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骑兵的来源
刘秀起兵初期所部多是步兵。因为他们起兵的南阳是内地农耕地区，并非战马产地，又不受北方匈奴威胁，西汉在这里征发的都是材官（步兵弓箭手）。到刘秀集团进入河北地区时，才征发北方边郡渔阳、上谷两郡骑兵，组建了自己的骑兵武装。为刘秀争取上谷、渔阳两地骑兵的，主要是吴汉和耿弇二人。吴汉是南阳人，本是刘秀乡党，但王莽时浪迹在渔阳郡一带，“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 [2]；耿弇则因为其父耿况在王莽时曾担任上谷郡太守（此职务王莽时改名为“朔调连率”），在当地较有人脉。当时，王郎割据邯郸对抗更始帝和刘秀。吴汉和耿弇借助渔阳、上谷人对王郎的敌意，将其郡属骑兵招致刘秀麾下。当时两郡出兵的数量是“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这四千骑兵、二千步兵在南下投奔刘秀的路上，就已经取得了“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绥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的战绩，[2]战果大得有点惊人，不过东汉末时曾有“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的惯例，[3]很可能刘秀时代就有这种风气了。
对这支投奔自己的骑兵，刘秀十分重视。当时他正与邯郸王郎作战，双方都夸耀上谷、渔阳骑兵会倒向自己一方。上谷长史景丹带骑兵赶到时，刘秀不禁感慨“何意二郡良为吾来！”[4]李贤注引《续汉书》载：“时上使汉等将突骑，扬兵戏马，立骑驰环邯郸城，乃围之。”[5]可见这支突骑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刘秀部属诸将也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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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75页。
[2]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第704页。
[3] 参见《三国志》卷十一《魏书•国渊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9页。
[4] 《后汉书》卷二十二《景丹传》，第772页。
[5] 《后汉书•吴汉传》，第676页。
视这支新来的骑兵，都希望能多分一些给自己：“诸将人人多请之”。在击败王郎后，刘秀开始与更始帝决裂，又派吴汉、耿弇到幽州征调了更多的突骑。他试图争取更始帝派来的将军马武，也向其试探：“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将之，何如？”由此获得马武的归附。[1]
刘秀时代骑兵的战术职能
刘秀与其他割据武装的战争中，骑兵仍旧负担着战国和刘邦时代的传统任务，就是袭扰敌军后方，破坏其粮运。与河北的铜马势力作战时，吴汉所部骑兵就担负了这一任务：
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2]
击败这支铜马军后，刘秀紧接着攻击另一支“五校”武装，五校向北逃遁。刘秀接受了部属陈俊的建议，派骑兵快速迂回到五校败军的前方进行坚壁清野，“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 [3]。当然，不止刘秀一方会使用这种骑兵战术。建武四年(28年)，刘秀派马武进攻河南的周建、苏茂武装时，敌军也用骑兵袭击了马武军队的粮运，诱使马武主力前往救援并将其击败。[4]
除了传统的骚扰、破袭战术，刘秀骑兵还负担起了一种全新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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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武传》，第784页。
[2]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第17页。
[3] 《后汉书》卷十八《陈俊传》，第690页。
[4]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苏茂……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夹击武，武……为茂、建所败。”（第736页）
能：冲击敌步兵主力。《后汉书》中，刘秀的骑兵习称“突骑”，可能就和这个新职能有关。比如景丹带两郡突骑投奔刘秀不久，就参与了刘秀对王郎的战斗。王郎步兵主力先强攻进刘秀军营垒中，造成刘秀步兵溃散，这时：
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从横。丹还，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1]
骑兵打击步兵主力并取胜的战例，这是史书记载中比较早的一次。刘秀起兵已经数年，似乎也极少见到骑兵击败步兵的壮举，才会有此感叹。不过，当时马镫尚未出现，骑兵强行冲击时自身的落马风险也比较大。刘秀骑兵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和对方步兵缺乏训练、素质低下有关。比如耿弇刚获悉王郎起兵时说：“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2]王郎等河北武装大都是乘乱世而起的草寇，缺乏严格的组织和训练，面对奔驰而来、声势浩大的骑兵时很容易作鸟兽散。
当时骑兵如何使用冲击战术，《华阳国志》中有一处记载比较具体。刘秀派吴汉、臧宫入蜀灭公孙述，决战成都城下。双方步兵主力进行了几乎一整天漫长的对峙，其间发生过数次交战：
……自旦至日中，（公孙述军）饥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后，述兵败。汉骑士高午以戟刺述，中头，即坠马，叩心者数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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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景丹传》仅云“汉军退却”，注引《续汉书》曰“贼迎击上营，得上鼓车辎重数乘”（第772页），证明刘秀军营被强行攻破，但当时刘秀步兵主力不知是在营垒中据守，还是在营外列成军阵作战。
[2] 《后汉书•耿弇传》，第704页。
[3] 《华阳国志》卷五，建武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7页。
可见在一天的苦战后，公孙述兵败退，吴汉的骑兵乘机冲击刺死公孙述。《后汉书》对此战的记载作：“汉使护军高午、唐邯将数万锐卒击之。述兵败走，高午奔陈刺述，杀之。”[1] “奔陈”即驰马冲入敌军阵中，和《史记》刘邦时代的“陷阵（陈）”同义。这种骑兵用戟冲击敌军的做法当时已经颇为普遍。灭公孙述之前，汉军耿弇、马武等进攻陇西隗嚣政权，初战失利被隗嚣军追击，“（马）武选精骑还为后拒，身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嚣兵乃退” [2]。武威雷台东汉末期墓中出土的铜战马骑兵有执戟和矛两种，刘秀时骑兵则未见有用矛的记载，说明矛在东汉时期骑兵中推广较晚。
