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政权的骑兵武装
十六国北朝政权建立之初，都或多或少保留着传统游牧的部落组织形式及畜牧业生活方式，所以比较容易通过部落组织召集骑兵进行战争。[1]在占领汉地以后，这些政权往往结合汉地原有的世袭“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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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之初，汉化程度不尽相同。但即使内迂时闻比较长、汉化程度较高的匈奴刘渊等，也还保留着传统的部落组织形式。参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制度，将本民族战士作为职业兵，以此维持传统的骑兵战斗力。[1]但华北内地是传统农业经济区，并不适合发展畜牧业，十六国政权如果不能控制北方草原，就会逐渐受到战马供应不足的困扰。前赵刘曜曾下令无官职者不得乘马，后赵石虎为了征集战马，强行没收一切民间马匹，数量达四万匹。数年后，为了维持对东晋的战争，石虎又征调州郡官吏的马一万四千余匹补充军队。苻坚准备倾圍攻灭东晋，也将其境内所有公、私马匹全部征用。[2]北方政权往往采取中原王朝传统的官营畜牧业为骑兵提供战马。由于史书文献中这方面材料较少，只能通过个别史料进行窥测。比如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在其建都的关中附近建设了规模巨大的马牧场，被征服的姚姓羌人、前燕慕容鲜卑都在这些牧场里充当牧奴。当苻坚在淝水之战惨败后，这些人揭竿而起，牧场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战马。这也成为前秦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3]再如拓跋北魏政权，当他们还生活在塞外时，过的是传统部落游牧生活，每年七月各部落聚会云中，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的山间盆地中尽是马匹，时人概算为“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 [4]。但在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与南齐政权频年战争，代北的马场已经过于遥远，孝文帝便命令宇文福在洛阳北郊的黄河两岸规划出千里之地为马场，将代北马匹牲畜迁移其中。[5]在东魏朝，高欢以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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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敏先生《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对此已多有论述，所以本书不多涉及。
[2] 分别见《晋书•刘曜载记》、卷一百六《石季龙载记上》、《苻竖载记下》。
[3] 比如慕容泓起兵反对苻坚，就“收诸马牧鲜卑，众至数千”，见《晋书•符坚载记下》，第2919页。但史书未说明这个马牧的方位，从慕容泓的行踪看，大概在并州中南部。不久羌人姚苌也倒戈反对苻坚，他逃亡到渭北的马牧中收集武装，可知这个牧场是在关中地区，见《晋书》卷一百十六《姚苌载记》。
[4] 《魏书》卷二十四《燕凤传》，第609页。这和汉时匈奴人八月间大会龙城的风俗可能同源。
[5] 《魏书》卷四十四《字文福传》，第1000页。按，传称宇文福所规划“今之马场是也”，似乎在魏收写作《魏书》的北齐时代，还在沿用魏孝文帝建设的马场。但在东西魏和北齐北周对峙时代，洛阳一带是东西政权争夺的战场，几经易手，东魏北齐在这里维持马场的可能性不大。据《北史》卷五十五《白建传》，第2004页，北齐河清三年，突厥攻击北齐，“代、忻二牧”的数万匹马都转移到五台山中躲避，则北齐的马牧场应主要在晋北的代县，忻州附近。《魏书》“今之马场”盖魏收从前人文献直接抄来，其具体年代则无从知晓。
之职掌握朝政，其丞相府中设骑兵曹和骑兵参军，管珲东魏的全部军马饲养、调配事务。在高欢之子高洋代东魏建北齐后，原丞相府骑兵曹并未像其他曹一样划归尚书省管辖，而是成为和尚书省并列的骑兵省，单独设置省主，并且由皇帝亲信的秘书人员（中书舍人或黄门侍郎）具体分管。[1]
除了在官牧场繁衍马匹，北方政权还通过战争掠夺、互市交易等手段从边疆的畜牧地区获得战马。这和以往中原王朝与游牧族的关系有相似之处。比如石勒刚称赵王建立政权时就派石虎出征岍北的游牧族，俘获牛马二十余万头。[2]吐谷浑降附于前秦后向其献马五千匹。[3]后秦姚苌从陕北胡人曹寅处获得马三千匹；[4]河西鲜卑杜崙一次就给姚兴献马八千匹；[5]乞伏炽磐的西秦更从鲜卑提孤部获得戎马六万匹之多。[6]到北魏朝，更经常从对柔然人的远征中掳获大量战马，以至当时每次出征柔然成功，北魏军队都“马力有余”，使南方的刘宋朝感到巨大压力。[7]北魏政权还经常直接从北方高车、铁勒等族征调骑兵参加对柔然和南朝的战争。许多铁勒和柔然部落甚至被举族迁徙到内地州郡驻扎（参见本书第三编北魏部分）。
为了维持骑兵部队的战斗力，十六国和北朝政权经常对骑兵进行演练。比如石虎在都城邺城外建阅马台，每月朔、晦登临台上，亲自用射响箭指挥骑兵训练。[8]晦朔分别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和第一天，可以看作每月训练一次，每次二天。北齐原本规定用围猎方式训练军队，“月别三围”，主管骑兵省的唐邕认为过于频繁劳累，请示减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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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史》卷五十五《唐邕传》《白建传》，第929页。
