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特征：短兵器为主
以上主要是讨论北方地理环境中的步兵军阵战术。自先秦至汉末，多数大规模战争都发生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但三国和东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江南地区长期存在割据政权，南北间战争及南方内战很多，出现了一些与北方不同的步兵战术。
在步兵使用的武武器上，南方军队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多使用短兵器，尤其以战刀和盾牌组合为主。长柄的矛、矟、戟等兵器使用较少。这可能因为南方多山林，长柄兵器在茂密的丛林中不便挥舞；另外，南方水网地带步兵多乘船机动，长柄兵器不易在船舱内携带，水战时更难以在船舱内挥舞。东吴权臣诸葛恪与魏军会战于东关，魏军在高堤上筑城固守，吴军以敢死之士“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爬上堤岸，然后“鼓噪乱斫”，大败魏军。[2]据此记载，吴军中应当装备有矛戟长兵，只是未投入使用。但在西晋发动全面伐吴之战时，吴军主力渡江迎击，其中丹杨太守沈莹率领的“丹杨锐卒刀榍五千”屡次击败晋军，[3]则是全部以刀和盾牌为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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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云李世民“亲率步骑三千五百人趣武牢”，第27页。如此兵力显然不能迎战窦建德的十万军队。这是唐初史臣为神化李世民而有意夸张。
[2]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诸葛恪传》，第1435页。
[3]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嗣主传》，第1175页。
《汉书•晁错传》云：“萑苇竹萧，屮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颜师古注曰：“鋋，铁把短矛也。”[1]短矛强于长戟，因其便于在密林中挥舞。在东晋末，卢循率领天师道军队从广州远袭建康，与刘裕指挥的晋军对抗。天师道军数千人在江边登陆，“皆长刀矛鋋，精甲曜日”，一度将晋军逼退。但刘裕调一支从南燕俘获的鲜卑长槊步兵投入战斗，天师道军无法抵抗，只得撤退回船上。[2]可见在较开阔的地形上，天师道军的短矛难以对抗来自北方的长槊。
刘裕晋军与北方政权作战时，其军队也以使用短兵器著称。在其远征后秦时，沈田子偏师与秦帝姚泓的主力部队会战于蓝田。面对数量居绝对优势的秦军，沈田子“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径直冲入秦军阵中将其击溃。[3]宋明帝初年的内战中，衡阳内史王应之与行湘州事何慧文属于不同阵营，双方在长沙城下作战，“应之勇气奋发，击杀数人，遂与慧文交手战，斫慧文八创，慧文斫应之断足，遂杀之” [4]，可见双方统帅都是持战刀，徒步对砍。当时宋明帝一方的将领阮佃夫招募数百名蜀人参战，这些蜀人“皆著犀皮铠，执短兵”，在江东战场表现出色。当时另一位在浙东作战的将领刘亮也以擅刀楯著称，每次战斗都持刀楯冲锋在前，直接杀人敌阵列。敌军在水塘间的道路上树立木栅，由于地势狭隘难以攻克，刘亮则“负楯而进，直入重栅，众军因之，即皆摧破” [5]。这些都属于典型江南水网地区的战斗形态。
为了便于在水滨沼泽中作战，南方军队有时还使用一些特殊装备。如宋文帝刘义隆死后的内战中，两军在曲阿奔牛塘遭遇，塘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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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晁错传》，第2279页。
[2] 《宋书•武帝纪上》，第20页。
[3] 《宋书•自序》，第2448页。
[4] 《宋书•邓琬传》，第2141页。
[5] 以上皆见《宋书•邓琬传》，第2159页。
