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北方军阀对骑兵的建设和运用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军队进入洛阳，揭开了东汉末年大战乱的序幕。当时，董卓所部只是一支不满三千人的步、骑兵兼有的部队，但因为其长期在凉州与羌人作战，招纳了很多边地少数民族骑兵，战斗力很强，所以能够震慑、兼并京师的禁军，控制朝廷。时人恭维董卓说：“且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1]这些来自并凉二州的异族骑兵就是董卓军队的中坚。在董卓退回关西，遇刺身死后，西部军人势力分化，经常陷入互相间的内斗，再也未能主导中原政局。211年曹操准备征讨关西的马超、韩遂时，还在担心“关西诸将，恃险与马” [2]。但此时曹操已经击败了东北的乌桓族，招降了大量骑兵，所以能成功平定关西。
在内战初期，控制幽州的公孙瓒骑兵实力最强。因为幽州与北方匈奴、鲜卑、乌桓、东胡等游牧族区域相邻，历来战争不断，当地的牛活方式也有些接近游牧族，且盛产骑兵。史书公孙瓒的传记中未提及他部下中是否有来自北方民族的骑兵。但刘备在崛起之初曾在公孙瓒部下效力，当公孙瓒与袁绍作战时，刘备负责在青州对抗袁绍，当时刘备“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乌丸即乌桓，这些乌桓杂胡的骑兵应当是公孙瓒拨付给刘备的，所以公孙瓒骑兵中应有不少异族成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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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卷十六《魏书•郑浑传》，裴注引《汉纪》，第509页。
[2] 《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杜畿传》，第494页。
[3] 《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第873页。另外，刘备手下重要的骑兵将领赵云“本属公孙瓒，瓒遣先主为田楷拒袁绍，云遂随从，为先主主骑”。见《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赵云传》，第948页。
乌桓原本是数个独立的所谓“三郡乌丸”部落。[1]和楚汉相争时匈奴冒顿的突然崛起一样，汉末动乱初起时，辽西乌桓首领蹋顿统一了三郡乌桓，“边长老皆比之冒顿”。袁绍和公孙瓒激战时，蹋顿与袁绍通婚结盟，一起攻灭了公孙瓒。“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2]袁绍虽拥有当时最强大的骑兵武装，但在使用方面乏善可陈，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败。据说张郃曾建议袁绍“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钞绝其南，则兵自败矣”，即将曹操主力牵制在前线，同时派骑兵远袭其后方，但袁绍“不从之” [3]。其实此说并不准确，因为袁绍在与曹操对峙于宫渡时，曾派遣刘备袭击曹操的根据地许昌，但刘备迂回成功后并不愿与曹军作战，反而借机联络南方的刘表势力为自己扩充军力。可以说刘备此举是袁绍败亡的重要原因：
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曹公遣曹仁将兵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4]
曹操自从起兵反对董卓以来，也组建了一支称为“虎豹骑”的骑兵部队。曹操很重视并直接控制这支骑兵，他的族子曹真、曹休都曾受命统领“虎豹骑”，从弟曹仁统帅骑兵的时间更长，且多次亲自带领骑兵进行冲击作战。[5]袁绍被曹操击败后，其二子逃亡到乌桓，借蹋顿帮助继续对抗曹操。曹操遂于建安十一年(206年)远征乌桓。由于曹军选择了比较偏僻的路线，行军直到距离蹋顿所驻柳城百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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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传》，乌桓主要分布在上谷、右北平、辽西三郡和辽东属国都尉辖区。
[2] 《三国志•魏书•乌丸传》，第831页。
[3] 以上见《三国志》卷十七《魏书•张郃传》，第525页。
[4]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876页。
[5] 《三国志》卷九《魏书•诸夏侯曹传》，第276-280页。
才被乌桓人发觉。此时蹋顿做出了一个错误决策：没有采取游牧族惯用的主动撤退、诱敌深入战术，反而与曹军迎面决战。事实证明，乌桓骑兵对冲击战术的运用远不如中原军队，此战乌桓军大败，蹋顿被斩。曹操将万余户乌桓人迁入内地，征调其骑士参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1]。此后曹操平荆州刘表、关中马超、汉中张鲁等，这些乌桓骑兵都曾参与。
中原和南方地区的战马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和西部高原地区。所以与这些产地不相邻的割据势力难以获得战马补充。吕布出身并州军官，又曾在董卓部下任职，非常擅长骑兵作战，但当他流动到徐州一带时，还需要到北方买马：“建安三年春，布使人赍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刘）备兵所钞。”[2]战马来源被切断后，吕布军队战斗力迅速下降，他在这年底兵败被杀。
孙吴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孙吴政权的势力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这里不是马匹产地，骑兵数量较少。[3]孙吴为了获得战马，努力与蜀汉、曹魏进行贸易，甚至泛海远至辽东买马。黎虎先生对此已有详尽论述。[4]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孙坚至孙策、孙权三代统帅都很擅长骑兵作战，且都喜欢亲自上阵冲锋。孙策曾上表讲述其讨伐黄祖的战争，说自己“身跨马擽陈”，以骑马杀敌自雄。[5]孙权指挥围攻曹军的合肥城时，遭遇曹军骑兵挑战，“权率轻骑将往突敌”，但被部下劝止。[6]崇尚鞍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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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魏书•乌丸传》，第835页。
