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风气与晋武帝的好尚
280年西晋灭吴统一中国。此时北方及西北游牧族大量内迁与汉人杂处，伴随着骑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上升，骑马文化逐渐渗入中原的社会生活中。[2]但这一时期西晋上层在迅速士族化，新士族阶层重文轻武，沉溺于玄学清谈和奢靡的生活。这造成了西晋军备的废弛和军队战斗力的下降。
当时士族以富有文化著称，极少有武人气质，但也曾有个别士族成员受到内迁游牧族的影响，追求骑射弓马技能。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太原王氏家族，特别是王湛、王济叔侄，另外还有弘农杨氏的杨济。《世说新语》和正史记载了很多他们研究相马、骑马技术，和以弓马骑射自豪的事迹。比如王济曾经在地价昂贵的京师洛阳买地作跑马场，“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因其善解马性，被杜预称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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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6页。
[2] 《南齐书》卷九《礼志上》：“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50页）
“马癖” [1]。王湛和王济还有一则关于相马和赛马的事迹：
济有从马绝难乘，济问湛曰：“叔颇好骑不？”湛日：“亦好之。”因骑此马，姿容既妙，回策如萦，善骑者无以过之。又济所乘马，甚爱之，湛曰：“此马虽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见督邮马当胜，但刍秣不至耳。”济试养之，而与已马等。湛又曰：“此马任重方知之，平路无以别也。”于是当蚁封内试之，济马果踬，而督邮马如常……[2]
太原王氏家族和匈奴首领刘渊家族有世交，王浑对刘渊“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刘渊在洛阳担任“任子”的时候，王浑多次向武帝推荐和称颂他。[3]刘渊之子刘聪也和王浑、王济父子交往颇深。王济曾带刘聪拜访晋武帝之子豫章王司马炽，二十年后，已是汉皇帝的刘聪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双方还曾谈起此事。[4]王济在生活中也接受了较多游牧族的生活习俗，如喜食乳酪等奶制品。在面对东吴降臣陆机时，王济甚至以此炫耀：
陆机诣王武子（王济），式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5]
和王济一样以驰马为乐的，还有一位外戚、名士杨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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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见《晋书》卷四十二《王济传》，第1206页，亦见《世说新语•术解第二十》“王武子善解马性”条。
[2] 《晋书》卷七十五《王湛传》，第1960页。《世说新语•赏誉第八》有此事，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云王济喂养督邮马的方法是“谷食十数日”，两人在蚁封（密布蚁穴的土丘之地）内赛马为“盘马”。
[3] 《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渊）载记》，第2646页。
[4] 《晋书》卷—百二《刘聪载记》。
[5] 《世说新语校笺•言语第二》，刘义庆著，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8页。
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杨济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须臾，和长舆来，问：“杨右卫何在？”客曰：“向来，不坐而去。”长舆曰：“必大夏门下盘马。”往大夏门，果大阅骑，长舆抱内车，共载归，坐如初。[1]
王济和杨济的骑射技艺也颇受晋武帝司马炎赞许：
（杨）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著布袴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猛兽突出，帝命王济射之，应弦而倒。须臾复一出，（杨）济受诏又射杀之，六军大叫称快。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济以武艺号为称职。[2]