窄，两侧水中长满水草，时人称为“菰封”。但其中顾彬之一方士兵带有“篮屐”，可能是鞋底类似竹篮，面积较大，可以踩在水草中而不下陷。凭借这种篮屐，顾彬之军撤到两侧水草中，用弓箭夹射塘路上的敌军而取胜。[1]
步兵对骑兵冲击的防御
步兵作战的对手不仅有步兵，还有敌骑兵部队。春秋战国时，步兵就有被敌战车部队冲击的危险。在骑兵还没有装备马镫的时代也可能试图冲击步兵，所以步兵军阵习惯以矛戟等长柄兵器组成最外围队列，防范敌车骑的高速冲击。自马镫普及后，这种威胁比以往大大增加了，但步兵的技战术没有革命性变化。一些简单的设施仍能起到些防范敌骑兵的作用。比如将枪矛斜插在地上就可以防备敌骑冲击。西晋末，擅长骑战的巴人流民李特等在蜀地起义，在成都城下的战斗中，特侄李荡骑马追击敌军，“触倚矛被伤死”，“倚矛”大概就是斜埋入地中防御骑兵的矛。[2]北魏后期，尔朱天光与关西的万俟道洛作战，为防止道洛军乘夜突围出城，尔朱天光“密使军人多作木枪，各长七尺，至黄昏时，布立人马为防卫之势，周匝立枪，要路加厚。又伏人枪中，备其冲突”，当夜，道洛骑兵果然试图冲出，结果冲到木枪上，“马各伤倒”，都被擒获。[3]
在尔朱天光之前，北魏曾派崔延伯平定关西的万俟氏叛乱，为了防范其骑兵，崔延伯采取了一种比较笨重的方法：用铁链和铁柱将大木板连接起来，由身体强壮的士兵抬、背而行，构成军阵外围，其他士兵和辎重都躲在中间，“号为排城”。但这种设施过于笨重，士兵不堪重负，“兵力疲怠，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崔延伯军因而大败。[4]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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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诞传》，第2026页。
[2] 《晋书》卷一百二十《李流载记》，第3030页。
[3] 《魏书》卷七十五《尔朱天光传》，第1675页。
[4] 《魏书•崔延伯传》，第1639页。
说明如果步兵军阵所依托的掩护过于笨重，必然降低其战斗力。[1]
实战中，步兵赖以防范骑兵冲击的主要手段，是运输军粮辎重的大车。这是历史很悠久的战术。西汉卫青出击匈奴曾用武刚车环绕保卫辎重，李陵步兵也依托大车与匈奴对峙多日。且这种战术也非中原军队独有，因为草原民族也使用大车进行游牧迁徙，他们在对抗敌优势骑兵时也会这样做。北魏早期，匈奴刘部的优势骑兵将拓跋珪军包围，“太祖乃以车为方营，并战并前”，将刘部骑兵击退。[2]后秦姚泓时，其北境戍将姚恢不堪赫连勃勃的压力，也率领部属“以车为方阵”撤往长安。[3]
东晋南朝政权缺少骑兵，为对抗强大的北方骑兵威胁，更加倚重车辆对步兵的保护。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是东晋末年的刘裕。在409年北伐南燕时，为了对抗慕容鲜卑的具装骑兵，以步兵为主力的晋军将四千辆大车部署在队伍的两侧，车辆首尾相连而行，车上张挂布幔以遮蔽箭矢和阻挡敌军视野，“御者执矟”以防范敌骑兵冲击，同时也说明这些大车都是畜力拖曳的，不然不会有“御者”。这支晋军顶住了上万鲜卑骑兵的攻击并攻克临朐，为全面占领南燕奠定了基础。[4]
在418年，刘裕西上进攻后秦政权，主力部队溯黄河而上时，经常受到河北岸的北魏骑兵攻击。刘裕步兵再次以车辆为掩护作战：晋军七百人、车百辆首先在北岸登陆，车辆连接呈弧形排列，两端临河，中间距河百步，总体呈弯月状的所谓“却月阵”；之后以二千人增援，每车配属二十七名士兵、大弩一张，同时在朝外的车辕上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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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汉初，光武帝刘秀为对抗匈奴的优势骑兵，也制造过一种专用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但实战中未见有这种牛拉战车的表现。因为其速度太慢，无法追及匈奴骑兵，只能起保护已方步兵和辎重的作用，牛却很容易被敌射伤，所以其实用性不高。这种战车后世也未普及。见《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第2943页。
[2] 《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第2055页。
