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来，中原为对抗游牧族的骑射骑兵而开创了骑兵冲击战术，但到4世纪冲击战术完全发展成熟（以马镫出现为代表），却使得北方民族获得了对中原军队的压倒性优势，他们借助骑兵入主中原，由此开启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历史。这是骑射时代匈奴人从未企及的成就。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历史的悖论，但它不是单纯的军事技术移植问题，更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单兵战术，冲击比骑射给骑手带来伤亡的风险更大，尤其是冲击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匈奴帝国的松散政治形态，使其难以强制骑士们采用这种战术。而后世游牧族运用冲击战术，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单兵层面，游牧族骑士参与中原战争，学习并掌握冲击战术；（二）组织层面，摆脱基于部落联盟的分散权力结构。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权体系，尤其是专业化的军队，即游牧族权力结构的中原化。
这两个层面的过渡所需时间却很不同：单兵战术的转换并不复杂，因为冲击比骑射对骑手的技术要求低，游牧族骑兵进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能很快完成这种转换；但游牧族自身的权力结构转换，则涉及其部族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诸多深层因素，往往难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一蹴而就。这就造成了自东汉至三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游牧族骑兵在被纳入中原军事体系之后战斗力极强，甚至超出中原本土骑兵；但当游牧族本身与中原政权作战时，却大都遭遇失败的结局，或至少难以入塞占领汉地，而只能短暂再现冒顿帝国与西汉对峙的形势。到而晋束期，内迁游牧族在社会、政治结构层面完成“中原化”转型之后，才取得了对中原军队的骑兵优势，从而进入十六国时代。
下面就依时间顺序，分别讨论游牧族骑兵在中原接受冲击战术的过程，以及游牧族自身中原化进程与骑兵战术转型的关系，并由此探索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深层原因。
游牧族自身的中原化历程和军事转型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中原政权就习惯从林胡、楼烦等草原游牧族中招募或强制征发骑兵。[1]楚汉战争中频频见诸史籍的骑射“楼烦将”也显示了这种风习。这些加入中原军队的游牧族骑兵，或属于自愿雇佣性质，或出于被征服而强制服役，本书概称为“游牧族仆从骑兵”，他们自然要接受中原的军事纪律与战术。
西汉之后，游牧族仆从骑兵也要同步接受正在完善之中的冲击战术。东汉初为刘秀立下汗马功劳的幽州突骑，《后汉书》中有多处记载，但只有极少处提到其中有乌桓骑兵，如建武三年（27年）吴汉指挥对苏建的战斗，吴汉麾下有“乌桓突骑三千余人”，当双方列阵完毕，“汉躬被甲拔戟，令诸部将曰：‘闻雷鼓声，皆大呼俱大进，后至者斩！’遂鼓而进之” [2]。汉军由此一举击溃苏建武装。可见在吴汉的严令之下，这支乌桓骑兵采用了直接冲击的战术。东汉末的中原割据势力，普遍都使用乌桓（乌丸）等游牧族仆从骑兵。[3]
和游牧族战士在中原学习冲击战术相比，游牧族自身的集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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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在胡服改革之后北征草原，从林胡、楼烦等游牧族补充了大量战马和骑兵。白国红据此讨论了来自“三胡”的赵国骑兵，白国红：《关于中国第一支建制骑兵的史学思考》，《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年第3期。
[2] 《后汉书•吴汉传》，注引《续汉书》，第679-680页。
[3] 唐长孺先生全面总结了东汉至魏晋中原王朝从乌桓、东胡、鲜卑等部族中征发骑兵的事例。参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2-136页。另参见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中国史研究》 2007年第3期。
（中原化）历程要缓慢得多。东汉末的混战中，中原对边地控制力削弱，乌桓蹋顿兼并了塞外诸部族，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对东北沿边诸郡形成威胁，“边长老皆比之冒顿”。从这个比喻来看，蹋顿政权很大程度上是冒顿匈奴帝国的再现，其军事特点应当是以骑射为基础的袭掠，战术和政权结构都与中原差距较大。所以当曹操的正规军对其发动突袭时，“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几乎完全是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经典战例的翻版。被俘乌桓人则迁入塞内成为曹操政权的仆从骑兵。[1]