值得注意的是，对公孙述和隗嚣的这两次战斗中，骑兵都是很晚才派上用场：公孙述军已经发生溃败时，骑兵才发起冲击解决战斗；而汉军与隗嚣的首战骑兵也没有参与，只是在被敌军追击急迫时才发起反冲击。这也说明当时骑兵强攻步兵主力仍有相当的难度和危险，所以一般选择在敌步兵已经作战较长时间，军阵队列松动的时候，才从侧翼或后方发起攻击。因为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冲击敌军战斗力最强的正面比较危险，却可以选择敌军比较薄弱的侧、后方进行突破，达到冲散敌队列的目的。再如刘秀军与河北的彭宠作战时，彭宠主力据守河流挡住汉军正面，同时“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败汉军。[3]建武四年，周建、苏茂军乘胜攻击马武，与马武同行的王霸“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为马武解除了威胁。[4]
但在具体战斗中，何时用突骑发起冲击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并没有一定之规，全在统帅的临机运用。吴汉等进攻周建、苏茂武装时，因为周、苏兵力远多于吴汉军，对汉军形成合围态势，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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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吴汉传》，第682页
[2] 《后汉书•马武传》，第785页。
[3] 《后汉书•彭宠传》，第504页。
[4]《后汉书•王霸传》，第736页。
周、苏骑兵力量较强，此前曾击败过刘秀军。吴汉遂挑选了最精锐的步兵四部（数量不详）和“乌桓突骑”三千余人，发起破釜沉舟式的突袭。清晨两军对阵之初，吴汉“躬被甲拔戟”，带领步、骑兵同时发起猛攻，周、苏军旋即溃败。[1]这是用步兵、骑兵同时发起进攻，以先声夺人的气势压倒对手。但耿弇在进攻山东的张步武装时，则采取了固守城池，同时用骑兵牵制、骚扰敌军的战术，他给刘秀的信中陈述的策略是“臣据临淄，深堑高垒，张步从剧县来攻，疲劳饥渴，欲进，诱而攻之；欲去，随而击之……”[2]耿弇与张步属下的一支军队遭遇时，汉军突骑曾准备攻击这支敌章，但耿弇担心此举会惊动敌军主力，“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张）步不敢进”，遂暂时退到城内，待张步主力全部赶来攻城时，耿弇“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 [3]。这是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吸引敌主力前来，但“横突”说明汉骑兵仍是从敌防御较为薄弱的侧面进行突破的。刘秀与河北武憋作战时，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但发起冲击的具体条件则不得而知了。[4]
骑兵冲击的技术困难
东汉初年马镫尚未出现，骑兵在高速奔驰和用戟冲刺敌军时，能够依托的只有稍微高起的鞍桥，很容易从马背上跌下。吴汉与苏茂、周建作战时，曾“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 [5]；刘秀的另一位骑兵军官耿纯，在与王郎作战时也“堕马折肩”，一度因伤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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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马武传》及注引《续汉书》，第579页。
[2] 《后汉书•耿弇传》注引《袁山松书》，第710页。
[3] 以上见《后汉书•耿弇传》，第710-711页。
[4] 《后汉书•吴汉传》，第678页。“陷陈”即陷阵。但“先登”本意是攻城时首先冲上敌城墙，骑兵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可能因为。先登“陷阵”都是刘邦时代的记功专用术语，后人遂不加区分，杂糅使用。
[5] 《后汉书•吴汉传》，第679页。
指挥权交予其从弟。[1]除了冲击时的危险，没有马镫的另一个麻烦是上马不便，特别当骑手穿上较重的铠甲后。还在战国末时，老将廉颇为了向赵王显示自己尚有战斗力，就表演了“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 [2]。东汉初，刘秀准备征讨南方五溪蛮，擅长指挥骑兵的马援主动请战，也向刘秀作了这种展示：
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军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3]
和廉颇时代不同的是，东汉初的骑兵负担冲击任务较多，为了保障骑手的稳定性，马鞍鞍桥已经增高了不少，[4]上马的难度更大了，一般需要他人协助才能顺利上马。刘秀与河北武装作战时曾被击败，逃命时落马，“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 [5]。刘秀此时尚是更始政权中的一名将领，尚未自立称帝，这里特意写“抚其肩”，应不是表达帝王式的感恩，而是只有扶着王丰肩头才容易上马，也是因为当时尚未发明马镫之故。
在东汉中期，中原长期处在承平之中，北方的鲜卑、乌桓、北匈奴和西方的羌人时有叛乱，但汉廷主要靠征发边地胡人骑兵平叛，具体战术则不得而知。有时汉廷也调发内地士兵和马匹参战，但这些士兵平时不一定受过马上战斗训练，很可能是骑马到达战区后，仍下马列队以步兵战术参战。比如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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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卷二十一《耿纯传》，第763页。
[2]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448页。
[3]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第842-843页。
[4] 参见杨泓和古德里奇对马鞍形制的讨论。见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文物》1977年第10期； 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
[5]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建武元年春正月，第19页。
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1]
这里的“积射士”是内地各郡提供的弓弩步兵，与西汉的“材官”同义，并没有骑射的战术训练，马应是为其代步之用。这种情况还可以联想到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带领五千名弓箭步兵深入匈奴的战例。当时汉军战马紧缺，李陵求战心切，遂步行深入匈奴。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战马，应当也是做行军代步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