[3] 《晋书》卷一百十九《姚泓载记》，第3013页。
[4] 《宋书•武帝纪上》，第16页。
大盾牌（彭排）。北魏三万余骑兵发起冲击，晋军则依托车辆用弓弩和短兵作战。北魏骑兵无法冲开车营组成的壁垒，都下马蜂拥而上，试图以搭人梯的方式爬过彭排。晋军则将长槊截短为三四尺，架在彭排缝隙中以大锤锤击，像钉钉子一样刺穿外侧密集的魏军，“一槊辄洞贯三四虏”。魏军溃败，晋军追斩北魏青州刺史阿薄干。[1]此次战斗使魏军遭受较大伤亡，之后再未敢主动进犯晋军，从而使刘裕得以全力攻灭后秦政权。
刘裕之后，南朝步兵更多地是依托车辆进行消极防御。宋文帝元嘉时，北魏时常袭掠河南的青州、兖州地区，御史中丞何承天建言备边，其中有建议征集五百辆车，每车用二牛拖曳，“参合钩连，以卫其众”，可以保护平原地区的居民撤往险要地形。[2]这种以大车连接成外围防御的阵型，南朝人多称之为“函箱阵”，应是取其方形且坚固之意。450年魏军大举南下侵宋，兵锋遍及整个河南及淮南地区，刘宋军队多固守城池不敢出战。这段战事中多见有步兵依托车辆作战的例子。一路宋军八千人在撤退途中遭遇数万北魏骑兵，宋军只得依车辆结营，且战且退，这种局面和西汉李陵遭遇匈奴主力如出一辙。但此时的北魏骑兵已经习惯冲击近战，他们分为三部，轮流进攻，并投掷燃烧的草束，试图焚毁宋军车辆。激战一天一夜后，宋军将领刘康祖颈部中箭身亡，军队溃散，被魏军追杀殆尽。刘康祖的人头被魏军送到彭城，希望以此迫使宋军投降。[3]守城的宋江夏王刘义恭担心军粮缺乏难以守城，有部属向其建议，“以车营为函箱阵，精兵为外翼”，护送刘义恭一家前往清水以东避难。但此举未必如守城安全，所以未付诸实施。[4]同时，青州东阳城也遭到魏军骑兵包围袭击，城中宋军将车辆推出北门外为掩护，挖掘沟堑为营垒，使得魏军不能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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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卷四十八《朱龄石传附弟超石》，第1426页。
[2] 《宋书•何承天传》，第1708页。
[3] 《宋书》卷五十《刘康祖传》，第1448页。
[4] 《宋书》卷五十九《张畅传》，第1599页。
近攻城，终于退兵。[1]元嘉末的这些战例表明，南朝步兵在野外依托车辆也难以抵御魏军骑兵，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仍是守城。到南齐初，武帝萧赜曾计划夺回被北魏占据的淮北地区，在建康郊外建造“露车”（应是没有棚盖的畜力大车）三千辆，准备用于淮北的陆战。此举一度引起北魏方面注意，向南齐使臣质问此事。[2]但这些车后来似乎未派上用场。
宋明帝刘彧初，刘宋境内爆发大规模内战，驻守寿阳的殷琰也起兵反对刘彧。双方激战于寿阳外围。殷琰派兵向前方运送军粮一千五百车，并用五千士兵护送。为防刘彧军袭击，他们将米车排列为函箱阵，士兵在车阵内外护卫。刘彧军在途中设伏，使运粮兵遭到重大伤亡，丢弃车辆逃回。刘彧军焚烧了米车，将驾车的两千多头牛驱回营地。不久寿阳也力屈投降。[3]这是南朝内战中使用“函箱阵”的战例。
此后梁、陈两代与北方的战争中，已经不见以车辆为依托的战例记载。这种现象的背后，应当有北朝政权中原化的因素。因为在北魏政权早期，尚保留有较多的草原习惯，兵种上主要依赖骑兵，战术上以骑兵快速袭掠为主，缺少步兵进行持久战。这种情况下，南朝步兵可以依托车辆进行短期坚守。但自魏孝文帝改革后，北魏政权迅速中原化，步兵力量壮大，南朝依托车辆的战术就难以发挥作用了。
另一种对抗骑兵的战术：斫营
东晋南朝步兵对抗北方骑兵的另一种战术，是主动在夜间出击，龚击北军宿营的营垒。当时称这种战术为“斫营”。因为军队野营主要靠挖沟筑墙、建造营垒来保证安全，北方军队多骑兵而少步兵，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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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卷六十五《申恬传》，第1724页。
[2] 《南齐书•魏虏传》，第992页。
[3] 《宋书•殷琰传》，第2207页。
动力相对有限，难以建筑起坚实的营垒；夜间昏暗，骑兵难以发挥冲击的威力，且夜间战马都解除了鞍辔，一时难以武装，这些都是南方步兵“斫营”的便利条件。