此后，乌桓作为一个部族再未实现振兴，北方塞外的主导力量变为鲜卑人。在东汉中后期，鲜卑族就已经萌生了形成政权的趋势：汉时，部落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尽据匈奴故地”，与东汉形成对峙态势。但檀石槐政权仍非常粗朴，“自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分别以部落大人统领之。[2]这和匈奴帝国时左、右贤王与单于三部分治的方式很类似，是游牧族的专制国家机器尚未完全成熟的一种形态。檀石槐能驾驭这些部落大人，他死后儿子则无力继承，诸部相继离散，檀石槐的帝国迅速解体。
到汉末中原战乱时，鲜卑小种轲比能部崛起，一度有仿照中原制度建立政权的举动：“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轲比能势力强盛时，一度“控弦十余万骑。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 [3]。这种绝对平均分配劫掠财物的做法是草原部族联盟制的遗风，也是游牧族走向集权和中原化的阻力。但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北方游牧族的政权正处在加速形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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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1页。
[2]《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第837-838页。
[3] 以上见《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9页。
西晋早期使用游牧族仆从骑兵的记载不多，但4世纪初爆发的“八王之乱”，使得中原再度倚重北方游牧族的骑夕这一时期的内战中，骑兵冲击战术，特别是对步兵的冲击战术得到广泛运用，而在这些战争中所向披靡、屡建奇功的，是一支规模不大的幽州鲜卑骑兵。304年，王浚的幽州兵攻克成都王颖的大本营邺城后，“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茶毒，自此始也”。这种抢掠人口的行径和《史记•匈奴列传》中“得人以为奴婢”如出一辙，本是游牧族的战争习俗，此时却受到王浚严令禁止，鲜卑人为了避免被发觉只得将被虏者投入河中。这是王浚领导才能低下所致的悲剧，但也说明游牧族仆从骑兵必须接受中原的军事纪律。在“八王之乱”中，北方游牧族通过参与中原内战，已经完全掌握了骑兵冲击战术，由此开启入主中原和自身深度汉化的历程。
随着匈奴刘渊和羯胡石勒相继起兵，他们凭借骑兵连续击败西晋禁军和州郡武装，终于迫使晋朝迂播江南。匈奴刘氏及石勒政权也完成了游牧族的中原化进程。他们摧毁中原军事体系的攻势中，骑兵始终是战斗力最强、使用最多的主力兵种。刘、石政权都是由迁居塞内的游牧族建立，这是和以往的檀石槐、蹋顿塞外政权最大的不同，内迁生活给这些游牧族学习中原政治模式提供了机会。对于刘、石等十六国政权的中原化（汉化、封建化）问题，周一良、唐长筹史家已多有深入论述，本书只补充一点，就是石勒虽然出身社会底层，不像匈奴刘渊家族有融入西晋上层社会的机会，但石勒在河北地区起兵之初，是追随成都王颖的旧部公师藩、汲桑等作战，并被任命为“前队督”，必然受到了中原军队的组织和战术训练的影响。他原来一直用胡人名字，改名为汉名“石勒”就是从公师藩麾下时开始的，很可能是为编制花名册方便之故，这可以作为其接受中原军事体系影响的一个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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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王浚传》，第1147页。
十六国诸北方政权的中原化程度，已经使其能熟练运用骑兵冲击，这种战术至此也才完全发展成熟。如石虎时后赵最精锐的骑兵“号云腾黑槊，骑五千人”，其武器“皆以漆槊从事，故以‘黑槊’为号[1]。当石虎进攻河西张氏政权时，“命黑槊龙骧三千人驰击之” [2]，长槊骑兵展开集群冲击。石赵王朝崩溃后，冉闵与慕容恪展开骑兵决战：“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 [3]，连续冲击燕军；慕容恪对形势的判断是：“闵性轻锐，又知吾军势非其敌，必出万死冲吾中军。吾今贯甲厚阵以俟其至……”[4]（可见双方都是以骑兵互相进行肉搏冲击战，战况极为惨烈。十六国中后期的氐人苻氏、羌人姚氏政权，在战术上也已经完全“中原化”。如在354年，桓温的北伐晋军作战时，皇子苻生亲自策马冲击，对晋军造成重大伤亡，均见本章前面诸节。而正在十六国时期，马镫发展为形制完备的双镫造型，为冲击战术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并成为这种战术完全成熟的象征。
拓跋鲜卑的中原化与军事转型个案
鲜卑拓跋部是考察游牧族中原化进程与骑兵战术转型的典型个案。因为《魏书呆存五跋部自草原部族时代到建立政权、王朝的完整历程，而十六国诸政权则缺乏如此详尽的记载。[5]从拓跋部的历程可以深入观察游牧族军事、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拓跋鲜卑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6]，这是典型的游牧族生活方式，其部族权力结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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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见《太平御览》卷三百“骑”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83页。
[2] 《晋书》卷八十六《张重华传》，第2242页。
