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之后的汉文帝、景帝时期，汉朝北边地区一直受到匈奴人的劫掠危害。此时汉廷迫于连年战乱造成的经济凋敝，执行“休养生息”政策，无力主动进攻。但汉廷一直在寻找防范匈奴威胁的策略。汉文帝时，晁错针对匈奴的骑兵优势建言说：
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2]
晁错认为单纯比骑兵的马上射箭技术，汉军不如匈奴，但在平原地区（“易地”），可以用战车来冲击（“突”）敌骑兵。[3]稍后他又说“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即用战车和弓弩兵对付平原上的匈奴人。此外晁错还提到当时刚刚投奔汉朝的数千名“降胡义渠”，他们“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即熟悉骑射之术，应当发给他们最好的铠甲、弓矢和战马，让他们与汉步兵、战车配合作战，“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这个上书获得了汉文帝的称赞和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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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73页。
[2] 《汉书•晁错传》，第2281页。
[3] 此处颜师古注曰：“突骑，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即认为“突骑”是名词。这是用东汉以后的概念解释西汉初年的情况，不正确。
《汉书•匈奴传》赞（结束语）曰：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1]
这个描述已经包含了汉初军人的取舍标准：使用降胡骑兵的事情出于华夏正统观念而被隐去了，战车也未被提及则是因为派不上用场，旋即已被淘汰。当时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仅限于被动防御，一般将临时性集结驻防称为“军”“屯”。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冬，匈奴大举犯边，汉军又一次大规模集结防备北边和京师，著名的“周亚夫军细柳”就发生在此时。但被动防御效果甚微，匈奴兵始终不曾与汉军战车和弓弩步兵正面交战，“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2]。景帝以公主与单于和亲，但匈奴入侵仍时有发生。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还在遣“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 [3]，驻防时间从冬季到六月（当时汉朝尚以十月为岁首）。
汉武帝刘彻自十六岁即位之初，就在酝酿彻底解决匈奴威胁。比起祖父汉文帝“亲御鞍马”“驰射上林”的行为，武帝走得更远，他甚至要直接学习匈奴人的战术。这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是多年前从匈奴返回的骑将韩颓当之孙韩嫣（即韩王信的曾孙）：
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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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31页。
[2] 《史记•匈奴列传》，第2901页。
[3]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60页。
时嫣常与上卧起……[1]
除了熟悉匈奴战术的韩嫣，青年武帝还调名将李广为皇宫禁卫军官（未央卫尉）。李广此前已经担任过多年边郡太守，和匈奴作战经验丰富。李广的三个儿子也都随父入长安为郎，侍从在少年武帝身边：“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天子与韩嫣戏，嫣少不逊，当户击嫣，嫣走。于是天子以为勇。”[2]可见少年武帝与身边的少年侍卫们相处颇为随便。武帝从即位第三年开始，经常微服出游，他甚至为此特别组建了一支骑兵卫队“期门”军，大概韩嫣、李当户等人都参与其中：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3]
这种游猎大概有对匈奴单于的模仿，特别是“八九月中”的时间，与匈奴人八月中“大会蹛林”的风俗颇相似。不久后，韩嫣就因得罪太后被处死，没能参与后来波澜壮阔的对匈奴战争。但这些少年人看似游戏的行为，却导致了汉军战略的重大转向：抛弃缓慢的步兵和适应性过低的战车，用单纯骑兵对匈奴发起主动进攻。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用马邑城诱使单于入境劫掠，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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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佞幸列传》，第3194页。这里有一处疑点，就是弓高侯韩颓当从匈奴归汉在汉文帝时，比武帝即位至少早了十余年。韩嫣与武帝年纪相仿，即使在祖父归汉时已经出生，也很年幼，不可能太熟悉胡人战术。“孽孙”身份可能与此有关，即韩嫣之父是颓当娶匈奴女子所生，当初未能随颓当一起归汉，因而韩嫣曾在匈奴中生活过较长时间。
[2]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第2876页。
[3]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2847页。
备伏兵歼灭匈奴主力，但计划中途泄露，未获成功。[1]汉朝失去了一次绝佳机会。史载参与此次伏击的汉军共三十万之多，并提及“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但未言其麾下的具体军种和数量。公孙贺以太仆之职任轻车将军，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邦时的太仆夏侯婴统帅的战车兵。但四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劫掠上谷郡，汉军遂发起白登之围以来对匈奴的首次大规模攻势。为了能追上匈奴骑兵，出击汉军全部是骑兵：
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2]
据《史记•卫霍列传》，出击兵力为四将军“军各万骑”。可见诸路汉军全为骑兵。此时公孙贺的“轻车将军”或卫青的“车骑将军”都已经成了某种虚号，战车（轻车）已经完全退出战争舞台。关于此次出击的季节，《汉书•武帝纪》作“春”，《史记•匈奴传》作“秋”。根据《汉书•武帝纪》所载，这次出击是对匈奴春季入寇上谷的追击和报复，应当也是在春天。另外，卫青所部直指龙城，可能欲趁匈奴各族长在五月间大会龙城时一网打尽。但匈奴主力避开了卫青，致使其战果和损失都不大。李广、公孙敖两部则遇到匈奴主力，李广全军覆没，公孙敖损失七千骑兵。此次汉军失利形成的教训，就是应尽量集中使用骑兵兵力。以后汉军对匈奴的历次出击，主力部队都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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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策略似乎是战国末期赵国名将李牧之计的翻版。据说李牧曾故意“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吸引匈奴前来劫掠，一面偷偷埋伏下重兵，取得“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的战果。但这个故事似乎经过了汉代人的改造加工。因为战国末期北方游牧族尚未形成统一政权，集结不起这么多兵力，当时的匈奴部也尚未崛起。见《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第2450页。
[2] 《汉书•武帝纪》，第165页。此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为元光五年，见第2923页。但《汉书》的《武帝纪》、《卫青霍去病传》（见第2472页）皆为元光六年。
三万骑。
汉武帝朝对匈奴的大规模骑兵出击约有十四次，基本都在春夏季发起进攻，每次攻势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基本不超过三个月，王莽时人严尤说：“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 [1]，即受限于能携带的粮秣数量。有时春季的出击未发现匈奴主力，会在夏季发起第二次出击。这种季节性打击对匈奴牧民破坏性极大，因为春季很多母畜处在怀孕临产阶段，避难逃亡会使大量母畜堕胎，对匈奴人的影响无异于汉地庄稼的绝收：
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殰，罢极苦之。
师古注曰：“孕重，怀任者也。堕，落也。殰，败也，音读。”[2]
颜师古对“殰”的解释未必正确，因为它可能是繁体“犢”（犊）的异写，“孕重堕犊”即牲畜因逃难奔跑而大量堕胎。军马一般是阉割的公马，所以主动出击的汉军无此困境。当然，刚度过严冬的马匹比较瘦弱，不适宜长途奔跑，汉军与匈奴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汉军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农业社会的汉朝有便于储存的粮食，可以在出征前对战马进行集中喂养恢复体能。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军准备远征漠北的单于主力，就采用了“粟马”的措施，《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曰：“以粟秣马也”，就是用未脱壳的小米喂马。为了这次规模空前的远征，汉军共“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成功捕获单于主力并予以击溃。[3]除了这些外围保障措施，汉军的胜利更来源于卫青、霍去病对骑兵战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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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匈奴传》，第3825页。
[2] 《汉书•匈奴传》，第3781页。
[3] 《汉书•匈奴传》，第37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