在西晋末年战乱中，石勒远征淮河流域后返回北方，渡过黄河时，当地武装试图乘夜斫营，但据说石勒军中的僧人佛图澄发出预警，使石勒逃过一劫。[1]当时坚守在河南的李矩、郭默武装，也屡次以这种战术与石勒、刘曜政权的骑兵对抗。[2]570年，东晋寿阳守将袁真、袁瑾父子叛变投靠前秦，秦军步骑兵二万前往增援，驻扎在寿春城外的八公山及洛涧。桓温军队乘夜间发起袭击，击败秦军，乘势攻占寿春，保住了东晋在淮河南岸的重要据点。桓温军事才能并不高，以往与前秦、前燕屡战屡败，这次能够战胜秦军，主要原因便是熟悉地形与选择了在夜间作战。[3]
对于南方军队的斫营战术，北方也颇为忌惮，在进攻中不得不有所防备。元嘉末宋魏大战中，魏太武帝拓跋焘给宋文帝刘义隆写信进行威胁，便提到“彼吴人正有斫营伎”，但他声称早已识破此术，会让军队在宋军城池百里之外安营，宋军步兵一夜最多行进五十里，天明时尚在途中，反倒成为魏军骑兵的猎物。[4] 这倒不全是空话，因为暗夜对于进袭的步兵也是一种限制，如果在陌生的敌境内，这一战术很难实施。在刘宋襄阳军队对北魏的反攻中，统帅柳元景募集精兵一千人“夜斫贼营”，但这支军队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徒劳无功奔走一夜也没找到魏军营地，天亮后只得返回。[5]
在长期的南北战争中，北方军队也摸索出了对抗南军斫营的战术。齐明帝萧鸾时，齐军乘夜在淮河水浅处涉水渡河，试图斫北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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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佛图澄》，第2485页。
[2] 《晋书》卷六十三《李矩传》《郭默传》，第1707页。
[3] 《晋书•苻坚载记上》，第2893页。
[4] 《宋书•索虏传》，第2347页。
[5] 《宋书•柳元景传》，第1986页。
营。北魏将领傅永“量吴楚之兵，好以斫营为事”，判断齐军在渡河处一定预设有标识，遂一面巩固营防，一面派人偷渡到南岸，带火种埋伏在深水处的水滨。斫营的齐军遭遇伏击逃回河边，与对岸进行灯火信号联络。埋伏在南岸的魏军也点燃灯火进行干扰。齐军误认魏军灯火为浅水处，结果涉水时淹死多人。[1]这说明随着北魏政权的中原化，其军队也越来越熟悉步兵战术和南方丛林水网地区的作战环境，南方一些传统战术逐渐失效。
附录 戚继光对军阵战术的探讨和对世俗观念的纠正
关于军阵密度的阐述
在戚继光时代，通俗演义文学已经深入人心，各种传统武术流派也纷纷出现。所以经常有人间他，那些用于表演的武术器械表演，能否用于实战？戚继光对此断然否认。他认为这些武术套路都要跳来跳去，而真正的步兵军阵非常密集，没有空间供人闪转腾挪：
或问曰：“平时官府面前所用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于敌否？子所教亦有是欤？”
光曰：“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从枪戳来，从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存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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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傅永传》，第1551页。
[2]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之《总叙•纪效或问》，第12-13页。亦见《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五《手足篇•忌花法》条下，第124页。
军阵中“转手皆难”，可见队列非常密集。戚继光还说过，民间流传的长枪技艺习惯“徊转走跳”，当时军队在单兵操练时也有挥舞长枪的情景，但这都不适用于拥挤的真正战阵，因为密集队列中没有左右挥舞的空间。他甚至指出一些细节：浙江民间枪法习惯抓握枪杆的中部——“中分其半”，如果实战中如此，则后半截枪杆很容易顶撞到身边和身后的战友，从而无法准确刺中敌人：
如长枪，近见浙江之习，皆学处州狼筅法，中分其半。官军所传之法，亦有回转，但大敌交锋，与平日场上相对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拥而去，从如麻蓬，岂能舞丈余长枪，徊转走跳？若此，则一二丈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阵否？至于中分其半，则又后尾垂带，一为左右挨挤，手中岂能出入？遂乃遇敌而败。[1]