[3] 《晋书》卷一百七《冉闵载记》，第2796页。
[4] 《晋书》卷一百十《慕容儁载记》，第2833页。
[5] 魏末崔鸿所编《十六国春秋》有百余卷，而到唐修《晋书》诸载记则只有二十卷，此外尚有零星史料保存于唐宋类书，但大部分都已湮没无存。
[6] 《魏书》卷一《序纪》，第1页。
事技战术应与西汉的匈奴人区别甚微。他们与中原发生互动，始于西晋末年与并州刺史司马腾、刘琨结盟，共同对抗匈奴刘汉政权。当时的拓跋部族正处在草原游牧的鼎盛阶段，“百姓乂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但就在这安定富庶的同时，是其政治上的分散状态，首领家族的禄官、猗㐌、猗卢三人“分国为三部”。304年司马腾向拓跋部请求援兵对抗刘渊时，这三人都有自主行动之权，猗㐌、猗卢兄弟各自带兵参战，禄官则未参加。这也和西汉时匈奴帝圈政治上的松散状态较为相似。
在这一时期，拓跋骑兵的战斗力与其部族规模并不相称。304-314年间，猗卢曾多次参与对匈奴军作战，但始终未能攻灭刘汉政权。刘汉全盛时骑兵最多不过十万，[1]且不能全部用于对拓跋军作战；拓跋部时则正当“控弦骑士四十余万”的全盛时期，304年猗卢兄弟援助司马腾时，仅猗㐌所领就有“十余万骑” [2]； 312年拓跋人救援刘琨，在前锋诸军之外，猗卢“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 [3]。但这些援助都未能攻灭刘汉政权，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在此时期拓跋人仍习惯于骑射而尚未掌握冲击战术；其二，此时的拓跋鲜卑尚未完全脱离部落联盟时期的遗风，首领并没有对部族大人及成员的专断权力，所以难以进行过于持久和艰苦的战事。这两方面虽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但可以找到一点旁证。如312年晋阳之战，匈奴刘曜被拓跋军击败，“曜坠马，中流矢，身被七创”，后改乘下属之马逃走。[4]如果是被敌骑矛、槊近战刺伤，逃脱的几率就很低了（参照328年刘曜被石勒俘获的战例）。此次首战获胜之后，猗卢没有接受刘琨穷追匈奴人的建议，而是急于班师返回，他的解释是：“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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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刘汉兵力规模，参见周一良先生：《乞活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2] 以上均见《魏书•序纪》，第5-6页。
[3] 《魏书•序纪》，第8页。
[4] 《晋书•刘聪载记》，第2662页。
终举。贼奚可尽乎？”[1]代北到晋阳并不远，且如“士马疲弊”，当在晋阳休整，未必应急于返回，这背后很可能有拓跋诸部大人的异议，以至猗卢急于返回稳定局势。现存《魏书》及《晋书》中，从未有拓跋人与匈奴汉军作战失利的记载。这颇为可疑，因为双方交战多年，拓跋部不大可能无一失利。拓跋人后来建立北魏并统治中原百余年，魏廷很可能对史书中的失败记载进行了删削，这恰恰遮蔽了其草原时代的战术特点和转型细节。[2]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猗卢一代，由于和西晋的联系及对外扩张的势头，拓跋部首领权力集中的速度很快。305年，猗㐌为司马腾抵御匈奴军，被司马腾假授“大单于”之号。[3]这种来自中原的封赠，是对游牧部族走向权力集中的一种诱导。不久，猗㐌、禄官相继去世，猗卢“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 [4]，拓跋部族政治权力逐渐变得集中。310年，猗卢又为刘琨作战，晋怀帝朝廷遂正式进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认可并鼓励其作为拓跋部的最高统治者。《魏书》的《序纪》和《刑法志》都有猗卢明刑峻法、强化首领威权的记载，唐长孺先生从“封建化”的角度对其做过精彩论述。[5]伴随着这一过程，应当有拓跋人对骑兵冲击战术的初步适应。
当然，拓跋部的集权化数代人，中间几经反复，其军事实力未发生质的提高，所以拓跋部先成为石虎后赵的附庸，又被苻坚前秦征服。直到前秦崩溃后，拓跋珪带领族人重新立国，才完成了拓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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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序纪》，第8页。
[2] 例如305年猗㐌为司马腾作战，击败刘渊之事，《资治通鉴》卷八十六《考异》认为是“后魏书夸诞妄言耳”（第2708页）。
[3] 《资治通鉴》卷八十六：“诏假猗㐌大单于”（第2708页）。当时晋惠帝朝廷还在与司马腾敌对的河间王颙控制下，不会发诏表彰司马腾的友军。所以此号应是司马腾假授。此事《魏书》作“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第7页），正是用“晋”字来做模糊处理，《资治通鉴》改写时不查致误。
[4] 《魏书•序纪》，第7页。
[5] 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l85-197页。
的政治集权，[1]其骑兵战术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在395年，拓跋珪袭击后燕慕容宝军于参合陂：
宝众晨将东引，顾见军至，遂惊扰奔走。太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死伤者万数。宝及诸父兄弟，单马进散，仅以身免。于是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矣。[2]