杨济为司马炎的杨皇后之叔，王济娶常山公主为驸马，他们和皇室都是姻亲，与晋武帝私交甚笃。[3]这种随意的君臣关系，和青年汉武帝与韩嫣、李敢等人形成的小圈子颇相似。《杨济传》中“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这句，历来重视者不多，其实它反映了在玄学文化风靡士族阶层之时，作为皇帝和玄学倡导者的司马炎的另一面。[4]但晋武帝未能在士族中培养起彪悍、尚武的精神，可能因为他偏爱让贵戚去立军功，而不是让立军功者成为贵戚。对于那些已经享受到各种特权待遇的高级士族，普遍缺少改变命运的动力，少有人看重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参见本书第二编的晋灭吴之战）。生活在洛阳的匈奴上层贵族如刘渊、刘聪等也在尽量汉化、士族化，他们被西晋高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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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说新语校笺•方正第五》，第163页。
[2] 《晋书》卷四十《杨济传》，第1181页。
[3] 《世说新语•方正第五》载“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司马炎还经常以王湛的愚钝调侃王济：“每见济，辄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
[4]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亦称：“武帝甚熏兵官，故军校多选朝廷清望之士居之。”（第741页）
纳，更重要的是凭借其阶级身份而非民族身份。王济死时年四十六，西晋王朝正当统一升平之时：
及其将葬，时贤无不毕至。孙楚……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楚顾曰：“诸君不死，而令王济死乎！”[1]
王济只是西晋士族中昙花一现的异类，晋武帝晚年也沉溺于酒色无所作为，西晋上层由此错过了一个吸收游牧族鲜活、勇武的文化改造自身的机会，即陈寅恪所谓“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2]，士族阶层的腐朽堕落终于酿成西晋王朝瓦解，游牧族入主中原。
八王之乱中的具装骑兵
晋武帝之后的惠帝(290-306年在位)智力低下，宗室诸王掌握各地军权，互相间矛盾加剧，终于演化为争夺朝廷控制权的内战。战争从301年到306年，历时五年之久，主要发生在以京师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下面讨论骑兵在这五年内战中的表现和作用。
惠帝时期的渚王内战中，骑士和战马都披铠甲的冲击骑兵——“铁骑”日益成为陆战主力。当时第一支投入战争的铁骑部队，来自301年控制洛阳朝廷的赵王司马伦，为对抗驻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进攻，遂派出军队迎战，史载这支军队“精甲耀日，铁骑前驱” [3]，应属驻守京师的禁军。因为各将帅互不统属，各自为战，被一战击溃，成都王颖成功进占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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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王济传》，第1207页。
[2] 见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03、275页。陈氏对北方民族评价较高，或与其祖父陈宝箴曾为清政权效力有关。
[3] 《晋书》卷五十九《成都王颖传》，第1616页。
当时黄河下游的冀州地区分布着大量官牧场，冀州刺史李毅服从司马颖领导，这些牧场都在成都王颖的控制之下，应当为他提供了很多骑兵。击败赵王伦之后，司马颖也很快拥有了自己的铁骑军队。303年司马颖进攻控制洛阳的长沙王义，其部下将领发生内讧，陆机逮捕了孟超属下的一名军官，“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 [1]。这些铁骑在战争中的表现，史书却没有记载。另一位控制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麾下也有较多骑兵，因为关中紧邻羌胡地区，历代朝廷都有从羌胡中征调骑兵的习惯。就在成都王颖进攻赵王伦时，司马颙也投机倒向成都王颖一方，派出一支铁骑部队接应。不过这支部队刚行进到潼关，司马颖一方就已经占领了洛阳。[2]
