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的“马镫革命”说
德国学者茨含勒(R. Zschelle)和福雷尔(R. Forrer)于1896年出版的《马镫形制的发展》一书，最早对马镫的起源和传播进行了系统研究。[1]该书认为，马镫首先由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发明，并于中世纪时传人欧洲成为当时的骑兵装备。同时，德国学者十分关注骑兵（骑士）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feudalism)的关系。海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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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Zschelle and R． Forrer，Die Steigbiigel in ihrer Formentwicklung（《马镫形制的发展》）(Berlin, 1896),pp.2-3。转引自Lynn White,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Ages”,Speculum,Vol.1 5, No.2 (Apr,1940),p, 144.
希•布鲁纳(Heinrich Brunner)的《骑士义务与封建采邑制的产生》一文，论述法兰克人的统帅查理，马特（铁锤查理）为了击败穆斯林等骑兵武装，于732年决心建立一支骑兵部队。他没收了教会土地分赐给臣下，让他们用地产收入购置马匹、装备，成为骑士阶层，由此产生了“封臣制”，即欧洲的封建制度。[1]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德诺埃特( Lefebvre des Noettes)最早关注了马镫对于骑兵作战的重要意义。德诺埃特出身军人世家，年轻时从著名的索米尔( Saumur)骑兵学院毕业，受过使用长矛和剑骑马作战的训练。他在1931年出版《拴辔：鞍马的历史》一书，[2]主要讨论挽具、马掌和马镫的起源及应用。以往学者都是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研究骑兵史，德诺埃特则具有亲身体验，观察方式更加独到。他认为，马镫使骑士和战马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骑士从此可以将长矛牢牢夹持在右腋下，利用战马冲击的速度刺杀对手，由此形成了中世纪经典的骑士战斗模式。
美国学者林恩，怀特(Lynn White)将“马镫改变骑兵战术”和“骑兵造就欧洲封建社会”两个论点结合起来，形成了“马镫造就封建社会”这个貌似新奇的结论。他以布鲁纳的论述为基础，推断查理，马特于732年组建的骑兵为马镫骑兵，并将此作为欧洲封建制的开端。[3]怀特在1918-1924年间就学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军事学院。当时该学院的课程相当陈旧，学员们接受了大量骑术训练课程，包括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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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inrich Brunner, “Der Reiterdienst und die Anfange des Lehnwesens“（《骑士义务与封建采色制的产生》），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ur Rechtsgeschichte, GermanistischeAbteilung 8 (1887),pp.1-38 D转弓I自Alex Roland，“Review: Once More into the Stirrups:Lynn White JI,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Technology and Cuttur44, No. 3 (Jul., 2003), pp. 574-585 。
[2] Lefebvre Des Noettes,L’attelage.Le Cheval De SelleA Travers Les Ages (Paris,1931)．转引自Lynn White, “The Study of Medieval Technology, 1924-1974: Personal Reflections”,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 16,No.4 (Oct.,1975),pp. 522-523。
[3]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怀特讨论的中世纪技术不止马镫，还有犁耕和水磨，但影响和争议最大的还是马镫部分。
着没有鞍、镫的光背马进行集团冲锋。怀特表示这种经历非常痛苦，所以他格外珍惜马镫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由此对德诺埃特关于马镫的结论产生强烈共鸣。[1]
坦率地说，怀特与前代学者相比创新之处并不大。但“马镫造就封建社会”的说法显得过于夸张和新奇，所以此后谈论马镫、骑兵与西欧封建制的学者，大都将怀特作为这个话题的开创者对其进行批评或支持，德法学者的开创工作则少有人关注。学者们对怀特的质疑主要是马镫在欧洲普及的时间、查理，马特的军队是否以马镫骑兵甚至骑兵为主等等，关于马镫对骑兵作战的具体影响，也就是德诺埃特首先提出的这个问题，学术界则普遍接受。
本书并不涉及欧洲封建社会的问题，只关注骑兵装备与战术的关系，所以主要关注德诺埃特和怀特争议较少的那部分学术成果：马镫对骑兵作战的作用。中国学者顾准已经翻译了怀特著作的部分节文并做了点评，所以本书尽量引用顾准先生的译文，对顾译有异议处用脚注出释：
在有马镫以前，骑者的座位是不牢靠的。马嚼子和刺马距可以帮助他控制他的骑乘；没有马镫的鞍子可以固定他在马上的位置，可是他的作战方法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原初是一个运动迅速的射手和投枪手，剑战是受到限制的，“因为没有马镫，你那位挥剑的骑士，当他出色地大挥转他的剑猛砍他的敌人的时候， 只会落得一个打不中敌人却自己翻身落地。”至于说到用长矛，在马镫发明以前，它是在臂膀末端挥动的，打击力量来自肩膀和肩肌。马镫使力量大得无比的一种打击方式成为可能，虽然马镫并不要求这个。现在骑者可以稳稳地横矛于双臂与躯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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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ynn White, “The Study of Medieval Technology, 1924-1974: Personal Refiections”,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 16,No.4 (Oct.,1975),pp.522-523.
