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关于步兵军阵的队列编组及运动作战的总体原则，侧重普遍性。下文则对古代文献及考古材料中几个步阵个案进行讨论，侧重特殊性与发展变化规律。
《国语》中的夫差吴兵方阵
春秋时期列国间战争主要是贵族化的车战，步兵居于次要地位，文献对步战的记载也极少。到春秋末期，南方的吴国、越国崛起并参与中原战争。吴国介入中原战争初期也使用战车，不久后则转变成以步兵为主力。这种转变的原因既有社会方面的，即吴国并不具有中原列国贵族政治基础，不拘泥于传统，比较容易适应新的战术形式；也有自然条件的限制，即吴地处水乡泽国，且南方缺少马匹，维持战车部队成本高昂且作用有限。加之吴军开掘了自长江进入淮河及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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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田豫传》，第728页。
[2] 《南齐书•高帝纪上》，第8页。
水的航道，水运使其摆脱了对畜力车辆的依赖，船载步兵可以直接进入中原。[1]
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夏，吴王夫差率兵北上，与晋、鲁等国会盟追求中原霸主地位。此次吴、晋争执盟誓顺序，互不相让。夫差遂率吴军列阵向晋军示威。这是史书中最早的大规模步兵战阵记载。吴军阵列的形式为：
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十旌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阵。[2]
可见吴军是以步兵百人一行为一编制单位，长官称“官师”，十行千人，长官为“嬖大夫”，百行万人为一方阵，长官为将军。这样的方阵共左、中、右三个。当然，长、宽皆为百人的军阵未必是正方形，因为士兵的左右间距一般小于前后间距，已见前节。所以这种军阵的纵深长度会大于宽度，但这种长方形阵也可以叫方阵，如同秦俑一号坑的长方形军阵也可称为方阵。
吴军方阵的“彻行”是纵行。因为每行最前列的官师所拥“文犀之渠”，据韦昭注“谓楯也”，即犀牛皮盾。官师居于前方，才有执盾防御敌军箭矢的必要。这种以纵队列阵、军官都在前列的做法，应是从车战战术照搬而来，未必适合步兵作战。[3]因为步兵军阵行动缓慢，两军逼近交战时，只有前列士兵能参与作战，伤亡概率最高。官师在前一旦伤亡，整个纵队就失去了指挥。当然，也许官师只是执盾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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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482年，夫差遣使到洛阳告周王曰：“余沿江诉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见《国语》卷十九《吴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 《国语•吴语》，第615页。
[3] 因为战车速度快，各车间距大，传达命令不容易。军官战车在最前列，普通战车只要追随前方军官战车的旗帜，就能保持队列。
后的下属提供保护，开战时则是两人拥挤在盾牌后一起作战：这种情况可以参考戚继光的鸳鸯阵，其伍长往往执长盾牌居前，为身后的士兵提供掩护。所以戚继光特意规定，如果伍长牌手战死而其部下撤退的，全部予以连坐斩首。[1]另外，官师在第一排与敌作战，不可能分心指挥后面的99名部属。步兵往往由社会地位较低的农民组成，战斗积极性也低，一旦没有军官监视督战很容易临阵脱逃。欧洲14世纪的瑞士长矛步兵方阵，其特点也是列长都在第一排。但这些长矛兵来自相同的山区部族，自幼一起长大，战士间关系十分密切，不必担心逃兵问题。[2]当然吴军方阵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其主力步兵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大夫，作战决心不成问题，这也是贵族战车时代的遗存和过渡。战国以后的步兵主要是征发农民或贱民性质的世袭兵，就难用这种队形战术了。
在《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步阵基本队列是5横行、每行10人的50人小方队，《纪效新书》（十八卷本）中“立队法”则是4横行、每行5人的20人小方队，这样既便于第一行的士兵协作对敌，又便于队长统一指挥。反观吴军的这种布置，可能和当时的步兵军阵战术尚不成熟有关。因为这是吴军第一次以步兵主力进入中原。以往吴军经常与楚、越作战，步兵运用较多，但在南方的丛林水网环境中，可能没有进行过这种大型方阵战斗。另外，此次吴军的战术意图也值得探讨。因为晋军还沿袭着以战车为主力的春秋惯例，一旦战车整队冲锋，吴军很难避免被踩踏和碾压的命运。吴军这次布阵是乘夜间秘密进行，[3]列阵完毕后开进到晋军营垒前一里处，当时天包始明（昧明），使营中的晋军猝不及防。以当时惯例，军营外都筑有垒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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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第65页。
