和充实。如有关“楼烦将”、“襄人”与“獽人”、“蛮夷贾”、“鲜卑奴”、“越婢”、“胡婢”以及“僰僮”“僰婢”的考论，都是新增入的。
5.称谓与秦汉行政控制
秦汉时期所谓“少年”,往往成为城市中背离正统，与政府持不合作态度的社会力量。他们的活动，对社会治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少年”的社会成分其实比较复杂，然而活跃而激烈的性格特征和行为风格体现出秦汉社会放达侠勇的时代精神。而“恶少年”称谓，则指代危害公共秩序的社会成分。有关“客”的身份的资料，可以说明当时行政控制的严密。“亡人”称谓频繁见于秦汉律令、政论、行政文书和历史记载。“亡人”和“流民”,是挣脱政府控制的人口。他们的活动，考验着执政者的行政能力。在社会文化史进程中，“亡人”和“流民”也是促成社会交流和文化融汇的活跃因子。居延简及敦煌简所见“客”,反映了汉代西北边地的人口流动，相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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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录也是重要的行政史料。东汉以来，海上反政府武装被称为“海贼”。“海贼”以较强的机动性，形成了对“缘海”郡县行政秩序的破坏。居延汉简“海贼”通缉文书，早于正史的记载。汉代所谓“山贼”、“江贼”等，也指代不同形式的暴动民众。居延汉简所见“明府”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体现了当时对于一定等级官僚的通行称谓。“魁”、“渠率”等具有时代特征的身份，也与社会控制形式有关。“街卒”、“校士”等称谓体现的相关制度，也可以因这些社会身份的讨论的深入得以明朗。
6.称谓与秦汉社会风习
秦史中的“力士”故事，体现出秦文化的“尚力”风格。这一传统在汉代仍有遗存。“巫”的活跃，也是秦汉社会风习的表现特征之一。秦汉时期的“歌人”、“歌儿”、“歌童”称谓也透露出秦汉文化的风格。秦汉酒业经营繁荣。史籍多见“好酒”风习的记录。社会称谓“酒徒”的出现，也是体现相关历史文化风貌的迹象。从现有文献遗存看，“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处士”称谓在先秦已经出现，在汉代甚为通行。“处士”一般指在野的民间知识人。考察从“处士”到“议士”的参政路径，可以看作认识秦汉社会文化风貌的一个特殊视角。
在作为本书“代结语”的“称谓史研究的另一对象：类聚之称——以‘四皓’名号为例”部分，讨论了秦汉称谓的特殊形式，即被段玉裁以为“类聚之称”的群体式组合式称谓。东汉晚期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魏晋所谓“竹林七贤”等称谓形成的社会影响，体现出称谓史的演进。考察此类称谓起初的发生，应当注意“四皓”故事的传播。与此有关的被称作“四八目”的文化现象，值得研究者关注。汉代出现的类似复数人才组合形式，应当与当时人才理念的“群辅”追求有关。
本书的任务，是通过称谓的研究，通过各种称谓指代者的职业身份、阶级关系、民族立场、社会地位、文化角色，探索秦汉社会历史文化诸问题。因而讨论有时不得不离开称谓本身的分析。这应当是读者能够谅解的。也许覆盖面较为宽广的解说秦汉称谓的工具书的面世是必要的。作者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只是不知道今后的时间和精力是否允许。
应当说，称谓史研究尚有十分广阔的学术空间。从篇目看，本书直接讨论的秦汉称谓170种左右，对于秦汉社会通行的多种称谓而言，可以说百不及一。还有许多与秦汉社会称谓相关的问题有待探讨。例如与秦末历史动荡密切相关的“间左”称谓，河西汉简屡次出现的“墨将”称谓，都是至今未得明确解说的历史疑点。作者希望这部著作成为秦汉称谓研究和中国古代称谓史研究的引玉之砖。亦深心期待青年学者参与并推进这一工作，当然自已也会继续探求和思索，为充实和修订以往成果，为深化和拓展相关研究贡献心力。
感谢国家社会基金结项鉴定专家对此项目最终成果学术质量的肯定及有积极意义的修改建议。
感谢李振宏教授百忙中拨冗赐序。
感谢郭沂纹编审的支持和帮助。她的精心编校使书稿中许多错误得以纠正。
感谢研究进程中邢义田、胡平生、李均明、张廷皓、厉声、宋超、孙家洲、刘绍刚、彭卫、刘乐贤、侯旭东等好友的教示，感谢姜守诚、李迎春、王海、曾磊、赵宠亮、韩帅、孙闻博、吕方、乔松林、董涛、徐畅、杜艳茹、杨延霞、孙兆华、汪华龙、李玥凝、熊龙等青年朋友们多方面的无私的帮助。全书定稿时承孙闻博、徐畅英译章目，吕宗力教授辛苦审定，以致影响了春节休息，谨此亦深致谢意。
王子今
2014年3月4日
于北京大有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