夹攻击打他的敌人，[1]打击不仅来自他的肌肉，而且来自他本身和他疾驰前进的骑乘的联合重量。
马镫，除了由鞍鞯和驰驱所提供的前后两方的支撑之外，[2]又加上了侧面的支撑，于是有效地把马和骑者溶合成为足以发挥前所未见的强力的一个单独的战斗单位。战士的手不再直接用于打击了，它只用来指导打击的方向。马镫就这样用马力代替了人力，无限量地加大了武士损害他的敌人的能力。无需什么准备步骤，它立即使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战斗方式。[3]
怀特由此认为，自从查理，马特的军事改革之后，长矛和长剑等适合马背作战的武器逐渐取代了法兰克人传统的战斧和标枪。[4]顾译的“马上白刃战”怀特原文为“mounted shock combat”，本书则译作“骑兵冲击作战”。因为按照德诺埃特和怀特的原意，在使用马镫之前，骑兵可以用手挥动矛进行刺杀（类似使用标枪），这种动作何尝不能称为“白刃战”？“shock”此处的意义重点在于“冲击”，即马镫骑士冲锋时用腋下夹紧长矛，刺中对方后强大的反作用力又沿长矛传递回骑士，并由马镫传导到战马身体上。由此骑士与战马共同发力与受力，成为一个整体。故“骑兵冲击作战”已经成为西方战争史研究的习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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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译“横矛于双臂与躯体之间”，指将长矛夹持在腋下。“横”字不太准确，因为长矛朝向前方。
[2] 顾译“驰驱”似有误，原文当为“pommel and cantle”（前后鞍桥），即“由前后鞍桥提供前后两面的支撑”。
[3] 顾准：《<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7页。
[4]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p. 28.
[5] 参见 Bernard S. Bachrach, “Charles Martel, Mounted Shock Combat, the Stirrup, andFeudalism“（《查理•马特、骑兵冲击作战、马镫与封建社会》），Studies in Medievaland Renaissance History,7 (1970),pp.49-75.
中国的马镫考古
西方史学界对马镫意义的讨论也在逐渐影响中国历史学界。同时，考古材料证明，形制完备的马镫最早出现在中国，这也引起了中西方学者的讨论。
在李约瑟1954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第六卷中，刊发了一幅东汉时武梁祠骑马者画像石的拓片，画像中骑者脚下有清晰的马镫造型，马镫形制又极为成熟和“现代”：脚踩部分是舒适的踏板，而非出土早期马镫的简单金属环状造型。该祠始建年代为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画像出自清人冯云鹏的金石拓片集《金石索》。[1]这给西方学者造成极大困惑，因为欧洲马镫普及的时间已经晚至公元8、9世纪，距离武梁祠的时间跨度太大，而且缺乏中间过渡期的考古材料。所以怀特对画像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但未举出可靠证据。[2]
只有澄清了东汉时期并没用马镫，才有可能梳理出马镫产生和发展的清晰脉络。其实，武梁祠的督邮画像本身并无马镫，因为冯云鹏的时代尚无现代制版技术，其刊刻画像，实为画工对拓片的临摹，改造发挥的余地很大，故画工擅自增加马镫，且是形制比较晚近的踏板形马镫。[3]
但最早的马镫考古证据仍来自中国。1954年，西安草厂坡1号墓出土了一组铠马（披铠甲的战马）陶俑，明确塑有马镫造型。早期文物工作者认为其时代是北朝，现在逐渐改为十六国。柳涵在1959年讨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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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W. Bishop.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6 v., Cambridge: Cambrideg[l] C. W. Bishop.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University Press, 1954-1983, v. 1, p. 167.
