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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骑兵冲击战术的成熟:马镫与马槊

作者:李硕 当前章节:8859 字 更新时间:2026-6-17 03:43

从单马镫到双马镫的历程

在吴赤乌二年(239年),东吴交州牧吕岱平定一场叛乱,当时他年已八十,有人写信恭维他:“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如此足下过廉颇也” [1]。从信件行文判断,当时上马应当有了某种辅助工具,可以帮助骑手“跨蹑”,吕岱不服老而故意不用,才直接跳上马背。[2]信中引用老年廉颇被甲上马的典故,但战国时代尚无单马镫,廉颇展示的只是一名普通骑手的必备技能,而吕岱是有辅助手段而不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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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第1386页。

[2] “超乘”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当时意为跳上行驶中的战车,此处当为跳上马之意。

引起了时人的惊异。联系考古成果可以推测,在吕岱的三国时期,辅助骑士上马的单马镫可能已经出现。

目前考古所见较早的单马镫造型,是西晋永宁二年(302年)长沙墓葬的随葬马俑。存吕岱平乱之后六十三年,其中有四尊陶马俑的左侧都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骑者的脚也未在镫中,所以发掘报告作者推测“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骑上之后则不用镫了” [1]。(见图4)考古实物并不代表这种技术出现的最早年代,现在出土的也未必是制作最早的单镫陶俑作品,这中间存在几十年的时间差很正當,所以可以推测,在公元240年代的三国鼎立时期,用于辅助上马的单马镫已开始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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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5页。

从长沙西晋墓的陶俑可见,这个时期马鞍的鞍桥极高,前后鞍桥之间非常狭窄。这种结构可以给骑手提供较稳定的依托,但确实也给上马造成了极大不便。出土陶俑的单马镫都在马体左侧,人都习惯从马匹左侧上马,这也可以旁证单马镫为辅助上马的工具。吕岱所在的交州和出土陶马的长沙都在长江以南,并非战马原产地和骑兵战术普及之地,对这个现象可以用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一说它们更能证明单马镫在整个中国文化圈的广泛运用;也可以说,是对骑马并不熟悉的地区首先发明了这种辅助上马工具,然后才向其他地区扩散。由于出土材料尚比较有限,目前难以做出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从三国后期到西晋时,正是高桥马鞍与单马镫组合的盛行时期。[1]骑手在驰骋时将一只脚放在单马镫中,也可以获得一些支撑。当骑手意识到这一点时,双马镫便顺理成章地出现并普及了。罗宗真先生对此的解释非常有见地:“到魏晋南北朝时为了更好的骑坐稳当,马鞍才前后起桥,鞍桥直立,称‘两桥垂直鞍’……到了这个时候,马具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件,随着高桥马鞍的出现而产生,这就是镫。”[2]

考古材料提供的双马镫普及时代,也是4世纪的东晋十六国时。南京象山东晋墓7号墓出土一尊陶马俑,“两侧有镫”,应是双马镫的较早代表。[3]1954年西安草场坡1号墓出土了一组铠马陶俑,明确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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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长沙西晋墓随葬俑,单马镫还有考古实物,就是邺城附近出土的鲜卑骑士墓,殉葬马的鞍具可以复原,可见高而且深的马鞍造型,墓中只有一只马镫,应为单镫。但此墓中没有可以准确系年的物品,只能推测为十六国早期。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 1986年第6期,第503页(见图5)。

[2] 罗宗真:《马镫与炼丹术——纪念李约瑟博士援华50周年》,《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第8-9页。可惜罗宗真先生仅就李约瑟而提及此点,未能展开详细论证。关于冲击战术、马鞍加高与马镫出现的关系,参见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Horses of Lei-t’ai”,p.47;以及前弓1杨泓先生论文。

[3] 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但可惜的是7号墓无法断定具体年代,结合周边其他墓葬的墓志年代,只能推定为东晋中期。

有双马镫造型,以前考古学者认为是北朝墓葬,现在逐渐改为十六国的前后秦时期。[1]至于较早的双马镫实物,则是辽宁北票出土的北燕太平七年(415年)冯素弗墓。[2]