当然，战阵也是由单个士兵组成的。个别技艺高超、战斗经验丰富的士兵，其杀伤敌军的概率要比普通战友高得多。对于这种情况，似乎应该给予相对较大的空间，方便其发挥技艺。戚继光在这个问题上也难有取舍。他在讲完杨家“梨花枪”优于别家之后，又说：“施之于行阵，则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简，立欲疏；非简无以解分纠，非疏无以腾挪进退。”[2]所谓“法欲简”，是指士兵要学的枪法，不能像民间武术流派那样繁杂，一定要简单易于学习掌握；“立欲疏”则是民间武术的特征，但战阵中难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这种个人技艺和全军总体水平的差异，也是冷兵器时代所有统帅都曾两临过的两难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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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之《总叙•纪效或问》，第38页。亦见《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五《手足篇•论乡兵》条下，第126页。
[2]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四《手足篇•长枪解》，第95页。
戚继光“鸳鸯阵”的独创和局限
戚继光运用更多的，慕他创制的“鸳鸯阵”。其基本原则是，每队有两“伍”；每“伍”五名士兵为一基本作战单位，最前方是盾牌身后的四人（一名狼筅手、两名长枪手和一名镋钯手）提供保护，五人一起作战：
交锋之法，兵在各伍牌后遮严，缓步前行，执牌在前，只管低头前进；筅、枪伸出牌之两边，身在牌之后，紧护牌而进。听擂鼓、吹天鹅声喇叭，交战。执牌者专以前进为务，不许出头看贼，伍下恃赖牌遮其身，只以筅、枪出牌之前戳杀为务。[1]
戚继光没提及这五人之间距离多大，但他们都要从同一面盾牌获得掩护，必然甚为拥挤。《纪效新书》中也提及同伍五人全部平行站立的所谓“三才阵” [2]，但没有详细说明这种队列的用处，大概是应付某些特殊情况，如需要拉开较宽的正面，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如围猎、搜山等。
当代研究者使用《纪效新书》时需要注意，“鸳鸯阵”中哪些是因袭已久的步兵战阵传统，哪些是戚继光本人的独创。与以往史书中的战例及兵书著作相比，戚继光“鸳鸯阵”的创新之处，就是他重视最基层的五人“伍”和十二人队，每个伍都有盾牌手（兼用腰刀）、狼筅手、长枪手、镋钯手四种战士。这给武器供应、士兵协同训练都增加了难度，不是所有时代的步兵军队都能做到。
蓝永蔚先生认为春秋时每个“伍”五名士兵都用不同的武器，以及五人前后站立，应当是从戚继光“鸳鸯阵”受到的启发。但“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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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第131页。
[2]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第137页。
阵“在很多方面是没有先例的，有其时代和地理特殊性：首先，“鸳鸯阵”的原本训练原则是以多打少。一“伍”五人只能同时对付一到两名敌军：盾牌手提供掩护；狼筅手干扰敌军；两名长枪手分别保护舌牌手和狼筅手，并承担刺杀敌军的主要职能；锐钯手则防备敌军突入过近。戚继光的对手倭寇并非正规军，数量较少但单兵战斗力较高。所以只能采取“以多打少”战术，以一个“伍”对付一两名假想敌。而且戚继光可以用较多的时间招募训练军队、准备武器，这在大规模战争和全面动乱时代都是难以做到的。其次，是南方江浙水网从林的地理特征，“夫南方山水林翳，地势最狭” [1]大部队无法展开，鸳鸯阵以五人、十二人为基本作战单位，机动灵活，适应复杂地形作战。但在北方大平原上的大规模会战中这种编组形式并没有优势。这些因素导致鸳鸯阵只能在抗倭战争中昙花一现，再没有后继者。
戚继光对军阵非实用化趋势的批评