[2] 《三国志•魏书•蜀书•先主传》，裴注引《英雄记》，第874页。
[3] 周一良先生早已指出江南并非战马产地；“盖无论南北，马皆战争所不可少，而江南不产马。”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4] 黎虎：《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魏晋南北朝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393-421页。
[5] 《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注引《吴录》，第1104页。
[6] 《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张纮传》，第1244页。
战几乎成为孙氏家族的象征。孙坚、孙策父子甚至都死在马背上：孙坚是在出征刘表、黄祖时被黄祖军人射死；孙策骑马行猎时被刺客射伤而死。[1]孙氏家族生长在江东，不像公孙瓒、吕布、马超等北方将领有鞍马生活的便利，何以如此擅长骑兵战术？可能因为孙坚早年担任汉朝军官时，曾参与平定黄巾军和关西叛军，这些在北方作战的经历，使他熟悉了骑兵战术的运用方法。且孙坚武装是在参与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成形的，其主要作战地域是以河南为中心的淮汉以北地区。后孙策继承了这支武装，南渡长江拓地扩张。所以较之江南本地武装，孙氏的军队更像一支典型的北方军队，其中骑兵相对较多且运用较纯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孙氏武装中擅长骑战的将领，多与邻近乌桓、鲜卑的幽州一辽海地区有关。比如孙坚收纳的程普是“右北平土垠人”，韩当是“辽西令支人”，都擅长骑战。韩当“便弓马，有膂力，幸于孙坚，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孙策在江南扩张时，与程普等三骑对战祖郎军，程普“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策因随出” [2]。再如太史慈本是青州东莱人，早年曾避祸迁居辽东，在黄巾战乱期间，他以擅长骑射著称，往返于青州与辽东之间，后南渡江依附扬州刺史刘繇。在孙策击败刘繇之后，太史慈又转入孙策麾下效力。太史慈与孙策首次相见的战斗，就是一场典型“北方式”骑兵对战：
时（太史慈）独与一骑卒遇（孙）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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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第1100、1109页。
[2] 以上见《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程普传》，第1283页，《韩当传》，第1285页。
[3]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太史慈传》，第1188页。
太史慈、孙策这次发生在江南的骑兵对决，水平堪与前述公孙瓒与鲜卑骑士的战斗相比。这种风气之下，东吴骑兵数量虽远远不如曹魏，但仍敢于正面对抗曹军。吴名将周瑜与曹军作战“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肋” [1]。三国中后期，吴将丁奉应接投诚的曹魏寿春守军，“与敌追军战于高亭。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陈中，斩首数百” [2]。可见东吴将帅运用骑兵战术非常纯熟，这和东晋南朝时期的南方军队有很大区别。孙权还非常注意培养下一代将领的骑战技艺。吴将领周泰之子周烈、周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 [3]，这也使得骑战技艺能够在吴军将领中世代传承下去。
孙吴统帅不仅能在战术层面成功运用骑兵，还试图发挥骑兵的战略作用，改变与曹魏对峙的态势。孙吴和曹魏长期在长江一淮河之间进行拉锯争夺战。孙权曾计划向北推进，过淮河，占领徐州，威胁曹魏核心区河南一许昌地区。但淮北平原适合骑兵集群作战，对以步兵为主的吴军非常不利。所以吕蒙对此表示反对：“（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 [4]。孙权暂时接受了吕蒙的意见，但他一直未放弃攻取淮北的计划，并为此力图建立五千人规模的骑兵部队，“欲得五千骑乃可有图” [5]。但到孙权去世乃至东吴亡国，都没能建成这支骑兵。
蜀汉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和孙权家族相比，刘备等蜀汉君臣则缺乏使用骑兵的经验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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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周瑜传》，第1263页。
[2]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丁奉传》，第1301页。
[3]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周泰传》，第1297页。
[4]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第1278页。
[5] 《太平御览》卷三百“兵部”引《会稽典录》曰：“朱育谓钟离（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骑乃可有图。今骑无从出，而怀进取之志，将何计？’，收（牧）曰：‘大皇以中国多骑，欲得骑以当之……’”（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1383页）《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未载此事。
性。除了在河北、中原转战时积累起来的少量骑兵，刘备在夺取益州晤，还能从西北部的氐羌部族、南方的南中（今云南）获得骑兵和战马，但数量并不多，原因除了路途曲折外，就是氐羌是兼营农、牧业的民族，其牲畜数量虽然多于内地农耕地区，但少于草原游牧族。著名的诸葛亮《后出师表》表达了对蜀汉骑兵匮乏的忧虑：