[2] [美]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3] 吴军列阵前曾“秣马”，列阵时又“系马舌”防止其出声，可见有马匹，可能数量较少，主要为吴王及高级长官驾车用。
墙内是宿营、炊灶等生活区，没有空间整队列阵。如果这时晋军开出营垒列阵，吴军就可以趁晋军出营时的无序状态展开进攻，未形成阵列的晋军必然大败。以前晋军也曾遭遇过楚军这种“晨压晋军而陈”（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区别在于当时楚军主力是战车兵，晋军的对策则是“夷井塞灶”，在军营内原地驾车列阵，然后平毁垒墙整体开出迎战。[1]这次如果晋军采用相同的办法，吴军则不会在原地等待晋军整队，而是会直接冲向晋营垒，展开攻城式的围攻作战，这恰恰也是步兵的长项。所以晋军这次未敢与吴军开战，而是选择了和平会盟。应当说，夫差步阵这次虽然没有投入实战，却是一次成功的亮相。
史书对战国时期战争的记载都非常简略，使我们难以总结当时的步兵具体战术特征，但秦陵的兵马俑军阵是一个难得的材料，使我们得以了解秦朝步兵军阵形态。秦陵兵马俑军阵和《国语》中的吴兵方阵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纵深较长的长方形。吴兵方阵的纵深为百人，秦陵兵马俑的一号步兵俑坑正面宽57米、纵深184米，深度甚至达宽度的三倍。这说明战国到秦代，步兵军阵的主要特征是密集的方形阵列，对敌的正面不会太宽，或者说宽度不会明显大于纵深。但在这个背景下，列国仍会有些自己特色的方阵队形和战术特点。《吴子•料敌》篇云：“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 [2]。虽然未必全是实际情况，但也反映出列国军阵仍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汉初刘邦与淮南王英布作战，“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 [3]。英布曾长期随项羽（籍）作战，其军阵也有项羽风格。《史记》对秦汉之际几次大会战的记载很简略，没有具体的军阵布局，也许司马迁对此不甚了解，以至现在也无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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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传•成公十六年》，《十三经注疏》，第1918页。
[2] 《武经七书注释》，第434页。但今《吴子》应是汉代以后的人伪作，未必是战国实际。所言各国战阵特点，也都不太可信。
[3] 《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2606页。
328年洛阳之战与步阵的“扁平化”趋势
两汉到三国时期，关于步兵军阵作战的详细记载依然很少。但到十六国和南北朝时，这方面的史料稍有增多。十六国初期，刘曜前赵与石勒后赵的洛阳之战就体现了步兵军阵一种新的趋势：纵深变浅、宽度变大。
328年，刘曜与石勒决战于洛阳城西，刘曜“军十余万” [1]，“陈于洛西，南北十余里” [2]。当时刘曜在西，石勒在东，刘曜军是南北拉开了十余里的宽度。刘曜军中应有三分之一左右为骑兵，不会和步兵混合列阵。暂以步兵为整十万人，且全列为战阵计算，每华里正面平均有万人，如正面一人占据一米的宽度，则纵深仅有二十余人。比起吴兵和秦陵的军阵，这种纵深显然是太浅了。但详细分析《晋书》关于两赵洛阳之战的记载，会发现一种可能性，就是刘曜军阵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之宽，而是在战斗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逐渐横向（向南）伸展的过程，这个横向伸展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实现对敌阵的侧翼包抄，即试图以己方的正面军队攻击石勒军的侧翼。下面对战斗中刘曜军阵的变化做一梳理：
《晋书•刘曜载记》云，刘曜军本来是在围攻金镛城，得知石勒亲自率军赶来后，刘曜才“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金镛城在洛阳大城突出的西北角，刘曜军解除围城后，应当是列阵子洛阳城西偏北，基本在谷水以北的方位。