军阵的队列编组、变化，本来是从实战需要发展而来。但在汉代之后，军阵演练逐渐成为一种针对百姓的团体艺术表演，使之逐渐脱离实战。汉代宫廷本来有岁终“大傩”之风，由少年黄门子弟（宦官）表演驱逐疫鬼。在东汉时，这种傩戏和皇室礼送驻京士卒还乡的仪式结合。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在岁末之际，且都是一种公共表演性质很强的活动，所以换防士卒会以军阵队列形式参与某些傩戏表演。[2]这体现了军阵操练走向大众娱乐的趋势。到北魏和平三年(462年)年底，“制战陈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 [3]。其具体过程为，军队分为步兵、骑兵两支，骑兵在北，象征北魏军，步兵在南，象征南朝刘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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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第124页。
[2] 《后汉书》卷十上《和熹邓皇后纪》，第424页；卷九十五《礼仪志中》，第3127页。
[3] 《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20页。
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转易， 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陈，凡十余法。跽起前却，莫不应节。陈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六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1]
这种表演是为了炫耀朝廷军威，同时在节庆中娱乐大众。为了追求更好的视觉效果，与实战无关的因素都逐渐掺入进来，使之成为单纯追求娱乐视觉效果的大型“团体操表演”。北魏时期战争较频繁，军队接受实战锻炼的机会多，还不至因表演影响军队战斗力。但在承平较久的朝代，军队缺乏实战检验，会把这种花哨无用的阵型表演当成真正的军阵。特别是自宋代以后，传统武术“门派”兴起，将实战对打技艺改造成近似艺术体操的“套路”表演；同时，小说、评书等市井文学兴起，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盛行，将冷兵器战争戏说为个别武艺高超的大将相互对打。军阵也和虚构的神怪传说、五行八卦等非理性因素相结合，使普通民众（包括士大夫和未经实战的将士）远离了真正的战争经验。
在戚继光生活的时代，社会大众对战阵的误解已达到顶峰，京师禁军操练的都是华而不实的队列阵型，以至戚继光不得不自己招募部队，从头训练。他批评京军操练“日久传讹，习学通是虚套，其真正法令、营艺，无一相合，及临阵又出一番法令。如此操至百年，何裨于用？”[1]有人问戚继光：为何官府平时表演的“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不能用于实战？他只能正本清源从头解释：
且如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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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书•礼志四》，第2810页。
[2]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炼将篇•炼将或问》，第376页。
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数。谁曾按图对士，一摺一字考问操法，以至于终也？是此花法胜，而对手功夫渐迷，武艺之病也。就其器技营阵之中，间一花法尚不可用，况异教耶？[1]