至于马镫最早见诸史籍,学界一般认为是359年东晋豫州刺史谢尚事:“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3]然《太平御览》引此条作“橙” [4],则谢万当时所求未必是马镫,而可能是上马时脚踩的木凳(这也是东晋名士舒缓风度的体现)。文献中关于马镫的最早确切记载应是《太平御览》引《南燕录》,在399年的慕容德南燕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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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柳涵:《北朝的铠马骑俑》,《考古》1959年第2期。另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 1959年第6期。

22]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宫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6年第11期。关于马镫考古的总结,可参见: Albert E.Dien,“The Stirrup and l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History”,Art Orientalis,Vol. 16 (1986),pp. 33-56.

[3] 《世说新语校笺•规箴第十》,第313页。

[4] 《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四,第3392页。

王銮“贯甲跨马,不据鞍由镫” [1],即手不扶鞍、足不踩镫而跳上马背,这更反映出早期马镫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性质。

能否在更小的范围内确定马镫的起源地?王铁英认为东北地区的鲜卑人首先采用了马镫。[2]但通过上文可见,中国南方也有西晋时期的单马镫和东晋时期双马镫陶俑,它们在时代上不晚于甚至早于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限于目前的材料,尚难以做更深入的讨论。德国考古学家冯•勒科克曾推测:“马镫或许起源于骑马民族,他们想要骑乘时不那么疲劳;或者起源于非骑马民族,他们有必要快速掌握骑马战斗的技能。”[3]这代表了思考马镫起源问题时的两个切入点,而且技术的发展也未必是绝对单线的。

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总结中国马镫发明的脉络:汉代骑兵采用冲击战术后,用戟或矛作战需要加高马鞍保持稳定;马鞍变高后,上马困难,导致长沙西晋墓陶俑三角形单马镫的出现;这种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单镫,到十六国时进化为双马镫,使骑兵拥有了比高马鞍更能保障其稳定性的手段。至此骑兵冲击战术也完全定型,骑兵正式成为压倒步兵的陆战主力兵种。到隋唐时期以至今日,因为双马镫早已普及,马鞍的造型反而又变得较浅,因为马镫已经为骑手提供了足够的稳定,不再需要过于高且笨重的鞍桥了。

从制造工艺的层面看,马镫本身并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它经历了数百年的孕育过程。对于中世纪的西亚、欧洲,马镫是和骑兵冲击战术同步传入的,所以西方史学界未能注意两者间的先后关系,而只有从中国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才能梳理出这一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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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七引《十六国春秋》,第1741页。另,《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八引《南燕录》,“镫”作“蹬”,第3791页。

[2] 王铁英:《马镫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3页。

[3]Albert von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中亚文化与艺术史图鉴》)(Berlin: D. Reimer),1925,p.22。转引自常或:《从突骑到甲骑具装——魏晋南北朝骑兵之演进》,《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九期),台北:兰台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以上是马鞍、马镫的作用与器型层面变迁的研究。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只有中国汉朝的士兵需要加高马鞍并导致马镫的出现,难谱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骑兵就没有这种需要?或者像C.S.古德里奇提出的疑问,就是高马鞍配合矛戟的战术是否真正有效?因为如果这种战术根本无效,我们很难想象,从两汉到三国直到西晋的军人们都愚蠢地保留着非常不便利的高马鞍,好像高马鞍的唯一作用就是呼唤马镫的出现。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探讨中国骑兵在不同时期的军事职能和地位,特别是中国古代骑兵面临的与其他民族文化中的骑兵完全不同的战争目的和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骑兵战术手段,正是这种战术需要导致了鞍具、镫具的出现和变化。

马槊的普及

4世纪初,冲击作战已经成为骑兵最主要的战术,骑兵的武器也从戟进化为马槊。从前引汉代文献和画像石、随葬俑等文物看,两汉时期骑兵的近战冲击武器主要是长戟(孝堂山、孙家村画像石,武威雷台汉墓),到三国时代文献中,骑兵使用长矛的记载已经比较多见。汉魏时习惯将长一丈八尺的长矛称为“矟”或“槊”(皆音朔),[1]其长度约为今天4米左右。故从逻辑上讲,槊本属于矛,但只有较长的矛才能称为槊。槊和戟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取消了前部横向的戈刃,从而专用于刺杀。[2]杨泓先生总结了马矟取代戟的技术原因,认为是戟横向的枝妨碍了穿透效果,造成戟对穿铠甲敌人的杀伤力不如矛槊。他举了《后汉书•董卓传》中的记载:李肃用戟刺董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吕布随之用矛刺杀了董卓,以此证明戟的刺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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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释名•释兵》:“矛长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言其稍槊便杀也。”(第1624页)