拓跋军队“纵骑腾蹑”，显然是直接冲击甚至踩踏燕军。仅仅骑射难以给燕军造成崩溃性打击。此后短短数年之内，拓跋军队驱逐慕容氏入主中原，制胜关键也是骑兵冲击战术。例如397年，双方苦战于河北平原，燕军对拓跋军营发起夜袭，拓跋珪则在集结兵力后“纵骑冲之，宝众大败，斩首万余级” [3]。一位与拓跋珪同时的将领拓跋虔的表现，可以管窥当时骑兵作战的细节：“虔常临阵，以稍刺人，遂贯而高举。”[4]可见拓跋骑兵至此已熟练掌握使用长槊进行冲击战术。与近百年前的猗卢时代相比，此时的拓跋军队战斗力已经有了革命性提高，除了权力结构的中原化，战术革新显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5]
限于学力，本书讨论的时间下限止于南北朝，不涉及隋以后，本书得出的结论也未必适用于隋唐之后。但有些问题需要说明：（一）骑兵冲击战术出现之后，弓箭仍是骑兵重要的辅助武器，游牧族骑士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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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余庆先生在探讨拓跋珪的“子贵母死”和“离散诸部‘的制度中已有详尽论述。田余庆：《拓跋史探》，第31-47页。
[2] 《魏书》卷九十五《徒何慕容魔传》，第2068页。
[3]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9页。
[4] 《魏书》卷十五《陈留王虔传》，第381页。
[5] 当然，这种围绕首领集权和军事转型而进行的“中原化”还属于较低层次，要实现在中原的稳定统治，拓跋族人还需要全面学习汉地的一整套政权机构及文化体系，但那个层次的“中原化”已经与骑兵战术无关了。参见本书第三编北魏的军事动员诸章。
其重视骑射。比如创建莫卧尔帝国的蒙兀儿领袖巴布尔，从他的回忆录可见当时突厥化蒙古人对骑射和马上肉搏战都非常擅长。[1]清人在入主中原之后，也长期把“骑射”作为八旗军的基本技能。（二）骑兵冲击战术虽然在十六国南北朝时已完全成熟，但隋代之后的草原游牧族，仍不一定全盘接受骑兵冲击战术，也未必都建立起中原模式的政权体系。这和他们与农业社会交往的程度，以及是否准备攻占农业社会有直接关系。比如隋和唐初的突厥人，李渊对他们的描述是：
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冑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2]
这和《史记》中匈奴人骑射作战的记载非常相似，似乎冲击战术并不普及，如巴菲尔德所言，突厥人也只满足于对中原的“敲诈”或劫掠，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到8世纪，回纥人称雄草原，并曾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他们在会战中往往以少量兵力一举击溃敌军，应当是运用了骑兵冲击战术（唐代史书中较缺乏回纥人作战的细节）。但回纥人也没有入主中原的计划，只靠为唐朝充当雇佣兵获得大量馈赠。在唐代后期的内战中，沙陀骑兵以高效的冲锋陷阵著称，而且他们在五代时确实建立了自己的中原政权。到13世纪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人，骑兵冲击是他们占领农业社会的制胜法宝，南宋人对蒙古人战术的记载：
交锋之始，每以骑队轻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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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布尔：《巴布尔回忆录》，王治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137、159、162-163页。
[2]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冲；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此计之外，或臂团牌，下马步射。一步中镝，则两旁必溃，溃则必乱，从乱疾入……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相持既久，必绝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动，则进兵相逼……[1]
可见蒙古骑兵射箭和冲击技术并重，射箭主要是骚扰敌军，冲击则是击溃敌军的最终手段。在铁木真一代，蒙古人的集权化过程之迅速、扩张之剧烈，在人类历史上都属首届一指，巴菲尔德将其归因为蒙古人缺少部族联盟传统的牵制，以及铁木真早年的坎坷经历。[2]所以，北方游牧族对是否接受骑兵冲击战术，以及是否进行中原化的集权建设，是有自己的选择余地的，除了他们与农业社会交往、受影响的程度，一些个人化因素也会对历史产生影响。
拉铁摩尔曾讨论骑射技术在草原和汉地间的流传过程，他由此总结了技术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也完全适用于马镫与骑兵冲击战术问题：
讨论这种游牧经济与战争的目的是要说明，一种技术只有在适合一个社会的需要时，才能显现出其重要性。
因此。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社会与技术的相互影响，而不是技术造就了社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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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大雅：《黑鞑事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16页，个别标点有调整。