[2] 《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第2737页。按，岍山在关西，距离此时的石勒控制区太远，石虎大概不会远征到这里。这个岍山应该是在晋北到代北一带。
[3] 《晋书•苻坚载记上》，第2894页。
[4] 《晋书姚苌载记》，第2970页。
[4] 《晋书•姚苌载记》，第2970页。
[6] 《晋书》卷一百二十五《乞伏炽磐载记》，第3125页。
[7]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与北魏太武帝的对话，见第819页。
[8] 《太平御览》卷三百引《邺城故事》，第1383页。
每月两围。[1]可惜当时对军队常备性训练的记载较少，难以综合讨论。
北方军队的步骑兵比例
北方政权的开创者在起兵之初倚重的大都是部族骑兵。即使像石勒被略卖到外地为奴，脱离了原有部族关系，最初起兵时也是盗用官牧场中的马匹，最初武装集团的核心就是所谓“十八骑” [2]。但在中原地区辗转作战的过程中，北方政权会较快地组建步兵部队配合骑兵作战。这首先是因为步兵兵员广泛，装备成本极低，单兵战斗力虽然不如骑兵，但“性价比”要高得多；其次，骑兵部队擅长奔袭和野战，但难以胜任攻城、守城等作战任务，这也需要步兵承担。
同样以石勒为例，当他投靠匈奴刘汉政权，在冀州发展势力时，迅速从流民和堡聚中强征了大量青壮年，组成步兵军队配合骑兵作战。石勒在312年占据襄国之前曾流动作战多年，这期间他对步、骑兵有比较明显的功能分工：步兵主要负责守卫辎重、家眷，骑兵部队则由他亲自率领，进行远程奔袭作战。310年秋，刘粲等联军进攻洛阳，石勒带领二万骑兵南渡黄河与刘粲汇合，而命长史刁膺带步兵九万和辎重转移到重门地区固守自保。[3]由于石勒此行没有步兵，战事进行得并不顺利，未能攻克洛阳，甚至连小城仓垣也未能攻下。当时幽州勤王的鲜卑骑兵逼近，石勒只得带骑兵赶回重门，将辎重和步兵转运到黄河南岸，继续向南阳、江夏方向流动劫掠。
讨论十六国北朝的骑兵运用，一个重要问题是当时骑兵和步兵数量比例。如十六国初的328年，前赵刘曜和后赵石勒会战于洛阳西郊，石勒调集境内几乎全部机动部队参战，共有“步卒六万，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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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齐书》卷四十《唐邕传》，第531页。
[2] 《晋书•石勒载记上》，第2708页。
[3] 见《魏书》卷九十五《羯胡石勒传》，第2048页。《晋书•石勒载记》只提及石勒的二万骑兵，而未载其护卫辎重的步兵数量，见第2712页。
二万七千”，步、骑兵比例接近2:1。[1]苻坚倾国进攻东晋，共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出征，步骑比例与后赵基本相同。[2]北魏进攻后燕时，后燕集结的兵力是“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步、骑比例约3:1。[3]在北魏占领河北地区后，后燕宗室慕容德率领一部分鲜卑人渡黄河占据青州，建立了南燕割据政权。史载慕容德渡河时有“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数年之后，他准备进攻东晋，在境内大规模征兵讲武，共有“步兵三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步骑比例约为7:1。需要注意的是，这时慕容德的辖区仅仅是青州一地（约今山东半岛），和北方马匹原产地直接的交通已经被北魏隔绝，因而马匹来源受到限制，导致步兵比例较高。[4]北魏孝文帝初年，大臣高间曾建议组建一支防范柔然人入侵的部队，他提出其各兵种数量是：“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槊” [5]。这里用骑槊的是骑兵，用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步骑比例仍是2:1。
综上可见，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政权，正常步骑兵比例在2:1到3:1之间。如果北方草原之路被切断，骑兵比例就会大大降低。这个比例到唐朝初年仍基本稳定。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一支标准的二万人部队，分为守辎重六千人，马军四千人，以及作战步兵一万人，步骑兵比例为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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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石勒载记下》，第2745页。
[2] 《晋书•苻坚载记下》，第2917页。此处的戎卒专指步兵，因为苻坚说过，全国总动员的兵力是“九十七万”。
[3] 《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宝载记》，第3094页。
[4] 《晋书》卷一百二十七《慕容德载记》，第3170-3172页。
[5] 《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第1201页。按，戈此时已经退出战争舞台，所以这是文饰的修辞，应该是长矛，也称步槊。
[6]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志一》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