开战之前，石勒后赵军队已经全部进入洛阳城，共有“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第一支出城的后赵军是石虎率领的三万名步兵，他们“自城北而西，攻其（刘曜）中军”。石虎部应是从金镛城开出的，之前刘曜军一直猛攻金镛，这三万名步兵应是在此处守城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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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石勒载记下》，第2745页。
[2] 《晋书•刘曜载记》，第2700页。
他们从金镛开出向西时，正对的是刘曜中军位置，也可证开战初期刘曜军阵整体偏北。
但就在这一轮的步兵对战中，双方的军阵一直在向横向延伸。由于战场北部是邙山高地，不便军阵展开，双方只能向南方，即刘曜军右翼、石虎军左翼延伸。《刘曜载记》云：“（曜）至于西阳门，捴（挥）阵就平”，按，西阳门为洛阳城西的中门，门外已经是平地，所以这里两句的位置似应互换，即刘曜中军原本在邙山与平地的连接处，他希望军阵向平地展开（就平），才使部队向南延伸到了正对着西阳门的位置。此时前赵军正面已经拉开了半个洛阳城的长度，正面才达到了“南北十余里”。
石虎军远少于刘曜主力，难以无限拉宽，且随着横向展开军阵纵深变浅，很容易被刘曜军击溃。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在石虎部奋力抵抗的同时，后赵骑兵部队从洛阳城内开出，对刘曜军进行了致命打击：“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大战于西阳门。”刘曜本人此时正在面对西阳门的位置，即己方军阵的最南端，这说明他一直处在军阵伸展的最前方，此时直接受到打击，他本人也被石堪所部俘获。石堪、石聪骑兵出城的位置，应当是城西正中及偏南的西阳门、西明门，从西明门出城的骑兵要向北才能攻击刘曬军，即所谓“城西而北，击其前锋”。
当石堪、石聪骑兵攻击刘曜军突出的右翼时，石勒也率最后的三万步兵、一万骑兵开出，“躬贯甲胄，出自闽闽，夹击之”。阊阖门在城西偏北，西明门和金镛城之间，正对着刘曜军拉伸开的中央部位，且这个方向受石虎步兵压力最重。在刘曜已经被俘获的情况下，这一轮打击如摧枯拉朽，最终造成了前赵军的彻底崩溃，“斩首五万余级，枕尸于金谷”。
按，此刘曜军队最为集中的“金谷”需要做一考辨。据《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条，谷水在洛阳以西，自西向东流，在（汉魏北朝）洛阳城西三十里的河南县故城向南注入洛水。但自东汉、西晋以来对谷水水道做了人工延伸，使其向西北流，直至洛阳城西北角汇入护城河水系。金谷地名来自谷水左岸的一条小支流——金谷水，西晋富豪石崇的金谷园亦得名于此。刘曜军集中之地，应在金谷水汇入谷水的汇合处，距离洛阳城西墙不到十里之遥。此金谷为泛称，并非特指金谷园旧址，因为战场范围较大，史书只是用以借指谷与金谷两水所夹之地。这也说明后赵军主力所处仍比西明门，甚至比阊阖门还要偏北，即刘曜在“挥阵就平”时，只有部分后赵军能够及时向侧翼机动。急于向侧翼伸展包抄，而未能顾及己方军阵的整体布局，是刘曜此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刘曜本人临战酗酒大醉，被攻击时又急于“昏醉奔退”，是惨败的主观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刘曜在试图逃命时“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而被追骑俘获（《晋书•刘曜载记》），这里的石渠和冰的位置，应为谷水河道上著名的“千金堰”，在洛阳西十余里。[1]这说明刘曜还是想向自己军阵主力的后方逃跑。
328年刘曜洛阳之战的失败，主要原因是他未曾考虑到敌后备部队（特别是骑兵）突然投入战斗，以及他自己在昏醉状态下丧失战斗意志、没能与敌骑兵进行顽强对抗。但刘曜这种试图拉宽己方军阵正面宽度、对敌阵侧翼实现合围打击的意图，却代表了中国步兵军阵发展的一个趋势。从此之后，步兵阵列，特别是大规模会战中的步兵军阵，一直朝着宽正面、浅纵深的方向发展。
除了步兵军阵之间对抗的需要，这个趋势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冲击骑兵的发展。正是从十六国初期开始，装备马镫、马槊甚至马铠的骑兵开始普及，这种骑兵能够以其强大冲击力直接冲破步兵的密集阵列，成功“陷”入敌步兵军阵。步兵军阵纵深过大会导致兵力过于集中，如果被敌骑兵深入冲击，多层队列的指挥链都会断裂，整个军阵将完全失控。所以自十六国开始，步兵军阵纵深变浅，而正面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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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水经注疏》卷十六《谷水》，谷水千金堰开五个渠口，都用石砌，防止水流冲击损坏。谷水其他河段则未提及用石铺渠道。见第1379页。