从史料看，当时铁骑的数量并不多，在骑兵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304年，河间王颙部将张方挟持了惠帝朝廷。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尊敬，张方军队先驻扎在洛阳城外。但当敌对诸王军队逼近洛阳时，张方想挟持惠帝到关中，遂带兵进入洛阳城内：“其夜，方悉引兵从西明、广阳诸城门入，自领五千骑，皆捉铁缠槊击。”[3]这段记载出自当时的亲历者卢綝，现场感较强，对张方骑兵的描写很具体，但没有提到战马披铠甲，可见并非铁骑武装。但对于经常冲锋陷阵、对抗步兵的中原骑兵，非常需要能为马匹提供防护的甲冑，只是因为马铠（具装）成本太高，无法普遍装备。但士兵们想出了各种变通的办法。这次朝廷迁徙中，张方的“军人便乱入宫阁，争割流苏武帐而为马帴” [4]。马帴是披在马背上、垂及马腹的毡、革制品，装饰性比较强，但此时军人争割帐幕为马帴，主要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给战马提供一点保护。十余年后，鲜卑段文鸯与石虎（石季龙）军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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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第1480页。
[2] 《晋书》卷六十《李含传》：“（河间王颙）乃加含龙骧将军，统席薳等铁骑，回遣张方军以应义师。天子反正，含至潼关而还。”（第1643页）
[3]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兜鍪”条。另见《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四引《晋八王故事》，第4106页。
[4] 《晋书》卷六十《张方传》，第1645页。
孤军被围，石虎命令部下必须活捉段文鸯：
（文鸯）遇马乏，伏不能起……遂下马苦战，槊折，执刀力战不已。季龙军四面解马罗披自鄣，前捉文鸯。文鸯战自辰至申，力极而后被执。[1]
这里的“马罗披”就是马帴。可见在激烈的白刃肉搏战中，这类粗糙织物的防护作用尤为珍贵。
太安二年（303年）冬，在长沙王乂与成都王颖部下马咸的战斗中，还出现了一种比较独特的骑兵冲击战术：“乂司马王瑚使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咸军乱，执而斩之。”[2]此举造成成都王颖军大败。《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所言更详：
马隆子咸为成都王前锋陆机攻长沙王乂于石桥。将士器仗严利。长沙王所统冠军司马王瑚率众讨咸，咸坚不动。瑚乃使数十骑下马、缚戟于马鞍头，放令伺咸，又使数十骑各刺所放马，马惊奔咸军，军即坏。瑚因驰逐猛战，临阵斩咸。[3]
可见王瑚骑兵初次攻击马咸时，因敌军阵严密无法冲破，但第二次用无人的战马冲击时，则成功陷阵。这说明前次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是骑士怕死畏战、不敢硬冲所致。王隐《晋书》载参加冲击的战马是“数十骑”，《资治通鉴》则为数千，应以王隐《晋书》为是，因为其出现两次，较为可信。且数千匹战马也难以驾驭控制。这几十匹战马只是起首轮冲破敌军队列、创造进攻机会的作用，真正打击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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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卷六十三《段匹䃅传附段文鸯》，第1711页。
[2] 《资治通鉴》卷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87页。
[3] 《太平御览》卷二百八十六“机略”条，第1322页；卷八百九十五“马”条。第3972页。
还要靠主力部队随之“驰逐猛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骑兵使用的武器都是“戟”，而非更适合骑兵冲击作战的矛或者槊。如果不是史书用文学化修辞造成混淆的话，这显示这支禁军骑兵仍有不完全适应冲击作战的特点。总体来说，在八王之乱中，中原骑兵的表现乏善可陈。这应当与西晋建立以来重文轻武，当权士族阶级腐朽堕落有直接的关系。
鲜卑骑兵崭露头角
在曹魏后期及西晋与吴、蜀作战时，曾征调边境的氐羌骑兵参战。比如在灭蜀之战时，邓艾就曾在凉州招募“羌胡健儿”五千余人。从当时人的文章可见，魏晋政权招募这些羌胡士兵主要靠“恩意”和“奖厉”，具有比较强的雇佣兵色彩。在战争结束后，对他们的封赏则普遍难以落实。[1]西晋灭吴时，有匈奴人“骑督綦毋伣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 [2]。史籍中少有魏晋政权征发并州匈奴骑兵之事，綦毋伣邪本人是个无名之辈，再无其他记载，赤沙也只是匈奴中的一支小种，对其封赏也还是管理本部族的事务而已。