[3] 拓片原图和《金石索》对比图，参见[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76页。
有了完善的马具，尤其是使用了镫，就使人能够更快的掌握熟练的骑术，更容易驯服和控制马匹，并且使人骑在马上较为舒服、稳固、省力，便于作更快的奔驰和长途行军，也使许多战术动作能顺利进行。[1]
这是中国学者对马镫的军事作用进行的较早论述。1950年代，长沙西晋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马和人骑马造型的陶俑，其中有四尊马身的左侧都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但骑者的脚未在镫中，所以发掘报告作者推测“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骑上之后则不用镫了” [2]。（见图4）但中国学界当时对马镫在战争中的作用未产生足够重视，并没有系统总结马镫的发展与影响。
怀特著作在1962年出版，他当时尚未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早期马镫实物，只能根据石刻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怀特借鉴欧美东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关于马镫出现和传布的过程：
马镫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的印度，最初是套在赤裸大脚趾上的绳套。 由于气候原因，它不可能向北传播，但那些与印度接触的赤脚的贵族们都接受了这种绳套马镫，东到菲律宾和帝汶岛，西至埃塞俄比亚。在印度佛教文化波及东亚之际，这种马镫的核心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到公元5世纪时，穿鞋的中国人已经在使用整只脚踩踏的马镫。这种马镫使一种新的战术，即吊长矛作战成为可能（不是必然）。……[3]
怀特的中国受印度影响而产生马镫的说法，至今只是一种缺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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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柳涵：《北朝的铠马骑俑》，《考古》1959年第2期，第97-100页。另觅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 1959年第6期。
[2] 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5页。
[3] Lynn White, “The Act of Invention: Causes, Contexts, Continuities and Consequences”,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3, No.4 (Autumn, 1962),p. 489.
古依据的推测。在1970年代中国有多座出土墓葬陆续发现马镫实物、陶俑与壁画。[1]真正意义的马镫最早在中国产生并普及，这个问题已经基本没有疑义。杨泓于1977年发表的《骑兵和甲骑具装》一文，[2]结合历史文献与出土马具文物，讨论了早期（秦汉）骑兵的作战和装备问题。他认为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墓供上马用的单马镫，到十六国—南北朝时，双马镫逐渐普及。此后，针对陆续出土的马镫和马具实物，杨泓又有两篇补充性文章。[3]
那么，到底马镫为何在中国而非在其他地方产生？仅就马镫本身无法解答这个问题，还要从马具发展的总体情况进行考察。和马镫关系最紧密的马具是马鞍。因为马镫系在马鞍两侧，骑者脚踩马镫的力量由马鞍来承受，并传递给马背。通过固定马鞍的马肚带等索具，才使骑者和马匹成为一个整体。如前章所述，东汉和三国骑兵冲击步兵军阵的战术更为成熟、普遍。冲击战术需要骑士将自己尽可能地固定在马背上，以抵抗刺杀敌人时的反冲力，早期骑手能够采用的手段就是加高马鞍，高耸起来的前后鞍桥为骑手提供了前后两个方向的依托，能起到一定的稳定效果。所以自汉代开始，骑兵马鞍的前后鞍桥越来越高。
杨泓根据八个战国到唐代马鞍具（有些包括马镫）的考古样本，怕山下马錠具从“坐垫”到“高马鞍”的变化过程。[4]（见图2）在武威雷台墓葬出土的铜马、骑兵像，也有相对较高的马鞍造型，但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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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庆发：《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 1973年3期；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 1977年第2期；张雪岩：《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
[2] 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文物》1977年第10期。
[3] 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骑兵和甲骑具装二论》，《华学》（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4] 杨泓：《骑兵和甲骑具装》，《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如西晋长沙墓陶俑和安阳十六国鲜卑墓马鞍实物高（见图3），属于先秦汉初到两晋之间的过渡类型，以往研究者将雷台墓断定为东汉末期，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当属西晋墓葬。[1]本书认为，从马鞍形制的变化过程来看，以东汉末期比较合理。美国学者顾传习也指出了这种高马鞍与冲击战术的关系：“……我怀疑，雷台这种包裹着骑手臀部的鞍头和鞍尾形制，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即方便马上的战士使用矛或者戟；因为雷台铜像所用兵器正是矛和戟，并且鞍具也有此特色。”[2]但加高的马鞍给骑手上马造成很大不便，这正是马镫出现的诱因，即协助骑手上马之用。根据3-4世纪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勾勒这种技术手段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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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机认为武威雷台墓属西晋而非东汉后期，见孙机：《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3理论版，以及孙机：《关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锅奔马的年代》，《南方文物》，2010 (3)。何志国、郭平粱不同意此说，认为应属东汉后期，见何志国：《甘肃武威市雷台出土铜奔马年代考辨》，《考古》2008年第4期，韩平梁：《武威雷台墓墓主、铜奔马命名释义及墓葬断代》，《考古与文物》 2008年第5期。
[2] 见前引Goodrich, “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p． 47，引文为笔者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