度加大，也是为了加强军阵总体的“弹性”，即受到冲击时损失的降低，以及被敌骑兵成功穿过之后军阵的自我恢复能力：当敌骑兵冲向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步阵时，迎面的步兵即使难以迎战，也可以很方便地向两侧或者侧后稍做撤退，待敌骑冲过之后重新“合拢”阵列。所以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经常发生骑兵穿过敌步兵阵列，直达其后方的情况，而步兵军阵经过这种穿透后并未丧失指挥和反应能力，需要骑兵掉头进行第二次甚至多次反复冲击（详见前文骑兵部分的论述）。
刘曜的这种战术意图，可以与《纪效新书》中的交战原则相呼应。戚继光在谈到以军阵正面迎敌时说：
其两翼之兵，先大张其势，望外开行。俟将战，急于贼之两边，各令一半自外围戳而来；各令一半伏住，俟贼到正面，兵俱烙腺立定不动，两奇兵急合。贼必分兵迎我两来奇兵。俟贼四顾夺气，正面兵即拥牌夹战。[1]
即军阵在迎敌前进时，左右两翼主动向两侧拉开。接近敌军时，正面迎敌的队伍立定不动，等待两翼对敌两侧实现合围。戚继光将这进行合围的两翼部队称为“奇兵”，敌军两翼被包抄，军心不稳，我正面军队再发起攻击。当然，这种战术自4世纪以来，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积累，到戚继光时代已经相当成熟，不具有独创性。他能在抗倭战争中运用这种战术，很重要的原因是明军对倭寇有数量优势，即在双方战术思路相同的情况下，比正面宽度必然会变成比军队数量。
不过，并非只有数量优势的军队才适宜这种“扁平化”宽正面合围战术。因为它还受到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军队纪律性、士气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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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操练营阵旗鼓篇》，第131页。部分标点有改动。
响。十六国时期步兵军阵“扁平化”体现很明显的，当数与姚苌作战的前秦苻登部队。首先，他们的军阵是“每战，以长槊钩刃为方圆大阵，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 [1]。“方圆大阵”的“大”，是指正面的宽度大，为此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军阵的纵深，确保与敌直接接战的第一线有足够的兵力即可，其余未接战兵力并不在队列后面消极等待，而是机动巡回，发现第一线有薄弱处就及时补充。
其次，苻登军队的阵型可圆可方。步兵正式作战时都是方形军阵，这是直线形的基层队列所决定的，很容易理解。实战中出现所谓“圆阵”，都是被敌军包围，士兵因恐惧而相互靠近和向心收缩，军阵突出的四角消失，才形成圆形。[2] 在势均力敌的战斗中军阵不会是圆形，因为弧形的队列不容易排列，更不易统一指挥调度。苻登所部军队会成为圆形，可能也因为他们经常出于数量劣势，处于被包围或半包围状态，但不同的是他们的“圆阵”是空心，仍是以主要兵力保证接敌的第一线。但苻登军队的不可复制之处，在于其顽强的战斗意志。这支军队为了给前秦皇帝苻坚复仇，都以必死之心作战。他们带着苻坚灵位参加每次战斗，士兵甲冑上都刻“死休”二字以示至死方休之心，甚至经常不带军粮而以敌军尸体为食。这种旺盛的作战意志是历代绝大多数步兵部队都无法具备的。就像戚继光描绘的那些走上真正战场的士兵，往往有缺乏勇气者，即使平时武艺熟练，实战中却“临事怕死，手足仓卒，至有倒执矢戈，尽乃失其故态，常先众而走”；或者虽身高力大，临阵则“足软眼花，呼之不闻，推之不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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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苻登载记》，第2945页。另可参见《魏书》卷九十五《临渭氐苻健传附苻登》。
[2] 《孙子兵法•势篇》云：“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武经七书注译》，第23页。言不可败，其实正是面临可能的败局而言。曹操注曰：“车骑转也。形圆者，出入有道，不可败，齐整也”。这里“车骑转”的意思是步兵遭遇敌车骑部队，敌车骑围绕步阵驰骋，使步阵收缩为圆形防御状态。这种情况可以参照311年石勒骑兵追上正在逃跑的西晋禁军主力，“以骑围而射之”，见《晋书•石勒载记》，第1625页。
[3] 以上见《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一“束伍篇”，第41-42页。