但到八王之乱时，鲜卑、乌桓骑兵被大量运用于中原战场。八王之乱前，都督幽州诸军事（后来又自任刺史）的王浚看到中原内战不断，为求自保遂与鲜卑结好，将两个女儿都嫁给鲜卑部族首领，以便获得其军事支持。这已经超出了作为晋朝军政官员的本分，明显具有图谋割据的意味（东汉末袁绍占领冀州后，也和乌桓首领通婚）。对于中原诸王的征战，王浚先是采取骑墙自保的姿态。但当304年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决裂时，王浚最终倒向了司马越一方，出兵进攻司马颖的大本营邺城。由于各方动员和出兵的时间差，成都王颖已经击败司马越统帅的朝廷禁军，将晋惠帝劫持到邺城，势力正如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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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第1340页。
[2] 《晋书》卷九十七《北狄传》，第2550页。
天。仅一月之后，王浚派出一支鲜卑、乌桓和汉人兼有的部队，“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幽州主簿祁弘率骑兵为前锋，击败了前来迎击的一支司马颖部队。当幽州的侦察骑兵出现在邺城近郊之时，城中陷入惊恐，司马颖在惊慌中不敢迎战，带着臣僚和晋惠帝仓皇逃奔洛阳，随后又躲入河间王颙的关中。幽州兵占领邺城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黔庶茶毒，自此始也” [1]。游牧族此时也掌握了中原骑兵最先采用的冲击战术，并以摧枯拉朽的态势击败中原步、骑兵，预示着“五胡乱华”时代的到来。
司马越旋即将矛头对准河间王颙，纠合中原诸州进攻关中。此时中原忽生变局：豫州刺史刘乔不满司马越一派的侵夺，举兵进攻司马越同党范阳王虓，将其驱逐到河北的冀州，同时联合司马颙和控制兖州的东平王懋，共同对抗司马越势力。范阳王虓情急之下派刘琨赴幽州求援，“乞师于王浚，得突骑八百人，与虓济河，共破东平王懋于廪丘，南走刘乔” [2]。关于刘琨这次从王浚处获得的骑兵数量，另有《东海王越传》为“突骑八百”，《刘乔传》为“突骑五千” [3]，三说相对照，似应是八百人。借助这支骑兵部队，范阳王虓在一个多月里连续击败刘乔、东平王懋的豫州、兖州军队，控制河南地区，并击败了司马颙派驻河南的军队，即刘琨传所谓“破东平王懋于廪丘，南走刘乔，始得其父母。又斩石超，降吕朗” [4]。如此惊人的战果，和这支骑兵部队八百人的规模、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完全不成比例，说明当时骑兵如果运用得当，战斗力会非常强。
光熙元年(306年)初，在夺取河南兖、豫二州后，司马越联军乘胜向洛阳和关中进攻。王浚“遣祁弘率乌丸突骑为先驱” [5]。前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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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卷三十九《王浚传》，第1146页。
[2] 《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第1680页。
[3] 《晋书》卷五十九《东海王越传》，第1623页；卷六十一《刘乔传》，第1673页。
[4] 《晋书•刘琨传》，第1680页。
[5] 《晋书•王浚传》，第1147页。
军邺城时，祁弘也曾带骑兵为前锋。此次，成都王颖率楼褒、王阐等将防守洛阳北的黄河浮桥，居然被三百幽州骑兵打得落花流水：
王浚遣督护刘根，将三百骑至河上。阐出战，为根所杀。颖顿军张方故垒，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博陵众袭河桥，楼褒西走，追骑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胜数。[1]
司马越联军由此继续西进。据《晋书•东海王越传》，有鲜卑首领许扶历、驹次宿鷓率领骑兵参与，他们都应在祁弘的指挥下。当联军向潼关进发时，与司马颙派来阻击的刁默部相遇，“祁弘等与刁默战，默大败”，司马颙和司马颖仓皇出逃。“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 [2]。司马越一派终于把惠帝抢到手中，成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但此时内迁到并州的匈奴刘渊部众已经起兵，中原正在成为胡马奔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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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卷五十九《河间王颙传》，第1621页。
[2] 以上见《晋书》卷四《惠帝纪》光熙元年（306年）五月，第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