戚继光虽有从实战经验教训中总结来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对“花枪”“花阵”的警惕与反感，但他也生活在汪洋大海般的传统文化背景和语境中，难免受到玄学神秘主义，或者披着经典外衣的“伪知识”或思维方式的影响，但他一直注意检讨先人为主、缺乏效验的前人成说。比较他前后两次编写的《纪效新书》，也可以看到这个发展历程。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继光35岁时；十四卷本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戚继光57岁时。[2]在早期的十八卷本中，戚继光自拟“纪效新书目”（即目录），全部篇章按照“礼、乐、射、御、书、数”六秩的顺序编排。这是用儒家传统的“六艺”来比附，实际内容全无关系。但到晚年的十四卷本目录、凡例中，就抛弃了那种无谓的比附，直接以“束伍”“耳目”‘手足”“营阵”“实战”“胆气”“舟师”等给十四卷命名。在早期十八卷本中，记载了戚继光在浙江时训练新兵的一些阵法，其中有类似高分子结构式的“结队法”“结攒法” [3]，就是典型华而不实的“花阵”；《拳经捷要篇》主要是单人武术套路，其中不乏“拳打不知”之类神秘色彩的说法。在十四卷本《纪效新书》中，则删除了“结队法”“结攒法”阵型和整卷《拳经捷要篇》。
戚继光终究未能总结出一整套冷兵器单兵作战和阵法队列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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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总叙•纪效或问》，第l9页。《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炼将篇•炼将或问》，第376-377页。
[2] 参见两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曹文明所作“前言”。
[3]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第147页。
语、教学体系。但从筹备北方防边（防蒙古）开始，戚继光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军队的全面火器化，他在这一时期写作《练兵实纪》，最重要就是主张军队全面火器化。从这点看，他的视野已经从冷兵器时代跨越到了近代。从抗倭时代开始，他一直在呼吁提高火器生产的工艺水平，但当时中国缺乏近代的基础科学体系，弹道学、近代化学、制图学等都未出现，根本无法进行标准化的火枪火炮生产，故未能走上军事近代化之路。如黄仁宇总结的，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 [1]，完全脱离了他生存的时代。而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仅仅是他勤于总结实战中的经验与教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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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第二编 南征与北伐：经典战例
本编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间的几场经典战例：孙吴的江防作战与西晋灭吴之战，陈的江防作战与隋灭陈之战，桓温对前燕的北伐，刘裕对南燕、后秦的北伐。其中有南方政权运用长江天险抵抗北方攻击，维持立国的战例，有南军北伐的战例，也有北方政权克服长江天险，完成统一的战例。
南北对峙大背景下，地理环境，特别是江河的阻隔作用，往往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与地理环境有关的是季节因素，北方军队主要选择冬季枯水期进行南伐，晋灭吴和隋灭陈之战都是在冬季展开；而南方军队则多选择夏季涨水期进行北伐。但地理、季节因素只是军事行动需要考虑的诸多因素之一，并非决定性因素。战争胜负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模式的竞争，集权、高效的政体才能成为胜利者。在此基础上，统帅的军事素养、战略运筹能力是最直接的决定因。同样是南军北伐，桓温失败而刘裕成功，原因便在于政治规则统帅素质。
当然，在实战中，影响战争的因素往往出乎预料。本编将讨论几次战例中双方统帅的作战意图，以及这些意图在战役进程中的实现程度，由此分析各种复杂多变因素对战争的综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