[2] 戟本身是矛和戈的合体。矛锋用于刺杀,戈刃用于砍杀和勾啄。戈的勾砍动作在战车时代运用很广。因为战车前方是马匹,无法直接朝前刺杀,只能在与敌战国交会的一瞬间,用戈横向勾砍对方。参见杨泓:《中国古代兵器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私2005年,第52-53页。

果不如矛槊。[1]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细寻戟、矛、槊三者的区别,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骑兵刺杀武器应当在保证穿透力的同时,还要满足两个因素:

一是避免对骑手形成太强大的反冲力。戟的横刃顶撞到敌军后,显然会增加骑士落马的危险。当然,骑士可以避免用很大的力量抓握兵器,就如林恩,怀特所盲,不是将戟紧夹在腋下,而是灵活地抓握在手中,以便随时可以脱手(孝堂山画像石中的汉军骑士似乎也有这种特征)。但这样做的负面作用就是冲击杀伤力降低,特别是对穿铠甲的对手可能起不到足够的杀伤效果。

二是避免兵器的长杆完全贯穿敌军身体而难以拔出。对于高速奔驰的骑士来说,这样也会带来跌落马背的危险,且无异于丧失了自己的兵器。这可以称为武器刺中对手后的“停止作用” [2]。怀特在讨论马镫骑兵的武器时说:

马镫骑兵用长矛冲击时,长矛可能完全戳穿对手的身体,使攻击者难以掌握。如果敌人众多时,这种情况会很危险。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必要在矛锋后面增加一个横档以方便拔出。为此许多中亚人将马尾毛绑在矛锋之后。其他人则在矛锋后的木杆上钉上一块布,或者燕尾旗的造型……[3]

怀特所言的马尾或者“燕尾旗”,在中国十六国到南北朝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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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泓:《马矟春秋》,《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 文献中虽然尚未见到这方面的事例,但在十六国初期,成汉丞相杨褒为劝谏国主李雄戒酒,故意持矛驰马飞奔。李雄事后询问,杨褒回答:“夫统天下之重,如臣而持矛也,急之则虑自伤,缓之则惧其失,是以马驰而不制也……”(《晋书•李雄载记》,第3040页)可见持矛驰马是很容易“自伤”的行为,而马戟在这方面的危险性要大于矛。

[3] Lynn White, “The Act of Invention: Causes, Contexts, Continuities and Consequences”,p. 486.

马槊上也有体现,时称“眊”和“幡”。518年柔然可汗阿那瑰失势被迫朝拜北魏,魏朝赐其人、马铠甲七套,此外还有“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眊,赤漆槊十张并白眊,黑漆槊十张并幡”,此处槊上装的白眊和幡,就类似怀特讨论的马尾和燕尾旗功用。[1]比槊上的眊、幡实用性更强的,则是金属丝的“缠”。前述西晋八王之乱时,关中军队开入洛阳,五千名骑士都手持“铁缠槊”。古代注释家和类书编辑者都没有对马槊的“缠”做出归纳解释。从文献来看,这种“缠”是用金属丝缠裹在槊锋之后的木杆上。南朝梁武帝的第四子长沙王萧晃有武力,他曾“以马塑刺道边枯蘖,上令左右数人引之,银缠皆卷聚,而槊不出。乃令晃复驰马拔之,应手便去” [2]。可见银缠能增加马槊和目标间的摩擦力,这和怀特所论燕尾旗的作用相似。[3]但在实战中,“缠”的作用尚无直接文献记载。