所以苻登军阵在常规战术教程上并无太大意义。但苻登军阵说明，步兵军阵的战斗威力只在于第一行与敌直接接战的士兵，像《国语•吴语》或者秦陵兵马俑那种纵深达百人的队列，是一种很不“经济”的战斗方式。而要降低纵深，提高战斗效率，其前提是士兵的素质和主动战斗意志，这恰恰也是多数步兵军队所缺乏的。作为一名统帅，在决定己方军阵的宽度和纵深时，除了要考虑战场地形、敌军数量和队形外，还要必须考虑开方步兵的纪律性和战斗意志。即使军阵宽度和士兵战斗意志具有正向相关性。
北朝大规模会战中的的步兵军阵
北朝后期，东西方政权（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之间进行了连续多年的战争。这两个政权都由北魏后期大战乱中崛起的六镇军人势力组成，将士的战斗技能和战术素养普遍较高，两个政权的战争动员能力也极强。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军阵战术水平的，是双方进行的几次大规模会战：537年，东魏高欢进攻西魏宇文泰的沙苑之战；538年、543年宇文泰与高欢在洛阳郊外进行的两次大规模会战，即所谓河桥之战与邙山之战；以及576年北周进攻北齐的晋阳会战。这四次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十万人左右（只有沙苑之战时西魏军队略少）。
关于会战中双方军阵的宽度，史书则记载不多。538年河桥之战，《周书》只说由于当天双方的军阵宽度过大，战斗开始后人马踩踏起的尘埃遮天蔽日，使得周军的中军和左右两翼都失去联系，进入各自为战的状态。西魏统帅宇文泰指挥的中军突入东魏军阵，俘获敌军一万五千余名，更多的东魏军被逼入黄河淹死。但西魏军赵贵、怡峰指挥的左军，独孤信、李远指挥的右军都作战失利，又与中军失去联系，以为中军已经覆灭，都擅自丢弃士兵而还。李虎、念贤率后军充当预备队，见到独孤信、李远等撤退，也随之班师。西魏军队因而受到极大损失。[1]这说明在当时的诵信条件下，由于军阵正面拉开过宽，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已经无法实现统一指挥，只能依靠事先的部署和各分队将领的应变能力。
576年，北周皇帝宇文邕率主力进攻北齐，与齐帝高纬会战于晋阳城下。此战齐军在北，周军在南，周军投入八万人，“置阵东西二十余里” [2]，平均正面每米的纵深只有十人左右。齐军兵力与周军相近，[3]只是由于北齐后主高纬昏庸无能，临阵先逃，造成惨败，北齐不久便亡于周。
这四场大规模会战的军阵几乎都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双方接战时，总有一方的左翼首先被击败。似乎当时统帅习惯将实力较强的部队部署在右翼，而将较弱的部队放在左翼，进攻时，也习惯重点打击敌军的左翼。比如沙苑之战时，西魏的左军首先遭到敌攻击，但右军统帅李弼带六十名骑兵冲锋，将进攻左翼的敌军冲散，西魏军乘机取胜。[4]543年邙山之战，东魏右军统帅彭乐带数千骑兵，首先冲击西魏军左翼赵贵等部，成功贯穿后又顺势直至西魏中军，宇文泰也几乎被彭乐刺死。[5]但西魏中军和右军成功击败了东魏中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576年周齐晋阳之战，齐军也是东侧部队先发生退缩。齐军阵朝南，东侧正是左翼，后主高纬因为恐惧逃跑。[6]
十六国北朝以来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大规模会战，其流风余韵直到唐初。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与窦建德在洛阳东的虎牢决战。此战为李世民、李元吉联合出兵攻打洛阳王世充，窦建德自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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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第26页。
[2]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第96页。
[3] 《北史》卷九十二《恩幸传•高阿那肱》：“堪战者不过十万，病伤及绕城火头，三分除一。”（第3050页）
[4] 《周书•李弼传》，第240页。
[5] 《北史•彭乐传》只云：“冲西军北垂”（见第1923页）。西魏军向东列阵，其北侧就是左翼。另参见《周书•文帝纪下》。
[6] 《北史•恩幸传•高阿那肱》，第3050页。
赶来救援王世充。李世民遂带一部分部队向东阻击。窦建德军共十余万人朝西列阵，队列北自黄河，南至鹊山，绵延二十余里。史书对李世民军队数量记载不详，且在描述战斗过程时，只注重刻画李世民本人率领骑兵冲锋的事迹，对战场全局的全面介绍太少，[1]但此战中双方都以宽正面、浅纵深的扁平军阵进行战斗，则是基本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