……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1]
賨人亦称巴人，当时主要分布在蜀地北部的山区。[2]这些骑兵没能为蜀汉创立太多战功，一个原因可能是刘备等统帅并不熟悉骑兵战术。比如刘备临死时给儿子刘禅的遗诏，推荐的书目有：
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3]
刘备不仅推荐刘禅读《六韬》，丞相诸葛亮甚至命人给刘禅专门抄写《六韬》一部，可见蜀汉君臣对这部兵书的重视。但如本书第二章所论，《六韬》是战国末期的产物，当时骑兵尚未能承担冲击职能，只凭射箭执行一些辅助任务。到三国时代，骑兵的战术职能已经大大拓展，甚至取得了对步兵的优势地位。刘备集团的战术思想严重落后，是蜀汉积弱的重要原因。当然，蜀汉政权能够维系数十年，也和地理形势限制了曹魏骑兵的发挥有关。秦岭和巴山天险难以逾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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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第924页。
[2] 参见《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李特家族即賨人，擅长骑战，西晋末迁入益州，靠骑兵优势成功建立成汉政权。
[3]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第891页。
间复杂地形使骑兵难以展开，所以蜀汉灭亡四十年后，作为曾为蜀、魏两方提供骑兵效力的賨人后代，李特不禁感叹：
特随流人将入于蜀，至剑阁，箕踞太息，顾眄险阻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1]
除了战术思想的滞后，诸葛亮保守持重的个性也是蜀汉骑兵未能获得发挥机会的原因之一。刘备死后，蜀汉政权对曹魏的北伐，都是诸葛亮亲自挂帅指挥，他每次都坚持步步为营的保守战略，从不愿冒险用骑兵发动远程奇袭。蜀将魏延对此颇为不满，“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廷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2]。裴注所引《魏略》言之更详：
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候楙少主胥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3]
诸葛亮出于持重万全而否决了魏延的提议。其实这个方案对曹魏有极大威胁。诸葛亮每次北伐都绕道陇西，千里迂回，历时极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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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李特载记》，第3022页。
[2] 《三国志》卷四十《蜀书•魏延传》，第1003页。
[3]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第1003页。
使这样也给曹魏防御关中带来了很大麻烦。[1]有趣的是，西晋灭吴成功之后，远征军统帅钟会试图沿用魏延故智，带领士兵杀回洛阳夺权称帝。具体方案是：“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与骑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2]由于钟会起兵未遂而死，这个计划没能付诸实践。
汉末三国政权骑兵建设之比较
从地理上看，三国鼎立格局形成之后，中国的军政单元从草原到江南呈现三层“环带状”结构：最北、最外一环是北方草原地带，从东北的乌桓、东胡之地连绵到西南的氐羌地区；中间环是魏晋王朝占据的中原；最内、最南是东吴所在的江东地区；蜀汉则居于中间环偏南的方位。三个地带自北而南，逐渐缺乏适合马匹生长繁育的环境，居民生活方式也从游牧向农耕过渡。这使得诸政权拥有的骑兵数量依次减少，并对其军政局势产生影响。
中原魏晋政权对抗诸草原游牧族的骑兵优势，主要依赖集权政治结构和庞大的专业化军队，以及中原巨大的人口、经济规模。此时期北方游牧族汉化程度尚浅，政治集权化较低，难以对中原形成实质威胁。吴蜀政权对抗魏晋的军事优势（不仅是骑兵优势），则主要依靠长江天堑和巴陇山险地形。[3]这种军事对立背后，还有骑兵资源自北向南、自外环向内的流动。草原地带进入中原（包括蜀汉）的，是马匹和游牧族骑士，包括有些部族的整体内迁，他们在中原、蜀汉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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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曾上书称，“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他因此提议从冀州调五千屯田民到关中，兼营屯垦和戍边。见《晋书》卷三十七《安平献王孚传》，第1083页。
[2] 《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钟会传》，第791页。
[3] 《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裴注引《文士传》，第589页：“曹公故人杰也……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这虽是时人恭维曹操的说法，也反映出江、山阻隔对吴蜀政权的保障作用。
治结构中地位较低；自中原进入江南的除了普通士兵、民众，更有擅长骑战的军事将帅，他们在江东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原本欠开发的江南地区逐渐中原化。[1]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汉末三国时骑兵冲击战术正在走向成熟，汉末至三国前期的战争促进了骑兵战术的完善。但到三国中后期，各政权的骑兵运用能力都发生了衰退。吴、蜀骑兵战术水平下降是因为缺乏战马和骑兵人才；魏晋则是因为政治趋于保守，以及对北方民族采取漠视、排斥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