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曹丕两代的渡江作战尝试
北方政权完成统一的首要问题就是突破长江天险。但北方军队进入长江与南方进行水战绝非易事。208年，曹操赤壁之战惨败，成为北方历代统治者不能不正视的历史教训。
在赤壁失利之后，曹操便放弃了在长江中与孙权进行正面水战的想法。他此后对孙权的数次进攻，都是在江北的支流河道中建造小型舟船，对江南进行渗透、偷袭。如在赤壁之战的第二年（建安十四年，209年）春，曹操在淮河的支流涡水中“作轻舟，治水军”。当年七月，他带军队“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 [1]，合肥在长江支流的巢湖流域，但从淮河向南，并没有通达合肥及巢湖的航道，所以此年曹操并未与孙权在长江发生战事。可以推测，涡水里建造的这支轻舟舰队没能进入合肥及长江水系。[2]
但此年曹操在合肥的经营应包含建立造船基地，只有在这里建造的舟船，才能很方便地通过巢湖驶入长江。建安十八年(213年)春，他再次经合肥、巢湖征孙权，“进军濡须口，攻破权江西营” [3]，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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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2页。
[2] 现在的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在合肥一带存在分水岭，无法沟通。但对于历史时期合肥附近是否存在一条“江淮运河”，研究者有不同意见，多数认为并不存在。马骐等“江淮运河”的支持者曾在原地踏访，只找到一条未曾修通的河道故迹，亦无法确定其年代。故本书亦认为合肥附近不存在沟通江淮的水道。参见马骐、高韵柏、周克来：《将军岭古“江淮运河”的考察及发现》，《长江水利史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历史研究》 1960年第3期。
[3]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7页。
了一些战果。曹军进入长江的是“油船”[1]，但具体形制不详，似是209年的“轻舟”一类小型战舰，因为合肥一带的河流流量不大，无法容纳吃水深的大舰。
在曹魏和孙吴建国后，双方连续发生战事。此时颇有渡江之志的，是魏镇南将军曹休。他在黄初初年到任之际，就曾“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 [2]。222-223年间，魏军多路发起南攻，曹休又主动向魏文帝曹丕请命渡江，“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曹丕担心渡江遭遇挫败，急忙诏命停军。[3]但曹休仍以所部“轻船五百、敢死万人”出洞口攻击孙权后方，，[4]可见每艘轻船仅载二十名士兵。同时，魏大司马曹仁所部受命攻击孙权濡须口驻军。他“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须中洲” [5]，但被吴军击退。濡须中洲是孙权军的家属驻地，大概在濡须口外长江中的洲岛上。从魏军规模和乘夜偷袭的战术看，油船也是小型轻舟。
此后的黄初五年（224年）秋，曹丕重拾曹操的做法，在涡河中造船驶入淮河，再沿沟通江淮的传统运河行至广陵，驶入长江。‘‘’他宣称这次南征的目标是：“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使出奇兵击之；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飨赐军士。”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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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孙权传》，裴注引《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则东吴方面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见第1119页。
[2]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休传》，第279页。
[3] 《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董昭传》，第441页。
[4] 见《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第1129页。按《三国志》中，洞口又名洞浦口，史书及地志中都未载其方位。据《晋书》卷三十七《谯王司马尚之传》，洞浦口在历阳附近，为东晋末侨豫州所辖舰队驻扎之地，应在濡须口下游数十里处。另，此次曹休派轻船攻击之地为“徐陵”，具体地址不详，可能是洞浦水入长江口的一处军垒。此事派轻船攻击之地为“徐陵”，具体地址不详，可能是洞浦水入长江口的一处军垒。此事《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全琮传》作：“黄武元年，魏以舟军大出洞口，权使吕范都诸将拒之，军营相望。敌数以轻船钞击，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顷之，敌数千人出江中，琮击破之，枭其将军尹卢。”（第1382页）
[5] 《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第1129页。濡须中洲之战详见《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朱桓传》及《三国志》卷十四《魏书•蒋济传》。
[6] 春秋后期，吴王阖闾就开凿了经广陵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见《国语•吴语》。