[2] [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39页。
[3]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47页。拉铁摩尔此处讨论的是复合弓技术从中原传人草原的过程。由于考古和文献材料的空白，这个问题可能无法获得准确的回答，但拉铁摩尔由此总结的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规律则有普遍意义。
马镫：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与融合的缩影
以上讨论了骑兵战术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骑兵对步兵的优势地位。这次战术转型的动因是中原（西汉）骑兵寻求对抗匈奴骑兵的新战术手段。当马镫与骑兵冲击战术发展成熟之后，则又带来了北方游牧族政治上的中原化与入主中原。在怀特对欧洲中世纪的研究中，马镫和冲击战术带来了基于分权模式的封君封臣制( feudalism)。但在中国中古时代，我们却看到了冲击战术造成游牧族的政治集权化。如何解释这种差异？
本书尝试做出的解释是：贯彻冲击战术要求骑兵敢于冲锋陷阵、不畏战死，但制度和文化都可以为这种战术提供保障。中国的游牧族用权力高压、军事纪律等制度的方式贯彻这一战术，使自身走向集权政治；而在欧洲的中世纪，则是通过世袭贵族（骑士阶级）的身份认同感，即崇尚勇武的骑士文化使其富有冲锋陷阵的勇气。这似乎夸大了精神的决定力量，但在历史上并非孤例。中国的春秋社会也是基于“世卿世禄”的贵族分权政治形态，春秋的士大夫同样有驾战车冲锋陷阵的勇气，这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有很大相似性。
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开，可能还会产生一个疑问：这场骑兵战术革新（包括马镫的发明）为何偏偏发生在中国？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军事冲突贯穿了整个亚欧大陆的古代历史，并不专属于中国。古希腊、罗马的骑兵多用弓箭充当步兵的辅助角色，这和中国同期的情况完全相同。[1]且西方也曾有过骑兵冲击战例：亚历山大进攻波斯的战争中，希腊骑兵就对波斯骑兵进行过冲击作战；[2]与罗马人作战的安息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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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古罗马时期骑兵的典型战例，可参见[古罗马]恺撒：《高卢战记》，任炳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7-113页；以及[古罗马]恺撒：《内战记》，任炳湘、王士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48、147-153、271、297页。
[2] [古希腊]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37、108-111页。[美]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6、9-18页。
之中，也有少量用长矛进行冲击作战的重骑兵（当然主力还是弓箭骑乓）。[1]但为何在马镫传到西方之前，骑兵冲击未能成为西方陆战的主导战术形式？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古代中国游牧族对中原农耕社会形成的压力，以及中原骑兵由此产生的对冲击战术的倚重，都远远高于其他文明。因为中国处在亚欧大陆东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都拥有各自广阔的发展腹地一中原汉地与蒙古草原，两种文明的形态都比较纯粹且规模庞大、发展水平较高，由此产生的冲突非常剧烈，交流也格外频繁。反观其他地区，比如中亚农业文明的核心区较小，游牧族一直对农耕社会保持压倒性优势，或者在西欧，广袤的森林充当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过渡缓冲地带，都难以形成两种文明之间硬碰硬、大规模、长时期的剧烈战争。汉武帝时期倾全国之力，对草原发动大规模且持续多年的骑兵攻势，在古希腊、罗马（包括拜占庭帝国）都是不可思议的。
骑兵的冲击战术革新发生在农业社会面临草原威胁，寻求解决之道的过程中（汉匈战争）；而这种战术的完善和臻于极致，则发生在草原民族学习农耕社会、建立政权组织的过程中（两晋南北朝时期）。革新的火花往往在两种文明接触、碰撞和互相学习中进发，而在封闭的游牧或者农业文明内部都难以产生。汉地和草原的交界地带便是这些变革的酝酿萌生之处。从骑射到冲击的进化属于具体技战术层面，但它改变了游牧族和农耕族的军事实力对比，与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复杂的互动，最终深刻影响了整个亚欧大陆和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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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罗马人对抗骑马的安息人”，第24-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