冲锋刺杀动作要领:交、合

林恩•怀特对骑兵战术的探讨,其知识背景是欧洲中世纪以来非常普遍的骑士战争。就在法国学者德诺埃特和怀特读军校的时代,使用冷兵器的骑兵仍然存在,所以欧美人对这些骑兵战术并不陌生。而在中国,宋代以后文、武官员分途,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很少能用文章记载详细的战斗过程,有文化的士大夫又极少接触真实战争,使得全社会普遍缺乏对战争的细致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元明以来的流行的市井说唱文学,尤其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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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卷一百三《蠕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00页。当然,眊、幡也有识辨敌我身份的作用,怀特同样认为燕尾旗也有此功用。

[2] 《南齐书》卷三十五《高帝十二王传•长沙威王晃》,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24页。

[3] 不过对于力量超人的骑士,用马槊刺穿对手也未必有太大麻烦,比如北魏宗室拓跋虔,他所用的马槊格外粗重,能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临常临阵,以槊刺人,遂贯而高举。又尝以一手顿槊于地,驰马伪退,敌人争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杀二三人,摇槊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槊而去。”(《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传•陈留王虔》,第381页)

冷兵器战争进行了很多脱离实际的虚构,形成了一整套程式化的战争叙事模式,使得中国大众对冷兵器战争有诸多误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骑马的武将之间的对打。在《三国演义》等作品中,所谓战争就是两员大将在阵前交锋,其他将士都是观众,两员大将的胜负就标志着整场战争的结局。而两人之间的对打又充满了虚构,两人往往可以大战数百“回合”不分胜负,甚至要等到第二天继续较量。根据演义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也往往照搬这些描写,造成古代骑兵战争的真相如同沉入迷雾,难以还原。所以,本书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骑兵且体战术进行一些讨论,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现象,再由此探索当时的战争规律。

和步兵相比,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马匹的奔跑速度远远高于人。所以使用戟、矛、槊等兵器的骑兵要靠马匹的高速冲击来刺杀对手。根据物理学的动量公式E= mv2(冲击力= ×《物体质量X速度的平方》,对于冲锋的骑士,这个质量m是人和马相加的重量,速度v则是马匹奔驰的速度,其动量远比手持长矛进行刺杀的步兵高,所以骑兵在战斗中必须高速奔驰以便进行刺杀。反之,如果骑兵处在静止状态就不具有动量优势,且战马是远比骑手明显的目标,很容易招致杀伤,所以骑兵战术的本质就是运动。

当骑兵互相作战时,最常见的是双方相对冲锋,在接近的瞬间用马槊瞄准、刺杀对手,同时试图躲避对手的刺杀。由于战马冲击的速度快,一次交会之后,双方距离会拉开。这样交会一次,便是一“合”,或称“交”。如刘宋朝孝武帝初年的内战中,两名骑兵军官单独决斗:“幢主樊僧整与台马军主、骠骑中兵参军段僧爱交槊斗,僧整刺僧爱,杀之。”[1]当然,在实战中这种军官两人单打独斗的场面比较少见,骑士面对的往往是敌步兵或骑兵集群,所以在一次冲击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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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卷八十七《殷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06页。

能要先后与多名敌军交手(如果他还幸运地活着的话)。在东晋攻灭南燕的战斗中,—。支晋军骑兵击败了燕军骑兵,晋军官孟龙符追击速度太快,单独与大量敌骑兵交战:“贼数千骑围绕攻之,龙符奋槊接战,每一合辄杀数人,众寡不敌,遂见害” [1]。当骑士冲过敌军阵列后没有伤亡,且仍有战斗意志的话,可以让战马掉头再次冲锋,再进行一“合”。南齐将领张敬儿曾担任骑兵队主,为掩护主力撤退而与数千敌军交战。“敬儿单马在后,冲突贼军,数十合,杀数十人,箭中左腋” [2]。这样往复多“合”,伤亡概率极高,而所谓“数十合”显然也有夸张的成分。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将士一般都靠斩获敌军的首级记功。如北魏宗室可悉陵参与攻灭沮渠氏的北凉政权,“沮渠茂虔令一骁将与陵相击,两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坠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剑,以刀子戾其颈,使身首异处” [3]。由于骑兵战斗都是在奔跑中进行的,骑士下马斩首往往很不方便,有时斩首工作需要别人代劳。刘宋朝的一次内战中,叛军将领鲁爽和朝廷骑兵军官薛安都相遇,“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 [4]。南齐的一次内战,叛军首领王敬则被朝廷一方的骑将崔恭祖刺杀,但崔未能及时斩首,另一名军官袁文旷斩获了这个首级,被授予功赏,引起崔、袁二人争讼。最后齐明帝萧鸾批准给崔恭祖二百户封赏,才予了结。[5]