[7]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略》所载曹丕诏书，第85页。
可见主要是试探和寻找战机。此举引起孙吴方面极大惊恐，江南全境动员，沿江数百里全面戒备。但长江中风急浪大，曹丕的龙舟几乎倾覆且飘向南岸，[1]曹魏君臣为之丧胆，曹丕也承认“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 [2]，只得班师而归。
次年(225年)秋冬。曹不不顾臣下反对，再度南征。魏军十余万兵力集结于广陵，准备一举渡过长江。可能出于去年在长江中遇险的顾虑，曹丕此番没选择在秋季盛水期入长江，而是选择了十月的冬季枯水期。但天寒结冰，魏军战舰都被冻结在运河中而无法驶人长江，“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魏军只能从陆路行至江边，“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 [3]却没有舟舰可用。曹丕感叹“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无奈再次班师而还。[4]
224、225年曹魏所用战舰，应比此前曹休的二十人轻舟要大，才因枯水和结冰造成战舰被困。[5]但这些船只在涡河中修建，又要经运河入长江，其形体亦不可能太大，应属于中型舰规模。这显示出北方试图用水军控制长江的尴尬：由于不适应长江风浪，北方军队只能选择在冬季的枯水期发动南征，希望乘江面较窄时渡江。但枯水期对北方舰队的行进也造成了极大困扰。这个悖论在后来的北周、隋对陈战事中亦有体现。反观南方孙吴的水军，则能较自如地利用各种型号的舰船。在曹操对濡须口发起进攻时，孙权军队曾用一艘大型“五楼船”固守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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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徐宣传》，第646页。
[2]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鲍勋传》：“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第385-386页）另参见《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徐盛传》，裴注引《魏氏春秋》。
[3] 以上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85页。
[4] 《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裴注引《吴录》，第1132页。
[5] 当时曹魏后方的谯郡人也不得在涡河中拦水捕鱼，以便为淮河和运河中的舰队提供必要的水源。见《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文德郭皇后》，第166页。
曹公出濡须，（董）袭从权赴之，使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袭出。袭怒曰：“受将军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莫敢干。其夜船败，袭死。[1]
这种船应是有五层高楼的大型战舰，对曹军的轻船、油船具有体积优势，周围系有“走舸”即轻舟以配合作战，巨舰则起着水上基地“母船”的作用。当然，《三国志》对水战细节记载太少，当时的水军装备和作战方式已难详究了。
魏晋与东吴的长江攻防战略
225年曹丕南征之后六十余年里，曹魏和西晋朝廷都长期搁置了渡江攻灭东吴的方案。而东吴缺少战马，也难以在淮河流域的平原上与北方军队对抗。所以南北双方进入了长期对峙和拉锯战时期。这一时期的战场，南北纵深稳定在长江以北，基本不出长江流域；东西则为东起历阳、濡须口，西到江夏（汉水入长江处）。
东关、濡须为巢湖入长江之口，夏口为汉江入长江之口，东吴防范北军渡江，最重要的就是防范巢湖和汉江内的北军舰队驶入长江，因此重点加强这两处的防御。魏明帝时，豫州刺史贾逵总结孙权进攻的特征：“每出兵为寇，辄西从江夏，东从庐江。”庐江郡即东关及濡须口所在。[2]孙权和孙晧都曾迁都武昌，目的便是加强江夏一带的防务。司马懿曾对魏明帝建言攻吴之策：“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3]亦是此意。值得注意的是，东线广陵、徐州附近有沟通江淮的古运河（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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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董袭传》，第1291页。
[2] 《三国志》卷十五《魏书•贾逵传》，第483页。
[3] 《晋书》卷一《宣帝纪》，第6页。
京杭大运河江淮段亦基本沿袭古运河），曹丕曾两度试图从此进入长江。但在此后数十年里，东吴和魏晋极少在这里发生战事。253年，诸葛恪率吴军进攻合肥，曹魏方面担心吴军会从东线运河北上，“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司马师则认为吴军集结于合肥，“不暇复为青徐患也” [1]。而诸葛恪攻合肥不成后，确实准备改从东线徐州北伐，但旋即死于政变。继之掌权的孙峻也曾试图“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但旋即发病而死，此方案终未实施。[2]
至于江夏以西，是孙吴荆州治所南郡及江陵城所在，但这里也较少与魏晋发生战事，多数时间是吴蜀政权的交界地区。只有在北方攻灭蜀汉之后，这里才成为防范北军自蜀地出三峡的前沿要冲。
吴军的机动和补给主要依靠水运，很少能翻越分水岭进入淮河流域。[3]但依靠长江中的水军优势，东吴在江北岸维持了濡须、皖城、浔阳、江陵等军事据点，并在据点周边屯田以维持驻军。为了防御北方军队南下，东吴往往在江北岸的支流中修筑堤堰，壅塞水流，使其上游泛滥，水域面积扩大，以阻碍北方军队的陆地行军。同时，这些支流水位上升，也扩大了吴军战舰的活动范围，如孙权曾堰塞与建邺隔江相对的涂水。但堰坝也限制了吴军舰船在长江与支流之间的机动，所以吴军往往伴随着战争进程和战术意图变化而修筑或拆毁堰坝。孙权为防范曹操，曾在巢湖入长江的东关口修筑东兴堤，后来孙权进攻合肥，又拆毁了此堤以便水军开进巢湖。吴主孙亮时(252年)，权臣诸葛恪又重修东关堤，并挫败了魏军破坏此堤的攻势。[4]
另外，吴军从未放弃过对魏晋南界的攻势，特别是在东线（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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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6页。
[2]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孙峻传》，第1138页，《吴书•诸葛恪传》，第1447页。
[3] 只有在257年，诸葛诞据寿春起兵反抗司马氏，同时向东吴求援，一支吴军遂从陆路北上进入寿春。司马昭对此的判断是“（吴）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这支吴军果然随着寿舂陷落而成为俘虏。见《晋书》卷二《文帝纪》，第34页。这也说明寿春向南没有水道可以沟通长江。
[4]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第1435页。
州），吴军一直希望将北方势力排挤出长江流域，解除北方对建邺的威胁。从孙权到后主孙晧，吴军对北方占据的合肥城发起过多次进攻，但始终未能得手。吴宝鼎三年(268年)秋，孙晧亲征至东关，前锋丁奉试图攻击合肥； 271年，孙晧再次试图从陆路攻击合肥方向；到277年，吴军还在发起对西晋江夏、汝南两郡的袭掠，试图从大别山区进入淮河上游。[1]但这时西晋已经灭蜀，对东吴形成压倒性军事优势，所以吴军这些攻势都难以获得实际成果。
北方的魏、晋政权主要依托城池巩固对吴战线。寿春和襄阳是魏、晋政权在东西两线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分别控制淮河和汉江干流，是扬州和荆州兵力主要集结地。这两个城市的前沿，是合肥、庐江（今六安）、江夏等前线城池，[2]北方凭借其抵抗吴军的水陆攻势，并伺机对东吴的江北地区进行袭扰破坏。如魏征东将军、扬州都督满宠抵御了孙权对合肥的多次进攻，并于魏青龙二年(234年)八月收获季节对内江北屯田进行焚烧破坏[3]，西晋扬州军也破坏了皖城一带的吴军粮储。[4]
如前所述，在魏、晋与东吴对峙的六十年中，北方军队极少渡过长江发起攻击或偷袭。在曹魏建立之初，尚有曹体、曹仁以轻舟发起渡江袭击，但何以再无后继？可能在220年代初双方对峙战局刚刚确立，东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江防体系，所以魏军尚可进行小规模偷袭，此后则难有机会。但曹魏一直试图突破东吴江防。魏明帝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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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孙晧传》，第1172页。
[2] 东吴江夏郡在长江南。此江夏为魏荆州刺史王基在江北昕筑之上昶城。见《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基传》，第752页。
[3] 《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满宠传》：“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吏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诏美之，因以所获尽为将士赏。”（第725页）
[4] 《晋书》卷三《武帝纪》：“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斩首五千级，焚谷米百八十万斛。”（第69页）《晋书》卷四十二《王浑传》：“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吴人大佃皖城，图为边害。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第1202页）
(227-232年)初年，司马懿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当时孙权尚都武昌，司马懿向魏明帝的建议是，以陆军攻击皖城方向，吸引吴军主力东下，然后“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 [1]。此计划获得魏明帝批准，荆州魏军遂在汉江中建造大型舰只，准备出夏口渡江。但结局和曹丕225年伐吴如出一辙？——魏军不敢在夏季盛水期入江作战，而是准备在冬季进军，结果又因汉江水浅、大船无法行动而告流产。[2]到正始年间(240-248年)，魏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王昶“习水军于二州”，为西线渡江做准备。[3]252年，孙权病死，魏朝廷曾向沿边将帅征求伐吴之计，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都督荆、豫诸军事）、征东将军胡遵（都督青徐）、镇南将军毌丘俭（豫州刺史、都督）三人各自提出了方案：最激进的主张就是“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此策显然是出自王昶；其他两种分别是“四道并进”（可能是荆、豫、扬、徐四州），制造强大军事压力，促成孙吴内部“崩坏”；最保守的则是在边境屯田，“积谷观衅，相时而动” [4]。但此时司马氏刚刚通过高平陵之变掌握魏朝政局，尚未完全清洗掉反对势力，所以不可能发起大规模南征。