近距离刺杀对手比较容易,和在颠簸的马背上射箭相比,马槊对骑士的技术要求显然低了许多。但两名骑士相对冲刺时的伤亡率显然大大增加了。另外,除了用马槊刺杀对手,骑士同时还要注意躲避开对手的马槊,攻击与防守几乎同时完成,要在成功刺杀对手的同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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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卷四十七《孟怀玉传附弟龙符》,第1408页。

[2] 《南齐书》卷二十五《张敬儿传》,第464页。

[3] 《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传•常山王遵附可悉陵》,第375页。

[4] 《宋书》卷八十八《薛安都传》,第2217页,另参见卷七十四《鲁爽传》。

[5] 《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第487页。

障自己的安全,也需要高超的技术。南朝宋、齐之间,一名骑兵军官陈天福就以善用马槊著称,他趁作战时掳掠百姓,被齐武帝萧赜处死,但其总结的马槊技艺在南朝骑兵中传承,直到萧子显在梁朝作《南齐书》时还在盛行不衰。[1]

当时骑兵进行模拟训练时,也以在奔驰中运用马槊为要点。比如北魏将领傅永擅长骑战,年老时“尝登北邙,于平坦处奋槊跃马,盘旋瞻望,有终焉之志” [2];东晋桓温清谈不胜,曾驰马持槊做出威胁别人的动作:“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祷褶,上马持槊,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3]北齐文宣帝高洋酗酒昏乱,也曾用这种方式威胁老将斛律金:“尝持槊走马以拟金胸者三,金立不动,于是赐物千段。”[4]要“走马”,即让马跑起来才方便做刺杀动作,这和骑兵冲击作战的方式是一致的。

骑兵冲杀动作也可以进行双人(马)模拟对练。刘宋末年,荆州刺史沈攸之和另一名军官高道庆练习马上对战,结果因失手造成反目:“于听事前合马槊,道庆槊中破攸之马鞍,攸之怒,索刃槊” [5]。沈攸之发怒后要找“刃槊”,说明两人对练用的是没有装刃的槊杆,但即使这样还是将马鞍撞碎,也可见冲击力之大。这种情景可以联想《水浒传》第十三回,杨志在北平府和周瑾比武,双方为避免误伤也要“把两根枪去了枪头,各用毡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马,都让他们穿着黑色衣衫。这样,两人用枪杆厮拼,身上白点多的,就当是输了”。不过小说中两人连斗“四五十合”、周瑾身上“好像打翻了豆腐似的,身上斑斑点点,约有三五十处”却不真实,因为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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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齐书》卷四十四《沈文季传》,第777页。

[2] 《魏书》卷七十《傅永传》,第1554页。

[3]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四引《语林》。第1627页。另外,桓温之子桓玄也曾用这种方式威胁过别人。见《晋书》卷八十五《刘毅传附兄迈》。

[4] 《北史》卷五十四《斛律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6页。按,此事《北齐书•斛律金传》末载。

[5] 《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第11页。

奔驰中即使被包毡的枪杆刺中,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没有这么轻松愉快。

骑兵对战中,有技艺高超者会在两骑交会时抓住对手马槊抢夺过来。十六国初期,陇城陈安擅用“丈八蛇矛”,前赵骑将平先“亦壮健绝人,勇捷如飞,与安搏战,三交,夺其蛇矛而退” [1]。初唐时的尉迟敬德也以这种技艺著称,他曾和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演练:

太宗问曰:“夺矟、避稍,何者难易?”对曰:“夺矟难。”乃命敬德夺元吉矟。元吉执稍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矟。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2]

“执矟跃马”也生动表现了骑士必须借助战马的奔驰杀敌。演义小说和国产影视作品中,多有两位骑将驻马对打的场景,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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